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月19日 · 第10版

热点透视

本报记者傅丁根

1998年12月25日，江西赣州地区龙南县汶龙镇石莲村村民王月林的两个孩子哭闹着不肯上学，说头痛、耳鸣、想吐又吐不出来。妻子也失去记忆力，记不清自己是否吃过饭，甚至连自己的丈夫、孩子都不认识了。

从12月25日开始，定南县、龙南县众多医院几乎同时聚集了疑似食物中毒的病人。这些病人共同表现出头晕、记忆力减退、精神恍惚、烦躁不安等症状，严重的还出现抽搐和昏迷。龙南县汶龙镇坳背村37岁的妇女黄福秀住进医院后，因抢救无效，27日死亡。

截至今年1月11日，定南、龙南两县共发现中毒病人221例（住院84例，门诊137例）。

医院根据病史调查，确定病人为群体性食物（猪油）中毒。经赣州地区卫生部门取样化验证实，猪油中有机锡含量为1460毫克／公斤，超过允许范围值的29．2倍。据此，有关部门进一步确认，这起群体食物中毒事件，是猪油中有机锡严重超标所致。

在查明中毒原因后，定南、龙南两县27日发出紧急通告，要求工商业主立即停止批发和零售“三无”（无厂名、无厂址、无合格证）桶装猪油，告知群众停止购买猪油，已购买的立即停止食用。两县采取在街道、民房张贴通告，广播、电视播放通告，组织有关部门和乡村干部走村串户散发通告等措施，使紧急通告家喻户晓。

同时，两县立即组织卫生、公安、工商、技术监督等执法部门根据患者提供的情况，查封了与事件密切相关的店铺，封存和集中收缴了境内所有“三无”猪油。据统计，定南县已封存和收缴猪油310桶46吨；龙南县共封存猪油40．36吨，封存户数达207户。

中毒事件发生后，当地党政领导高度重视。12月28日、29日两天，两县分别组织1000多名县乡村干部深入各家各户寻访患者，发现患者，立即组织护送医院治疗。

县乡医院在中毒患者不断增多的情况下，简化入院手续，腾出办公室，调剂病床，将业务骨干充实到救治第一线。龙南县成立了3个紧急救护小组，组织了80多名医务人员全力投入救治工作，对危重病人安排主治医生和护士24小时守护观察治疗。定南县政府专门发出通告，对猪油中毒患者，县乡医院给予免费治疗。

经过几天的紧急抢救，除两人死亡外，其余中毒者均已脱离危险。

1月10日、11日，记者来到龙南、定南，发现只有少数患者仍在住院治疗。目前，龙南县只有住院病人5例，定南15例，已无病危患者。虽然如此，记者仍不时看到一些中毒患者前来医院检查、治疗。他们仍程度不同地存在中毒症状。对此，赣州地委书记张海如十分关注，要求有关县、镇领导，要加强对中毒患者的后期观察，对症状较重的患者，要动员其继续住院治疗。

定南、龙南两县地处江西最南端，毗邻广东，与广东有传统的贸易往来。由于气候等原因，这里不适宜种植油菜。加上当地老百姓生活水平不高，因此，绝大多数农户图便宜，长年累月食用廉价猪油。据有关部门查实，这批猪油是定南县个体商何华平去年12月初从深圳市龙岗区沙湾镇新安贸易部林烈群处调入的，是严禁食用的工业用猪油，共42桶，每桶180至200公斤。其中在定南县销售34桶，批发给龙南县个体商黄俊海8桶。至12月中旬，这批猪油大部分已销完。有关部门现已全部查明去向，予以封存。赣州地区及定南、龙南两县公安部门协同作战，前往广东调查取证，现已抓获犯罪嫌疑人林烈群的叔叔和侄子，对林烈群的追捕也在加紧进行之中。

连日来，赣州地区有关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加大对食品卫生的执法力度，同时加大宣传力度，教育群众提高自我保护意识，自觉抵制“三无”食品，防止群体性中毒事件的再度发生。（附图片）

