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月12日 · 第9版

过去的一年，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历史上罕见的洪涝灾害，由于贯彻实施了中央提出的关于扩大内需、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大决策，国民经济保持了快速发展的势头，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在新的一年里，面临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我们要完成改革发展的各项任务，必须充分认识——

扩大内需：一项重要的战略方针

郑新立

扩大内需对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

去年经济运行中遇到的突出问题，是亚洲金融危机使我国出口的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年初预计出口增长10％，但到5月份却出现了负增长，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严重的洪涝灾害使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运输和生产都受到影响；我国经济已经连续5年增长速度缓慢回落，为遏制下降的惯性，实现经济增长速度的止跌回升，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随着全面买方市场的出现，活跃市场、促进经济发展的难度进一步加大。面对重重困难，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并根据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不断完善和加大了力度。一是调整投资计划，扩大投资规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幅度由原来的10％调整到15％以上。集中力量加快农林水利、铁路、公路、通讯、环保、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二是拓宽投资领域，加大投资力度。6月份，国务院决定在加强上述领域建设的同时，增加国家直属储备粮库、城乡电网、城市经济适用住房及生态环境建设的投资。三是实施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落实建设资金。中央财政发行1000亿元10年期的长期国债，补充和增加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本金，同时吸引商业银行贷款1000亿元。四是进行抗洪抢险和灾后重建。大力开展生态环境建设，在长江、黄河上中游封山植树，停止砍伐，进行“坡改梯”，建设干支流控制性工程。对长江中下游实行分类规划，退田还湖，平垸行洪，提高行洪蓄洪能力，建设高标准堤防。

为了充分发挥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尽可能在当年多形成一些工作量，国务院各部门、各地方、银行和施工单位争分夺秒，做好项目前期工作，力争资金早到位、早开工。进入下半年后，投资增长速度逐月加快。1—11月，国有单位投资完成150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2．3％，增长速度比上年同期快10个百分点。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约完成28680亿元，比上年增长15％。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得到加强，完成情况明显好于往年。到10月底，118个重点项目完成年计划投资的76％。投资的增加有效地拉动了经济增长，扩大内需的政策取得明显成效。8月份，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开始回升，同比增长7．9％，比7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6％，比二季度快0．8个百分点，出现了5年多来由降转升的拐点。四季度，经济回升的势头进一步加快，全年实现了7．8％的增长目标。

1998年，我们之所以能够战胜意想不到的困难，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扩大内需政策的实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新增1000亿元国债投资，加上由其带动的银行贷款等各项投入，按当年完成60％的工作量计算，可以拉动经济增长两个百分点左右。我们在取得“软着陆”的成功经验之后，又开始摸索出启动经济的有效办法。事实又一次证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具有在复杂情况下果断正确决策的能力，能够熟练地驾驭宏观经济。

扩大内需虽然取得了预期目标，但也应看到，去年扩大内需是以扩大投资为主，消费的增长仍比较缓慢；在投资的增长中，国有单位投资增长很快，而非国有单位投资增长预计为零，甚至可能为负增长；新增投资的重点是基础设施建设，这是一个最佳的选择，但产业结构升级的进展迟缓；投资资金的增加主要靠财政手段的拉动，这作为短期对策是必要的，但继续扩大投资需要有货币政策的配合。当然，这些问题需要今后在继续扩大内需中研究解决。

把扩大内需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

扩大内需作为实现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应当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带根本性的方针，成为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

只有坚持扩大内需，才能把我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不断挖掘出来。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目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800多美元，刚刚进入世界中低收入国家的行列。我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这种差距就是发展的潜力。外商来中国投资，正是看中了这种巨大的潜力，问题在于如何把这种潜力挖掘出来。在目前的低水平下，我国经济发展就开始受到市场需求的制约，完全是消费体制和消费政策不合理带来的，应通过对需求的调节，使之对经济增长保持必要的拉动力。应当看到，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需求缺乏市场约束，所以防止需求膨胀的问题困扰了我们几十年。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对投资和消费的约束机制已初步建立起来，根据供给能力的增长，适时扩大需求，开拓需求领域，已成为宏观调控和需求管理面临的新课题。

