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月24日 · 第11版

胡世庆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县湖塘镇西跨湖村，因家贫，初中未毕业就辍学务农。他省吃俭用去买了许多他喜爱的文史方面的书，还大量摘抄他认为有用的材料。不知道是什么书上的什么话激发起了他的一阵冲动，使他不顾一切拿起笔，给当时在上海的文学家丰子恺写了一封信，诉说了自己的心愿。不久，他竟收到了丰子恺先生的回信。即使在丰子恺被揪斗、被下放的时候，两人仍保持着联系，书信往还持续了14年。丰子恺在1974年专门为他作了一幅斗方毛笔画：“种瓜得瓜”，并题词：“世庆贤台雅赏”（右图）。如今这幅珍贵的墨存还挂在胡世庆一家三口10平方米左右的斗室中。丰子恺把自己几十年人生阅历浓缩成三句话送给他———“多读书，广结交，少说话”，把他引为忘年知己。

胡世庆还专门去拜访一些当时被批判、受迫害的“反动”学术权威，向他们求教在读书中产生的种种疑问。他对这些学养渊厚博雅、著作等身的文史界前辈，执异常恭敬的弟子之礼。这对当时备受人格侮辱的文史界专家来说，内心的激动与热流回旋无法表达，因而对这个朴实无华的农民格外青睐。

与大师们的交往请教，拓展了胡世庆的眼界。作为一个农民，他没有工薪收入，没有学历，没有职称，没有单位编制。然而，他坚持文史研究达40年，发表学术论文20多篇，并且已出版46万字的《中国文化史》和85万字的《中国文化通史》专著。如今五十开外的胡世庆已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学者。（赵相如 陈平）（附图片）

山西吕梁地区晋剧团送戏进山村。本报记者蒋铎摄

文化视角（2）

现代人，何处是家乡？

——流动中的乡情和亲情

本报记者 卢新宁

背景：据统计，在我国12亿人口中，至少有1亿的人口处在流动状态。近10年的人口流动数量超过了过去40年的总和。最保守的估计，跨地区流动的农民总量已达5000万人。每4个北京人中就有3个是新北京人或者其第二代，而深圳更是一个地道的移民城市。

人物一：田泳的故事———深圳是生活最真实的位置，故乡是内心最深处的情感牵连。

（29岁的田泳是一个文秀的川妹子，重庆市人。1987年求学于北京，毕业后分配到山西太原，后南下深圳工作至今。）

大学时代的田泳不肯认同老乡观念，非常迷恋普通话，潜意识里要抹掉故乡的痕迹。毕业后坚决不回重庆，宁愿选择举目无亲的太原，那时候隐隐约约地觉得回故乡就等于回到了生活的起点。在太原的时候，田泳开始写自己的第一篇小说，朋友看后，说里面充满了湿漉漉的南方气息。田泳这才发觉最真实地传递自我内心情感的还是那段故乡的生活，故乡已经根深蒂固地潜伏在自己的血脉里。

意识到这一点的田泳在1995年离开太原后，围着重庆打了几个转，最终还是一直往南到了深圳。田泳在深圳活得很忙碌很充实，言谈中时时流露出对深圳的感情，处事方式也非常深圳化，然而她却说难有一种深圳人的概念，内心深处很难把深圳当做自己的家园。而家乡又是那样遥远，田泳每次回乡心中总有一种模糊的激动，可是暌违十多年使重庆变得已很陌生，甚至连上趟街都会迷路。田泳因此写过一篇文章《回家的距离》。

记者补白：田泳的四川话已经讲得很结巴，甚至给家里人打电话都得用普通话，母亲早已适应用四川话与远在千里之外、只能说普通话的女儿交流感情。

人物二：姜渭渔的感叹———至今也没觉得什么地方是自己可能长驻久留的。

（姜渭渔是新北京人中的一员。44岁，生于江苏金湖县。在南京上大学，北京读研究生，毕业留京后不久辞职到深圳闯荡7年有余，后回京迄今又逾3年。）

姜渭渔是家中5个孩子中的长子，又是唯一的男孩，在农村理当担负起对家族的责任，然而姜渭渔走出江苏后一去不返。这些年来他跑了许多地方，在外面生活的日子超过了在故乡的时间。如今姜渭渔在北京建起了自己的家业、事业，却并没觉得京城就是自己长驻久留的地方。对故乡也只有一种对出生地的眷念，觉得那只是一种个人生理上的关联，似乎没有过深的感情，但又发现只有在故乡才有一种彻底放松的感觉，才能做到身心俱佳。无论如何，在他看来一辈子永远在一个地方做一件事很可怜。他说，美国人一辈子平均要换14个工作，移居9个地方。姜渭渔正在翻译一本美国女作家的书《九种生活》，他在言谈中对这位女作家移居各地、尝试各种职业的人生体验大加赞赏。

