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月17日 · 第3版

国际副刊

周福龙朱成山

新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文物库里，又添了两只普普通通却有着特殊经历的木箱，一只精细漂亮，一只无任何雕饰，它们的主人名叫约翰·拉贝。据拉贝的外孙女、捐赠者赖因哈特夫人介绍，雕有“囍”字并有精美图案的小箱子，是拉贝在上海选购、送给夫人多拉作为结婚礼物的，其后一直成为多拉存放首饰和珍藏与拉贝信件的爱物；另一只未漆的大樟木箱，系拉贝的朋友所赠，1938年2月，拉贝正是用这只箱子装着他的日记手稿离开了南京。斗转星移，60年过去了，这两只箱子重又回到南京。睹物思人，望着这两件珍贵文物，我们又回想起了在柏林踏寻拉贝足迹的一幕幕。

参观拉贝故居

去年12月6日，一场大雪过后，柏林银装素裹。当我们走出柏林国际机场时，满头银丝的赖因哈特夫妇，早已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和零下十几摄氏度的严寒迎候多时。由于我们在柏林停留的时间不多，善解人意的赖因哈特夫妇便立即安排我们去参观拉贝故居。

汽车在厚厚积雪的路上飞驰，我们的思绪也随之活跃起来。拉贝先生在南京的故居现仍保存着，是一座两层砖木结构的小洋楼，拉贝先生在德国的故居是什么样呢？

汽车停在了距西门子公司总部西北约500米处。这里风景秀丽，是西门子的职工宿舍区。赖因哈特夫人领我们到一幢桔黄色的多层住宅前，指着刻有“瓦塞尔大街20号”的楼门说：“当年这是西门子公司的招待所。1937年，我随父母从南京回国后住在这里。翌年4月15日，外祖父和外祖母也回到德国，和我们住在一起，我同父母、妹妹住一楼，他们住在二楼。我还记得，当时门口有对牧羊犬石雕，一蹲一卧，相对而视。”她边说边带着我们来到门口，果然犬雕依然立在那里，60年风雨，仿佛并未造成任何侵蚀。接着，她又指指路边的水泥沿儿说：“1938年6月中旬的一天，我坐在这里穿溜冰鞋，突然来了几个凶神恶煞的盖世太保，不容分说，带走了外祖父，还将他的日记和电影胶片一起搜走。当时，我非常害怕，弄不清他们为什么要抓外祖父。几天后，他被放了回来，但失去了往日的风趣和幽默。后来，盖世太保还回了日记，却扣留了电影胶片（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在南京现场拍摄的日军大屠杀暴行）。”

我们继续向西行，走到了西门子的海外职工宿舍区。赖因哈特夫人介绍说，在这儿住的大都是公司海外归来的职员。1939年3月，她和父母先搬来住，大约4年后，拉贝夫妇的住宅被飞机炸毁，于是，他们也搬来了。拉贝在这儿一直住到1950年去世。“这里很安静，我非常喜欢。为何要发生战争呢？和平宁静的生活是多么美好！”童年饱受战争疾苦的赖因哈特夫人由衷地发出了感叹。

拜谒拉贝墓

拉贝墓位于柏林市69—79区威廉皇帝教堂公墓的北侧。在4平方米的墓地上，只剩下40厘米宽、20厘米高的碑座。碑身已于前年运到南京，陈列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若无拉贝亲属的引导，墓地没有任何标志显示出，深受敬仰的国际人道主义者约翰·拉贝就长眠此地。

见到没有墓碑的拉贝墓，我们仍倍感荣幸。据说，德国有种风俗，人故去几年后，一般不再保留墓地，只在墓地管理处存放一块墓碑，供后人追悼。此举是为了节约宝贵的土地资源，还是反映了德国的殡葬文明？我们不愿妄加推测，只是庆幸拉贝墓没被平掉或另作他用，从而为后人拜谒和纪念拉贝夫妇提供了可能。