我国的高储蓄率为扩大国内需求提供了条件。我国人民有节俭的传统，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储蓄率。特别是1992年以来，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以年均8000亿元的速度增加，由1．15万亿元增加到5万多亿元，加上各类金融证券，居民个人金融资产已超过8万亿元。把这笔巨额资金引导好，合理地使用于投资和消费，就可以将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将长远需求转化为即期需求，从而对当前的经济增长起到有力的拉动作用。关键是要采取有效措施，把居民储蓄运用好，使之加快运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同时，积极利用外资，也是增加国内投资需求的重要途径。

只有坚持扩大内需，才能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扩大出口、增加国外需求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增加国内需求，提高国内生产能力，满足国内消费水平提高的需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将直接使广大人民受益。而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实现生产、消费的良性循环，有利于提高人民的劳动积极性，从而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目前我国人均消费仍处在较低水平，应集中力量把“蛋糕”做大，改善人民生活。全国有9亿人口在农村，如能把他们的消费水平提高到目前城镇人口的水平，就可以支撑我国的经济总量增长2—3倍。

只有坚持扩大内需，才能在国际环境变化的情况下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目前，世界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和特点。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继续存在，全球经济特别是贸易增长速度减慢。国际经济结构加速重组，知识经济迅速发展，传统产品生产能力普遍过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壁垒明显增加。随着国际资本流动的加快，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多。我们宁可把事态估计得更严重一些，特别是亚洲各国因货币贬值使出口竞争力增强，会给我国出口带来更大的压力。我们应立足于扩大国内需求，以弥补出口增长受阻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把经济发展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今年扩大内需的重点和主要任务

继续增加投资，确保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继续实行扩大内需政策，要进一步增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保持投资的较快增长。除了增加国有单位投资外，要大力增加非国有单位投资。改革开放20年来，非国有单位投资年均增长28．6％，比国有单位高10．2个百分点，对推动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去年非国有单位投资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是很不正常的，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改变这种状况。应在贷款、直接投资和投资方向等方面，为非国有单位投资的增长创造适宜的政策环境。

基础设施建设的注意力应集中到加强项目管理，确保工程质量上来。通过强化行政领导，严格项目法人责任制，推行规范的招标制和监理制，以及利用社会舆论监督等多种措施，保证工程质量。

加快结构调整力度，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结构调整作为当前经济工作的一项紧迫任务，必须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一是积极利用先进技术改造和提高传统产业。淘汰落后的工业技术和生产设备，压缩剩余的生产能力。二是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结合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依托国家重大建设项目，抓好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合作设计、合作制造，提高自主开发能力，推进关键设备的自主化生产，提高装备工业的技术水平。三是发展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提高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探索高技术创业投资机制，试行高技术产业项目融资，支持高技术产业示范工程建设，加快电子信息产业发展。

把促进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措施，使投资和消费双向启动。投资作为中间需求，只有同扩大最终消费结合起来，促进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才能使投资取得预期效益，实现社会再生产的良性循环。增加消费需求，必须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结构和分配制度，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购买力。合理引导居民心理预期，鼓励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增加消费，活跃市场。

吃穿用住行，是人类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消费。目前城镇居民吃穿用的需求已基本得到满足。按吃穿用结构升级的一般规律，消费热点从千元级的家电向万元级的住房和汽车等高价值商品转移，住和行的消费需求将不断扩大，围绕满足住行需求的相关产业将出现一个高速增长时期，从而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但由于体制和政策等因素，在城镇住行的消费方面，福利型、供给型和集团型的消费方式至今仍未打破，用于住行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仍未完全纳入个人商品消费领域，使这两个方面的消费需求处于被压抑的畸形发展状态，围绕住行的相关产业也不能得到正常充分的发展。

