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月16日 · 第6版

学术信息

本报讯由中国和平出版社、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经世文编》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文编》由苑书义主编，共350万字。与会者认为，《文编》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借鉴前人经验，把传统的编纂形式与现实视野下的内容素材结合起来，对中国近百年来的经世思想资料汇总选粹，展示了凝聚着历史积淀、闪烁着时代光辉、影响着人民命运、推动着社会转型的救国济世的思想成果。它集中反映了几代人为改造社会、改造中国而提出的种种设想与见解。编辑出版这套《文编》是非常有意义的，它既是本世纪思潮的概况，而且能为21世纪提供借鉴。同时它也为广大干部学习中国近现代史，加强爱国主义和优良传统教育，提供了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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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恩远

200多年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了工业革命，逐步完成了现代化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拉美及南欧一些国家和地区也先后开始步入现代工业社会。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借鉴现代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经验。于是，世界史工作者把研究目光投向了向现代化过渡的世界历史经验。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几个问题

18世纪60年代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使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完成了工业化，进而实现了现代化。在研究这些国家向现代化过渡的历史中，学者们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工业革命与现代化。

科学技术和教育对工业革命的推动。工业革命是沿着科学和科学指引下的技术所开拓的方向前进，并得益于教育进步。科学教育一经与生产结合便对生产力发展产生巨大推动，正如马克思精辟指出的那样，工业革命中的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是物化的知识力量。任何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首先要提高民族的素质，并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不断产生活力的环境。而提高民族素质最重要的办法是发展科技教育事业。

开放体制与工业革命。只有在社会开放的条件下，工业革命才能顺利完成。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正是通过对外开放，彼此提供了各自所需的原料、矿藏资源、粮食、机器；靠引进外资弥补了工业革命资金的不足。对外开放不仅是引进技术的问题，重要的是善于创新和发展。美国和德国在引进国外技术后，创造了先进的流水线生产法和管理方法，最早实现了机器和产品零部件的标准化。

工业革命带来的城市化问题。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世界高度城市化国家的经验证明，城市化要经历发生、发展、成熟三个阶段。初期城市人口增长缓慢，过10％后逐渐加快；当人口比重超过20％时进入第二阶段，城市化进程出现加快的趋势，这种趋势一直要持续到城市人口超过70％以后才能减缓；此后为第三阶段，城市化进程出现停滞或略有下降的趋势。在克服城市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时，“大都市区化”开始成为城市发展的主导趋势，即不是人为控制大中城市居多的局面，而是以这些城市为依托，在其周围发展小城镇，充分发挥大城市的功能和效益。与“大都市区化”并行的是郊区的长足发展。美国中西部人口大量向郊区迁移时，城市化比例在50％左右。

2．社会控制与社会管理。

防止市场的无序竞争。企业的合并、大企业乃至托拉斯的出现，虽是工业化进程的必然产物，但为保障社会公正，防止垄断组织的“非法竞争”，必须驾驭托拉斯，对其进行监督和引导。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走出困境，一反自由竞争时代政府对经济活动自由放任的传统做法，纷纷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强制性地对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的某些环节进行改革和调整，使之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防止社会贫富过于分化，缓解社会矛盾。统治阶级为维护现存社会政治经济秩序，对解决社会两极分化尖锐矛盾的社会控制一般采取两种方法：一方面严格禁止乞讨，要求身体健康的穷人不分年龄、性别必须参加劳动，对有劳动能力而不参加劳动者予以处罚；另一方面对纳税人进行财产估价后强制征收济贫税以帮助穷人，拒绝为穷人贡献捐资的人将受到制裁。

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消除贫困、保障居民的基本生活条件应是国家的责任；同时实行社会保障也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各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一般涉及政府实施劳动高就业率，确定资方对劳动者的最低工资，完善职工的疾病保险、意外事故保险、养老和伤残保险等。但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第一，社会保障力图实行“社会公正”，而资本主义生产的准则是追求利润，这两者的不协调性是产生种种矛盾的根源；第二，随着福利开支和社会保障资金支出的增大以及福利机构的臃肿，国家已越来越不能承担庞大福利财政支出，资本主义各国正探索新的解决办法。