我们访问团5人，代表中国人民，也代表南京当年受拉贝保护的20多万市民及其亲属，依次向拉贝夫妇恭恭敬敬地献上一枝鲜花，并深深地三鞠躬。5枝红色的花朵，衬着绿叶，搁在皑皑白雪覆盖着的碑座上，显得格外艳丽，给严冬笼罩着的墓地，平添了一缕生机。

告别拉贝墓时，我们回眸一瞥，猛然间发现，墓旁矗立着一株高大挺拔的枫树，仿佛是代表中国人民永远护卫和陪伴着朋友拉贝先生，抑或，这树正是拉贝先生魁伟的身躯和伟大人格精神的再现。

做客赖因哈特家

当晚，我们应邀去赖因哈特家做客。这是一户三代同堂的幸福大家庭。赖因哈特夫妇生有两儿两女，另有两个孙女和两个外孙女。

一楼会客室里搁着两张餐桌，早有准备的赖因哈特夫人，用柏林最知名的两道汉堡夹心点心、奶油、巧克力、咖啡、黑啤酒等丰盛的食品招待我们。盛食品的盘子，是有汉字“万寿无疆”的中国瓷器。赖因哈特夫人解释说，这是他们特意在柏林买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主人深深的中国之情。

谈起两次访南京的经历，赖因哈特夫人仍记忆犹新。她说：“南京大屠杀在历史上确有其事，我坚信不疑。这不仅因为外祖父的日记中有记载，在江东门纪念馆里，我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交流过，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劳动者，有裁缝，有车夫……我相信他们。我在南京大学时，有位大学生问我，您敢去日本讲南京大屠杀吗？当时我吓了一跳，害怕因我讲拉贝日记引起中国和日本两国新的战争。去年12月份，我应邀去日本，在东京、大阪和广岛等地，同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当年的日本士兵、中日两国的史学者、日本教师、学生和记者们一起讨论南京大屠杀，可以说，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在二战中，德国也是加害国。受害者需要加害者正视历史，承认和反省历史的过错，才能弥补受害者心灵的创伤。我经历过战时的轰炸，能体会到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造成的危害。德国被分裂、被轰炸是历史的报应，我想广岛、长崎被炸也是这个道理。如果有一天，中国人和日本人用真心去演奏和平之曲，那将是两个民族真正和解的实现。我期待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当过教师的赖因哈特夫人，不仅演讲口才好，而且言谈中极富逻辑性和哲理性。

席间，女主人饶有兴趣地问：“你们想不想看一下二楼的卧室和书房？”并诙谐地说：“如果上面乱，那是拉贝搞的。”

我们来到了二楼书房。长长的两溜儿书柜里，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数以千计的书籍，反映了主人的文化品味。书柜前，我们一眼看见了南京市委书记的礼物“辟邪雕塑”、南京市长的感谢状、南京市委宣传部送的“孙中山雕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赠的“双面绣”和美国新泽西华人协会为表彰赖因哈特公布2117页记载南京大屠杀史实的拉贝日记的铜匾等，它们与拉贝先生当年在中国带回的铜盘、青瓷花瓶等遗物放在一起，是令女主人引以自豪并极为喜爱的珍品。她从中拿出一个比指甲盖稍大一点的微型镜框说，这也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货。里面的照片是她一岁半时在南京拍的，镜框则是一位中国厨师送的。

那天晚上，赖因哈特家充满了温馨。为了欢迎我们，赖因哈特夫妇的子女们特意远道赶来。在融融的友好气氛中，他们的大女儿和女婿吹起了小号。悠扬、动人的乐曲声，带着拉贝亲属们对中国人民的良好祝愿，在柏林的夜空中传得很远，很远。