图为江西省技术监督人员将有毒猪油全部封存，防止事态蔓延。新华社记者陈春园摄

伦战许玉东

走进东莞，您处处会感受到蓬勃生机。

这个20年前不起眼的农业县，如今已崛起成为一个国际性加工制造基地。截至去年底，东莞有外资企业1.3万多家，杜邦、雀巢、诺基亚、飞利浦、索尼等一大批国际大公司都在这里投资建厂。

东莞人是解放思想、对外开放的先行者。早在1978年，他们便把目光投向距离不到100公里的香港，创办了全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并设立全国第一个“来料加工装配办公室”。

那时候，东莞人以极大的乡情、亲情和爱国之情，感召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回乡投资办厂：为解决生产场地，他们把祖宗的祠堂，生产队的会堂、饭堂，甚至办公室都腾了出来；为保证新建厂房的质量和如期竣工，他们日夜守在工地……东莞人的真诚和务实的创业精神，打动了不少外商，前来投资的“老板”不断增多。

就这样，东莞借助外商的技术设备、管理经验和销售渠道，办起了一家又一家的“三来一补”企业，不仅解决了30多万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而且为100多万外地劳工提供了就业机会，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东莞人非常善于发现和抓住机遇。1985年国务院把东莞列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其各镇也获准为重点工业卫星镇；恰逢其时，香港地区制造业正大规模地向外转移。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东莞人紧紧抓住这一机遇，超前发展道路、能源、通讯、城市基础设施等“硬环境”；建立按国际惯例运作的管理机制，实行“一个窗口对外”的“一条龙”管理服务；推行“收支两条线”、“一个窗口收费”制度等“软环境”。

如今的东莞，已形成了现代化的交通、通讯、电力等完善的基础设施体系，使其投资区位优势更凸现。越来越多的外商认识到东莞的价值，洽谈投资者纷至沓来。截至1998年底，东莞已同日、美、英、法、德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合作关系，办起了1.3万多家“三来一补”和“三资”企业，实际利用外资逾96亿美元。

随着日本电脑磁头的加工装配、台商电脑硬件零配件的制造以及美国IBM科技工业园等一系列高科技企业的引进，东莞人进一步意识到，当今世界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技术信息在经济发展中将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于是，东莞人又审时度势，认真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以学为荣，不学为耻”，“兴教重学”，建设跨世纪的知识经济基础设施。

如今，东莞的国际互联网用户激增，网上招商、网上聘人、网上交流信息，也成为时尚。东莞与世界的距离正在大大地缩小……

本报记者赵兴林

位于北京西南郊的良乡卫星城日新月异的变化，令京城人刮目相看，赢得首都“西南郊的明珠”之美称。

日前记者慕名前往，虽说进入寒冬季节，卫星城依然满目生机。新建和改造的拱辰北大街、良乡西路、政通路等8条宽阔整洁的林荫大道，已形成南北方向的“川”字形道路骨架，街道两旁现代楼群林立。矗立街头的大型雕塑“腾”格外耀眼，16根彩色钢柱自外向内盘旋上升，犹如七彩巨龙腾空而起，宏伟的气势、新颖的造型，成为良乡卫星城蓬勃发展的象征。

良乡卫星城建设何以快速发展？良乡工作委员会书记王洪钟介绍他上任后的“三把火”。第一把火是消减臃肿机构“治肥胖”。把良乡这个乡一级办事处的管理人员由178人减至36人，与之相适应的减“村官”“治肥胖”同步进行。

第二把火是狠抓企业资产重组转制工作。采取组建集团、兼并、租赁、股份制等形式，180家企业顺利实现了重组转制，经济效益逐年攀升，1997年财政收入1245万元，1998年1至11月完成2950万元。

第三把火是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而今，上海大众、朝阳汇丰集团、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等33家公司争相来这儿投资办企业，发展了一批竞争实力较强的企业集团，其中航天高科技、军事医学科学等10多个项目已落户高科技园区。

良乡是座古城，汉代建立县制，素以“民、物俱良”而得名。为建设好卫星城，王洪钟及其同伴们做出决策：拨专款将昊天塔、接将台、清真寺、清代行宫等名胜古迹修复好，让文物古迹重现昔日的辉煌。组织人力物力完成对良乡城东门、西门、北门的改造与滨河公园、行宫遗址公园及烈士陵园的修复和重建工程，使之成为居民休闲、游玩的好去处。他们在抓好硬件建设的同时，有计划地组织文艺宣传队，兴建文化广场，组织市容检查和治安巡逻队，进一步加大了市容卫生整治和社会治安管理的力度。这些都已成为良乡卫星城一道道亮丽的风景。