改善居民住行条件，应当统筹考虑解决。目前中心城市房地产价格过高，主要是由于缺乏快捷交通工具，居住过于集中，造成地价过高。如果在城市郊区依山傍水的地方修筑配套齐全的住宅区，用轻轨或高速公路与市区联接，广大居民会自愿选择住在空气清新、安静幽雅的郊区。这将有效地抑制城市中心过高的地价，促进围绕住行的各个产业在相互依托中健康发展。

大力开拓农村市场。要以加快农村电网改造为契机，扩大家电产品在农村的普及率。加强水、路、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消费环境。积极开发和生产适销对路的农业机械和各类生产资料，如节水灌溉、粮食烘干、田间作业、农产品加工、运输等设备。稳步发展小城镇，带动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和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

进一步拓宽消费领域，推进非义务教育、医疗保健和社区服务的产业化。在不要国家投入的前提下，鼓励民间办学，发展各级各类教育，使所有愿意学习的人都能有学习的机会。社区服务是一个亟待发展的领域。发达国家社区服务的从业人员一般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30％左右，我国才刚刚起步。休闲旅游消费已在我国悄然兴起。1997年，国内旅游收入达2112亿元。据抽样调查，80％的城市居民曾到市外旅游。应进一步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在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必须辅之以适当的货币政策。运用财政政策启动经济，见效快，易于操作，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我们要继续积极运用财政政策，扩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促进供给结构的优化。适时适度扩大财政举债规模，并更多地运用贴息等手段，发挥财政杠杆对全社会资金的引导作用。1998年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2．2％，低于3％的国际警戒线。年底债务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10．3％，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债务水平，增发国债还有一定的余地。目前物价已连续15个月负增长，不用担心出现通货膨胀。与此同时，在保持贷款能够按时回收的前提下，根据扩大内需的要求，适当增加货币供应，切实做到防范金融风险与扩大信贷投入的有机统一，兼顾安全性、效益性和流动性。改进金融服务，拓宽信贷渠道，提高项目评估质量，制定具体办法，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贷款。

思想纵横

郭振

经常性工作，是相对于重点性、突击性工作而言的。一个单位，一年内不抓一件或几件重点性工作，不拿出一个或几个“拳头产品”，往往被视为“政绩平平”。但是，那些大量的、具体的、日复一日进行的基础性、经常性工作，如果做不好，出了闪失，造成的影响或许比抓好一项或几项重点性、突击性工作大得多。所以，从做好工作的角度看，可以说贵在经常，难在经常。

经常性工作为什么“贵”？不是说它比重点性、突击性的工作更重要，而是说它是一切工作的基础，非抓好不可。重点性、突击性工作见效快、影响大，领导比较重视，群众易于理解；而经常性工作，相对而言少了些“轰动效应”，不大引人注意，容易麻痹松懈。经常性工作为什么“难”？不是说它比重点性、突击性工作更难做，而是从另一角度看，它是一种时时、处处、事事都要做好的工作，需要锲而不舍、一以贯之的努力，需要使实劲、韧劲、细劲，需要长年累月的坚持，这确实是难之又难的。

经常性工作就是基础性工作，这样的工作做不好，存在漏洞，发生疏忽，往往是引发事故、造成损失的开始。据有关书籍介绍，“泰坦尼克号”巨轮沉没前发出的呼救信号，远方多艘轮船都收到，唯独离它最近、最有营救条件的“加利福尼亚号”一无所知。原因是“加利福尼亚号”的报务员在未完成向附近轮船发出冰情警报任务的情况下关机睡觉，失去了前往营救的机会。其中的教训不能不令人深思。近几年一些地方发生的几起造成严重损失的火灾，查其原因，大多也是出在对经常性工作的疏忽上。看来，“责任重于泰山”不落实到经常性的具体工作上，是无济于事的。

做好经常性、基础性工作，是领导干部的重要责任，也是一项重要的领导方法。那么，怎样才能做好经常性、基础性的工作呢？

一是戒浮去躁，坚持严谨扎实、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现在有些领导干部，心思不在本单位的正常工作上，而是整天琢磨速效的“强项”、“特色”、“拳头”，甚至沽名钓誉，大搞“形象工程”，缺乏深入扎实、埋头苦干的工作作风。那些基础性、经常性工作，却常常被他们忽略了。

