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月14日 · 第1版

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12日致电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祝贺他再次当选总统。江泽民主席在贺电中说：

值此阁下再次当选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之际，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你致以诚挚的祝贺和良好的祝愿。

哈萨克斯坦独立7年来，在阁下的领导下，在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扩大对外交往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中国人民对此感到由衷的高兴，并真诚祝愿贵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

哈萨克斯坦是中国的重要邻国。近年来，中哈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得到了全面积极发展，阁下本人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我愿与你共同努力，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继续稳定地向前发展，以造福于两国人民。

祝阁下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并在崇高的岗位上继续取得更大的成就。

本报北京1月13日讯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今天在京举行。会议的主要任务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三中全会精神，回顾总结1998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展情况，研究部署1999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尉健行代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全会作了题为《加大力度，标本兼治，推动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的工作报告。

尉健行说，1998年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实行了坚强有力的领导。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抗洪精神的鼓舞下，经过全党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1998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继续整体推进，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

尉健行对1998年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进行了回顾：

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有了新进展，特别是制止奢侈浪费工作效果明显，其中三项重点工作有声势、有力度，基本达到预期目标。清理通信工具工作已在9月底基本完成。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和直属事业单位共清理用公款安装的住宅电话145.6万部，其中有56.9万部不符合规定；清理用公款购置的移动电话79.2万部，其中不符合规定的38.3万部。对符合规定的电话实行了通话费定额包干制度，对不符合规定的进行了处理。据测算，实行新的管理办法，一年可减少用公款开支的通话费约25亿元。在严格控制会议方面，许多地区和部门实行会议审批制度、会议费预算包干等办法，各类会议的数量、规模等得到控制。尤其是评比会、联谊会等明显减少。党政机关召开会议赠送礼品和纪念品的风气基本刹住。在执行公务接待标准方面，普遍制定了公务活动接待标准，建立了接待费审批、核算制度，实行定点接待。截至去年10月底，全国已有10.2万多个县以上党政机关，按规定建立了接待费在财务上单独列项的制度。公务活动接待费用普遍下降，县以上党政机关接待费比上年同期减少10.3亿元。制止奢侈浪费的其他几项工作也有不同程度的进展。截至去年10月底，全国共制止新建、改建、扩建、装修和购买办公楼1.1万多项，取消庆典活动2.2万多个，各种检查、评比、达标活动有所减少，取消出国（境）团组约7400批3万多人。

查办案件工作继续深入，突破了一批大案要案。截至去年11月底，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受理群众来信来访、举报电话161.2万多件（次），立案14.2万多件，结案12万多件，处分12.4万多人。在受处分的人员中，县（处）级干部3970人，地（厅）级及以上干部304人。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被依法判处徒刑。1998年查处的大案要案主要有：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原副主席徐炳松受贿案、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于飞严重以权谋私案、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姜殿武违纪违法案、湖北省原副省长孟庆平违纪违法案、云南省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褚时健贪污公款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浙江省金华县特大虚开增值税发票案等。通过查办案件，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挽回经济损失46.6亿元。

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工作持续开展，解决了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些问题。继续开展了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截至去年10月底，全国共取消涉及农民不合理负担的收费项目近9000个，减轻农民负担68亿元；有26个省（区、市）农民负担监督卡入户率达到80％以上；严肃查处了因加重农民负担而引发严重事故的案件。多数地方加重农民负担的势头有所遏制。进一步开展了减轻企业负担工作。截至去年10月底，全国共取消向企业的不合理收费、基金2.1万多项，涉及金额800亿元。一些涉及企业的不符合规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款、集资、基金项目被取消。许多地区和部门加强了预算外资金足额上缴财政专户的管理制度；一些地方制止了公路“三乱”和中小学乱收费的反弹现象；许多地方开展民主评议行业作风活动，积极试点和推行社会服务承诺制，对执法监督部门和公共服务行业窗口单位的行业作风进行了新一轮的整顿。