五州茶亭

黄晴

对美国来说，1998年或可称为丑闻和弹劾之年。在美国历史上，17任总统安德鲁·约翰逊曾受到弹劾，但未被定罪。70年代中，尼克松总统则在弹劾威胁下辞职。

3次与弹劾总统相关的事件有些共同点，即都发生于意识形态狂热化、党派斗争炽烈化的背景下。但也有不同，约翰逊与尼克松的例子均与重大事件相关，而克林顿的例子则仅涉及私德和个人行为。最近，美国《波士顿环球报》刊登了专栏作家普法夫的文章，题为“美国两党分歧出于文化原因，而非政治原因”，该文说：“今天的党派斗争的起因———莱温斯基事件以及总统在这一事件上可悲的谎言———琐屑而无聊，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要比尼克松和约翰逊弹劾案更加危险。”

普法夫为何发此耸听之危言，他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认为，这一事件不是一场政治战，而是一场文化战，社会价值观之战，在一定程度上说，甚至是一场由两代人价值观转变而引发的信仰战。论战的主题是女权运动、堕胎、同性恋、多元文化和原教旨主义。论战的战场包括学校、大学和媒体，当然也包括两大全国性政党。

较之以往对克林顿受弹劾之事的评论，普法夫是从一种更深刻的层次和更广泛的社会心理背景来考察和分析的。从本世纪60年代起，美国社会的文化价值就出现了某种断裂，从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反文化的兴起，到后来的道德复兴思潮、里根主义和电子传教士，无不反映出美国在社会精神领域中的价值两极化、价值断裂和价值冲突。在社会演进的过程中，不同的价值取向之间也有彼此吸纳、融汇的一面，但总的来说，美国社会内部的价值分野在加大，冲突的成份有所增加，近年来，因堕胎问题引发的暴力事件增加，似可以为佐证。

美国是一个移民社会。美国的文化战争分两个层次，一个是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之争，其主要体现是种族问题；另一个是主流文化的内部之争，其主要体现则是价值之争，涉及到教派、代沟等问题。克林顿丑闻当属后者。主流文化内部的价值冲突具有一种内爆性质，无怪乎普法夫称其“更加危险”。

普法夫认为，过去的弹劾案中的重大议题都是政治、法律问题，有望得到解决。即使种族问题也有可能转化为一系列政治议题，在理论上得到解决（实践上则差得远）。但是，文化战争是不可谈判的，因而也是不可解决的，除非通过征服和压倒对手的观点来求胜。这就是克林顿弹劾案的全部内容。他认为，时间会让这件事过去，但留下的创伤却是永恒的。

普法夫的观点似乎太悲观了一点。一般说来，每个社会内部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价值冲突，但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价值冲突才会引爆社会，才必须用压倒对手的方式解决。关于文化战争不可谈判的观点也太绝对了一点，既不能完全解释美国的历史，也不能完全解释世界的文明史。

近年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引起世人关注。在初次接触到亨廷顿的观点时，笔者有这样的感觉：“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就是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有感而发，是忧于内而形于外，将对美国社会内部的价值冲突之忧外化为世界文明板块的冲突。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到普法夫的“文化战争论”，似乎均可视为美国的智者之忧，它们向人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美国社会的独特视角。

走近普通人

黄学锋

莱勒镇是个典型的德国北方小镇，我在镇里小住期间常去镇南卡斯莱尔街散步，不为别的，只是要去看看街口的那家修鞋店。

这是一间普通的修鞋店，门面不大，与众不同的是，在店铺临街的大窗户下，有个用大理石修建的、专为非洲捐鞋的“捐鞋台”。台子四周是一圈精美的白玉石雕栏，每个栏柱顶端都雕有一颗心。在捐鞋台的两侧，各有一个小小的花坛，里面种着几株玫瑰、紫罗兰和三色堇，不时散发出阵阵清香。

