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月24日 · 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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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韦典华

社会学作为一门经世致用学问，一向关注社会变迁和发展。1997年，改革开放取得新的突破，经济社会发生显著变化，社会学工作者对此抱有极大的热情，致力于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新年伊始，记者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获悉，他们通过对去年国内社会学研究情况的梳理，由《社会学研究》编辑部完成了《’97社会学学术动态分析报告》，约两万字。这里，提供给读者的是这份报告的主要内容。

社会学研究新特点初见端倪

对待伴随着重大社会变革而出现的热门话题，学者们的态度更趋理性，更显冷静，多了一些审视，少了几分“炒兴”。几年前，对于“民工潮”，仅北京一下子有八九个课题组同时在研究，各种会议、各种媒体一哄而上。现在，国企改革，下岗，就业，话题不可谓不“热”，但社会学家的主要志趣，是在对这一类问题的回答中，如何增强理论的深刻性和对策的可操作性，而不是追求一时的轰动效应，以显示本学科的独特价值。

一向以社会调查见长的社会学，却取得了“社会学不等于社会调查”的自觉认识，不少人都注重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增强理论的穿透力。对理论的兴趣有回升的兆头，而且势头甚为强劲。

以上两点表明，中国社会学的学术意识开始趋于强化，而这一趋势的出现，又与一再出现的学术反思和总结相互关联。这一年，学术难点有所突破，热点并不燥热，学术研究是踏踏实实走过来的。

学术前沿问题研究

现代化和发展社会学。近年来，随着发展社会学在我国的兴起，现代化理论成了发展社会学的一部分。发展是指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诸领域的全面进步，其中经济增长是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基础。在过去的一年中，社会学界在对“发展”的理解和认识上，结合我国具体国情，进行了深入探讨：（1）发展不仅包含量的增长，而且也包含质的提高。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应当做到质与量、速度和综合效益的统一。（2）应把社会发展和社区发展结合起来，寻求一条既达到宏观社会发展目标，又不损害微观团结基础的现代化发展之路。（3）发展是以人为中心的全面发展。不少社会学家从发展的动力、价值取向和发展内容等方面，论证了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的合理性。（4）发展是可持续发展。去年所发表的有关发展的文章，约有半数涉及“可持续发展”。它的涵义：发展在满足当代人的需要时，不对后人的满足需要能力构成危害。原本是针对生态环境而言，现已扩展到社会、经济、人口、资源等方面。

村庄和城市化研究。社会学是最早关注这一课题的学科之一，自80年代起，苏南地区、温州地区和珠江三角洲被大家称做农村的三种发展“模式”。去年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农村及城市化问题进行了分析。一些学者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出发，认为十几年来中国农村经过了社区分化，群体分化与组织分化，其基础或动因分别为产业结构的分化、职业结构与阶层结构的变化，以及由行政归属向利益归属转变的群体重构。有的学者从文化角度认为，我国农村社会正经历着抛弃形形色色的神化，向着社会文化世俗的方向转变。传统礼俗的规范已经降至次要地位，社会的法律规范与政治规范已经渗入社区共同体，谋求最大功效，并懂得了以成就取向评价政府行为、选择基层领导。如何认识农村阶层结构的变动？学者们认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农业产业结构优化，乡镇企业和第三产业兴起，小城镇建设加快，市场作用逐步扩大，这些因素交互作用，促使农村阶层结构发生了变动。目前这一变动具有整体性与不平衡性双重特点，存在不稳定性。而新的利益格局造成的结果之一，是农村社会矛盾呈现更加复杂的趋势。