记者补白：姜渭渔自称是一个国际主义者，而他用那浓重的南方口音对自己故乡的描述却流露出一种温情。这些年来他每年夏天都要回家住上一个月，陪70多岁的老父亲打猎。

人物三：母亲的感觉———故乡和父母都远在孩子们的生活之外了。

（周秀兰，58岁，江苏省淮阴市文化局退休干部，三个孩子分别在南京、北京、纽约。）

从孩子上中学起，周秀兰每年过年都要在门上贴上“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对联，希望他们有朝一日能长大成材。后来，3个孩子先后离开家乡，真的远走高飞了，留下周秀兰夫妻两人形影相对。孩子渐行渐远，家书日短日稀，甚至三四年里难回家一次。周秀兰说，有时候觉得我们之间就靠一根电话线连着，心中很有些伤感。随着年事渐高，对远方儿女的牵挂越来越多，总希望孩子们能回乡探望，可又知道他们工作都很忙，离得又太远，常常难以启口。逢年过节，盼着孩子回家，水果都放烂了也舍不得吃。天气预报是他俩每晚必看的节目，看看自己孩子所在城市是冷是热，揣测一下他们的日常生活，感觉好像也离他们近了点。她说，小鸟们飞走了，有了更广阔的天地，我们虽然寂寞，但也为他们高兴。

记者补白：孩子们走出了故乡，却走不出父母的视线。

记者点评：“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中国人是恋乡的民族。我们的祖先世世代代不肯稍有迁移，他们是土地最忠诚的儿子，每一个初生婴儿的啼哭似乎都宣告着永久性的空间定位。那些故土难离的惆怅，月是故乡明的愁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的慨叹，近乡情怯的感受，千百年来占据了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游子情怀。故乡是慈母手中拉出的线好长好远，细密地绾接着无数游子的身心，成为多少中国人的情感屏障。

然而，近年来，被历代诗人吟咏千年的乡愁似乎变得遥远了。蓦然回首，我们发现那种根深蒂固的乡土观念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改革开放的浪潮不仅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封闭状态，而且冲击着传统心理。人们已经无法守住一成不变的生活。走出故乡，走向更广阔的大世界，寻找可以大步前行的人生之路，成为一种潮流。上学、参军、经商、打工……远离故乡的漂泊早已不是一种悲伤的放逐，一种被动的讨生计的行为，而是一次充满机遇的旅程。这样的远别因此少了许多离愁别绪，多了几分人生亮色。这或许是现在的人们“乐不思蜀”、“常把他乡作故乡”的时代背景。

有学者做过这样的研究，上海计划经济下30多年的经济发展停滞的原因之一，是当时的人口流动停滞了。可见流动不仅可以重塑个人命运，还可以激发社会活力。人口的集聚带来了资本的集聚、信息的交汇和文化的交流，带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也带来了崭新的生存方式。

伴随着游子们迈向各地的匆匆步履，无数家庭经历着分离的震颤。在这种流动中，最使人感念的是父母的牺牲。多少父母因着“海阔凭鱼跃”的期待，在恋恋不舍中送别远去的儿女，这种牺牲是对家族的贡献也是对社会的贡献。遗憾的是，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年轻人少有空暇瞭望故乡，对远在异乡的父老乡亲有时竟也是渐渐怠慢了。特别是在异乡成家立业后，不少人因为忙碌疏远了那条通往家乡父母身边的道路。我们可以摒弃狭隘的地域观念，但不可以淡忘远在故乡的父母和亲人，因为那儿不仅是支撑我们过去生活的根，还是滋养我们的情感、丰富我们生命的源泉。

眼下正是一年一度的春运工作高峰，许多人开始踏上了回乡的路途。但愿望眼欲穿的父母能够等回远方的游子，但愿归心似箭的儿女能够在父母的身边找回生命的归依。

备注：这是“文化视角”的第二篇，上篇话题是“饭桌上，谁先动筷子？———老人，还是孩子？”（1月8日11版）。欢迎读者对这两个话题发表意见，并点题。来信请寄：北京人民日报教科文部文化组，邮政编码：100733。电话：65091040，65092140。电传：65092740。

是同胞疏远了杂技，还是杂技疏远了同胞？

本报记者 傅振国

在杂技世界，最负盛名的国际赛场有两个：一个是摩纳哥蒙特卡洛国际杂技节，最高奖是“金小丑”。另一个是法国巴黎“明日”暨“未来”国际杂技节，它的最高奖是金奖第一名“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奖”。刚刚过去的1997年，中国杂技喜摘两颗皇冠明珠。在蒙特卡洛：山东杂技团的《车技》（上图）获“金小丑”，天津杂技团的《单手倒立》获“银小丑”。在巴黎：成都军区战旗杂技团的《双人双秋千———阿昌射日》获金奖第一名“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奖”，沈阳杂技团的《双爬竿———少林晨练》获金奖。

