1999年1月22日 · 第11版

韦轩

科幻小说已成为世界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幻小说大作家道格拉斯·亚当斯的新科幻小说，版税高达五百万美元以上，可见它在美国受欢迎的程度。而在日、法、德、俄（前苏联）等国，科幻小说已成为畅销书。

第一位为科幻小说创作和发展作出贡献的作家是法国的雨果·京斯贝克，他首先提出“科幻小说”的名称，首先创办《惊险故事》杂志，是世界上第一份专门刊登科幻小说的文学刊物。迄今，世界科幻小说的最高奖项仍为“雨果奖”（不是另一位法国名作家雨果）。从此，科幻小说以现代科技发展为基础又带着幻想和浪漫而进入文学小说的领域，为世界文学史首开纪录。

众所周知，神话是人类童年时代想象的故事，与现实有着相当的距离，但科幻小说不管如何荒诞离奇，但若干年后却可能成为现实，它带有报春第一枝的预见性。中国读者熟悉的女作家韩素音说：“科学幻想小说常常走在现实的前面……”“从某种意义而言……是信息革命的先锋！”

从世界科幻小说发展史看来，在十九世纪资本主义上升期，科技发展、产业革命创造新世界，科幻小说的基调是乐观、向上的，因此《世纪》、《世界》、《大西洋月刊》等杂志和《星期六晚报》等，它们发表的科幻小说也显示着科技奇迹和新成果。到了十九世纪末，资本主义遭遇危机，失业、劳资矛盾、帝国主义形成、掠夺剥削殖民地……引起小说家对科幻成果被资本垄断控制的疑虑。1895年，英国科幻小说作家乔治·威尔斯以政治的敏感发表了第一部科幻传奇小说《时间机器》，对科技发展带来的后果提出疑问。二十世纪初最著名的科幻小说家，首推美国埃特加·锐斯·布鲁斯，他的《人猿泰山》系列小说脍炙人口，还被搬上银幕，然而他的科幻小说却是避世的，把读者带到蛮荒异域或原始森林，或外星空或地心中去。

从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约翰·坎贝尔主编《超级科幻惊险故事》杂志，他要求科幻小说情节生动，人物性格突出，并鼓励作者从哲学、心理学和社会政治学等高度来编写科幻小说，使科幻小说进入到严肃文学的行列。

五十至六十年代，科幻小说更具有工业社会的现实性，一批被称为“新浪漫”派的作家认为工业化是新战争的温床，对人类的未来也持悲观态度。把战争归咎于工业化是不科学的，但高度科学化、工业化可以增加战争的破坏力。

科幻小说的诞生，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也有过它的黄金时代和曲折的历程。日本的科幻小说相当繁荣兴旺，1983年8月，曾举行第二十六届科幻大会，还举办“中国科幻小说研究会”，他们对科幻小说的现状和前途都很乐观。他们认为：“出过《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这样巨著的伟大国家，定能出现震撼世界的科幻小说！”然而，这有待于我国作家的努力。

我国的科幻文艺还是寂寞的“灰姑娘”，我国的科幻文艺刊物只有一本《科学文艺》。女作家韩素音对这位不为时赏的“灰姑娘”异常关心。1977年她就向邓小平同志建议，中国应当提倡科幻小说，“这是一个关系到未来，关系到出人才的问题。”1986年她还一再对我国领导人推介，认为它“对小孩子的影响很大，能够培养他们对科学的兴趣”。她还提出：“中国科幻小说，要走自己的创作道路。”“它也是创作、想象精神的解放。”

科幻小说的题材是广阔的，手法是多样的，随着电影电视等科技的飞跃发展，将使科幻小说装上新翅膀而展翅飞翔。

敏泽

几年前钱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虽然早就说过“有钱医病，无方医老”的话，而当他以耄耋之寿溘然与世长辞后，仍然不能不使人感到震惊和沉痛。他走得那样决绝，一反世俗之见，连一点骨灰都不肯留，但在道德和文章两方面，却给今人和后人留下了一座将永不磨灭的丰碑。