社会结构和组织研究。在目前的中国社会中，对于绝大多数生活在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社会组织中的人来说，单位对于他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单位亦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给予他们社会行为的权利、身份和地位，在这种单位组织中实现人的社会化。有的学者认为，随着改革的深入，出现了单位体制与非单位体制并存的社会结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以单位组织为主要要素的社会结构没有根本改变。在相当长时间内，单位体制与非单位体制并存，两种社会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并存，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况还会继续下去。从单位社会角度分析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行为及行为互动，探讨单位社会中的权力、资源和交换，研究单位身份与社会身份、单位结构与社会结构、单位控制与社会控制、单位社会中的差序格局以及单位社会结构变迁中的失范现象，对于深入理解中国社会是很有意义的。

社会热点难点研究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去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推动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城镇医疗制度，军人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发展，也把社会保障制度研究向前推进一步。如何选择和设计社会保障体系的目标模式，始终是研究中的一个难点。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界定和形成概念，进行理论上的探索和创新。有学者提出“整合型社会保障”这一中心概念，力图较全面地把握社会保险制度的各个方面，以及社会保险与经济社会背景之间的整合关系。

失业问题与再就业工程。这是社会学关注的热点。目前主要集中在：怎样看待失业这种社会现象，什么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就业观，近期解决就业问题的对策。研究表明，失业人口剧增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经济体制转轨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不能仅仅把失业看做体制转轨过程中特有的暂时现象。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所谓“消灭失业”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我国经济发展所提供的新的就业岗位，也不可能满足再就业和初次就业的全部需求。有的学者认为，不能离开总就业去孤立地研究和解决再就业问题。解决国企富余人员的办法：离业、失业和再就业。这就需要解决好“离业者”的经济补偿以及巨额离业补偿费的筹措问题，解决失业人员的生活保障问题。

城镇贫困问题研究。社会学对城镇贫困人口的研究处于摸清情况、分析原因的阶段，可操作的对策建议还不多。城镇贫困人口呈增加趋势，直接原因是企业经济效益低下。但研究者们进一步分析指出，中国的城镇贫困问题是与体制相互关联的。首先，要正视收入分配领域中的矛盾和问题。由于突出存在着的单位制，使许多城镇贫困人口具有先赋的特点。在分配领域中，分配形式的多元化、竞争条件与起点的不公平、腐败问题、企业经营利润再分配过程中利益的过度损失等，加重了收入分配不公的程度。探讨解困扶贫的措施是目前研究的重点，近期目标是建立贫困的监测系统。其次，要加强宏观调控，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行业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第三，逐步增强贫困人口的整体素质，提高贫困人口自救能力。

企业改制研究。1997年，企业改制不仅在国有企业，而且在集体企业、乡镇企业都很盛行。国企改革仍然是热点和难点，许多学者把注意力集中在产权制度上，目标是构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产权制度。国有企业面临的其他困难，诸如历史包袱沉重，负债率高，富余员工多等等，也需要通过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等措施予以解决，在这些方面，学者们也积极地提出了对策建议。研究者指出，乡镇企业自身的有效经营机制正在退化，政企不分、产权不清、亲属裙带关系的弊端日显严重，因此，改制势在必行。乡镇企业改制也要积极稳妥，符合规范。

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在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说马克思主义在辩证法观、历史观上都主张矛盾的多元决定论。这种理论被当做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而在西方学术界中获得相当广泛的声誉。然而，仔细分析起来，却可以发现阿尔都塞的这种矛盾的多元决定论是不科学的。

首先，它把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等量齐观。这种矛盾的多元决定论认为，经济决定着历史进程，但只是归根到底地决定的。这种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一是通过经济、政治、理论等等因素交替起主要作用而实现的；二是并非在一切时候都固定不变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不是一种可以把作用各方等量齐观的相互决定作用，也不是作用各方轮流坐庄，忽而这个起决定作用、忽而那个起决定作用的相互作用；而是经济表现为“基础”，表现为“决定性作用”，而上层建筑各要素则表现为“反作用”、表现为“影响”，这样才谈得上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最终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

