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月21日 · 第9版

思想纵横

张黎洲

武汉市委宣传部协办

“有所为，有所不为”作为一条科学的工作指导原则，它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正确地处理“有所为”与“有所不为”的关系，提高工作成效和领导水平。然而现在有一种说法：“有所为”不容易，“有所不为”更加难，好些问题解决不了，好些关系处理不好，“难就难在有所不为”。这种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分不清主次、弄不清重点、“胡子眉毛一把抓”的现象多的是。有些党政机关什么都要抓，什么都要管，成天忙于去管那些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有些领导干部事必躬亲，越俎代庖，开没完没了的会议，研究许多可管可不管的事。这些同志够辛苦劳累的了，可是他们很少去考虑如何界定“为”与“不为”、重点与非重点、职权内与职权外之类的问题，只想“大有作为”，不愿“无所作为”。其结果，往往是碌碌无为、事倍功半，说他们不懂得或不善于“有所不为”的工作艺术是毫不冤枉的。

“有所不为”何以难？这首先有个正确理解“有所为”与“有所不为”的关系问题。对此，孟子主张“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明朝的吕坤在《呻吟语·人品》中补充说：“有所不为，为必成。”他们的看法，很有点辩证法。用现在的话来解释，其意思是“为”与“不为”乃一对矛盾，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有所不为便能“为必成”，有所不为是大有所为的必要前提；反过来说，如果不分主次、轻重、缓急，什么事都“为”，势必“无为”又“无成”。的确，无论一个地区、单位、部门，工作总是千头万绪，而我们的时间和精力都很有限，只能统筹全局议大事，集中精力抓关键，积聚力量攻重点，才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有所为，有所不为”，“抓住重点，带动一般”，“突破难点，搞活全局”，这是我们历来提倡的工作方法。如果从改革深化和事业拓展的角度来看，以退为进，舍次保主，不干则已，干则必胜，这些都是带战略性、策略性的高超的领导艺术。有些承担领导责任的干部，一味强调“有所为”，不愿去谈“有所不为”，往往就因为他们不懂得上面这些道理，不善于从更高、更长远、更全面的要求来思考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富有成效。因此，要问“有所不为”何以难？难就难在一些同志缺少一点辩证思想，不大讲究领导艺术，以致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有失偏颇。

不过，也还有另一种情况。有些领导干部忌谈甚至根本反对在其职权范围内“有所不为”，并非出于认识问题，而是由于心态问题。我们的干部不论职位高低，党和人民都赋予了相应的职权，期望他们履好职，用好权，有所作为，大有作为。这里说的“作为”，指的是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是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多作贡献。可是有些同志却不是这样看。他们把“为”与“权”联系在一起，把“为与不为”看成“权大权小”、“有权无权”的问题。他们对权力抱着“非我莫属”的态度，假若把原来执掌的一部分权力交给别的机构、别的同志，就认为是“权力转移”了，“大权旁落”了，自己手中的权力就小了、少了，可能也意味着由职权而获得和享有的利益的减少、丧失。如此种种，囿于个人圈子，夹杂私心杂念，是一种不健康的“为官”心态。因此，要问“有所不为”何以难？在部分干部中难就难在不能正确地对待掌权用权问题，不能理性地处理“为与不为”问题，不能自觉地防止心态失衡问题。

当然，讨论“有所不为”的问题，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不是主张无所作为，而是为了大有作为。但是，大有作为是有条件的，“有所不为”就是其重要条件之一。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作为，才能大有作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知无力为而为之，那将会给工作带来损失。我们的干部倘能以辩证思想和健康心态，以及工作的正常需要来看待这个问题，那么，“有所不为”就再也不会是难乎其难的了。

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专论（12）

胡振民

内容提要：●邓小平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全部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指引我们胜利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

●在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二十年来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精神文化领域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

●在世纪之交、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时期，不断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丰富和完善二十年来积累的基本经验。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国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物质文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精神文明建设也取得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进步。

精神文明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以贯之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这是邓小平在成功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得出的重要结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大创造。邓小平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全部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指引我们胜利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

二十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在这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为了引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了全面、深入地拨乱反正，解决十年“文革”遗留的问题，为了克服各种错误思想的干扰，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了推动现代化建设，实现社会全面进步，邓小平明确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由此拉开了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的序幕。

进入八十年代，我国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领域全面展开，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这给精神文明建设注入了强大活力，同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形成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舆论力量、价值观念、文化条件和社会环境，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邓小平强调，搞现代化一定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甚至整个社会还会变质。强调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特别要教育好青年、教育好后代。强调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对社会上的消极现象，主要通过教育和法律两个手段逐步克服并最终消除，不搞任何运动和“大批判”。强调必须大力加强党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关键是加强党风建设和领导干部以身作则。邓小平的这些论述深刻回答了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为什么要建设精神文明”和“怎样建设精神文明”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为加强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