记者评说

我们距蓝天有多远？

●居高不下的“空气污染指数”，给许多大城市敲响了警钟；

●失去了清洁的空气，便失去了健康生命的屏障；

●保卫蓝天，不仅是政府的大事，更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我们能否不走一些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主持贺广华：本版主编

评说李战吉：驻甘肃记者

李维平：驻重庆记者

赖仁琼：驻北京记者

罗盘：驻湖北记者

郑少忠：驻陕西记者

冯奎：驻辽宁记者

开篇的话：从本期起，我们推出《记者评说》专栏，由版面编辑组织若干本报驻各省、自治区、市记者，就读者关心的各类引人入胜的新闻性话题进行讨论。在此，我们请来6位记者，议一议北京、重庆、沈阳、兰州、西安、武汉等城市的大气污染问题。

大气治污

刻不容缓

主持人：今天的城市人，在享受愈益丰足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同时，也有一些挥之不去的烦恼，比如说大气污染，总叫人心里堵得慌。自1997年5月南京市率先发布空气质量周报以来，至今全国已有47个重点城市开展了这项工作。人们像关心天气一样开始关心空气质量。令人不安的是，绝大多数城市的“空气污染指数”都在三级以上甚至更高，它暴露了城市自身的弱点。

李战吉：近两个月来，兰州每周空气污染指数没有下于300的，主要污染物为总悬浮微粒。兰州市民有首顺口溜：“晴天和阴天一个样，太阳和月亮一个样，鼻孔和烟囱一个样。”虽说有些夸张，但十分形象。据环境监测部门介绍，兰州大气污染重，主要原因是重工业较多，烧煤比重过大。此外，当地的地理条件也是一个不利因素，兰州市区为两山夹一河，上空逆温层厚，冬季静风频率高，导致大气污染物不易稀释消散。

李维平：重庆市的大气污染属于煤烟型。1998年，重庆耗煤1800万吨，大多是直接燃用本地产的高硫、高灰分原煤，导致空气中二氧化硫年日均浓度超过国家二级空气质量标准2.1倍，下雨大都下的是酸雨，频率在60％以上。重庆市也是两山夹一河，这点与兰州很相似。全年有近90个雾天，无风日更达半年之多，客观上加重了大气污染的程度。

赖仁琼：冬天的北京总要刮几场大风，这真是北京市民的福气，要不然，就有些难受。出门上街，眼睛刺痛、咽喉干痒是常有的事，现在人们明白了，这都是大气污染闹的。去年北京有4个月空气质量在四级以上，主要污染源是汽车尾气、燃煤、工地扬尘和露天烧烤。

冯奎：沈阳是东北地区最大的城市之一，大气污染也“名列前茅”；特别是冬季，很少能见到蓝天白云。企业烧锅炉，市民烧炉灶，用的都是原煤，造成沈阳市典型的煤烟型大气污染。

郑少忠：我从北京来西安驻站时间不长，对当地大气污染最直接的感受是每天出门归来都要擦拭皮鞋，白衬衣基本上不敢穿。听当地人介绍，从前，站在古城墙上，市郊的终南山、太白山和秦岭山脉清晰可见，现在一年之中很少有这样的好日子。

罗盘：相对于其它特大城市而言，武汉的自然环境不错，有江河湖泊之利，有丘陵山地之绿，即使这样，不久前的一次民意调查表明，绝大多数武汉市民仍对大气污染深感担忧。据了解，去冬以来武汉的空气质量常在四级以上，居民烧煤以及大量的工业废气、汽车尾气等，致使武汉成为我国主要的酸雨城市。

各大城市

全力出击

主持人：面对日趋严重的大气污染，各大城市正全力以赴展开治理行动，并已取得初步成效。但我们清醒地看到，不能期望毕其功于一役，重返蓝天之路仍然漫长。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的症结在于环境与发展不相适应，且过去欠账太多。

