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月11日 · 第3版

洪左君

已故胡志明主席从1951年到1969年逝世的19年间，用笔名在越南《人民报》发表了140篇关于中国的文章，主要赞颂中越友谊和中国各个方面的成就，共计20余万字。在当代，一位外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不间歇地撰写了这么多关于中国的文章，是绝无仅有的。今天重新翻阅这些文章，又一次为他对中国的深情所感动。

胡志明在谈越中友谊时，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不是根据一时一事来看越中关系，而是通过对历史全过程的分析和自己的实践，以战略的眼光来看越中关系。

他在《边行军边讲故事》一文中，叙述自己20至40年代在广州和广西、湖南、云南等地进行革命活动的那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当时他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参加讨伐军阀和抗日战争的行列，而中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也对他开展越南民族解放斗争给予积极支持。这些史实令人信服地说明他同中国结成的亲密友谊。1931年他在香港遭港英当局逮捕，坐了一年多的牢，获释后几经辗转来到了上海，得到宋庆龄的帮助，同随一国际反战组织代表团来上海的法共党员瓦扬·古久里取得联系，从而接上了同共产国际的组织关系。这一段友谊佳话，他经常讲，以示感谢之情。在这篇文章里，他生怕这段往事会被人遗忘，所以又一次提起。可见他对宋庆龄的这一段情谊，已深深扎在心中。

《祝贺中国，感谢中国，学习中国》一文是胡志明为庆祝中国国庆10周年而写的。他通过越中长期友好交往，看到中国对越南是“恩越重来情越深”，其根据是：第一，越南革命所以“能早日”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是由于得到“中国革命的帮助”。第二，越南“在革命时期和抗法战争中”取得胜利，是由于“学习了中国的宝贵经验”，而且“中国又大力支持了我们”。第三，抗法战争结束后，中国对越南的社会主义建设“给予了慷慨无私的援助”。最后他对越中关系得出这样的结论：“从地理和历史上看，越南和中国的关系正是：如手和足，如杵和臼，如根和茎，如兄和弟。”

为了使越南人民了解中国，胡志明付出巨大心血，广泛搜集材料。他引用最新的经济数字、外国人反映的情况、新旧社会生活对比等材料，来看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阐述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正确执行统战政策，广泛团结各阶层人民、各界人士包括前国民党军政人员，为振兴国家而努力工作；介绍各条战线上英模的光辉事迹和其他新人新事；讴歌工农群众、广大基层干部在生产和其他工作中发挥的当家作主的精神。胡志明这样做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借此激励越南人民学习中国的经验和先进人物的思想，在自己的岗位上鼓足干劲，做好工作。所以他的文章针对性很强，文章用的素材都是精心选择的。例如在介绍中国的先进人物中，他挑选了刘胡兰、黄继光、焦裕禄、雷锋、王崇伦、陈永康、高士其、郝建秀等这些当年中华优秀儿女的代表。他通常在文章的末尾附带这样的结束语：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中国经验；中国人民能做到的，我相信我国人民也一定能做到。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胡志明于28日发表文章说：中国制造原子弹是为了巩固国防、遏止帝国主义挑起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增强亚非拉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斗争中的胜利信心的“道德炸弹”。

在胡志明这140篇文章中，打头的一篇是1951年7月发表的《读实践论·笔记》一文，标题是他亲笔用汉字题写的。越南《人民报》在文前加了编者按语：“《实践论》是毛泽东同志1937年7月撰写的一篇十分重要的哲学著作。现在中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党员正在对它进行研究。为了帮助读者和全党同志便于研究《实践论》，C．B．同志（胡志明笔名）采用越南式的说法将著作概述如下。”胡志明向越南人民介绍毛主席这篇重要著作，说明他对毛主席的敬重。

周总理曾对一些越南朋友说过，胡志明同中国的关系是“血肉的关系”。胡志明如此赞颂越中友谊和中国，是他对中国的高度信任，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特有的远见卓识。对于他的这一片深情，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在心。