从“文章”方面说，且不说他在诗词、散文、小说等方面独至、卓异的成就所带给他的特殊的荣誉，他在学术造诣上更是学贯中西，博大精深，汪洋浩瀚，戛戛独造，世罕其匹，实至名归地成为一代宗师。先生对祖国和她的几千年光辉的文明创造，有着深挚的热爱，他曾引柳永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以抒发他眷恋祖国的赤诚；对笔者他也曾不止一次地讲过：他读了一辈子中西之书，但读来读去终究还是觉得中国的典籍更耐人寻味。西方之著作自有其长，但一经挤掉大量水分，所剩往往无几，而我国典籍中之三言五语，虽看似简略，寻绎起来却其味无穷。但他和任何“国粹主义”者对传统笼统地回护，以至见肿谓肥、尊玞如璧的态度却绝然相反，对传统典籍中消极、虚伪、落后的部分，先生在其著作中以犀利的文笔，曾有数量众多的揭示和批判，难以列举。这里只简单地谈几个例子：《诗经》由于历来被尊为经，它向来就被尊为最高的典范。如韩愈的《荐士》中认为经过圣人孔子之手的《诗经》，在语言方面也是“雅理”的，钱先生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清词丽句，无愧风雅之宗，而其芜词累句，又不啻恶诗之祖”，前人中对这一问题有非议的人是有的，但批评得这样尖刻，却是前所未见的。再如《诗经》自汉儒而后，向来被尊为“温柔敦厚”的标本，但钱先生却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指出：《诗经》中“骂人”、“骂夫”、“骂父”、“骂国”、“骂皇后”、“骂天”，以及“诅及自己之祖宗”之语都有，只是由于“儒生尊《经》而懦，掩耳不闻”罢了。在《谈艺录》，特别是体大思精的《管锥编》中，先生呕心沥血，含英咀华，以文艺与美学问题为核心，旁及文、史、哲、经，以及儒、释、道中的许许多多问题，对之作了才华横溢、富于辨伪精神的考释和探幽入微的论述，不仅冶中西古今于一炉，且发前人之未发，旁征博引，连类无穷；妙喻连珠，精见迭出，不仅为科学地整理和阐释传统，并使之现代化和走向世界方面，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而且也为自己的祖国争得了荣誉。

再说“道德”方面，先生属狷介型学者，几十年如一日淡泊名利，严于操守，堂堂正正。在他的著作中，不仅对历史上各种口谈道德而心存富贵、仁义其旗强盗其实、牛首其门而狗肉其内的秽德、秽行作过数不清的辛辣的揭发和批判，而且对历史上各种有害的文风和学风，如学而为“致富贵之资”，必然会曲学阿世，走旁门歪道；文人而不甘寂寞、不守本分而有“出位之思”，必然会“依傍门户”，以至“不耻谄佞”、“进退失据”；对历史上总有一些人要依傍名人，“嘘气成云”地进行吹捧，所谓“凡文章巨子如李、杜、韩、柳、苏、陆、汤显祖、曹雪芹等，各有大小‘佞臣’百十辈，吹嘘上天，绝倒于地，尊玞如璧，见肿为肥”等等，他都进行了无情地嘲弄，不仅写在书上（见《管锥编》第一卷），而且在我与先生交谈时，也不时提示此意，并引而申之说：这些“佞臣”常常吹其粗而遗其精，愈吹愈俗愈腐，离实愈远。可见先生在精神上对这类秽德、秽行的蔑视。先生不仅是这样倡导的，也是这么做的，是真正的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以我所知的先生对名缰利索之淡漠的几件事为例说：某国元首访华邀请他参与国宴，他不去；美国多次高薪邀请他去讲学，被他婉拒；丹麦等多个国家的电视台愿出巨资为先生拍起居生活的电视片，并且反复恳求，可谓名利双收之事，被他挡掉；不止一家报刊通过我想采访先生，被他坚拒；对有人搞他的研究，他也对我一再表示他的不满，认为这是将他搞成“俗学”。由于他在国内外学术界的重大影响，许多领导都曾劝说他挂个副院长的名义，他也力辞不就，最后还是由于他和乔木同志的特殊关系，在乔木同志的恳请下，才不得不勉强接受的。可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谈及此事时，不仅毫无欣幸之情，反而一腔无奈，令人哭笑不得地说：这是“八十老妪坐花轿！”先生于名利之淡漠，等闲视之，甚至是粪土视之，从中表现出的作为学者的精神之高洁，实在令人敬仰不已，与其文章一道而生“高山仰止”之感。在某些人追求金钱名位成为时尚的今天，先生的风范更是值得珍视的。