控制人口合理流动。工业革命的深入和城市化的发展，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这些流动人口在促进了城市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英、法、德、美等国这方面的教训证明：城市人口数量、质量、性别、年龄、职业等因素都和城市命运密切相关。而人口的流动必将引起上述诸因素的变化，进而影响城市发展。合理的劳动力技术构成有助于城市发展，而同一层次的劳动力过多势必造成某些社区、某些部门的就业危机；高质量人口流入城市能改变人口知识结构，使城市对市场应变能力增强，促进技术革新和产品换代，增强城市经济活力，反之将制约城市发展。

3．政治改革与社会稳定。

改革与现代化是近代开端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两大潮流。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时期必不可免带来政治腐败、社会两极分化、劳工冲突等问题。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是影响社会稳定最主要的因素。欧美各国现代化的经验表明：实行政治民主化和法制化，以及对立法、行政、司法部门的分权制衡是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资本主义各国通过一系列改革调整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力图使社会稳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改变政治腐败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实行文官制。把工业化时代的竞争机制引入文官的选拔和管理，废除由党派利益决定文官任免的分赃制，代之以凭个人能力升迁的制度。公开竞争和业绩考核是文官制的核心内容。所谓公开竞争，即指文官的选拔通过公开考试，择优录取，打破论资排辈界限，任何公民都有权力申请参加考试；同时文官的升迁必须经过业绩考核，防止文官录用上的终身制。

发展中国家向现代化过渡的经验教训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亚、拉丁美洲、南欧的一系列国家和地区开始步入现代工业社会并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总结他们现代化的经验教训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落后国家向现代化过渡尽管可以借鉴先行现代化国家的经验，但毕竟由于时代的变化和自身条件的不同，他们面临一些共同的难题：首先，先行发达国家几乎都是以无情摧毁和破坏落后国家原工业结构、掠夺落后国家的资源和资金的方式实现现代化，而发展中国家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圆自己的工业化梦想；其次，欧美各国的现代化道路是以对资源特别是非再生性资源的高消耗，以及以对生活资料的高消费来刺激经济的高速增长，这种现代化发展模式，总体上是不适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所以，资金短缺、技术落后、因国内市场容量太小而难以使工业化顺利进行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面临的共同问题。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解决这些问题上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经验：

1．善于利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形势。战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科技进步以及由此而来的现代经济的发展，还使得世界各地区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空前加强。可以说，世界经济全球化是本世纪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突出趋向。作为世界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表现是形成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趋势和跨国公司的发展。世界经济结构的基础单位不断由单个国家转变为地区或国际集团，并日益成为决定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从而使投资、生产、贸易、技术和人员交流等扩展到国际经济活动领域。这就为发展中国家实施多层次化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多边贸易战略创造了有利条件；

2．经济全球化也造成国际间的大规模资本流动。战后各资本主义国家都企图通过资本输出以获取最大限度的超额利润，因此竞相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资本。尽管这当中也有为了加强其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地位的目的，以及为了保持和昔日殖民统治的藕断丝连，但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利用这个有利时机趋利避害，解决了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和发展阶段靠自身力量难以克服的“资金瓶颈”困难；

3．抓住经济全球化下国际分工与合作不断深化和拓展的机遇，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战后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加快了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促使发达国家将一部分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新兴工业化国家如韩国、新加坡等国都曾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发展经济，扩大出口，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从而促进了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总结落后国家向现代化过渡的世界历史经验，一个重要结论是，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必须依靠政府强有力的干预，保持社会的稳定，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