尉健行指出，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的几项重点工作，取得良好效果。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工作进展顺利，与所办经营性企业脱钩的目标已经达到。据初步统计，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共撤销企业19241户，移交6491户，解除挂靠关系5557户。中央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管理的直属企业必须在1998年底前脱钩的重大举措顺利实现。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的工作有了进展。中央一级、省一级和省会城市、其他副省级城市的公安、检察、法院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基本做到了“收支两条线”管理。建立有形建筑市场工作逐步推开。全国已有80％的地（市）级以上城市建立了有形建筑市场。村务公开制度在大部分农村初步建立，对群众关注的重要问题定期公开，接受村民监督。一些国有企业进行了厂务公开的试点工作。

尉健行指出，在肯定1998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看到，有些腐败现象滋长蔓延的势头还没有得到遏制。金融、证券、建筑等领域和干部人事工作中的违纪违法案件仍然比较多；有的地方和部门存在的走私护私、骗汇逃汇套汇等问题相当严重；有的领导干部不能严格自律，默许甚至纵容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有些领导干部对反腐败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两手抓”坚持得不好，执纪执法不够严格。对这些问题，必须高度重视，认真解决。

尉健行强调，1999年是我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我们将隆重庆祝建国50周年；将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将围绕“九五”计划的宏伟目标，推动两个文明建设的新发展。在新的一年中，深入贯彻中央关于“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抓住机遇、知难而进，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的精神，扎扎实实做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尉健行提出，1999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总体要求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三中全会精神，按照江泽民同志关于反腐败斗争多次重要讲话的要求，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在严厉惩治腐败分子、遏制腐败现象的同时，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力度，坚定不移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21世纪创造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

尉健行对1999年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进行了部署。他指出，为了完成今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任务，要深入开展“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教育，按照中央部署，在各级领导干部，重点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以整风的精神开展“三讲”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认真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要认真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要加强对权力运用的监督和制约；要积极探索通过改革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途径；要搞好纪检监察机构改革，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

今天的会议由中央纪委副书记曹庆泽主持。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12人出席会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纪检监察机关的负责人，出席全军纪律检查工作会议的代表列席了会议。会议从今天下午开始审议工作报告。

新华社济南1月13日电（记者王洪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胡锦涛近日在山东考察时强调，要立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紧密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把中央关于用整风精神开展“三讲”教育的部署贯彻好、落实好。

1月7日至13日，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山东省省长李春亭等陪同下，到山东考察工作。在临沂、青岛、济南等地，他深入农村、企业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地，同基层干部、群众亲切交谈，了解情况，并看望和慰问了正在执勤的济南交警。胡锦涛对改革开放20年来山东各项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特别是去年在面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好形势，给予了充分肯定。

考察中，胡锦涛反复强调，今年是我们党和国家发展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努力实现今年经济的稳定增长，保持大局的稳定，对于巩固和发展好形势，以更加主动的姿态跨入21世纪，至关重要。在临沂市考察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时，胡锦涛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当前的国际经济大背景下，我们要扩大内需，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市场潜力最大的还是农村。各级党委、政府和农村基层组织必须适应新的形势，团结带领农民群众做好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这篇大文章。在考察海尔集团、海信集团和青岛啤酒二厂、轻骑集团等国有企业时，胡锦涛对他们表现出的强烈的市场意识、创新意识、开放意识和作出的突出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实践表明，一个企业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成功，一是要面向市场，转变经营机制；二是要狠抓企业的内部改革和管理；三是要重视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只要认真按照中央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要求去做，国有企业是完全能够搞好的。

胡锦涛十分关心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困难群众的生活问题。在考察青岛市再就业服务中心、济南第二机床厂再就业服务中心时，胡锦涛说，切实保障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做好再就业工作，不仅关系着深化企业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顺利进行，关系着千千万万职工群众的切身利益，也关系着社会稳定的大局，一定要千方百计、认认真真地把这件大事办好。要妥善安排离退休干部职工的生活，认真落实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胡锦涛强调，我们的党员干部不管处于什么工作岗位，任何时候脑子里都要有群众，都要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同群众打成一片，为群众排忧解难。越是在群众有困难的时候，越要体贴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共渡难关。