先生视名利如粪土，却别有精神企求在，即“沉潜乎学问”，醉心于其中，在对学术永无止境的追求中，他骋心畅怀，得到了精神上最高、最大之享受。笔者有幸聆听先生谈学，得意之时，神采飞扬，精神焕发，可谓其乐无穷！

“文革”之后，作为浅学薄识的后学，我有幸结识先生，一再聆听到先生的教言，道德文章，一并受到教益和沾溉，没齿难忘。以为学而言，我不仅从先生仿佛无尽宝藏的著作和言谈中受到了数不清的学术上的启迪，极大地开拓了视野，增长了知识；更重要的是，在为学的方法论上受到了难忘的教益，这既是从先生的著作中得到的，也是从先生的指点中得到的。先生生前，曾两次给我说过这样的话：“我平生为学得益最多者，为老子及黑格尔之辩证法”，这使我不禁豁然开朗。读先生的著作，深深感到先生在对“一”与“不一”、“相反相成”、“有无相生”、“正”、“反”、“合”与“否定之否定”等等的分析中，是那样的生动深刻、机智隽永，鞭辟入里，几至于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实在令人宾服、钦羡不已。1983年，在为钱先生的同窗好友郑朝宗先生与其高足们合著的《〈管锥编〉研究》所写的序言中，我曾说过：“先生对于任何问题的观察和分析，总是纵览古今而又洞察秋毫，通贯万象而又以一贯之，着眼于一体而又分见两边，察一于万而又寓一于万，他具有精微的辨析能力和深刻的辩证精神，反对任何形而上学的表现，一再用大量的生动的事实指出真理和谬误、祸与福、美与丑并非绝对对立，非此即彼的，即使唯心主义谬论中也有真知灼见，微言妙语，甚至眢论也可以成为好词……”这段话，是我从先生著作中那样娴熟地运用辩证法的深刻感触中概括出来的，刊出后曾受到过很多学人的首肯和赞同，以为此言中的。但当时也是只知其果不解其因的。后来听了先生的言谈，才恍然大悟：原来先生于此道曾经深入地下过功夫，无怪乎国内外都有人因此称先生为哲学家的，不为无理。先生于老子、黑格尔之辩证法，心领神悟，真正是得其精髓，而弃其消极部分的。例如对于道家的“无为”，先生就曾深切地指出它的“迂阔”、不切世用，以至成为“无不为”。因而使他的批判不仅富于辩证精神，更富于科学精神和辨伪精神。作为浅识后学，我辈在为学上是难以企及先生于万一的。但自读钱氏著作后，大大深化了我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素养，在分析问题时，我是更加自觉地时时以先生的辩证精神为榜样的，力反形而上学，力求分析问题周密考虑而不失偏枯。如果说“文革”后我在治学方面多少有所长进，除得益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之外，又直接得益于先生。

不仅在为学方面作为后学的我从先生那里得到了许多教益，难以忘怀；在“道德”方面亦复如此。不仅先生平日的行止，是这方面足资效法的楷模和表率；而且，他还亲自在这方面给过我难忘的开导。八十年代中期前，在对待我的职称评定中发生了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此事我不曾也根本不可能去烦扰先生，但先生不知从哪里还是很快得知了此事，立即写一长信给我，痛斥、劝谕之外，提示了前人的两句话：“某甲虽不识一字，但要堂堂正正做个人”，要我注意。所谓“堂堂正正做个人”者，就是要安于本分，埋首学问，不为职称去进行“依傍门户”，以至谄佞求进等等。钱先生当然知道我根本不是这样品格的人，不会也不可能动这样的念头，但先生还是要提醒我注意，对此我不仅不曾心存任何芥蒂，而且仍是感激莫名的，为人为学都只能是堂堂正正，不可以曲学阿世的！先生的提示，永远是我的为人处世的指南！