治学漫笔

瞿林东

学无止境，学贵自得，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

治学过程中，不免有失误，或反思，或兼听，或自我批判，以求学有长进，这却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治学或许是学人对于一种崇高境界的追求，只有达到这种境界的人，才能善于反思，勇于自省，而学术上的大师们往往是达到这种境界的杰出者。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等几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在这方面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1930年，郭沫若出版了具有重大影响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1944年7月，他写成《十批判书》中的《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就所用资料的时代判断及有关重大历史问题的评价之不确与谬误，作系统的自我批判。他写道：“我首先要谴责自己。我在1930年发表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那一本书，虽然博得了很多的读者，实在是太草率，太性急了。其中有好些未成熟的或甚至错误的判断，一直到现在还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影响。有的朋友还沿用着我的错误，有的则沿用着我错误的征引而又引到另一错误的判断，因此关于古代的面貌引起了许多新的混乱。这个责任，现在由我自己来清算，我想是应该的，也是颇合时宜的。”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47年版的《后记》中再一次申明这个自我批判的必要性。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九五四年新版引言》中，郭沫若指出本书的再度改排的原因之一，“主要由于材料的时代性未能划分清楚，却轻率地提出了好些错误的结论。这些本质上的错误，二十几年来我在逐步地加以清算。”郭沫若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一方面是自己“在逐步地加以清算”，一方面是向学术界、向读者再三致歉，“把自己的错误袒露出来”，以便“读者可以从我的错误中吸取一些经验”。

1940—1941年，范文澜在延安写出了《中国通史简编》，这是第一部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中国通史。1954年，范文澜撰写《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指出：“旧本《中国通史简编》有很多缺点和错误，我在1951年写了一篇自我检讨，希望引起大家的批评，帮助我改正。”他在检讨中所作的初步认识，一是“非历史主义的观点”；二是“在叙述方法上缺乏分析，头绪紊乱”，并从九个方面予以说明。此文于1955年、1963年两次修改，作为“绪言”分别刊入《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版、第四版。由此可见，范文澜对自己书中的“很多缺点和错误”，也是再三作“自我检讨”，再三向读者致歉的。

侯外庐在1982年撰写、1986年修订的《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中，扼要地谈到了他的“研究原则和方法”，其中第九条是：“执行自我批判，聆听学术批评。我以为，学贵自得，亦贵自省，二者相因，不可或缺。前者表现科学探索精神，后者表现自我批判勇气。”他举自己对《老子》的研究为例说：“我自30年代撰写《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至50年代修订重版《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的20年间，曾四易其稿。每易一稿，都可以说是执行一次自我批判。”他还认为：“学术批评之所以值得欢迎，主要是自己可以借助于这些批评（哪怕连自己看来是不能同意的批评）来启发思考，帮助自己提高学术水平。”在他看来，学术批评同执行自我批判是同样的重要。

不论是从学术积累上“逐步清算自己”，还是从理论认识的升华上作“自我检讨”，抑或是在自省及与同好切磋中得到启发而“执行自我批判”，都不仅表明了大师们襟怀坦白、虚怀若谷的气度，而且洋溢着他们对真理的诚挚与不懈追求的科学精神，显示出崇高的学术境界与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本色。尽管在当代，在未来，他们的学术仍将为人们所研究，被历史所检验，是非得失，任人评说，但他们的自我批判精神在学术史上已留下了光彩的一页，成为代代学人学习的榜样。

“学贵自得，亦贵自省，二者相因，不可或缺。”治学而欲求不断有所长进者宜书此于座右以自励。当然，这无疑包括笔者在内。

——读“海洋与中国丛书”

王海峰

中国有没有海洋赋予的文明？如何给海洋文明在中国历史上定位？这是国际国内学术界长期争讼未决的公案。要理清这个问题，需要有发达的中国海洋人文社会科学。江西高校出版社新近推出的由杨国桢教授主编的“海洋与中国丛书”，就是一套为中国海洋文明历史自觉呐喊的丛书。

丛书把聚焦点放在十五、十六世纪之交“航海时代”来临后的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这是因为“航海时代”的海洋联系使历史变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中国海洋发展的成败荣辱、经验教训值得客观地、实事求是地总结。也因为这段历史所遭到的误解和歪曲最多，没有充实和有说服力的历史证据难以改变旧有的观念。传统观念把海洋社会经济等同于以海洋商业为推动力的资本主义工商经济，把海洋社会经济史等同于“欧洲扩张史”。事实上，海洋经济存在不同的发展模式，海洋社会经济史是多元的，把中国排除在外是一种误导。承认中国古代有过“航海时代”，但随着郑和下西洋的结束落幕了，同样是一种误导。从旧观念挣脱出来，需要知识创新，重新“发现”和建构中国的海洋历史。