双摘明珠，对中国这样一个杂技强国来说，并非偶然，但也不是件易事。

中国杂技在技巧难度上还占有优势，但是这个优势已经变得不太明显。世界杂技发展的新趋势是向综合性发展，不仅要有技巧性，还要有艺术性、观赏性、趣味性，重视剧场效果；编排上追求主题情节化和全台晚会的整体构思。这方面我们还有相当部分节目陈旧过时，但是也有一些节目已处在世界一流。过去，一台晚会十几个节目互不关联，现在则用某一个主题像金线串珠一样将全台晚会组成有机整体，杂技界称之为“主题晚会”。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杂技的编导进入新境界。最突出的代表是战旗杂技团的《金色西南风》杂技晚会，15个节目调动了一切杂技技巧，展现了西南十几个少数民族的风情画卷。“对顶花坛”的技巧再现于佤族庆丰收的欢乐场景，“对手顶”技巧融合在景颇族祭祀的舞蹈之中，“顶碗”、“滚灯”、“柔术”则进入月夜的傣家竹楼。观赏这样的杂技晚会，观众可以享受杂技高难度技巧的险峻之美、柔情似水的艺术之美，以及浓郁的民族风情之美，大大增加了杂技承载的文化厚度。

从参赛的项目上看，驯兽、滑稽、魔术一直是我们的短项。意大利的《驯动物》节目，马、大象、骆驼、犀牛、袋鼠、鸵鸟、长颈鹿等7种动物同台演出，简直是把动物园搬到舞台上了。高空大型节目，俄罗斯和朝鲜更具优势。

在杂技走向市场方面，中国杂技应了那句俗语：“墙里开花墙外香”。在文化艺术门类中，出国演出人数最多、次数最多、创汇最多的是杂技演员。战士杂技团、战旗杂技团、山东杂技团等团体每年去欧美演出都在8个月以上。而在国内市场，群众只是偶尔在街头村落看见光着膀子摔打的“撂地摊”式演出，很少见到专业团体演出的高水平节目。全国专门的杂技演出场地只有两个———上海杂技场和武汉马戏厅，而上海杂技场已拆迁待建。1997年夏，中国杂技团在北京木樨地搭起一座临时马戏棚演出，观众盛况空前。可见，不是观众疏远了杂技，而是杂技疏远了观众。

挑战迫在眉睫，要想在新世纪继续保持中国杂技强国地位，急需中国杂技界找准症结，拿出行之有效的对策。（附图片）

30年前，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几千万青年学生积极响应。天山南北、大河上下，洒下了知青的血汗。经历过那些磨难的知青，今天大都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了。百花文艺出版社今年推出《知青老照片》纪念册，让我们重新看看被岁月淘洗过的知青老照片，以新的角度去审视过去，无论对于老知青还是他们的下一代，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本辑收入照片及文章的知青有习近平、沈国放、解振华、叶辛、张抗抗、黄济人、梁晓声、余小惠、葛优、敬一丹等。他们当中有官员、名作家、影视明星，也有众多的普通劳动者。无论今天的职业千差万别，但他们都曾拥有共同的青春体验。他们将尘封的照片附着生动故事的文字献给今天的读者，相信每个人读后都会引发出强烈的心灵震撼。（高艳华）

读者快递

对于乡土文艺流行的社会，电视小品的土壤是肥沃的。但遗憾的是，许多剧目的艺术品位远远落在观众艺术追求的后面。

崇高是一切艺术的主要美学内涵，给鉴赏者提供高尚的情愫与伟大雄浑的艺术享受。这是美的一种庄严形式，尤其不能以粗俗、哗众的偏颇来冒充艺术价值。然而，一些电视小品却陷于这种浅薄的境地———以刺耳的喊叫企图唤起观众的喝彩，以种种怪态刺激观众的热情。当观众露出无动于衷的木讷表情时，演员竟然要求观众为之叫好：“来，大家鼓掌欢迎，鼓励鼓励！”观众终于给了面子，演播厅似乎气氛热烈，但尴尬也是咄咄逼人的。

电视小品无疑是一种笑的艺术，它引发甜美的笑、爽朗的笑、激情的笑以至幽默的笑，而不是傻笑、憨笑和讪笑，更不是应酬一笑。对大路货艺术倾向的推崇，仅以博得笑声为标准，那就有许多不幸的方法可以在表演中使用。把小品创作推向流俗，缺乏艰辛、严谨的构思，使崇高精美的艺术品始终在我们的门外徘徊，由此造成的浪费也是惊人的。

小品是语言戏、思想戏，不以曲折的情节为重，而是表现世态风范、人格的魅力或侠骨柔情的诙谐。但诙谐决不是丑态百出的同义词。诙谐中尽管有令人可笑的误解、阴错阳差的愚钝或钟情的痴呆，但它总要衬托出庄严的思想、强烈的感情和高雅的措辞，以洋溢的激情显示灵魂的高尚。