先生去矣，无策挽留，但他在道德文章方面留给世人的丰碑，却是永存的。对世人是如此，对受到过先生很多教益的后学的我，更是如此，正因为如此，对先生仙逝之后的哀痛，以及对他终殁之后的思念，都格外感受深刻，以至是刻骨铭心的。

富强

当前文艺理论界面临诸多难题：古代文论如何走向当代，面向世界；怎样看待西方现代后现代理论，并能为我所用；如何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它有什么样的地位与作用，等等。小而言之，这是学科建设问题；大而言之，是文化建设问题，因为这类矛盾普遍见于所有文化领域。所以，这些问题至关重要，亟待解决。董学文教授主编的《文艺学当代形态论》，对此作了富有启发性的尝试。

该书从中国的现实出发，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选取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其他———作为解决问题的核心，应当说抓住了走向“当代形态”的要旨。五四以来，白话对文言的取代，现代思潮的涌入与流行，使古代文论与当代中国人拉开了很大距离，它已无力成为“当代形态”的核心。西方现当代文论更不堪此任，一方面，其社会基础迥异于中国，另一方面，其自身有明显的不足。因此，古代文论、现当代西方文论都主要是被改造的对象，而改造的标尺、指向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原因之一，马克思主义本身非常深刻、全面；其二，它扎根中国近百年，在当今中国最具现实性；其三，它不是封闭的理论体系，具有包容性。该书对“当代形态”的核心的恰当把握，使具体问题的提出与解决具有了很强的现实性与启发性。它有助于纠正“泥古”、“崇洋”及盲目“追新”的偏差，引导人们做些脚踏实地的理论工作。

在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形态”产生的逻辑与历史必然性之后，该书进入具体问题分析。对文艺本体论的透视，对能动反映与主体建构的说明，对价值生成与价值取向的反思，以及对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社会主义文艺的研究，使“当代形态”问题得以全面展开。既有对各种理论的剖析与评价，又有对文学现象的归纳。视野是开阔的，立论是谨慎的，探索是大胆的。“合乎真理的探讨就是扩展了的真理”，同样，合乎马克思主义的探讨也是扩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该书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避免了教条主义错误，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见解。比如，它把文艺学的逻辑起点确立为“生产”，它包括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两者在对立统一中前进，“组织起一个符合历史规律、符合时代需要的动态、有机、有延伸能力的文艺学理论体系”。又如，对“意识形态转型”理论的关注，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对“文学价值永恒性”、“人性”等概念及其关系，该书所作的社会历史的解释也具有科学性和启发性。

在“众声喧哗”的当前文论界，《文艺学当代形态论》具有独特的价值。它不是为理论而理论，不是理论游戏；它是为了切实解决文论的困境，从而指导文艺、影响现实而著作的，其现实性、科学性与启发性或许会为文论发展指出正确的方向，意义不容低估。当然，该书也有不足，如个别章节理论深度的不平衡性，这在理论探索中在所难免，诚如编者所言：“任何理论都是被特定的条件限制着的，该书所追求的只是企望这种局限能小些。”

文艺信息

●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报告文学系列汇集新时期以来优秀报告文学的《中国新时期优秀报告文学大系》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十卷本五百万字的《中国新时期优秀报告文学大系》的作品题材范围广泛，内容涉及“文革”历史、中国农村改革、军事现代化、当代商战、反腐败、知识分子命运与教育及一系列历史焦点问题，完整记录了新时期以来国民生活变迁及重大社会改革和民众心态的变化，是新时期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一些曾经产生过广泛社会反响或引起过较大争议的作品如《哥德巴赫猜想》、《命运》、《美丽与悲怆》、《小木屋》、《强国梦》、《黑脸》、《神圣忧思录》、《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及一些知名报告文学作家的作品均收入其中，全面反映了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创作面貌。（李阳）

