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月13日 · 第10版

思想纵横

认清“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

邵景均

邓小平同志以“务实”著称于世。他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总是从确定“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出发考虑问题。指出：“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人们都在说‘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

认清“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至关重要。过去战争年代，部队行军打仗，指挥员首先要确定部队所处位置，搞清楚周围敌、我、友军的情况和相互距离，然后才确定这个仗是打还是不打、怎么打。没有“位置”观念，肯定要吃败仗。现代体育竞技，也讲究“站位”。站位错误，就会输球。对于领导工作来说，只有对所处的时空位置判断准确，才能实行正确的政策和方法。党的十五大重新强调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实际上就是重新明确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的定位。为什么十三大提出初级阶段理论之后，时隔10年，十五大再次强调这个问题呢？主要是因为，一些人对现阶段社会发展的定位缺乏正确认识，因而对我们党实行现在这样的路线和政策存在种种疑虑。只有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现在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才能澄清疑虑，从根本上认识为什么必须实行现在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不能实行别样的路线和政策，进而增强贯彻执行的自觉性。

认清“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不仅是全国发展的首要问题，也是各地方、部门以至单位发展需要首先解决好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都有很大发展，有些地方发展得相当快，这是公认的事实。但是，究竟“快”到什么程度？现在发展到了什么阶段？这在许多地方和单位，人们认识的差别很大。一些本来在全国并不突出的地方，却能够今天宣布“已经实现了小康”，明天又说还有几年就“基本实现现代化”，于是，自满、自大的情绪滋长起来，一些超阶段的想法和认识也随之而生。这就有必要运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重新校正自己所处的位置。必须看到，对任何一个地区的发展定位，都不能脱离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大背景去认识。就是说，我国当前总体发展水平不高，还处于欠发达状态；我国的初级阶段“相当长”，大约到21世纪中期才可望“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个判断和时间表，对我国的任何地区和单位都是大体适用的。愿望归愿望，现实归现实。历史发展终归有它自己的规律和脚步。重要的是，真正搞清楚“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脚踏实地地向前进。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多次吃过急躁冒进的亏。早在1980年4月，邓小平同志就警告过：“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有鉴于此，他强调“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如果对发展“位置”看得过高，进而对发展目标定得过急、过大，与我国初级阶段的总体发展进程明显不一致，那么在实际工作中就很难做到正确贯彻执行党在初级阶段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

为了认清“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必须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真正掌握它的精神实质；同时，要像邓小平同志那样，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发达国家的发展状况要心中有数，对自己的发展差距要了如指掌。绝不可“以己之长，比人之短”，更不可做“井底之蛙”，自吹自擂。要特别牢记邓小平关于“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的告诫，以冷静的目光、清醒的头脑认清自己所站的位置。

认清“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而是实事求是，为了更好地前进。我们共产党人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远大目标的，志在千里。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所谓“足下”，就是我们所站的位置。“足下”不知，何以行千里？这正是搞清楚“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的意义所在。

白玉民

在迈向新世纪的征途中，进一步端正认识路线，切实改进干部考核和工作检查，科学、准确地评价领导干部的工作和政绩，对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全面落实十五大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树立事物发展是一个过程的意识

浮躁虚夸之风之所以在一些地方蔓延，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是某些领导干部脑子里缺乏过程意识。对于下边夸大事实、违反规律的工作汇报，不加以分析，不认真计算，更不到群众中去听取反映，而是一听就信，一信就夸。辩证唯物主义者承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动作用，并强调要充分发挥这种主观能动性。但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不是任意的，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发挥，必须按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如果缺乏过程意识，一事当前，不是首先全面了解情况，认识规律，循序渐进，而是不分青红皂白，急于求成，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例如，某地为了加快农村奔小康步伐，选派了一批机关干部到后进村蹲点，并提出“不实现小康不回机关”的口号。人们知道，实现小康是一项系统工程，既包括物质文明建设，又包括精神文明建设，不是短时间一蹴而就的。然而，有的同志为了尽快返回机关，往往把劲使在通过“关系”帮助下边解决资金困难，在小康标准的外部硬件建设上下功夫。至于如何使农村经济全面发展这样基础性的工作，反而用力很小。这样，虽然表面上很快进入“小康”，但只不过是挂了一个“小康”的牌子。对这样的浮躁作风，如果不批评，势必助长虚夸之风，造成干部的心理失衡。我们不赞成“慢慢来”的无所作为的精神状态，应提倡“只争朝夕”，力争实现“超常规发展”。但这应该是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能搞多快就搞多快。那种不要阶梯、否认过程、不顾规律的盲动行为，不能算作政绩。对此，干部考核和工作检查部门应该保持清醒头脑。