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我们党进一步明确了建设精神文明既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也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重要保证。党的十二大鲜明地提出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专门就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作出决议，把精神文明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党的十三大把富强、民主、文明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写进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内国际发生政治风波，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经受了一场严峻考验。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要求全党冷静地总结过去，思考未来。他鲜明地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没有错，党的基本路线没有错，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削弱了。他告诫全党必须认真解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问题。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再次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两个文明建设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深刻指出，必须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物质力量是基础，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用邓小平理论教育干部和群众，是精神文明建设最重要的任务；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着眼点，一定要放在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为群众所欢迎的事情上；精神文明要重在建设，重在加强管理。

从十四大到十五大，我们党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从多方面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其中最重要的，一是十四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对跨世纪的精神文明建设作出全面部署；二是十五大把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写进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充分体现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两手抓、两手硬的坚强决心，大大增强了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坚持两手抓的自觉性，大大推动了两个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

精神文明建设取得的历史性进步

在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经过二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精神文化领域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为改革、发展、稳定提供了有力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以科学理论武装人的工作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邓小平理论已经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和各族人民的强大精神支柱。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首先是在全党确立邓小平理论指导地位的过程，是推动全党、全国人民自觉地运用邓小平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是在实践发展中不断丰富这一伟大理论的过程。邓小平理论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和全国人民的强大精神支柱，这是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的最大成果。

以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发端，中华民族的精神状态发生了历史性深刻变化。二十年来，随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拨乱反正，经过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洗礼和思想道德教育的不断加强，思想解放运动席卷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亿万人民敢想敢干敢闯，开拓进取、自主自立、平等竞争、讲求效率、重视科学和民主法制等现代意识大为增强。一大批体现优良传统、又具有时代特征的英雄模范人物，在民族精神的重新振起中发挥了巨大的示范作用。在1998年艰苦卓绝的抗洪抢险斗争中表现出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抗洪精神，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的大发扬，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大发扬。

形式多样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蓬勃发展，我国广大城乡的文明程度明显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秩序由乱到治，在尊重人的全面发展的新起点上，加快依法管理、优化管理的步伐，确立了一系列与新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相适应的新的道德规范和社会行为准则，逐步形成了既安定团结又生动活泼的社会局面。

二十年来，我国的人际关系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又注入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孕育起来的友善合作、公平竞争、信守承诺的崭新内涵。以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创建活动广泛开展，正在深刻影响和带动着社会风气的好转。

二十年来，城乡公民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不断塑造着自己。追求真善美、抵制假恶丑，履行公民权利义务，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道德，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爱岗敬业、热心公益、爱护公物、保护环境、崇尚知识、崇尚科学，已经成为当今的时尚。

二十年来，群众生活环境的改善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农村小城镇建设迅猛发展，展开了农村向城市化迈进的壮丽图景。城市现代化进程大大加快，人们生活环境不断净化、绿化、美化，社会服务不断完善。城乡的文明程度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

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文化艺术事业空前繁荣，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大大丰富。二十年来，党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等一系列文化工作的方针政策真正得到落实，文化园地迎来了复兴繁荣的春天，宣传文化事业进入全面发展的兴盛时期。健康向上、璀璨多姿的精神文化生活，为全面提高民族的文明素质提供了丰厚的文化营养。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日益深入人心，全党全社会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的良好局面正在形成。改革开放之初，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英明决策。现在，全党全国人民对精神文明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更加统一，各级领导干部坚持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的自觉性大大增强，广大人民群众投身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一个有利于精神文明建设的良好社会氛围正在形成。

进一步开创精神文明建设新局面

经过四十多年特别是近二十年的发展，我国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各项事业有了很大进步，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居于主导地位。然而总的来说，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还不够健全，科技文化教育水平还比较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影响。精神文明建设任重而道远。

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时期，精神文明建设既面临着极好机遇，也面临着严峻挑战。不断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丰富和完善二十年来积累的基本经验。这主要是：

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认真贯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越是集中力量发展经济，越是加快改革开放步伐，越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党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

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服务。任何时候都要自觉地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立足于从全局观察问题，开展工作，把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上来，把各方面的力量和智慧凝聚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上来。

始终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想问题，办事情，作决策，都必须符合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舆论宣传、思想工作、道德教育，都必须坚持把先进性要求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适应群众的接受能力。

始终坚持重在建设，正确处理思想文化领域的矛盾和问题。要着眼于团结、稳定、鼓劲，加强正面引导，不搞“大批判”，不搞无谓争论。无论处理什么问题，都不能干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能损害安定团结这个大局。