赖仁琼：1998年11月18日，北京市政府向国务院递交了“关于采取紧急措施控制北京大气污染的紧急请示”，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和副总理李岚清对此做了重要批示，给予充分支持。日前，18项有针对性的紧急措施已经出台，一场控制大气污染的战斗正在展开。

在诸多污染源中，汽车尾气可称得上“罪魁祸首”，18项“紧急措施”中有8项是对此而来的，这些措施主要有：从今年1月1日始，北京实施《轻型汽车排气污染标准》，所有出售的新车必须符合这个标准；严格执行车辆报废制度，凡不符合延缓报废条件的，一律在1月15日前报废；尾气超标车不准上路行驶。

郑少忠：从雨水少、自然粉尘多、毗邻黄土沟壑区的地域特点来看，西安市采取的治理措施有两点值得一提：其一，组织城市绿化及植树造林，以阻挡黄土高原的自然扬尘。其二，加强道路的清洁喷洒，强化对施工现场的管理，降低地面尘土和建筑尘土。对城区40多条主要街道实行全天喷洒，夏季不少于3次，冬季不少于两次。施工工地实行硬质化，以减少黄土裸露和扬尘。

冯奎：在沈阳目前所采取的措施中，我觉得最突出、也最有效的是发展集中供热，取消了大批小锅炉。沈阳市的供热经历了三个阶段：“六五”期间的居民小炉灶；“七五”期间的锅炉供暖；“八五”期间的集中供热。至今，沈阳集中供热面积已达4000万平方米，占全市供暖面积的48％，这是城区消除低矮烟源污染最重要的途径。

李维平：针对空气中二氧化硫含量高的特点，重庆市建立了烟尘控制区，并通过优化能源结构控制污染物排放量：工业10吨以下锅炉实施煤改气；民用炉灶使用清洁能源，逐步禁止民用燃煤散烧；加强机动车尾气排放控制，推广天然气汽车等等。这些措施已初见成效。

李战吉：兰州市政府目前正在积极实施以绿化、气化（加快民用液化气建设）、热化（集中供热）、阳光（利用太阳能）、型煤等工程为主的“蓝天计划”。据环保部门介绍，入冬以来，全市已有100家企业被勒令限产或停产，175台炉窑完成排污治理；为杜绝有烟煤流入市区，对全市370多家煤炭经营网点进行了整顿；并取缔了380家沿街烧烤摊点。

罗盘：为净化空气，武汉采取了不少办法，先后关闭了40多家污染企业，对汽车尾气、工业锅炉等主要的大气污染源也相应进行了治理。

改善环境

匹夫有责

主持人：城市要发展，环境要保护，这似乎是一种两难选择。西方发达国家曾有过“先污染，后治理”的痛苦经历，我们能否有勇气不走西方的老路？应该看到，生态环境的恶化，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治理环境，不仅是政府的头等大事，也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和使命。

冯奎：环境与发展长期被人为地分割开了。至今仍有那么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要以生态环境恶化为代价”，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环境治理的难度。沈阳市的许多有识之士指出，不走出发展战略上的认识误区，环境污染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遏制。

李维平：环境污染制约并损害经济发展，这是重庆人在诸多教训后得出的一个结论。重庆市环保局长吉光树介绍，重庆改为直辖市后，所列出的“四大难题”有两项事关环境，一是如何治污，二是如何保护生态；并由此进一步提出：“兴衰在环保，希望在生态”，“要把三峡库区建成山清水秀的生态经济区”。也正是有了这样一种高度认识，重庆市才会在今后两年计划投入20多亿元用于专项治理大气污染。

罗盘：改善城市大气环境，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要增加绿地。过去城市建设一味大兴土木，很少考虑绿色空间，如今，武汉市已明确提出“绿色是城市之肺”。不惜在寸土寸金的城市中心地带腾出大片土地经营绿地。1998年武汉市共完成绿地面积275万平方米，植树35万株，并进一步制定了建设山水园林城市的规划。