在事物的常态中了解事物的真相

干部考核和工作检查最重要的是准确，是科学地、历史地、辩证地把握考察对象的全面情况。在如何正确认识客观事物问题上，人们经常谈到本质和现象、真象和假象、常态和变态等问题。假象和变态是指现实生活中某些单位和部门，为了显示自己的工作成绩而临时搞的形式主义之类的东西。诚然，任何扑朔迷离的假象不能阻挡人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因为世界上没有离开现象的本质，也没有离开本质的现象，而假象的存在不过显示了本质和现象的矛盾，它从另一方面表现了事物的本质。但是，应该看到，透过现象了解本质，这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调查研究、缜密思维的过程，既需要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也需要阅历、胆识和探索精神。可见，透过事物的常态了解其内部联系尚且不易，如果是假象、是变态，那就更困难了。所以，应尽量做到使考核、检查对象处于一种自然的、不加任何修饰的常态，这是考察工作能够顺利进行的重要基础。

认识直面问题是推动矛盾转化的前提条件

上级机关听取汇报（包括书面和口头）是掌握情况、了解干部的重要方式。在现实生活中，报喜藏忧的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屡禁不绝。认真分析一下就会发现，问题出在下面，根子却在上面。这是报喜得喜、报忧得忧结出的恶果。在一些领导同志看来，工作成果是政绩，是能力、水平的反映，而存在问题则是失误、无能的表现。发现问题，充其量只能算是“亡羊补牢”，弥补过失。在这种认识的误导下，自然只能是“报喜得喜，报忧得忧”了。如果报喜者得到表扬，报忧者受到批评，那报喜藏忧之风能不越刮越大吗？

客观世界是错综复杂的，对其规律的认识只能在实践中逐步深入。人们对客观事物规律的认识既然是个过程，不可能一下子完成，那么，在工作中一波三折总是难免的。应该说，工作本身就是逐步发现矛盾、处理矛盾、推动矛盾转化的过程。工作取得成绩，说明及时发现并解决了前进中的问题。而这，正是一种坚韧不拔、开拓进取精神的体现。如果看不到工作中的问题，特别是潜伏着的矛盾，工作就不可能进步。这当然不是说出问题反而成了一朵花，更不是说不要主动采取措施，尽量避免发生问题，而是说对于客观存在的、难以避免的问题要敢于正视。只有直面问题，并以积极的态度解决问题，才能避免发生更大的过失和严重的后果。

颜永盛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培育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这是十五大报告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实际出发而提出的文化建设的纲领性论断，也是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世界人口大国，面对世纪之交，迎接新的挑战，为实现经济社会全面振兴而采取的战略性措施。

提高国民素质是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劳动者的素质怎样，不仅对生产力各因素的有机结合和协调运动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对生产力效率的发挥具有关键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国际间的经济竞争，归根到底就是人才的竞争，是人的素质的竞争。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国民素质。正如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的：“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因此，必须大力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如果说以往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主要来源于政策的力量的话，那么在未来的21世纪，或者说在新的一轮经济发展过程中，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必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我们所说的国民“素质”，不仅包括科学文化素质，而且包括思想道德素质。这两个方面的素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但不能互相代替。当前我们国家正致力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体制，不仅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而且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结合在一起。只有加强对全体国民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实事求是、无私奉献、顾全大局、遵纪守法、热爱国家、诚实劳动的良好风尚，才能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深入发展营造一个祥和安定的社会环境。

落实十五大精神，提高国民素质，根据衡阳市的实践，我们认为，当前应在以下三方面下功夫：

充分发挥教育的功能。教育对于提高国民素质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推广和普及科学文化知识。随着生产规模的日趋扩大和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劳动的复杂程度明显增加，因而对劳动者的科技文化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二是传播精神文明。教育能够使人们摆脱愚昧无知的精神状态，达到科学的思想境界；能够培养人们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能够在人们的意识中树立起正确的思想、信念、道德、纪律、立场和原则。三是培养和造就管理者。在科学技术向社会各个细胞全面渗透的现代社会，能否拥有一大批既具现代经济、技术和管理知识，又有开拓、创新意识的管理者和领导者是非常重要的。要培养和造就一大批经济的、社会的管理者和领导者，就不能不重视教育和训练。

切实强化管理的功能。管理对于提高国民素质的功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约束。尽管管理的形式多种多样，管理的内容各不相同，但其中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通过管理可以把各种具有某种联系的因素构成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将它们组织起来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协调地运动。而这种协调的运动往往是随着一系列的指令、规章、制度乃至法律的形成而形成的。环境整洁、秩序井然、举止文明的城市必须是管理规范、制度健全、处罚严明。可以说，没有严格的管理，就不会有工作上的高效率，也不可能有人们的高素质。努力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必须系统地制定各种科学的行为规范和准则，营造严格的管理环境。二是激励。如果说管理的约束功能主要是通过提出某种要求或给予相应的处罚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提高人们的素质的话，那么管理的激励功能则侧重于通过给予人们某种关怀和奖赏来调整人们的行为，提高国民的素质。应当指出的是，激励的功能更加充分地反映了人的需要和积极向上的精神。