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使群众从发展精神文明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精心设计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载体，广泛吸引群众自觉参与。始终以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始终坚持常抓不懈，务求实效。要立足于把精神文明建设的各项任务落实到基层，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持之以恒，注重实效，决不能搞形式主义。

从现在起到下个世纪中叶，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实现新的腾飞，我们的祖国要基本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华民族要以更加昂扬向上、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古老的东方文明大国要焕发更加璀璨的光彩。回顾过去，二十年的光辉历程令人鼓舞；展望未来，社会主义祖国的美好前景催人奋进。我们要进一步开创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为全面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作出新贡献。

学习通信

黄其正

洪涝灾害历来是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近十几年来呈加重趋势。1998年全国共有二十九个省（市、区）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特别是我国长江流域和松花江、嫩江暴发了几十年一遇甚至上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涝灾害。值得关注的是，1998年长江洪峰期间，干流洪水流量平均比1954年小一至二万立方米，但洪水的洪量和主要江段的水位都超过1954年最高纪录。除了有上中游水土流失导致泥沙淤积、抬高河床的原因外，这与多年来沿江、沿湖大量围垸、围垦，严重影响行洪、蓄洪能力有很大关系。

五十年代初，长江中游可调蓄长江洪水的通江湖泊面积有一万二千七百三十六平方公里，其中洞庭湖部分四千三百五十平方公里，湖北境内湖泊八千三百八十六平方公里。目前，洞庭湖区只剩下二千六百九十一平方公里，湖北境内的通江湖泊大都因围垦与长江隔断，加上长江干流上围垦一百多万亩民垸，长期的“人水争地”使通江湖泊调蓄洪面积大大缩小，中上游干流行洪能力明显降低。

究其根源，这个问题是多年来沿江地区人增地减、忽视可持续发展造成的，尤其是过去强调“以粮为纲”，为发展粮食生产大量围湖、围垸造地。虽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也给今天留下了遗患。1998年的特大洪灾再一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事实上，人类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可以兴修水利、筑堤防洪，但不管怎样都得给水留下适当的蓄留空间和足够的下泻通道。否则，它就要漫堤、决堤，祸及人类。因此，1998年国务院在灾后重建中及时提出“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的方针，这是按照蓄泄兼施、以泄为主的原则化解“人水争地”矛盾的科学举措，是解决我国水患问题的一项治本之策。

当然，围湖、围垸发展粮食生产，挤占行洪通道，有人地矛盾尖锐的客观原因，而且“人水争地”的矛盾也不是一年、两年形成的。要彻底解决问题，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由此产生的种种认识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比如有的地方干堤外大垸子人口多、耕地面积大，如果把有碍行洪的垸子“平”掉，涉及的移民多，问题不好解决，从而对平垸有畏难情绪。有的地方政府从局部利益出发，对“平垸”和“退田”按自行理解执行，对绝大多数外江民垸采取“大水丢、小水收”的平垸办法。有的地方对将来“平（退）”后的土地利用没有规划，拟迁出的农民则准备继续耕种原来的耕地，考虑到耕牛、大农具等不可能长距离来回搬运，他们还打算在原址或湖边建一些简易住房，这势必影响当前“平（退）”的执行，以至影响将来“平（退）”成果的巩固。

目前，沿江沿湖的“人水争地”矛盾十分尖锐，不尽早采取坚决的措施化解矛盾，就可能会有更深刻的教训。因此，各级政府和沿江、沿湖的农民应该从全局和长远利益出发，充分认识到围湖、围垸导致问题的严重性，正确理解中央关于“平垸行洪，退田还湖”方针的精神，消除认识障碍，把思想统一到中央要求上来，统一到服从大局和科学决策上来，坚决将该平的垸子平掉行洪，把该退的田坚决退出还湖。我们不仅要看到“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的困难，更要认识到这一举措的重大意义。虽然从眼前看，平垸和退田可能会影响一些生产，但从长远看，农民逐步转移到小城镇从事二、三产业，可以促进农村产业结构升级，增强经济发展后劲。作为退出耕地的农户，应解放思想，打破封闭的社区居住观念，认识到从围垸、湖边迁出可以从根本上免遭洪水灾害，真正安居乐业。同时，也要积极转变土地利用的观念，退耕以后的土地可以因地制宜地发展高效避灾农业项目，从而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增加生产收入，于家于国都有利。总之，各级政府和沿江、沿湖的农民应积极把“平垸行洪，退田还湖”这项功在当代、利泽千秋的科学决策落到实处。