●三卷本长篇小说《太平天国》问世张笑天的三卷本长篇历史小说《太平天国》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小说生动再现了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参加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情景最为壮烈、教训也最为深刻惨痛的农民战争，详细展示了那场震惊中外波澜壮阔的起义由盛至衰的全过程，并探索了其失败的深层次原因。对太平天国中后期自相残杀、腐败等劣根性作了深刻揭示，对“天京之变”进行了浓墨重彩的刻画，描写农民领袖内讧的场面震撼人心。小说具有凝重的历史感、深厚的文化感、很强的情节性与可读性。（张文）

●《高老庄》研讨会在京召开贾平凹长篇小说《高老庄》研讨会由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小说选刊》杂志社、陕西省作家协会、太白文艺出版社联合召开。与会者认为，《高老庄》是贴近现实的一部小说。小说从农村的日常生活入手，写了农耕文化对工业文明接纳的艰难，工业化对改造自然经济的积极作用及其负面影响，写了两种观念持有者的尖锐对抗和冲突，以及这种种冲突在传统农民心灵深处引发的微妙变化。和作者以往的农村题材小说相比，这部小说里的农村现实是“城市人”眼中的，是现代意识和视觉的冷静观照，作品的思想性有了可与探究的厚重意蕴，艺术上作者仍坚持着中国传统小说的语言方式，其独特的叙述节奏和人物描绘成为作品中富有意味的张力场。（薇薇）

●《日光流年》研讨会召开作家阎连科的长篇小说《日光流年》近日在文学界引起极大关注。长篇小说《日光流年》以虚构的中国农村环境为写作背景，以将苦难极端化为营造冲突的主要手段，直接承载起民族精神生存困境的强烈表述，从而在文坛上凸显出优秀之作澎湃的血性和卓尔不群的民族史诗般的叙事风格。在研讨会上，在京的著名作家、评论家聚集一堂，畅谈了自己阅读《日光流年》后的感受，对这部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研讨会是由花城出版社、中国作协创研部、小说选刊杂志社、花城杂志社共同主办的。（田湖）

●华文出版社《东方赤子·大家丛书》又有新面孔新年来临之际，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策划的《东方赤子·大家丛书》又出现十个新面孔。这些新人物是：郭沫若、费孝通、丁玲、叶君健、周汝昌、于光远、柯灵、臧克家、施蛰存、巴金。加上已出版的季羡林、启功、冰心、萧乾等，已有十七个人物入选这套丛书。这是一套以展示当代知识分子大家风范，介绍他们卓越的学术成就为主题的大型系列丛书，由中共中央统战部所属的华文出版社出版。入选人物每人一卷，大约三十万字，内容包括自述自传和学术研究、文学创作的代表作以及随笔短论等。（李庆）

长城

《第十二夜》

作者

铁凝

1999年第一期

7月的下午，我从B城出发到马家峪去。在马家峪买农民的院落作画室已成为同行们的时尚，靠了老秦的鼓动，我也来到了马家峪。

我买下了马老末的院子，不过院里还住着七十好几的老太太大姑，气息奄奄的大姑已没有多少时日，她一死，我立刻就能搬进去。马家峪的第二夜我见到了大姑，垂死的她突然又恢复了元气，大姑从炕上挪到了门口，大姑开始在屋门口纳鞋底子，青花椒的香气从后坡上飘来，大姑青春时节秋千架上的笑声、叫声也如香气自暗夜中袭来。年青的大姑和教堂修管风琴的师傅有了恋情，大姑为那修琴的人守了一辈子忠贞。

我想亲口告诉大姑：这院子我不买了，我愿意你硬硬朗朗地活着，花椒树真好，山杏也真好！大姑刹那间失去了神光，大姑无声无息地死在第十二夜的失望里。

女性的叙述使情节犹显异样和凄清，结尾时老秦小女儿小铭的问话使这种情绪冰冷得锵然有声：“女士，你见过管风琴吗？”（吴丹青）

十月

《永远有多远》

作者铁凝

1999年第一期

这是北京一条不起眼儿的胡同，这是这条胡同里成长起来的北京女孩儿白大省。白大省一连串以失败而告终的恋爱故事，在作者的娓娓讲述中，徐徐展现于我们面前。白大省花费了自己前半生的美好时光，几乎是在不自觉的状态下实践着自己的“仁义”，换来的却是心灵的累累伤痕，而她仍近乎执著地重复着自己的教训，继续着堂·吉诃德式的努力。当她终于醒悟，决心改变自己时，才发现她不仅无法与环境和命运抗争，连自我也变成了强大的敌人。最后她只好放弃抵抗，依然故我地去品尝失败。