胡锦涛在听取了山东省委、省政府的工作汇报后作了讲话。他指出，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集中一段时间深入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是今年党建工作的一个重点，各级党委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和部署做好工作。他强调了以下三点：第一，搞好这次“三讲”教育，关键在领导，而领导得力不得力，关键又在于思想认识到位不到位。要把思想进一步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从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认识这项工作的重大意义。第二，必须把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找准、抓住、解决好。尤其要找准、抓住那些影响本地改革、发展、稳定的问题，影响领导班子发挥整体合力的问题，影响党群、干群关系的问题，并且认真加以解决。决不能搞空对空，决不能抽象地泛泛议论了事。第三，在“三讲”教育中要贯彻整风精神，务求取得实效。贯彻整风精神，一定要联系实际，认真读书，掌握思想武器，树立正确态度；一定要发扬党内民主，诚心诚意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接受群众的监督和帮助，决不能关起门来搞教育；一定要认真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积极的、健康的思想斗争，决不能回避矛盾。要通过开展“三讲”教育，分清是非，提高认识，增强党性，振奋精神，提高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本报北京一月十三日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郭亮、新华社记者汪金福、本报记者傅旭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今天在合同法草案征求意见座谈会上指出，合同法是民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制度，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迫切需要制定一部统一的、较为完备的合同法，使市场交易行为进一步规范化、法制化，以及时、正确地解决合同纠纷，更好地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合同法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亿万人民群众的生活密切相关。根据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组织法律专家和实际工作部门起草了合同法征求意见稿，于一九九七年五月印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有关部门以及法律院校、研究单位等征求意见，并召开座谈会听取了部分法律专家和有关部门的意见。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又进行了修改，形成合同法草案，提请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目前，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在第四、第五、第六次会议上，三次对合同法草案进行了审议。其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将合同法草案全文公布，广泛征求人民群众意见。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还专门到北京、上海等地进行调查，进一步听取有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和法律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根据审议和调查中提出的意见，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对草案进行了多次讨论修改。

十二日下午，李鹏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座谈会，征求对合同法草案的意见。十七位专家、学者和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围绕订立合同的形式、防范合同欺诈、情势变更制度、违约责任、建设工程合同、技术合同、融资租赁、分则的设立等，畅所欲言，发表了意见和建议。

十三日上午，李鹏专程来到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再次主持座谈会，听取法官和有关法律工作者对合同法草案的意见。李鹏说，在昨天的座谈会上，十七位同志就合同法草案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今天希望大家着重在四个问题上发表意见。

第一，采取什么形式订立合同。有的认为，口头合同大量存在，合同法中应当规定；有的认为，口说无凭，应当尽可能采取书面形式。今天特别想听听法院同志的意见，口头合同起诉到法院，审理有无困难，能否及时、正确地解决纠纷。

第二，关于情势变更制度。昨天座谈会上多数意见是合同法应当规定情势变更制度，问题是怎样划清情势变更和商业风险之间的界限，不能借口情势变更而不履行合同。

第三，关于技术合同问题。有的担心合同法颁布后，有关技术合同的行政法规、规章都要废止，不利于技术成果的开发、转让；多数意见认为技术合同法的内容已经在合同法中保留，并根据这些年来的实践进一步完善了有关技术合同的规定，不会出现法律真空。

第四，要不要分则。有的认为制定合同法重点是总则，分则的内容可以由单行法律、行政法规去规定；有的认为合同法草案规定了十五种合同，是一个进步。对合同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合同法草案规定可以适用总则，也可以参照分则最相类似的规定。问题是总则中没有规定、分则中也找不到最相类似的规定怎么办？