几乎每天，捐鞋台上都摆着各种尺码、质地、颜色和样式的鞋，这些鞋干干净净，如同新的。我想，要么真的是新鞋，要么是捐献者翻旧为新。一次，我问一位当地朋友，他解释道：“这些鞋大部分是七八成新。只因样式过时或大小不适，人们才捐出来，有的人还把坏了的鞋送到修鞋店修好，再作些技术处理，如：上鞋油或鞋粉、换条新鞋带等。”我又问：“这么多漂亮的鞋，为什么捐到这家店？能保证送到非洲吗？”那位朋友似乎听出了弦外之音，忙笑着说：“这正是店主弗里茨先生的创举。可以向上帝保证，他既不会将这些鞋挪作他用，也不会用它们拆东墙补西墙。那是一个充满爱心的好老头。”

终于有一天，好奇心驱使我推开了修鞋店的门。迎面墙上的一幅黑白照片赫然映入眼帘，我呆呆地立在那里凝视着：一个瘦骨嶙峋的黑人倒在杂草丛生的公路旁，两手紧抱淌血的双脚，他那痛苦万状的表情令人震撼。“请坐。要修鞋吗？”满头白发的弗里茨老人诧异地看着我。我正觉尴尬，老人连忙说：“没关系！请坐吧，来我这儿参观的人远比修鞋的多。”

我坐在一张洁净的沙发上，同老人聊起来。原来，这张照片是弗里茨60年代在汉诺威参加一个图片展时看到的，当时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在众人面前流下了泪。“那是一个日耳曼男人的眼泪，绝不是轻易流的。”弗里茨喃喃自语。后来，他设法找到了拍照片的人，不仅索要了照片，还了解到：非洲国家约有70％以上的人没鞋穿，长年打赤脚。

这张照片改变了弗里茨的人生。他辞去了鞋厂业务主管的职务，“下海”办起了修鞋店，建了捐鞋台。平时，他除修鞋外，还为畸形脚和特型脚订做鞋子，并每年亲手制作十几双鞋捐给非洲。

弗里茨的一片爱心感动了大家，莱勒镇修鞋店名声大振。本镇和附近城镇的居民纷纷前往捐鞋，许多人从远方专程到莱勒镇捐鞋，还有一些外国游客也慕名而至，当地市政厅抽专人协助弗里茨处理有关事务。

在即将离开莱勒镇的一个傍晚，我又一次来到镇南小街，夕阳洒在小小的修鞋店上，远远望去竟那般辉煌。弗里茨怀抱一摞纸盒，从店里蹒跚而出，他走到捐鞋台前，弓下身，用颤抖的手将一双双鞋分别装入大小不同的盒内。老人就是这样30多年坚持不懈。望着他的背影，我脑海里又浮现出照片上非洲黑人那张痛苦的脸，我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模糊了……

世情小议

边芹

谁都没想到，20世纪90年代末，购买住房居然成为中国城市居民的热门话题。这表明，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深层次的变化。

住房，可以说是一个社会的体温计，它的发展变化，直接折射出社会的发展和习俗的演变。参考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可十分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以法国为例。法国在战后，特别是60年代末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后，住房也发生了从小到大、从实用到舒适、从合住到分居等变化。这种变化到底是物质进步带来的结果，还是思想观念演变产生的影响，或是两者相互作用的产物？

法国国家统计研究所1997年的调查统计表明，法国目前每户住房平均为四居室88平方米。西方国家中除了地域辽阔的美国（145平方米），欧洲国家的住房水平都差不太多，英国83平方米，葡萄牙80平方米，比利时93平方米，意大利94平方米……60年代末，法国每间居室的平均占有人数为0．93人，每套住房的平均占有人数为3．72人，人均面积23．66平方米。30年后，法国人的住房面积逐步扩大。到1997年，每间居室的占有人数已降到0．62人，每套住房的平均占有人数为2．48人，人均面积35．48平方米。这种变化中既有物质发展的因素，也有其他因素，如：法国人口逐渐老龄化，出生率却一路下跌；子女长大离家自立后，很多老人都独自占据相当大的住房。