其次，它并不符合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变化。早在阿尔都塞之前，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著名代表哈贝马斯就提出所谓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的观点。事实并非如此。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在经济方面的作用大大加强，这主要表现在大量国有财产的形成，利用赋税收入去推动经济的发展，从而扩大了国家在规划生产、调节价格、直接干预社会关系等方面的作用。但是，所有这一切丝毫不意味着国家已经失却对经济基础的依赖而表现出自主性，乃至反而对经济基础发挥决定作用，而是意味着资本主义垄断组织为了有利于自己的目的而进一步操纵国家机器罢了。

第三，它不符合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情况。由于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只能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后，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起来。因此，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就出现了政治变革先于经济变革这样一种特殊现象。然而，这丝毫不意味着政治已经成了产生社会经济基础的原因了。事实是，这场深刻的经济变革的原因，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先前的发展，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发展，必然要求向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过渡，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是实现这种客观必然性的工具和杠杆，而不是其原因和根源。（附图片）

学者论坛

人认识自我，不仅力求发现那些使人成为人或规定人之为人的东西，而且要穷根究底地追溯人何以会在自己身上具有那些属人的东西。这就是关于人本身及其特性和功能的起源问题。在世界上各个民族的早期神话传说和宗教意识中，以及后来形成的涉及人的哲学思辨中，对此都有过解释。在这些解释中，神或上帝有目的地创造人并赋予人以人的特性、技能和生活本领的虚假观念，具有极其权威的普遍性。当然，历史上的一些唯物主义哲学家是反对神创论或神学目的论的。他们多用朴素的自然发生论观点来解释人本身及其特性的由来。最近两个世纪以来，人的自我认识逐渐从种种虚假观念的纠缠中解放出来，走上了力求符合于人本身的实际发展的探索道路。对于这种转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了划时代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就是“要把他们从幻想、观念、教条和想象的存在物中解放出来，使他们不再在这些东西的枷锁下呻吟喘息”。

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见物不见人，似乎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没有关于人的理论。这至少是一种极大的误解。事实上，不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整个理论体系在内容的展开上从来没有脱离过人和人的活动，而且在他们的许多著作中，还就关于人本身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全新研究，并作出了深刻的理论回答。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一种关于人本身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观点，这可以说是他们关于人的理论的核心内容。他们反对神学创世说，肯定“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他们反对把人仅仅看做是自然存在物，强调现实的个人都是社会存在物。离开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在社会之外的人，只能是非现实的、抽象的人。他们反对从意识出发，坚持人的意识始终“是社会的产物”。

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强调，现实中的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因此，不应把人只看做是“感性对象”，还应该把人看做是“实践的、感性的活动”；认为“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实践、感性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的其他活动，是理解人本身的存在和规定性、理解人的变易运动和进化发展的基础。

在当代，人对外部自然界的外向认识正在突飞猛进地扩展和深化，但是，人对人本身却反而充满着疑问，“人是什么？”这个一直在不断地作出回答的问题，至今仍然是人的自我认识中最突出的主题。我们认为，要进一步深化人的自我认识，要进一步揭示“人是什么？”的丰富内涵，仍然离不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这把钥匙。（附图片）

7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一反过去局限于哲学思辨领域的传统，开始向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领域开拓，并密切关注生态、妇女、种族等全球性的问题，从而使得这种在西方国家影响日渐衰弱的思潮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复苏，有了新的进展，主要表现为三种理论。请看———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进展

□张峰

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大讨论是80年代初由英国经济学家亚历克·诺夫的《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引发的。诺夫主张实行市场社会主义，保留市场和货币作为微观经济民主选择的最有效的调节手段。他的这一观点遭到了比利时经济学家恩斯特·曼德尔的反对。曼德尔主张建立公有制＋中央计划＋民主政治制度的三合一结构。

80年代中期，英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索尔·埃斯特林、尤利安·勒·格兰德等人集体编写出《市场社会主义》一书，系统地阐明市场社会主义的观点，认为市场社会主义就是要将市场与社会主义“联姻”，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资本主义与市场之间不存在内在的实质联系，可以构想“一种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甚至结合某种特定形式的社会主义手段的市场制度”。