孙国强

再就业工作不能仅仅依靠再就业服务中心

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是在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向市场就业机制转变的一种有效的过渡办法。到去年上半年，贵阳市除十四个下岗职工较少的企业由其劳资、人事部门代管外，其余一百九十八个企业已全部建立再就业服务工作站。同时还在企业主管部门建立了十九个再就业服务分中心。

实践表明，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努力才能做好。如果以为建立了再就业服务组织就完事大吉，把再就业工作统统推给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去做，必然会出现一些具体的困难和问题：

第一，社会虽有为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服务的意愿和能力，却有劲使不上，难以形成全社会帮助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的网络和体系，造成社会与企业之间的脱节，制约了再就业服务组织作用的发挥和再就业工程的推进。

第二，单纯依靠企业再就业服务组织，使企业遇到许多困难：一是有的企业经营管理者碍于情面，怕得罪人，在制定职工下岗计划并组织下岗职工进入中心的问题上畏难情绪很大；二是所需资金很难落实，难以确保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发放和资金来源“三三制”原则的实现；三是不能及时了解和掌握社会就业岗位的数量和种类，供给与需求的信息不太通畅，因而难以及时有效地组织下岗职工有针对性地进行上岗培训；四是难以使下岗职工稳进快出，极大地限制了再就业服务组织吸纳下岗职工的容量和组织下岗职工再就业的能力。

第三，下岗职工对进入再就业服务组织存在后顾之忧：一是担心进去之后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二是担心成为下岗职工面子不好看，名声不好听；三是担心进入再就业服务组织就业反而更难；四是担心进入再就业服务组织后三次推荐上岗还不能就业，国家就不再负责而使自己断了后路；五是担心在再就业服务组织最多只能呆上三年，三年之后成为失业人员会面临更大的困难。

由此可见，解决再就业问题，一方面要在企业普遍建立起再就业服务组织，并充分发挥其作用；另一方面，各地还要结合实际，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努力，走出一条有地方特色的再就业之路。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贵阳市一些企业和下岗职工在实践中探索出一条新路子———兴办再创业组织，显示出符合贵阳特点，能够极大促进再就业工作的强大生命力。目前，市委、市政府正在对其进行组织、引导和规范，以推动全市再就业工作的深入开展。

再创业组织的工作特点

明确性质。根据实践经验和工作需要，我们确定再创业组织是国有企业、街道办事处、有关部门和乡镇创办的，把下岗职工组织起来实现再就业的社会劳动组织。它具有经济实体性质，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找门路，自创岗位，自谋发展。

确定范围。再创业组织的从业范围，除有规定禁止经营的以外，只要具备条件的项目都可以从事，而以第三产业和社区居民服务业为重点。从业人员只能由下岗职工组成，需聘用其他人员作为管理和技术骨干的，其比例不得超过下岗职工总数的10％。

政策扶持。再创业组织由市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颁发许可证，凭此证经营，并落实有关优惠政策；三年内免缴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下岗职工的社会保障费用仍由原企业和职工个人缴纳。这样，一是解决了开办再创业组织注册资金筹集难的问题，二是解决了再创业组织安排下岗职工再就业成本高的问题，受到企业和下岗职工的欢迎。

规范管理。再创业组织由再就业服务组织负责指导、协调、服务和管理，也可以实行再就业服务组织和再创业组织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管理体系。这样做，不仅解决了单纯依靠再就业服务组织推行再就业工作存在的问题，加快了再就业的步伐，而且使再创业组织有了明确的依托和归宿。

社会联动。企业的再创业组织主要负责组织本企业的职工，立足自身走向社会再创业。而街道办事处、有关部门和乡镇的再创业组织则负责挖掘社会就业岗位。二者用劳动协议的办法来组织下岗职工再就业。这样做，既解决了企业对社会就业岗位信息不灵、沟通困难的问题，又解决了街道办事处和乡镇、有关部门有劲使不上、工作没有针对性的问题，形成了相互联系、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相互保证的再创业网络和体系。

总结提高。再创业组织是一种新生事物，需要通过实践不断地发展和规范。因此，我们要求全市各方面全力支持，积极扶持，循序渐进，总结提高，把再创业组织逐步建设成为组织下岗职工再就业的有效劳动组织形式。

结合企业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兴办再创业组织，形成了全社会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的合力，加快了贵阳市再就业工作的步伐，使全市提前两个月超额完成了1998年下岗职工再就业任务。同时，由于加快了再就业的步伐，实现再就业的下岗职工增多，因而节约了基本生活费的支出，不仅没有发生新的拖欠，而且还把欠发的离休人员的养老金一次补发到位，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益。下岗职工也打消了过去的思想顾虑，主动要求加入再创业组织，成为再创业的主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