二是正确处理“基础”与“拳头”的关系。一个平时学习成绩一般的高中生，想考上名牌大学，实现“金榜题名”的梦想；一个平时训练成绩平平的运动员，想在全国和世界赛场上“一举夺魁”，赢得荣誉，这些都是不大可能做到的。同样，一个单位的基础性、经常性的工作做不好，要突“重点”、出“拳头”，也会力不从心，难以奏效。“九层之台，起于累土”。“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这些传世之言值得记取和深思。不强基固本，积少成多，逐步提高，岂能一步登天？

三是在落实规章制度上下功夫，严明职责。经常性、基础性的工作，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重复性的东西比较多。一个单位的领导，特别是主要领导，想全局、抓大事是应该的。我们说领导干部要重视经常性、基础性工作，把工作做深做细，也决不是要求他们事无巨细，事必躬亲，不分轻重缓急，眉毛胡子一把抓。关键是要有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狠抓规章制度的落实，做到人抓制度，制度管人，按级治理，层层负责。

一个单位的工作，就像一部交响乐，既有昂扬激越的高潮，又有平远悠长的和音，只有做好经常性、基础性工作，才能使这部交响乐有声有色，高潮迭起。

潘逸阳

党的十五大报告强调，我国社会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这表明，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不是权宜之计，必须长期坚持和不断完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也不是权宜之计，也必须长期坚持和不断完善。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经过四十多年特别是近二十年的发展，我国的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各项事业有了很大进步，但是，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同现阶段我国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不仅有相当大的社会空间，而且是必需的。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加快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它对满足人们物质和文化生活的多样化需要，扩大就业渠道，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因此，为了加快发展，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适应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实现现代化的要求，一方面，应积极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以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另一方面，应通过深化改革以保障、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

切实关心和支持个体、私营企业，把国家对个体、私营经济的各项政策落到实处。特别是要健全财产法律制度，依法保护个体、私营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进一步改善和加强监督管理，推动其健康发展。应在企业登记、税收管理、规费标准、金融贷款、部门服务、人才引进、权益保护等方面给予平等待遇。

坚持城乡并进的方针，鼓励和支持农村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我国农村尚处于不发达阶段，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至今仍未有根本性的转变。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在积极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采取灵活有效的政策措施，鼓励和引导农村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有更大的发展。”既要鼓励城市个体、私营企业下乡，更要鼓励农民办个体、私营企业，使之成为农民脱贫致富，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缩小城乡差距，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减轻城市就业压力的重要途径。在现阶段，农村经济的产业化发展为个体、私营经济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应抓住时机，发展农村个体、私营经济。培育具有市场开拓能力、能进行农产品深度加工、为农民提供服务和带动农户发展商品生产的“龙头企业”，引导这些企业同农民形成合理的利益关系，让农民得实惠，实现共同发展。做到城乡结合，互相促进，提高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增长质量。

引导私营企业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发展。私营企业能否健康发展，关键在于其运行机制是否科学。私营企业应适应现代化生产的要求，采取有限责任公司、合伙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等组织形式，按照有关法规来规范企业的组建和发展。

把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从长远看，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依靠相应的法律、法规来保证。现在，一些地方通过地方法规，明确了保护个体、私营企业权益的具体规定，我国新的《刑法》中也增加了保护私营企业财产的内容。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对非公有制经济，应在资金上给予支持，技术上给予指导，发展上给予规划，法律上给予保护。通过深化改革，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营造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社会环境。

理论信息

中央党校

中共中央党校和中共铁道部党校不久前在京举行“刘少奇党建思想学术研讨会”，对刘少奇党建思想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讨。与会代表认为，刘少奇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刘少奇在注重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的同时，特别注重加强党的理论武装和党员个人修养，并于1939年7月首次提出共产党员修养问题。有代表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从宏观上基本解决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问题，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则从微观上深入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许多具体问题。