从1992年开始，英美等国一些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著作相继问世，从而使市场社会主义的研究形成了高潮。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有两点：一是依赖于竞争的市场机制来交流商品，协调复杂的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个个体活动并为其提供信息；二是坚持社会主义的伦理原则，使社会成员平等的支配权和收入权制度化。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1978年，英国哲学教授G．A．柯亨、美国助理教授威廉·肖第一次把分析哲学的标准引入马克思理论研究之中，用语义分析方法来研究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产生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柯亨声称，他要用分析哲学的明晰性和精确性标准来研究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使之成为“站得住脚的历史理论”。威廉·肖主张把历史唯物主义当做一种以经验为根据的科学理论来对待，打算对马克思思想中以经验为根据的一部分内容进行分析，试图发掘马克思理论的意义，阐明它的细微差别，并使它的某些内在难点突出地显现出来。

美国经济学教授约翰·罗默在80年代初运用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结论做了重新分析，并着重研究了剥削问题。他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导致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的观点仍然可以得到证明，但劳动力的买卖却不是剥削的必要条件。剥削有时是社会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能刺激生产，属于“社会必要剥削”，过早消灭这种剥削对生产不利。因此，在社会主义的一定阶段保留社会必要剥削，是难以避免的。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70年代以后首先在北美地区出现的，旨在寻找一条既能消除生态危机又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其创始人是长期在加拿大约克大学工作的威廉·莱易斯。莱易斯明确提出了统治自然的观念是生态危机的最深层的根源的思想，认为这种观念起了一种意识形态的作用，所设定的目标是把全部自然当做满足人的永不知足的欲望的材料而占有，导致生产无限地扩张，最终结果将是人的自我毁灭。我们所面临的最迫切的挑战不是征服外部自然，而是发展能够负责任地使用科学技术手段来提高生活的能力，以及培养和保护这种能力的社会制度。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社会学教授本·阿格尔系统地阐述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主张。他认为，生态危机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资本主义造成的严重后果是浪费性的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不仅加剧了人的异化现象，而且污染了环境，破坏了自然的生态系统，造成了生态危机。“消费异化”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异化现象。当代资本主义为了缓解经济危机而诱使人们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把追求消费当做真正的满足，从而导致“异化消费”，即人们试图通过获得大量的商品来弥补单调乏味的劳动生活，把消费当做人生的唯一乐趣，从而形成一种为消费而不是出于真正的需要而消费的趋势。

□阮青

文化讨论进程与现代化发展进程是同步的。80年代前期，学术界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反思和某些基础性概念的界定。8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传统文化讨论的深度和广度也大大拓展。90年代初，邓小平南方谈话推动了现代化建设，也带来了文化讨论的新高潮，出现了一批高质量研究成果。根据其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及其对现代化建设的作用的认定，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文化保守主义这种观点立足于中国文化的历史进程，力图从传统文化中开掘出有价值的部分作为现代文化的主干，以服务于现代化。有的学者通过对儒家学说各组成部分的分析指出，仁学作为儒家学说的核心，代表着中华民族发展的精神方向，提供一种独特的文化价值理想。从历史上看，仁学经历了先秦时期以“爱人”为核心、宋明时期以“生”为根本、近代以“通”为要义三个阶段。今人应当把爱、生、通三大原则综合起来，再加上“诚”，构成新的仁学体系，以解决现代社会的痼疾。也有学者把探讨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作为切入点，认为所谓大道本体乃是中国民族的生存哲学，是根本文化价值精神，是中国的民族之魂，因此，归复大道本体，建构一条新的通向精神家园的路，就会适合中国现代化的需要。