海洋经济是海洋历史的基石，海洋社会是海洋历史活动的主体。重新诠释海洋经济、海洋社会的概念内涵，提出海洋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范式，之所以是一个创造性的思维和研究路径，在于它把直接和间接地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和海洋空间的人群活动视为一个生生不息的社会机制，与陆地社会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存在互动整合的关系，从而有助于给海洋文明在中国历史上定位；在于它采用“科际整合”的方法，移植组合涉海的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成果，从海洋看中国，从比较世界史看中国，扩大了史料资源的范围，拓展了研究的空间，提供了新的研究构架。以此作为发展中国海洋史学和建设中国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出发点，也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这套丛书只是学术园地上的几朵小花，她们绽放在中国发展海洋经济的沃土上，挖掘海洋信息，探讨海洋成败，复忆海洋过去，关注海洋未来，显示了史学从陆地走向海洋的学术魅力。二十一世纪海洋经济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为海洋发展提供历史根据和借鉴的海洋社会经济史和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必将迎来大发展。“海洋与中国丛书”的面世，也就具有深刻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了。

（“海洋与中国丛书”已出版杨国桢著《闽在海中》、陈东有著《走向海洋贸易带》、曾少聪著《东洋航路移民》、欧阳宗书著《海上人家》。）

书刊评介

正确评价“康乾盛世”

——简评《清康乾盛世》

高翔

李治亭的新著《清康乾盛世》已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建国以来一部系统论述康乾盛世形成、发展及其历史地位的学术专著，在不少方面充实和丰富清史研究。

全面、准确衡量清朝从康熙中叶到乾隆末100余年国内形势及社会发展水平，是该书最突出的学术特点。迄今为止，对康乾盛世，学术界意见不一。直到最近，还有人对清朝盛世是否存在提出质疑，认为清朝统治的建立是以全国性生产力的大幅度破坏为代价的，在康雍乾三帝统治的100余年中，中国和西方的差距越拉越大，“盛世”过后不久就爆发了鸦片战争，因此所谓“盛世”不过源于一些学者的“吹捧”。《清康乾盛世》对这一质疑给予了比较全面的回答。作者认为，清朝入关后的统治，固然具有维护满族特殊利益，牺牲汉族百姓利益的内容，但同时它也在不断调整统治方针，努力实现民族关系的和谐，以达到稳定政权，恢复、发展社会生产的目的，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作者通过对康乾时期中国社会状况的考察，指出：在这100余年中，清朝具有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武功强盛，学术集大成的鲜明特征，标志着中国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达到了光辉的顶点。我认为，作者对康乾盛世的分析是正确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将康乾时期的清朝称为“盛世”，并不是后世学者的发明，而是历史当事者对当时繁荣景象的普遍认可。毋庸讳言，清朝的盛世，只是相对以前各代而言，如果将其和同时期英法等国的发展水平相比，当时的中国确实落后了。但落后的历史责任绝不应当仅仅由一代人承担。事实上，中国的落后从明朝中叶就开始了，康乾时期中西差距的拉大，不过是对数百年落后历史的一次总结罢了。如果我们将近代中国的落后完全归咎于康雍乾三帝，因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陷于落后挨打的局面而否定清朝繁荣局面的出现与存在，显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

该书除对康乾盛世的历史地位作出恰当评价外，还对明清鼎革、康乾盛世形成的原因，清朝促进社会繁荣的方针，盛衰之变局面的出现等等，都作出了比较详尽的论述，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学术交流

唐力行吴建华

受中国社会史学会委托，由苏州大学主办的“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社会史学会第七届年会前不久在苏州召开。1986年以来，我国社会史学界已先后举办过六届年会，主题大致集中于三个方面，即社会史理论、亲属制度和区域社会研究。此次研讨会将大众心态变迁研究作为大会主题之一，这在国内史学界尚属首次。围绕会议主题，中外学者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的讨论。