五洲茶亭

许宏治

去年岁末，美国出品的“007”系列影片的最新一部《明天永远不会死亡》在纽约和莫斯科同时举行首映式。这一“影坛盛事”引起了俄舆论界的关注。

“007”系列影片的主人公詹姆士·邦德，是一位服务于英国特工部门的超级间谍和杀手，代号“007”。自1962年第一部“007”影片《詹姆士·邦德大战诺博士》问世起，“007”主演已经换了5位，“007”影片一部接一部地面世，邦德在许多国家成了一位家喻户晓的英雄。这次首映的《明天永远不会死亡》已是第十八部，其拍摄成本创造了该系列片最高纪录：耗资1．1亿美元。

几乎所有“007”影片都有一个雷同的故事构架：“007”接受了任务，要尽快揭穿一个罪恶集团企图毁灭欧洲、美国或者全人类的阴谋，于是他便深入虎穴，历尽艰险，终于战胜对手。在每部影片里，“007”总能成功地使一些美女———多半是敌方的女特工人员投入自己的怀抱。他神通广大，刀枪不入，弹无虚发，并经常使用一些新式秘密武器，还不乏精彩的“飞车表演”。这些片子尽管情节类似，毫无艺术价值可言，但票房收入却屡创新高。1995年初的第十七部———《金眼》，票房收入高达3．5亿美元。

“007”影片产生于冷战年代，难免带上时代的印迹。如在1963年拍摄的《带着爱从俄国来》中，邦德的“头号敌人”是凶恶的俄国人。后来，邦德的直接对手逐渐变成了某个超国家犯罪组织。它企图挑动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发生冲突，从而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而邦德总是能赶在两个超级大国的“鹰派”按下核按钮前，阻止一触即发的灾难。在苏联时期，“007”影片从未在苏联公映过。

然而，使俄舆论界感到不可理解的是，冷战结束后，虽然俄美已从敌人变成了“伙伴”，但在新摄制的“007”影片中，俄国人仍然是邦德的对手。例如，1995年摄制的《金眼》，以苏联解体前后为背景，影片中的俄罗斯黑手党横行，黑手党成了邦德的新对手。《明天永远不会死亡》，同样把俄罗斯描绘成一个“匪徒之国”，情节展开于俄罗斯边境的某非法武器市场。片名中的“明天”，是“狂人”所办报纸的名称。

俄罗斯舆论还注意到，除“007”系列片外，好莱坞近年来生产的其他不少影片也都把俄罗斯描绘成了一个“罪恶之国”。以俄罗斯黑手党为主要反面人物，似已成为好莱坞的一大时髦。仅1997年，好莱坞就推出了三部这类大片：《圣徒》、《总统专机》和《维和战士》。其中《总统专机》一片，仅在美国国内就赚到了1．6亿美元。片中的“美国总统”哈里逊·福特不得不亲自端起枪来对付俄罗斯匪徒，保卫自己的国家和家人。俄舆论界认为，好莱坞打斗片中需要有一个敌人形象，但问题在于，为什么总爱把这个“敌人”说成是俄罗斯人？

据俄媒体分析，原因似可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俄现在确实存在一些社会问题，有组织犯罪活动猖獗。但更重要的是，冷战虽已结束，但在美国政界、军界和情报界中，仍有不少人根深蒂固地坚持冷战思维，继续把俄罗斯看做敌人。这种思维影响着舆论界和电影界。以俄罗斯黑手党为反面主角的影片仍能获得高额票房收入，说明这种观念在观众中拥有相当市场。而这类电影看多了，观众便难免会留下俄罗斯人坏蛋多的印象。不知是受了这类电影的影响还是掌握了什么别的证据，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路易斯·弗里不久前也曾公开对俄罗斯黑手党在全球的扩散表示担心。而俄联邦安全局则一再声称，关于俄黑手党的“神话”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事实被大大夸张了。

现在，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还没有完。俄罗斯人关心的是，美国影片中邦德辈的对手是否改变一下国籍？