与会代表认为，学习和研究刘少奇党建思想对推动和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建设及党校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党的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从根本上说，主要是忽视理论学习、放松思想改造和不能正确开展党内批评造成的。有代表提出，我们党担负着领导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前所未有的历史重任，这就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注重理论学习和思想修养，只有这样才能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段若鹏）

农业部

前不久，农业部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举办“刘少奇与农村经济发展”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部、中央党校的有关专家学者就中国农业机械化、合作社等农村经济问题进行了交流与研讨。

与会专家学者缅怀了刘少奇主持制定土地改革的重要文献《五四指示》、《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以及在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农村供销合作和生产合作、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发展农村工业的探索等方面所作的贡献。

会议围绕农业合作化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与会者认为，刘少奇的合作经济思想符合我国的国情，而且在很多方面也与当今国际合作运动的普遍原则和实践相接近。有的学者提出，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党内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重点发展生产合作，一种思路是刘少奇等人主张的先发展供销合作，通过组织供销合作引导农民组织生产合作。刘少奇对山西合作问题的批语，有重大的意义，但目标还是苏联的集体农庄。有的学者提出，苏联在农业合作化上经历了渐进过程，而我国由于获取的信息不全，把集体农庄作为追求的模式。改革开放使我们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发展模式，这就是土地公有＋农民家庭承包经营。（董建勤）

书刊评介

李定中张太英

著名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同志最近把他近二十年来有关我国农村改革问题的百余篇文章（其中近半数是从未发表过的），汇集成上下两册的《杜润生文集（1980—1998）》，由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作者长期负责农村工作，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与深厚的理论素养。他以历史演变与时代更迭的眼光观察并回答我国农村改革中的重大问题，分析所取得的成就与经验，展望今后深化改革的趋向。从一定意义上说，文集反映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光辉而艰苦的历程，是它的历史见证。

以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取代人民公社结构，是我国农村改革的起点和核心问题。作者自农村改革之初，就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上科学分析了实行家庭承包经营既是对旧体制的否定，又是对农业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完善和创新，是亿万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的伟大创造。作者联系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和前苏联模式演变中的教训，深入分析了我国农村旧体制中久治不愈的弊端，参照农村自留地所表现的经济效应，结合各地农民多次自发实行包产到户的历史经验，论证了这一改革的历史必然性。不仅如此，他还仔细研究了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家庭农场大量存在的事实———这是百年前马克思、恩格斯未曾预见到的，详细分析了农业生产不同于工业生产的特点及其对农业产权构造演变的作用，进而系统说明了我国农业家庭承包经营制能够极大地唤起农民对土地的亲近感，确立农户的经营自主权，使农户可以主动根据市场、气候、环境和农作物生长情况，不误农时地现场决策，努力提高农业生产力。作者强调家庭承包经营不仅适用于今天，而且能够适应农业现代化的要求，有一个繁荣发达的未来。在此基础上，他还研究了我国农业逐步实现规模经营的途径。

作者敏锐地发现农村以家庭承包经营为突破口的改革，是农民在实践上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批判，也是对那种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观点的批判。早在农村改革之初，他就阐述了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同发展商品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实现从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的命题。他强调建立国内统一市场，实行对外开放，利用国外市场，这样才能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逐步改变就业结构，使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二、三产业转移，推进城乡一体化，从而实现我国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为了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作者及时研究了如何改革农产品统购统销体制，如何培育和发展农村各种要素市场问题。他针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的尖锐矛盾，很早就提出大力发展小城镇的建议。随着农村买方市场的出现，作者主张农业与乡镇企业要更加自觉地面向市场，调整结构，努力推进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

文集论述的内容相当广泛，涉及农村改革同城市改革的关系，改革、开放与发展、稳定的关系，农村改革同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对农村改革进程中涌现的乡镇企业、“民工潮”、股份合作制、保护环境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农业产业化、供产销一体化等，作者都阐述了一些独到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