与会人士一致表示，李鹏委员长亲自主持召开座谈会，征求大家对合同法草案的意见，既体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立法过程中严谨务实的作风，又体现了合同法草案的重要性。大家在发言中认为，合同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草案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多次审议修改，一次比一次成熟。草案在现有的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和涉外经济合同法基础上，总结了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经验，借鉴了国外有益的立法经验和通行做法，体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是一部基本可行的法律草案，建议进一步审议修改后尽快通过实施，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的经济活动提供法律依据。

李鹏委员长认真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并不时就一些关键问题与大家进行探讨。他说，立法工作要进一步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我们召开这两个座谈会，是采取立法机关、实际工作部门和专家学者相结合的形式征求意见。参加这两个座谈会的代表来自各个方面，有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有从事审判工作的同志，有熟悉合同法律制度的专家、律师，还有部分公司、企业的负责同志。大家从各自工作实际出发，围绕合同法草案的重点问题，具体、深入地各抒己见。我们将认真考虑大家的意见，尽可能采纳合理建议，对草案作进一步修改补充，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审议。

李鹏说，合同法是市场交易规则。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制定合同法，必须符合我国现阶段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必须与改革开放的进程相适应，既要有前瞻性，又要体现阶段性的特点，并注意保持法律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我们既要重视法律的制定，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及时修改法律，使法律不断完善。同时，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我们应当借鉴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注意和国际通行做法相衔接。

李鹏说，关于合同法分则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要有分则，这样便于操作，便于规范。至于如何完善分则，有的专家提出可以通过修改法律来解决这个问题。他说，关于如何规定合同形式，既要从现实考虑，也要引导合同当事人，使订立的合同规范化。李鹏指出，关于情势变更，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应当写进合同法。我国这方面的经验不多，对于什么样的情况可以适用情势变更，能否规定几条界线，请法律委员会考虑，也可以通过法院的审判实践，逐步积累经验。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田纪云、姜春云，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何椿霖，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座谈会。

本报记者费伟伟施明慎

历史总是以某些重要年份、重大事件为其标志。

刚刚过去的1998年，就是这样一个重要年份：困难压顶，挑战纷至，而华章宏篇，不胜圈点。

在这极不平凡的一年里，中国顶住亚洲金融危机强烈冲击，战胜特大洪水，保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

12月30日，国家统计局宣布，1998年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目标基本实现，预计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8％。

在世界经济增长下降、周边许多国家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仍增长7．8％，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也委实来之不易。

7．8％，每一个百分点都凝聚着中国人民战胜困难的坚强信念，每一个百分点都凝聚着以江泽民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驾驭经济全局的大智大勇。

’98中国，风雨交加。外有金融风暴冲击，内有滔天洪水侵袭，然而中国始终巍然挺立，顽强而自信。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凝聚起亿万人心，果敢科学的决策化险为夷

1998年，农历虎年。虎啸龙吟。人们期盼虎年的中国经济虎虎有生气。

然而，发生于1997年7月的东南亚金融风暴，在进入1998年后，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如夏日骤雨，来虽汹汹，去也匆匆，反而变本加厉地在东南亚上空盘旋，并向世界扩散。如油滴水，愈扩愈大。亚洲国家经济屡遭重创，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止，全球股市汇市波动剧烈，世界经济环境日益恶化。

金融风暴对中国造成了强烈冲击，给需求不足的中国又带来了出口下降的严重损害和货币贬值的巨大压力。

正当中国人民为应对金融风暴而苦战时，特大洪水又突然袭来。

南方，长江出现1954年以来又一次全流域性大水，八次洪峰轮番冲击长江干堤，大水连续60多天超警戒水位；

北方，嫩江、松花江暴发百年不遇特大洪水，恶浪惊涛狂卷仅能抵御20—50年一遇洪水的堤防。

洪涝南北夹击，水势世界震惊。

局面之严峻，形势之复杂，多年从未有过。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党中央、国务院高瞻远瞩，面对危局沉着冷静，果敢科学决策，成功地驾驭了经济全局。