住房首先是为了实用，但只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舒适就成为人们对住房的渴求。法国的社会住房格局就是循着这个从实用到舒适的轨迹演变的。1968年，法国还只有41％的住房配有卫生间，这对于舒适程度来说是一个重要标志。到1997年，这个数字已上升为96％。但法国家庭目前拥有的卫生间平均只有4平方米大小，一般都没有自然光线，纯属功能性的，只为解决生活必需，而无愉悦可言。因此，追求大卫生间成为法国人的梦想。此外，调查还表明，法国人都梦想有一间大厨房，可以全家人在里面用餐，并接待关系密切的人，而不是过去那种只有做饭功能的厨房。再有，法国人如今对住房环境的要求已不亚于对住房本身的要求。居住在一个好的社区，一个绿化率高、文化设施完善和居民文明水平较高的社区，已经比一套质量好的住房更为重要。

从法国住房建筑格局的变化，也可看出民风的演变和社会进步。在17世纪末叶之前，法国的住房内还没有过道。一套住房的每间居室都互相通联，人们走来走去，要穿过每个房间，一举一动都在他人的视线下。于是，过道出现了，使每个房间各自独立。这绝不是偶然的产物，而是17世纪末一种不断上升的社会思潮———个人主义使然。夫妇卧室也是近代才产生的，那是因为随着社会的进步，爱情在婚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过去的法国社会，睡眠和性爱是分开的，夫妻各有卧室。法国的布尔乔亚阶层直到本世纪40年代都保持着夫妻分室而眠的传统。夫妇卧室合二而一，而家中其他成员则越来越要求拥有自立的空间，哪怕是年幼的孩子。于是，有条件的家庭都是每个子女各居一室。

进入90年代，法国人对住房的要求又有新的变化，这仍与社会习俗的演进密切相关。过去，子女十几岁就外出自谋生活，甚至一上大学就离家独居。而现在，经济发展困难重重，年轻一代失业率不断上升，导致子女辈不得不延长受教育的年限，再加上房租昂贵，子女离开父母就越来越晚了。目前，70万个法国家庭中有一对“小夫妻”与父母一起居住。这种两代同堂的局面，又延伸出新的住房观念：与主套房相邻的另一套一居室住房。一方面这是两套住房，各有各的独立空间；另一方面，又使未能经济自立的子女能呆在父母身边，接受父母的物质帮助。

法国在战后出现过几次购置房地产热潮，如50年代初、60年代末和80年代中期等。若当初选中有发展前途的地段，或有很高商业价值的区域，都有可能大赚其钱。巴黎西部在战后曾是一片荒地，当时谁要是在那儿买一套住房，今天会因此而发大财，因为那里已经发展成为巴黎最重要的办公区。其实，法国也不是人人都有房产。目前，法国54％的住户是其住房的主人，40％是租房而居，还有6％是免费房客。专家们经过研究和统计后发现，购房与租房各有利弊，特别是到了今天，欧洲房地产市场已基本稳定，靠房地产升值发大财已相当困难。

住房空间的变化反映了人的各种需求的演变，可以说这是人的另一种形式的心灵轨迹。

余仁杰

世界气象组织日前宣布，1998年的全球平均气温是自1860年开始保存完整气象记录以来最高的，这是全球表面气温超出正常值的连续第二十个年份。该组织的报告还说，本世纪10个最热的年份都在1983年后，其中有7个在90年代。从1997年5月至去年10月，每个月的全球平均气温都创纪录。究其原因，专家认为，这是该时期出现罕见的强厄尔尼诺现象所致。科学家们发现：厄尔尼诺使地球变暖，而全球变暖的总趋势又会使厄尔尼诺的发生更为频繁。

1998年不仅有可能是本世纪最热的一年，还会以千年最热年份载入史册。这是英国气候专家们的研究结果，他们指出，最近10年是近千年来全球气温最高的一个10年；由于反厄尔尼诺的拉尼娜现象已经出现，全球气温将有所下降，1999年的平均气温将不大可能再创新高。