家庭、宗族问题仍是学者们关注的话题。有的学者对家庭史的研究对象提出新见解，强调要注意家庭史的长时段研究，注意区分历史上思想家设计的理想家庭与当时的现实家庭，区分朝廷制度中的家庭与地方习俗中的家庭，区分家礼、家训、家规中的家庭与实际生活中的家庭。此外，更多的学者进行的是家庭、宗族的个案研究和田野调查。对宗族的调查主要集中在南方的浙江、江西、安徽、广东等省。

社区研究内容除了社区经济、社区生活、社区文化之外，学者们对社区变迁、社区组织、社区模式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注意进行社区间的比较研究。有的学者根据大量新发现的碑刻资料，对苏州地区的家庭、社区、大众心态作了深入研究，指出它们是苏州社会系统内的三个相互作用又相互制约的层面，而商品经济则是明清以来推动它们不断变迁的内在动力。还有一些学者对当前中国农村基层社区组织变迁以及城镇居委会加以考察，颇有新意。

大众文化与大众心态研究属于社会文化史的范畴。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与文化史的兴起与发展及其相互渗透与交融，社会文化史这门新兴的分支学科越来越受到重视。有的学者指出，社会文化史以大众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的变迁为研究对象，将视角下移到人民大众，给历史学的建设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有的学者就北朝民众自发利用造佛像之机为皇帝、国家求福祈庆的现象，探讨北朝多民族人民的国家认同心态；有的学者通过明末“民抄”董其昌事件，揭示了乡绅阶层以地方秩序维护者自居的心态。民间信仰是地方文化的组成部分，研究民间信仰是揭示大众心态的重要路径。有的学者对宋元时期“双忠公”（唐代张巡、许远）崇拜由中原移植到潮州的社会背景，以及明清两代该信仰在潮州地方化过程作了详细考辨，从而揭示了民间信仰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

在社会史理论方面，有学者指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当务之急是进行扎扎实实的本土研究，潜下心来从基础资料工作做起，从田野工作做起。并指出，中国与西方有很大差别，在借鉴西方社会史理论的同时，应注意从中国社会史研究中抽象出我们自己的社会史理论。

李伦

为纪念容闳诞辰170周年，由珠海市政府主办的“容闳与中国近代化”学术研讨会日前在珠海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指出，容闳是我国首批到美国接受西方教育的留学生，是一位和中国近代史相始终的重要人物。当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目标直指中国，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始睁眼看世界，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时，他已经离开中国，走向世界，去接受一种全新的思想和观念。当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洪仁玕内外交困之时，他积极主动地向他们陈述一套促进中国近代化的改革方案。他还积极投身于洋务活动，策划组织了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开创性事业。中日甲午战争时期，他力主抗战，奔走呐喊。当康有为、梁启超高举维新大旗时，他又积极参与。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时期，他盛赞义和团反侵略的爱国精神，支持孙中山的反清革命活动，博得了孙中山等人的赞誉。许多学者认为，容闳是近代中国少有的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和教育家。他属于和康有为、严复、孙中山同等重要的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分子。

有些学者则认为，容闳不是思想家，也不是政治家，更谈不上是实业家，但他一生的经历却丰富多彩。他经过商、办过教育、做过小官、办过外交、搞过企业，但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他都称不上是什么“家”。不过他的爱国则是始终如一的。他真心实意地报效祖国，希望祖国繁荣富强，堪称我国伟大的忠诚的爱国者。

学术信息

本报讯《百年潮》出版两周年暨改刊座谈会不久前在北京举行。在京的50多位老领导与学者、专家出席了会议。《百年潮》是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管，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的中国近、现代史刊物。顾问为宋任穷、萧克、胡绳、程思远。刊物的宗旨是全面反映自鸦片战争至当代中国的曲折、丰富的历史，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民族、社会、人物等各个方面。

与会者指出，两年来，《百年潮》杂志以其真实性与生动性、科学性与可读性，提高与普及相结合的特点引起了文化界、理论界、史学界、知识界的关注与首肯。《百年潮》今年将由双月刊改为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