李战吉：净化大气，必须对污染源强化管理和科学控制。兰州市在整治各类炉窑灶方面有一条“冬病夏治”的好办法，他们管这叫“停炉不停治，停烧不停管”，效果不错。另外对一些主要工业废气处理设施运行情况执行月报和年度考核，使之保持了较高的运行率和完好率。由此看来，凡事抓到了点子上，就能抓出成效。

赖仁琼：治理城市大气污染，也是市民的一份责任。比如说北京现在还有相当多的单位和市民冬季烧煤取暖，烧煤会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硫，市政府要求购买低硫煤，这是减少大气污染的举措，但一些单位和市民为图省钱，还在烧着高硫煤。其实，大气污染最终损害的还是我们自身的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

郑少忠：对于环境问题，全社会都应该有一种忧患意识，每个公民都有一份责任。西安作为一个旅游名城，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保护好环境，是对发展最大的促进。（附图片）

汽车尾气是治理大气污染的重点。本报记者李石营摄

兰州市环保人员在检查兰州市西固热电厂重点污染源。

新华社记者梁强摄

采访随想

“靠天净化”咋行？

宋光茂

我国农业曾有“靠天吃饭”的说法，比喻农业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其实，我们不少城市的空气也是“靠天净化”的。近日，济南市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前一天，济南市的大气质量还是五级重度污染，在全国排名第二。而一夜之间，就降为三级轻度污染，空气质量恢复到正常范围以内。这一惊人的变化，皆因夜间下了一场零星小雨，使空气中的悬浮颗粒物落了地。雨后，气压、风速也有所变化，遂吹散了扣在城市上空的灰色“锅盖”。

这是天公作美。倘若天公不作美，数百万泉城人不还得呼吸污浊的空气？由此给人体造成的一些慢性疾病，且不消说了。大气严重污染，还会使很多体质敏感的人产生一些急性不适反应。更有甚者，入冬以来，病毒性感冒曾在北方一些大城市里大范围流行，不少人痛感这与大气严重污染有关系。因为冬季大部分植物落叶后，空气的自然净化能力下降；又遇暖冬，空气流动性差。城市空气纯净度降低后，为病毒的大面积流行提供了条件。

现代经济学有一个最基本的假定，人类劳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改善自身的福利，也就是让人生活得更好。如果人们的经济活动，一方面在改善生活环境，另一方面又在破坏生活环境，甚至改善的程度还赶不上破坏的程度，那么这样的经济活动不但得不偿失，而且还遗祸子孙后代。所以，报废那些废气排放超标的汽车，关掉排出滚滚浓烟的工厂，除掉一批严重的污染源，是为地球上的生灵负责之善举。

公仆谈心录

中共郑州市二七区委书记岳喜忠

岳喜忠，男，1952年生，大学本科学历。1985年由部队转业到郑州市委组织部，1994年任郑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1997年起任郑州市二七区区委书记。

二七区是河南省会郑州市的商业中心，特点是老街道多，流动人口多，商业市场多。

如何在这样一个老城区谋求新发展，是历届区委领导班子一直在探索的大问题。我们这届领导班子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立了用环境吸引人才、聚集资金、发展经济的新思路。1997年以来，我们把老城区改造同发展经济紧密结合起来，打通了淮河东路、交通南路、保全街等主干道上的断头路，新补了石柱路、绿云路等9条道路，修补好了辖区内95％的背街小巷，建成灯具批发城、古玩城等一批中原地区最大的专业批发市场。

为营造出宽松和谐的经济发展软环境，区委区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把转变机关干部作风，增强为民服务意识，强化监督机制作为突破口，通过设立“区长热线电话”、领导干部接待日等方式，架起了政府和群众彼此沟通的桥梁。通过简化办证手续，放宽经营对象、经营范围的限制，表彰奖励纳税先进户等一系列服务性措施，调动了广大工商户和民营企业的积极性。

良好的经济环境又为发展社区文化，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创造了条件。去年我们先后在10个街道办事处建起了40所市民文明学校，对广大市民、中小学生、暂住人口和工商户进行文明礼仪、行为规范、计划生育、法律知识教育，使群众的城市意识、卫生习惯、整体素质不断提高。

和谐的环境、欣欣向荣的社区文明，产生出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使二七区日益成为中原地区的一片热土。（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