殷峻彪

刚到德国就听朋友说，在德国有两大享受：喝啤酒和开汽车。德国人爱喝啤酒众所周知，笔者只想就开车的感受，述之以笔。

德国的高速公路网是世界一流的。它不但配套服务设施齐全，四通八达贯穿全国，并与荷、比、卢、瑞、法等邻国相接，加之无全程限速及不收费，使人驾车在德国高速公路上行驶，有一种潇洒飘逸的感受。所以，不少邻国人驾车而来大过其瘾。

笔者初上高速路，还真有点不适应。三条车道，行驶在最外侧道上时速也在100公里以上，如果想超车，就得加速到140公里左右才能并入中道。最里道更不敢想了。本来手心直冒汗，再看着反光镜里一辆辆飞驰来的车从身旁呼呼掠过，觉得他们似乎像在玩命，偶尔想懈怠一下，只觉后面的大集装箱车还不答应，带着一股劲风超到左侧徘徊，当我忙着收油、让道后，它呼啸而去，并满意地打一下转向灯以示谢意。

几天下来，逐渐适应了德国的车速，也领略到在高速路上行驶的酣畅。但是看到一对首尾相距不过5米的跑车以近200公里的车速竞驰时，也只能是惊叹之余一饱眼福了。

可能是由于车速快的缘故，大家上车后都先自觉地系好安全带；在高速路上遇到施工路段，大家会严格地按限速行驶；在市内行车，街上没有警察，全靠红绿灯控制，行人车辆都很守规矩，甚至宠物也知道绿灯通行；遇人行横道必须停车礼让行人，行人在人行横道上过马路有时连头都不抬———有法律保护；在没有交通标志的路口规定右先行，也就是说要把右侧路口的车让干净了才可以通过，否则一旦出事，警方会毫不客气地判定你承担全部责任。德国的各种交通标志非常清晰，特别是高速路上的路牌，在每个高速路交叉口前几公里，就会提醒司机前方到达某一重要路口，而在路口前1500米、1000米及500米处又会三次出现指示路标，使车辆在不影响速度的情况下提前顺利变线，从而避免了路口堵塞现象。

平时在街上很难听到鸣笛，只有车轮与路面磨擦的刷刷声。但是如果有新郎新娘的喜车经过，这时前后车辆会过瘾地按着喇叭表示祝贺。行车时的礼节还不止这一种，比如别人为你并线或转弯提供了方便，则应伸手致谢，有时还会从返光镜中看到对方别客气的手势；大车或在夜间不便伸手时，则用转向灯表达谢意；如果是出门上路，通常过往车辆会礼貌地减速并闪一下远光灯，以示让行；等红灯的车队从不会封住其它路口或庭院出口，总是自觉地留出空隙供对面车辆左转弯或院内车辆出入使用；在前方发生紧急情况时，人们会及时打开双蹦灯提醒后面车辆减速慢行；如遇前车有故障而驾驶员尚未发现时，会主动打远光灯提醒，甚至会与前车一起靠边停下，跑过去告诉对方发生了什么事。有趣的是，由于德国大客车司机资格要求很严，所以他们出于自豪之心，无论认识与否，迎面相遇，都会互相伸手致意。这些礼节为行程增添了许多温馨的乐趣。

开车难免遇到问题。德国警察不分警种，个个带枪，但给人以亲近的感觉。关键时刻，警察的作用绝对令人叹服。笔者曾目睹过一次车祸处理的全过程：

一天下午，我们驾车出奥贝尔豪森市驶入高速公路，刚过一弯道，就见前面几辆车双蹦灯闪亮，在我刹车按下紧急灯的同时，也驶近了事故现场。仅距我们四五车之遥，一辆轿车撞坏护栏后翻在路中，周围汽油味扑鼻。司机已经被先行赶到的人们放在路边平躺，双腿架起，其亲人抱着伤者的头在安抚。其他人有的在打电话报警，有的则脱下外衣为伤者披盖。回头望去，后面的高速公路已被车辆堵塞，双蹦灯闪成一片。