在令人爱恨交加的白大省身上，作者倾注了强烈的情感，从而使这篇小说情思饱满、一唱三叹。在茫茫岁月长河中，我们的得与失，又有几人能说得清呢？（杨博）

上海文学

《拱猪》

作者苏童

1999年第一期

我保持沉默。那天早晨我看见了和美丽的冯小桃走在一起的人。

我们天天在学校的农场里劳动，给二十亩香草地施肥、锄草。面红耳赤、手足无措的赵丰收对冯小桃的反应使大家都惊异莫名。狼狈的东张西望的赵丰收似乎很乐意“作”那个早晨和冯小桃走在一起的人。也许就像别人传说的那样，赵丰收看上冯小桃了。冯小桃风风火火地冲进男生宿舍，把一把梳子扔进屋，尖叫了一声“你是一头猪！”从此在玩“拱猪”的扑克游戏时，赵丰收的名字就与“赖皮猪”联系在了一起。

赵丰收越来越反常了，他一反常态的敏锐让人吃惊，他在水中像一条疯狂的鱼，一上一下地跳着，水花溅到了很远的地方。我以前不懂什么叫堕入情网，但是那天在大坝上懂了。从今以后，只要一玩起“拱猪”这种牌戏，赵丰收那沉醉的光芒就会闪烁在眼前。

平静的叙述背后是巨大的热情，关于真情的故事这样被精确描绘。全篇的阅读中人们不禁一再追问：那天早上和冯小桃走在一起的人到底是谁呢？（史莉）

大家

《变数》

作者张欣

1999年第一期

鲁浩明的家住在杨箕村已有三代人。随着工业社区的不断发展，广州市东的杨箕村变成了地地道道的都市乡村。蟹脚巷里的鲁家正经历着整个家族史中最为深刻的“变数”时期。

天性温厚的鲁浩明辞去了安稳的工作，在音像公司、雪莲花餐馆之间奔忙起了自己的“生意”。公司蚀本、餐馆又出了人命官司，自己可爱质朴的女友秀秀又莫名其妙地被抛入了“演艺圈”中。在闺中待字多年的姐姐终于嫁了一个和母亲差不多年纪的香港人，雪莲花餐馆里出手保护鲁浩明的阿婷却住进了监狱。

鲁浩明觉得在杨箕村蟹脚巷住得太久了，当多年以后在大型超市里再遇到秀秀的时候，蟹脚巷已经夷为了平地。载重卡车和不可一世的吊车停在那里，深深的地基上不知要建什么万丈高楼。

（吴小农）

金台文论

从“片断”到“整体”

仝小改

对“过程”、“片断”、“感觉”和“瞬间”的描绘在艺术中又被重新提起。流畅地叙述一个故事，完整地描摹一段物象，晓白地道出一种内蕴，似乎成了许多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笨伯”之举。叙述、结构、逻辑……都在“艺术是一种实验”的口号下进行着令人目不暇接的变形和改造，艺术板起了面孔，读者被拒之千里，面对社会和心灵发言的艺术一步步疏远着社会的现实和鲜活的心灵，面对这样的作品，人们不禁要问：艺术怎么了？