早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一年前，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在讲话中就提出“防范金融危险”。1996年8月，江泽民总书记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专门听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工作汇报。1997年2月，中央就决定组织力量起草文件和召开专门会议全面部署防范金融风险工作。11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了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的任务、原则和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

1998年的新年钟声刚刚响过，针对亚洲金融危机蔓延之势，江泽民总书记又敲起警钟：必须做到心中有数，沉着应付，未雨绸缪，做好事态进一步严峻化的准备，以防措手不及。

根据江总书记批示，春节前夕，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朱镕基副总理部署国家计委牵头进行研究，提出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支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政策建议。春节后不久，党中央、国务院很快批准并转发了《关于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保持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意见》。

尽管措施相当有力，然而亚洲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其影响比年初的预计更为严重：年中，日元对美元汇率创10年来最低，引发新一轮金融冲击波；年中，我国出口在持续22个月增长后首次出现负增长；年中，严重的洪涝灾害不期而至……

对艰难危局的一次承担，就是对驾驭全局艺术的一次超越。7月中旬，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果断提出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扩大国内需求。为此，中央又发出了指导性文件。

———调整投资计划，扩大投资规模，加大投资力度。全社会固定投资增长幅度由10％调整到15％。集中力量投资农林水利、交通通信、城市基础设施、城乡电网建设与改造、中央直属储备粮库、经济适用住房六个方面。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落实建设资金。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由中央财政发行1000亿元10年期长期国债，补充和增加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本金。同时，配套增加1000亿元银行贷款。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银行组成加快基础设施建设领导小组，以罕见的高效率工作，抓紧审批和下达资金；2300多个基础设施项目刚刚启动，国务院有关部门就派出检查组和重大项目稽察特派员分赴各地，检查进度，监督质量……年初有12个省区投资呈负增长，到9月份所有省区都实现了投资增长。

正是扩大内需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为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第三季度起经济增长稳步回升。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民币坚持不贬值，为缓解亚洲金融危机起了重要作用。中国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展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宽广胸怀。

党中央、国务院的果敢科学决策，是我们克服困难的根本保证，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如此，战胜特大洪水也是如此。

在南北汛情令人揪心的危急关头，江泽民总书记、李鹏委员长、朱镕基总理等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一次次亲临前线指挥抗洪；27万子弟兵，800多万干部群众昼夜奋战一线；上亿人口总动员，全国上下心系一处。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世界历史上同样前所未有。

大灾之后，中央又及时决定全面规划，进一步加大投入，搞好灾后重建、整治江湖、兴修水利工作。被洪水侵蚀的土地再现勃勃生机。

有党中央、国务院砥柱中流，力挽狂澜，种种困难，空前挑战，没有压垮中国人民，反而激发起亿万人民勇往直前的壮志豪情，迸发出一种撼天动地的伟大品格，在战胜困难、创造辉煌的同时，更创造着一种新的精神力量。

’98中国，矛盾错综复杂。通货紧缩，需求不足，生产过剩，新的问题接踵而来。扩大内需、启动经济的成功，显示出党中央、国务院宏观调控经验更加丰富，宏观调控艺术更加成熟

1998年，刚刚实现了经济“软着陆”的中国，遇到了需求不足的新问题。我们刚刚成功抑制了通货膨胀，我们又不得不向通货紧缩宣战。

七月流火，正当一些人们为上半年经济增长缓慢而焦虑不安时，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山西、内蒙古考察时根据中央已定政策，再次申明：“在当前通货紧缩的形势下，中央决定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筹集更多的资金，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这是扩大国内需求的最有力措施。”紧接着以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扩大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的扩大内需的重大措施相继出台。

通货紧缩，对中国来说，是个新名词、新课题，从承认它的存在，认识它的危害，到采取正确的对策，反映出党中央、国务院目光敏锐、决策及时以及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更加深刻、更加完全。更加令人称道的是，在扩大国内需求，努力实现当年经济增长目标的同时，党中央、国务院注意经济短期目标与中长期目标的相互协调，妥善处理促进经济发展与防范金融风险的关系，显示了更加成熟、高超的领导艺术。