5分钟后，一驾直升机赶到现场上空，盘旋片刻，降落在前方几十米处。跑下来的是救护人员，与此同时，在前方已空旷的半侧高速路上迎面驶来了抢险车，抢险车一到立刻向事故车喷洒防火干粉，并对溢在路面上的汽油做安全处理。伤者经过简单处理后已被抬上直升机送往医院。此时距事故发生不到20分钟。直升机刚走，车龙后方警笛骤响，只见停在路中的三条车龙纷纷原地向两侧避让，许多车不惜冲上隔离带的路沿，顷刻间居然闪出一条数米宽的大道。一辆桔黄色宽体清障车闪着工程警报灯驶入现场。随后跟着两辆白绿相间的警车。一名警察马上用话筒指示所有的人员回车内等待，清障车开始把事故车吊到路边，并有人员清理路面。此时，笔者车的收音机也开始播报这一事故，并提醒司机该路段已堵车4公里，请大家绕行某某公路，几分钟后，工人开始修理被撞坏的护栏，在警察的指挥下，事故路段开始放行。至此前后不过40分钟，一起重大事故处理完毕，司机们又开始了他们自由的奔驰。

张国成

去年11月21日晚，东京“音乐之友”大厅内，回荡着一首首中国歌曲的旋律，演唱者奥山由美是一位日本姑娘，正在举行她留学中国的汇报演出。她演唱了中国民歌《康定情歌》，演唱了享誉日本的中国歌曲《大海啊，故乡》，演唱了创作歌曲《燕子》、《玛依拉》。一首声情并茂的《我爱你，中国》把演唱会推向了高潮。大厅座无虚席。听众对她演唱的异邦歌曲表现了极大兴趣。

奥山由美出身在日本偏远的山形县。从6岁起学习弹钢琴，从此便与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高中毕业后，她离开家乡，考进了东京音乐大学声乐系学习。大学系统的学习，使她对音乐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大学毕业后，她到山形电视台当了一名节目主持人。在日本，电视节目主持人是许多人特别是年轻女孩子梦寐以求的职业。但几年后，她为了音乐，毅然辞去了工作，转赴巴黎学习西洋歌剧。

1995年，是奥山事业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她应邀到北京演出，并为中国歌曲深深吸引。她突然意识到，原来中国歌曲并不都是“文革”时期那种硬邦邦的政治歌曲，也有优美动听的抒情歌曲。她在北京接触了许多中国歌，对中国歌曲的理解加深了。她深有感触地说，西洋歌剧固然是音乐经典，但在巴黎学习时，总感到有心理上的距离。也许同为东方人，中国歌曲就没有这种距离感。现代日本歌曲都是节奏先行，而中国现代歌曲却更注重旋律。“从此，我喜欢上了中国歌曲。”

中日两国虽然“一衣带水”，但大多数日本人并不了解中国的现代歌曲。说到中国歌，只知当年被李香兰唱红的《茉莉花》、《夜来香》、《何日君再来》。奥山为了系统地学习中国歌曲，也为了向日本听众介绍优美动听的中国歌，1996年她自费来到中国中央音乐学院留学。外国人学中文不容易，学唱中国歌曲就更不容易了。奥山有幸师从叶佩英教授，叶先生原本是中国著名歌唱家，一年中不仅要教她歌曲，还要教她中文发音。这使奥山深受感动。一年下来，她仅上课的录音带就保存了100多盘。她学会了40多首有代表性的中国歌曲。在北京和天津举行了两次音乐会，结识了许多中国艺术家。奥山感到在北京留学的每一天都很充实，都有进步。北京也和中国歌曲一样给她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奥山回国公演后，日本《每日新闻》发表文章，称她是为学习中国歌曲而到中国留学的第一位日本人。今后，她还准备再度留学中国，研究中国音乐史。同时，她还对中亚各国的音乐有浓厚的兴趣。应该说，在日本年轻人普遍崇拜欧美的社会潮流中，奥山的艺术眼光是独到的。

张武扬

意大利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和金融业中心米兰，给初来者一种浓重的商业气息。然而，米兰也有值得骄傲的文化遗产。位于市中心的奥莫教堂，就是让米兰人从心底感到自豪的标志性建筑。