有人不禁要问：在1860年以前，全球的气温状况是如何知道的呢？原来，它可以从千年古树的年轮判断出来。世界各地千年古树不少，有的已活了两三千年。这些古树生长缓慢，对温度变化极敏感，在气候温暖期年轮相对较宽，在气候寒冷期年轮较窄，留下气温变化的精确时序记录。对千年古树年轮的研究表明：全球气候冷暖变化有每125年交替一次的周期，目前正处于温暖期。

国际影坛

张乃翥张成渝

发生于半个世纪前的诺曼底之战，曾以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整个战局的巨大功绩而载入近代史册。如今，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作为历史地名的诺曼底也在人们的记忆中渐渐地淡漠了。

然而，在西方文明社会的理性意念中，诺曼底之役的历史价值似乎不应随着岁月的荏苒而流失。人们从警世励俗的功利目的出发，对那段充满了残酷与激烈的战争搏斗进行了理智的开掘。引人关注的美国影片《拯救大兵瑞恩》，即以鲜明的富于情感意义的情节，赋予了这段往事一种启迪人类尊严的人性化色彩。

该剧编导通过银幕展现的是这样一组故事画面：诺曼底海滩炮火连天，血肉横飞，战争无情地吞噬了一同服役的4位同胞兄弟中的3人。这一冷酷的现实引起盟军首脑马歇尔元帅的关注，于是统帅部下令现场组建一支特别行动小分队，去寻找4兄弟中的最后1人———空降兵瑞恩。小分队此行的任务，是拯救瑞恩撤离战场返回家园，以免这一光荣家庭再次遭到战争厄运的打击！然而，这一拯救行动换来的，却是瑞恩拒绝离开生死与共的战友和继续战斗中几乎全体小分队成员悲壮地献身。

作为一定社会生活的艺术再现与文学特写，美国影视作品在西方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引领风骚的时代。这不仅因为其雄厚的经济基础为影视艺术提供了丰沃的财力资源，使得艺术创作显示出活力和震撼强烈的传媒特色，更由于其创作人员已经把握了当代文艺潮流与受众主体的心理偏好。

人们知道，从战争走向和平的世纪历程，使参战国的人民分外珍视生存权利的宝贵与和平阳光的明媚。多少年来，唾弃战争、呼唤人性已经成为他们发自肺腑的心声。为了赢得人类全体的认同，他们渴望通过科技媒体传达他们的声音。

斯蒂芬·斯皮尔伯格等一批谙熟西方民生社会的电影剧作家，正是把握了冷战结束时代西方广大人民这种源于生存意识的美育需求，才能以匠心独运的创作智慧和浓墨重抹的艺术技巧铸出了《拯救》这部影视佳作。应该说，这就是该片赖以产生的时代成因。

当然，以斯蒂芬·斯皮尔伯格等人作为创作群体的电影艺术家，并未满足于传媒艺术对现实生活的一般反映，他们意识到：当代文化精英应该对人类的生存命题作出远比生活常规更为深邃的精神诠释与理性引申。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留下了难以遗忘的血肉创伤，影视剧作家才不避伤痛，选择了这一历史背景来申述生存价值在战争制导系统中应享有的真实地位。《拯救》一片在故事情节上，有意编导出在伤亡惨重、人员亟缺的情势下，由战事统帅机构作出拯救一位普通士兵的抉择。这种带有强烈人文主义精神的政治意识，反映出西方人的生存价值观念已经建立在国家政治体制之上。在这里，影视作家的艺术倾向所代表的国民人文意识，远较一个国家赢得一场战争的实际意义要深远得多。这是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进步和社会发展，都将取决于全体国民的文化素质和思想境界的提高。

由此看来，一个国家的影视水平，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从文化角度反映出那个国家的整体素质。

护花人林昶摄于巴黎凯旋门无名烈士墓

苹果是瑞士最常见的水果，丰收时节，街头现榨现卖的鲜苹果汁令人垂涎。赵彬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