批判性重建论这种观点通过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否定传统文化能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有的学者指出，文化是历史地凝成的生存方式或模式。任何文化内部都有两个层面：自在的文化、自觉或自为的文化；当两个层面间存在恰当的张力和冲突时，文化发展就有内在活力或驱动力，可称为“内在创造性转化”；当两个层面间缺少必要的张力和冲突时，便缺少内在活力，这时便需要借助外来的自觉文化以形成必要的张力和冲突来实现文化转化，可称之为“外在批判性重建”。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化建设，缺乏内在创造性转化机制，因此发展传统文化只能是外在批判性重建，即把中国传统文化总体性地“悬置”起来，给以科学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内涵的工业文明提供切入点和生存空间，使中国文化内部形成自在层面和自觉层面的必要张力和冲突，然后把传统文化整合到工业文明中去，建立起中国社会的新文化。

综合创新论这种观点依据文化系统的可解析性和可重构性、文化要素间的可离性和可相容性的理论，在全面分析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是非优劣的基础上指出，应该抛弃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化思维模式，排除盲目的华夏中心论与欧洲中心论的干扰，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和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对古今中外的文化系统的组成要素和结构形式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审慎的筛选，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发扬民族的主体意识，经过辩证的综合，创造出一种既有民族特色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文化。

和合学的文化战略论这种观点认为，21世纪人类共同面临着人与自然、社会、人际、人心和文明的五大冲突，我们必须跳出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两极二分的框架，构建一种新的文化战略来思考和解决这些冲突。这个文化战略就是和合学。所谓和合学，就是在诸多文化要素相互渗透相互斗争过程中吸收各种优质成分而和合为全新文化体系的学说。论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民族文化的世界化，其最佳的文化选择就是和合学。和合学试图超越仅限于方法和手段层面的思考，而把文化重建作为一种文化战略来思考；超越仅限于文化重建的民族性，超越仅限于搬来西方现成的概念和术语，从而为中国文化赋予全新的内容，现代的价值。

新书架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讲

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论述导读》

为落实十五大精神，配合党性党风教育，帮助广大干部更好地学习、理解三代领导人关于“三讲”的论述，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邢贲思主编的《导读》。本书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三讲”的论述进行了详细的阐释，观点正确，文笔流畅，既有助于读者充分领会这些论述的精神实质，又进一步说明，我们党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是前后衔接的，侧重点虽有所不同，但都把“三讲”作为团结奋斗、开拓创新的精神武器。“三讲”既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党的真正优势所在。

（克敏）

《经济科学译丛》

陈岱孙主编的《经济科学译丛》，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我国经济学界和出版界产生了一定反响。已经与读者见面的四种书各具特色：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方面面提供了百科全书式的系统论述，平狄克和鲁宾费尔德的《微观经济学》融会了博弈论、信息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方面的最新成果，泰勒尔的《产业组织理论》是微观经济学博弈论革命的结晶，多恩布什和费希尔的《宏观经济学》则是当今欧美大学流行的教科书。《译丛》还将陆续推出《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货币金融学》、《公共财政》、《计量经济学》等。（杨国亮）

《秦俑学研究》

本世纪70年代初，在秦始皇帝陵出土了大型陶马和陶俑，从那时至今，经过考古发掘，将已探明的三个坑内的千余件陶马陶俑及其它珍贵文物展示出来，被誉为“世界奇迹”、“人类古代文明的瑰宝”。由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主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秦俑学研究》，是20年来学术界对秦俑研究的成果，按类编排，分绪论、综论编、秦陵编、军事编、艺术编、科技编、建筑编、保护编。此外，本书还收进了秦至清时期有关秦陵、秦俑的文献资料、研究动态等。本书的出版，使秦俑学作为一个学科的雏形显现出来。

（文一）

《冷战———实力

与谋略的较量》

陈开仁撰写的《冷战———实力与谋略的较量》一书已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作者根据大量详实的资料，运用史论结合的写作方法，追溯了冷战起因及其过程，分析了冷战诸方得失，对于冷战史及当代国际政治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文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