奥莫教堂奠基于1386年，由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很多著名建筑师和工程师设计施工，经过长达5个世纪的精心建设，于1813年竣工。主教堂呈十字架形，长50米，宽55米，面积1．17万平方米，可容纳3．5万人，比许多国家的体育馆容量还大。教堂外观飞升的造型给人一种荡魂摄魄的震撼！它的屋顶上矗立着135个哥特式大理石尖塔，远远望去，仿佛浮现空中的尖塔之林，其精雕细镂，又宛如一顶缀满珠宝璎珞的凤冠。更奇的是众多的人像群雕。中央的八角亭尖塔高107米，塔顶高4．2米镀金的圣母玛丽亚铜像，身裹金叶，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闪光。其它塔尖也都有与真人一样大小的雕像，据说，整个教堂较大雕像共有3159尊，加上镶在壁龛里的雕像，共有4000多尊。

教堂的正面有6组大方柱和5座大铜门。每座大门从上到下分成很多方格，每格都雕刻着有关这座教堂的历史、神话与圣经故事。方柱柱基和柱身上有22幅大型浮雕和上百个人物雕像，整座教堂就像一座雕刻博物馆！由于天长日久，这些雕像大都已发黑，但大铜门下部的一些雕像却闪光锃亮。许多游客进门之前，总是先端详一会儿，然后轮番摸摸那大门上的雕像。据当地陪同介绍，很多人相信，奥莫教堂的雕像是有灵性的。我忍不住也走上前抚摸一番，手指与光滑的铜雕接触，有一种说不出的真切感，但却没悟出雕像隐藏着什么人生谶语！

步入教堂大厅，仿佛一步踏入了幽深浩渺的苍穹。4根高矗的立柱和62根较小的圆柱，支撑着巨大的拱形屋顶，拓展起犹如仙境般的空间。两侧是29扇高达二三米的玻璃窗，所有窗上全部用五彩玻璃拼缀出圣经故事。阳光如清泉淌过草坪，深沉中给人以天国神秘的幻觉。平时做弥撒的排椅上，散坐着三三两两的游客，有的低头合十，在管风琴悠悠的鸣响中，默然感受着、体验着浸润身心的安详静穆的声息。陪同指着高处说，屋顶藏着一枚钉死耶稣的钉子，教徒们每年都要取下来朝拜3天。再往前走，就看见大厅里供奉的15世纪米兰大主教的遗体，这是真身，头部由银铸补成。我远远地拍照留影，虽然用了闪光灯，但事后冲洗出来却梦似地笼着一团迷离，几无痕迹，想必是睿智者不愿让人带走栖息之处的真容吧！

沉浸在奥莫教堂中数小时，仍看不够它那左右逢源、酣畅淋漓的构造之妙。它如同一部厚重的线装古书，你看它的同时，它也向你索取，索取你的宗教知识，苛求你的理解能力。它不仅是信教者的精神寄托，而且也是珍藏艺术品的殿堂。试想，假如没有魅力粲然的教堂作载体，历经千百年的西方古典艺术还能如此绚烂吗？而没有艺术精灵的张扬，宗教的神圣感和吸引力还能如此长久吗？

出门，只见一群鸽子排着阵势，齐刷刷地掠过教堂。我的视线久久地留在那高高的塔尖上：一切都是匆匆过客，唯有凝聚劳动人民智慧的建筑艺术永恒，我想。

朱梦魁

船上出生，船上死去，他们划动默默无闻的生命之桨，在尼罗河和地中海，留下世世代代的萍踪浪迹。这就是大开罗和吉萨省几百户漂泊不定的水上人家的生活，也是埃及喧闹社会景观中几乎被人遗忘的一隅。

在开罗城区横跨尼罗河的几座高架桥下，是水上人家拢船聚会和吃饭过夜的理想去处。当昏黄的暮霭像迷濛的纱帐垂落到尼罗河上的时候，从因巴巴区到姆尼布区，在流经开罗和吉萨省的尼罗河两个分叉的水域，一条条停靠在桥下的木船上人影摇动、渔火闪烁、炊烟袅袅。船上只有必不可少的炊具和简单的铺盖，由于收入微薄，水上人家对周围的摩天大楼和五光十色的社会橱窗毫不钦羡，更无奢望，他们只祈求真主的佑助之手能让他们多打到鱼，盼望没有人干预他们与世无争、自由自在的水上生涯。