高度重视新闻舆论的功能。新闻舆论作为一种重要的宣传形式，它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新闻舆论在提高国民素质中具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功能。一是导向。就是要引导和告诉人们应该提倡什么，应该反对什么；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要充分运用各种新闻媒体广泛深入地宣传提高国民整体素质的必要性、紧迫性和重大意义，宣传我们党和国家在提高国民素质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宣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道德行为规范，宣传在提高国民素质中涌现出来的突出典型和重大成果，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抓素质教育，比素质提高，学文明先进，创文明一流的强大舆论氛围。二是监督。就是运用新闻媒体广泛性、多样性和权威性的特点，及时地揭露和鞭挞社会上的消极现象和不良现象，从而达到弘扬正气，遏制邪气的目的。可以说，新闻舆论的这种监督功能是任何其他形式的监督所不能比拟和替代的。提高全体国民的整体素质，必须运用这种手段，鞭挞那些不注重素质修养，不讲文明礼貌的不良现象，树立以讲文明、高素质光荣，不文明、低素质可耻的良好社会风尚，真正把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的伟大任务落到实处。

学习通信

陶秀璈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正确理解这个原则，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所谓“我”，就其最根本的含义来说，应当首先是指文化建设的立足点。唯物史观认为，一定历史时期内，文化的主题是由现实提出和决定的。文化建设中对于其他文化成分的继承和吸收，也主要决定于社会生活和实践。当代中国的实践是什么？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立足点。“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就是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需要和要求，对人类文明成果进行分析鉴别，扬抑取舍，丰富和发展我们正在建设的新文化。

其次是指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在中国特定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沃土上生长起来的，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反映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又反作用和服务于这个伟大实践。“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就是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作为当代中国文化的主体和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目标，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批判地吸收外来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以丰富、发展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应当包含两方面相互关联的内涵：一是体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性质，二是中国特色。从这个规定性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应当说，就整体而言，传统文化是为旧时代的经济和政治服务的。因此，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内容来重建新文化是不足取的。当然，传统文化中也有大量民主性精华，我们不能割裂与民族文化的联系。弘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在要求，但要使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天的实践中发挥积极作用，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的分析，发掘传统文化中的优秀资源，使它适合于今天的国情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以达到“古为今用”。

对于外来文化，我们也要采取科学态度。既要反对“全盘西化”，也要反对“闭关自守”。“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是自主开放，开拓创新。应当肯定，借鉴和吸取优秀的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文化的优秀成分，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在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它们不仅有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积累了不少知识和经验，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学习西方文化的先进成果。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但学习西方文化并不意味着“按蔚蓝色文明建构中国文化”，更不是什么“西体中用”。百年来的历史表明，“全盘西化”不适合中国国情。西方文化虽然有现代化的内容，但却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因此必须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标准，经过三层“过滤”。首先，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对其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其次，那些经过鉴别的优秀文化成果，要把对它们的利用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最后，对于一些外来文化的优秀内容，要使它与中国当代文化融为一体，所以，还应对它进行一番中国民族文化的消化和改造，使之具有中国文化的特色，从而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部分。只有这样，外来的优秀文化才能达到“洋为中用”。

学习十五大　贯彻十五大

赵富林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国家从多方面采取措施，加大扶贫攻坚力度，到本世纪末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庄严的承诺，表明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要在中国消除贫穷的坚定决心。

消除贫穷是中国对全人类的重大贡献

消除贫穷是全人类的重大课题。和平与发展——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都与消除贫穷直接相关，只有和平才能为消除贫穷创造稳定的环境，只有发展才能为消除贫穷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争取和平与发展，消除贫穷，是世界人民的强烈愿望与共同任务。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部为减少贫穷、消除贫穷而进行艰苦卓绝奋斗的历史。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把消除贫穷、解决群众温饱作为最大最根本的人权问题予以高度重视，从政治、经济等方面，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扶贫开发的方针政策，社会各界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贫困地区干部群众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综合国力的进一步增强，使拥有12亿人口的中国基本摆脱了普遍贫穷的状态。全国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1996年的5800万人，中国贫困人口占世界贫困人口的比例由70年代末的1／4减少到目前的1／20，农村贫困发生率由30．7％下降到7．1％。中国的反贫困成就为世界瞩目，中华民族为全人类消除贫困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从扶贫开发的进程看，目前的贫困与改革开放前普遍贫困的状况有很大的不同。贫困地区越来越集中到生产生活条件恶劣的大石山区、荒漠区、偏远地区；贫困人口越来越与人口素质低下、基础设施落后、市场发育迟缓的状况相联系；贫困状态是与大部分已经富裕起来的农民相比较形成新的贫困。应当看到，中国任何一个地区、绝大部分群众都比改革开放前富裕得多，现在我国进入集中力量最终解决绝对贫困的攻坚阶段。有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贫困地区干部群众消除贫困的巨大积极性，10多年努力解决贫困问题形成的物质基础和创造的成功经验，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所带来的生机与活力以及全社会扶贫济困意识及力量的不断增强，我国在本世纪末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社会主义为消除贫穷提供制度保障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马克思主义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同时通过不断改革，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从制度上保证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使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和才能得以充分发挥，发展了生产力；而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得到满足，生活逐步富裕起来，使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得以长期保持下去，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