在我看来，崇高首先是一种构思的制高点。堂皇卓越是剧情的崇高特征，在精巧曲折的故事中，勾勒出具有悬念、让人期望而又出人意料的结局。崇高更表现为修辞手段和动作的幽默配合。语言玄妙得不可思议而又可会意，超越感官尺度而惊心动魄的形体变换，感怀人生的种种艰辛或欢乐，均应楚楚动容，才能塑造多姿多彩的“小品人物”。

创作、导演一部精美的电视小品，需要艺术家成熟浑厚的艺术修养。成熟与世故无缘，成熟代表了对生活的丰富体验和敢于正视生活、再现生活的真谛。他们既是现实主义者，又是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者，善于把生活中最美和最丑的东西区别开来，给予最确切、最刚毅的艺术表现。对于年轻的电视小品艺术家来说，深入生活、了解各种人是创作的第一课堂，也是永久的教科书。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教授 刘建明

本报记者 杨明方

进入80年代，与全国传统工艺行业一样，江苏工艺也曾一度陷入彷徨：题材老化，资金匮乏，流通不畅，效益不佳，一些绝技濒临失传……

江苏工艺品进出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勇敢地站了出来。他们从最初专营收购经销，发展到如今全方位的创意策划，使江苏工艺品走进了世界五大洲80多个国家和地区。去年8月，他们又开工艺品行业股票上市之先河，成功发行了沪市A股“江苏工艺”股票。

他们一改坐等上门收购的习惯，通过“因特网”与世界著名艺术中心和拍卖行保持密切联系，将工艺品拍成精美照片推上现代营销之路。他们建立起两个“人才库”：其一是“工艺大师人才库”，将遍布全国的近千名国家级、省级艺术大师和民间艺人荟萃到公司的人才档案中，以便随时沟通；其二是“现代艺术轻骑兵”，一批毕业于艺术院校的年轻人才专司创意之责，恰到好处地赋予传统工艺以现代气息。

紫砂雕塑《禅———恒、空、善》宜兴 徐秀棠作（附图片）

从1992年人民出版社成立策划室并由方鸣任主任开始，作为出版策划的倡言者，方鸣搞了一系列的出版策划行动，其中首推最近几年陆续出版的令出版界和读书界为之振奋的《东方书林之旅》。这套由6个书系、24种学术文化精品图书组成的系列丛书，构成了近年来中国图书市场最抢眼的一道风景线。

说起《东方书林之旅》，方鸣一往情深。6个书系分别以《满江红》、《清平乐》、《西江月》、《采桑子》、《如梦令》、《一剪梅》等6个词牌作为丛书书名，并将一首用该词牌填写的词印在封面上。方鸣说，他追求的是古典人文精神与当代人心灵间的感应。以新一代青年学者为创作主体的6个书系，分别以思想主潮、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当代文化、人生美文、学术箴言为内核，其崭新的视角、锐利的思想、清新的文风引起许多读者共鸣。以《东方书林之旅》为代表的一批精品图书的成功推出，标志着许多年来一直冷落萧条的中国学术图书市场开始全面升温。

方鸣认为，策划是对图书进行整体包装，不单单是指书稿内容和装帧设计，还包括市场等。他认为，图书也像人穿衣一样，不仅料子要好，还要做工精致。只有追求精致、精道、精当、精美，才能反映出书的内在价值。譬如《东方书林之旅》，首次采用黄色胶板纸作为内瓤，柔和的米黄色给人一种读书人的儒雅感觉，油然生出一种淡淡的书香气；外封以高级乌光铜板纸精制而成，追求高品质；以优良的牛皮纸制作内封，通过“牛皮纸情结”，使那些从小就习惯用牛皮纸包书皮的学子们产生怀旧感和亲近感。

作为出版家的方鸣有着现代商人的头脑，他说他绝不单纯为赚钱而出书，然而他出的书又常常赚钱。在图书市场竞争激烈并已形成买方市场的今天，别人对学术图书避之犹恐不及，他却不出热门专出冷门，在学术界大肆招兵买马，开风气之先。方鸣说，潮流是人为创造的，人要领着命运走，不能被命运拖着走，不能随波逐流。当今中国，有一个独特的读者群，他们追求的是诗意的、有性灵的东西，在当代都市文化的喧嚣中保有非常独特的精神品位、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虽然这些人分散来看不多，然而聚合起来也就是一大批。他们是这些纯学术、纯文化、高规格、高品位图书的知音。方鸣的搭档、《东方书林之旅》主持刘丽华说，他们出的书常常不是一下子就赚很多钱，而是慢慢让人喜爱，慢慢走红和畅销。（崔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