大开罗的几百户水上人家是一个小社会。尽管每一条船都有自己经历的航程，但这些几乎与世隔绝的水上人家的木船，大约都承载着雷同的艰辛与梦想。在开罗10月6日桥下，有一户长年定居在这里的水上人家，主妇叫萨米亚·侯赛因。20年前，当渔民的父亲把她从自家的船上嫁到另一条船上。她生过6个孩子，最后一个刚生下来就得了气管炎夭折了。每天，丈夫和大儿子忙着打鱼，她则一心照料孩子，操持生活。萨米亚对记者说，“大桥是现成的保护伞和庇护所，桥墩又便于渔船系缆停靠，而且高架桥能为水上人家遮风挡雨。不过，我们的船太旧了，它已不堪重负，需要换条新的。”如今，她的丈夫老了，儿子又是个新手，一天只能捞到两三公斤的鱼，聊以糊口。她曾梦想着把几个孩子都送进学校，可那么多的学费又从哪儿来呢？景况稍好的渔家有两条船，夫妻住一条船，孩子们睡在另一条船上。更多的水上人家则拥挤不堪，一条小船上挤着八九个人，睡觉时都只能侧卧，不能放开手脚。

对于提倡多子多孙的穆斯林来说，人丁兴旺原本是乐事，但对于进不起医院的水上人家而言，妇女生产却是生活中的一大难关。孕妇临产前须早做准备，预先停靠在岸边或桥下，一有阵痛就得赶紧请来有接生经验的妇女。如果孕妇突然在船上临产，孩子十有八九是保不住的。渔家妇女生产之后，第二天照常随丈夫驾船捕鱼，她们的安危祸福完全听凭真主的意志。水上人家的妇女几乎与陆地隔绝，她们平时上岸的次数屈指可数。除了到岸上去买食物和生活必需品之外，她们的活动天地便是在船上。

埃及人喜欢热闹，遇有订婚、结婚这样的喜庆日子更是得闹腾几天。可开罗的水上人家的婚礼几乎是悄无声息的，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一个打鱼的小伙该结婚了，他看中了邻居船上的一个姑娘，双方的父母都是熟人，一经说合也就同意了。到了结婚的日子，新郎要是买不起新船，就租一条新船或是自己动手打造一条新船，好把新娘接过门。于是，开罗的高架桥下又多了一户水上人家。这些以打鱼为生的人们，一辈一辈地在水上繁衍生息，每条船上3人至10人不等，孩子的多少都说是真主的赐予。

在水上人家里当家作主的男人们，最关心的是他们的船。因为船不仅是打鱼的工具，也是他们水上的房子。想要买一条新船得花上1000埃镑到1600埃镑。船体的木质不同，但大小都差不多有十来米长。一个渔民要向尼罗河岸区的警察机构交纳150埃镑，才能取得行船打鱼的许可证。至于在陆地上买或是租一处简易的房子，这些以船为家的人们似乎已经把这件事忘在脑后，或者不再去想。已经有了10个孩子的渔民法里斯·伊德的一番话，似乎道出了船家们的共同心声：“我们这些使船的人没有固定的进项，每天平均只能挣到3个埃镑。在瓦拉格那里有一间房子，每月租金要51埃镑，还得给房主2000埃镑的预付款。这对于一个月才能挣到50埃镑的渔民说来，无异于天文数字……”

眼下，正是开罗的冬季，也是水上人家的捕鱼淡季。当开罗绚丽迷人的万家灯火在平阔舒缓的尼罗河上流光溢彩，在偶尔送来几分寒意的斜风细雨漫天飘洒的白昼，开罗的水上人家要比平日更多地聚集在尼罗河的高架桥下。在船舱的布篷里，得闲的渔民们常在一起谈论往事，交换见闻，盘算生计。眼看斋月就要到了，开罗的水上人家都诚心地企盼着，盼望真主保佑他们明年能有一个好年景。

美加边境大门。门楣上的题字是：同一母亲的孩子。

陆治摄（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