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走共同富裕道路。邓小平同志说：“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兼顾社会公平，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保证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统筹兼顾和社会协调发展，避免两极分化，逐步走向共同富裕。

消除贫穷，必须有稳定的环境，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力量。社会主义可以通过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完善自身制度，消除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不相适应的方面和环节，促进生产力发展，保持社会稳定。社会主义还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国家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集中一定财力发展文教、卫生、国防等社会事业，加大向贫困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组织沿海发达省市对口帮扶，调动全社会扶贫济困的力量。有社会主义制度形成的支持贫困地区发展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有全社会力量作坚强后盾，一部分地区群众的贫困问题一定能够得到逐步解决。

在实践中探索消除贫穷的路子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贫困地区干部群众体会最深。广西是农业省（区），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山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80％以上，经济发展滞后，贫困面比较大。群众的温饱问题，一直是各级党委、政府的“一块心病”。这些年，我们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充分运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运用市场机制转变经济开发的方式，把贫困地区群众的力量与全社会的力量凝聚起来，把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结合起来，变输血机制为造血机制，加快了脱贫步伐。全区贫困人口从1985年的1500万减少到1996年的486万人。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只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改革开放，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体制的力量，就一定能够消除贫穷，走上共同致富的道路。

自力更生与国家扶持相结合，主要依靠自力更生消除贫穷。自然地理条件是制约贫困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改变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必须依靠国家的政策和财力支持以及社会的帮助，给脱贫以启动力。贫困群众是扶贫攻坚的主体。要改变贫困面貌，最终要依靠当地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精神。我们大力宣传依靠自力更生甩掉贫困帽子、走上致富道路的典型，建设好团结带领群众苦干实干的基层党支部，要求各级领导和广大党员干部率先垂范，与各族群众风雨同舟、甘苦与共。

因地制宜，发挥优势，把农业开发作为消除贫穷的着力点。农村是消除贫困的重点。近几年，我们下苦功夫搞好以治山治水为主要内容的农田基本建设，以封山育林、植树造林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建设，建设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农田；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保证粮食稳定增长，积极发展以果、林、竹、特产为主的经济作物，以养殖业为主的多种经营，以农产品加工为主的乡镇企业。通过农业开发，培育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为贫困群众开辟有稳定经济收入的生产门路。

以市场机制为动力，搞活经营，拓宽消除贫穷的路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给消除贫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树立新的扶贫观念和开发思路，帮助农民走上市场。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重视发展集体经济，壮大集体扶贫的实力，鼓励、引导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增强山区经济的活力。积极探索新的经营形式，提高扶贫开发的效益。进一步敞开山门，扩大对外开放，主动接受城市和东部地区产业的转移，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加快贫困山区资源开发。

以科技为先导，提高人口素质，增强消除贫穷的后劲。贫困山区消除贫穷，希望在教育。抓好基础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提高贫困群众的文化素质。加强技术培训，推广科技成果，选择切合贫困地区实际的实用技术，采取培养科技示范户的办法，鼓励和支持科技人员到贫困地区开展技术承包。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用好人才、留住人才、引进人才的环境。为实行计划生育的贫困家庭提供优惠，使扶贫开发与计划生育工作相互促进，提高人口质量，巩固脱贫成果。

把难点当重点，上下齐心，形成全社会消除贫穷的强大力量。消除贫穷，解决群众温饱，是直接关系社会稳定、民族团结、边境巩固和缩小东西部差距的重大政治、经济问题。各级党委、政府应高度重视，把难点当重点，作为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加强领导，建立责任制，选派得力干部，特别是选好书记和县长。组织自治区、地（市）、县直属机关、企事业单位定点挂钩扶贫，直接包扶到乡到村。发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各尽其能，为消除贫困作贡献。

消除贫穷，社会主义为其提供了制度保障，实际工作中也取得很大成绩，走出了一条现实的路子。但必须看到，还有一部分人未解决温饱，对这种状况，我们应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到本世纪末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基本实现后，消除相对贫困的任务就历史地提到议程上来，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任务，需要全体人民自力更生，持之以恒，艰苦奋斗才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