客观而言，我们的确从某些作品的精彩“片断”和凌厉的“感觉”中看到了吉光片羽般的碎银光亮，但我们的赞叹和惋惜也每每都停留在这些破碎的闪光之上，我们对这些作品进一步的探究和期盼往往在含混和“神秘”的复杂氛围中归于虚妄，眩目的光彩闪烁之后，常常是意义整体的模糊和作品整体坚强构架的丧失。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告诉我们：“任何社会的生产关系都组成一个整体。”“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学说正是以其无懈可击的统一性和整体性成为指导实践、认识现象及其规律的武器。只要这种整体性的一个环节被失去或仅仅被忽略，就会重新出现僵化状态和片面性，只要对各要素之间的比例考虑不周，唯物辩证法的基础就会从脚下重新消失。在现实社会的发展还未能完整统一地在物质和精神层面达到相当高度时，表面上的破碎和不完整是可以理解的现实状况。而这个时候，无论哲学还是艺术，无论哲学家还是艺术家，都应当在思维掌握现实时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要细分明辨各个环节和片断之间的关系乃至它们与整体之间的深刻关系。作为真正的哲学家和艺术家，不应该停留在局限的、直接反映的表象之上，而应该深入发掘，去发现支离破碎的表象之下深层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事件的隐因和事物发展的必然方向。这就要求作家不要简单地顺应、沉醉、迷失于某些生活的“片断”、“表象”和“零星”的“感觉”之中，要求作家在头脑中进行“生活———抽象———还原生活”的“双重劳动”，从而在作品中展现出生活的本质联系和整体的方向。

对照西方文学和现实间的关系走向，或许对我们有所启示。尼采针对艺术对现实的简单顺应和“碎片”式“描摹”，曾这样描述道：在（这些）文学的特征上，生命不再存在于整体之中，每个字都是自主的，它跃出了句子，而句子又侵犯别的句子，于是模糊了整页字的意义；整页字又牺牲了全篇而赢得了生命。全篇也就不成其为整体了。看一看关于每一种颓废风格的比喻：每一个原子都处于无政府状态，意志土崩瓦解了……到处是瘫痪、困倦、僵化或者敌意、混乱……整体根本不复存在了；它是一个经过计算拼凑起来的人工制造品。

尼采对于当时某些艺术的绝妙写照该对我们今天的“创造者”们有些警省，比起“破碎”我们无法比他们更“破碎”，比起“片断”无法更“片断”，比起“破坏”无法更“破坏”，我们应该从人类文明史的进程中汲取一些有益的教训和经验，人不应该两次踏进同一条“泥流”。

在西方驳杂重浊的现实河流之下，我们仍然看到了那纯粹、清澈的“整体性”的耀眼光芒：巴尔扎克、罗曼·罗兰、托尔斯泰、高尔基、罗丹、德加……真正的艺术家永远以自己的艺术思维和良知在对抗、升华着现实的“片断”和“分裂”倾向。每一位古典大师面对的都似乎是一个无法收拾的“破碎”景象，但在每一位古典大师的作品中我们又分明看到了那整合而光辉的“整体”形象。从艺术史起伏转折、分分合合的既往历程看来，我们有理由对任何一个时代的现实和艺术充满乐观和自信。

“片断”和“碎片”的存在以其指向“整体”和“内核”而获得意义。它们以其特有的敏感侧面和光芒使我们感受到了这个时代特有的气息和风格，但我们也决不会幼稚到把帆头上旗旌的那一丝微动就错以为是真正的风景。那“侧影”和“片断”只有成为通向更广大世界和历史的户牖而存在时，才能成为未来宏大建构上的有机结构因素，任何自足蜷曲于“片断”狭小的“自我”中的艺术终究会因远离生活而失去生命的血色。

维吉尼亚·吴尔夫对她的同时代人的艺术进行了这样的描述：看起来，当代作家们干脆放弃写出杰作的希望倒是明智的。他们写的诗歌、剧本、传记、小说并不算书，只是一些练习本；时间老人，像一位老练的教师，将它们接在手里，指出其中的墨渍、涂抹和删改之处，然后把它们一撕两半儿，但并不往字纸篓里扔。他把它们保存下来，因为它们以后对别的学生还有用处。未来的杰作就是在现在这些练习本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

近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面对着全新的现实和绵延的历史，艺术长河的浪花仍不时带给我们新鲜的气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历史之河和艺术之川永远在给我们提供着鲜活的养分和启示。透过丰富生动而驳杂的现实图景，充盈、坚实、辉光而温暖的艺术大境在前方召唤着我们，古典的光焰从一个城阙必定将传递到另一个更为高远的城阙。

我们的艺术家将在这从“片断”到“整体”的征程中付出自己的汗水和辛劳，未来艺术大厦的砖瓦柱石间必将有每一位勇敢而辛劳者浑然整一的生命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