加大投资力度，无疑是启动经济的突破口。汲取以往投资一哄而起、乱上项目的惨痛教训，党中央、国务院再三告诫要加强项目可行性研究，扩大投资要立足经济结构的优化和经济关系的理顺，绝对不搞重复建设，不搞新的加工项目，要进一步开拓国内市场，将灾后重建与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并且谁也不能强迫银行贷款，不能增加新的不良债务、增加新的金融风险。由于事先预警、措施得当，新增国债建设项目大部分选项合理，工程质量可靠。

虽然应对通货紧缩、促进经济增长是当务之急，但是党中央、国务院清醒地认识到，要防止另一种倾向发生，即避免经济再度过热。中央明确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是针对亚洲金融危机负面影响和我国内需不足而采取的一项短期政策措施。要求增发国债转贷到地方的钱一定要归还。经过反复强调，各级政府和财政均已心中有数，配合有关部门认真落实项目，加强对国债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遏制住了借债盲目建设的投资冲动。

1998年，我们遇到的困难历史罕见，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此时推出改革计划，难免会有风险。但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深化和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如何为经济发展创造更大的空间？经过反复论证，周密部署，党中央、国务院开启了一道道改革大幕，实现了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的相互促进。

伴随着1998年经济发展攻坚战的展开，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减人增效、下岗分流的改革走上前台。5月份，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就最棘手的富余人员的安置问题作出了重要部署。到9月，国企下岗职工进入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的比例达到98％。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也取得了积极进展。

针对国内市场粮多、价低，粮食收购企业亏损挂账严重的现状，国务院果断推出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要求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实行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封闭运行，从而有效地抑制了市场粮价的进一步下滑，保护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初步扭转了粮食收储企业大量亏损的局面。

国务院机构改革引人注目，深得人心。机构改革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根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管理体系。国务院组成部门从40个减少到29个，国务院直属机构和办事机构也相应做了调整，人员精减近一半。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是改革开放以来机构改革力度较大的一次，由于精心组织、稳妥推进，机构改革进展顺利。

1998年，金融改革大步推进。改革了实行多年的贷款规模管理，逐步推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改革了存款准备金制度，将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上缴的存款准备金和备付金两个账户合二为一。特别是中央银行管理体制实行了重大改革，人民银行撤销了省级分行，跨行政区设立9个分行，有利于摆脱地方、部门的干预，加强金融监管力度。这些改革对更有效地发挥金融的宏观调控作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提供了保证。

去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部署在全国开展大规模反走私专项斗争。声势浩大的反走私斗争，有力地遏制了走私猖獗的势头，为规范经济秩序、保护民族工业、促进经济增长起了重要作用。打击骗汇、逃税的斗争也很有成效。中央决定军队和武警部队、政法部门不再从事经商活动，与所办各种经营性公司彻底脱钩，党政机关也与所办经营性公司脱钩。

扩大内需与利用外需相结合，促进经济增长与提高经济效益、调整结构相结合，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灵活的货币政策相结合，发展与改革相结合。这次宏观调控再次创造了宝贵的经验。

告别1998，走进1999，我们的道路仍不平坦，困难和矛盾依然很多。但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有一年来宏观调控的宝贵经验，有亿万人民战胜困难的坚定信心，我们就能勇敢面对更大的挑战，创造更新的业绩。

1998年，是艰难而又凯歌高奏的一年。

1999年，同样是严峻而又再现辉煌的一年。

历史将记住’98中国。

历史将看好’99中国。

新闻摄影比赛

福建省莆田市湄洲湾北岸，是一个集国际中转、出口加工、旅游度假、重化工业于一体的重要港口经济开发区，目前已和来自美国、日本、阿根廷及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的客商签订了82个投资项目，总投资额达18亿美元，其中一批项目正在加紧建设。图为建设中的3．5万吨级煤码头。到2000年，一批专用码头将在湄洲湾北岸港口建成，吞吐量可达800万吨。新华社记者张生贵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