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月28日 · 第9版

学习贯彻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

于友先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发展新闻出版事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对于提高民族素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具有重要作用。这是对新闻出版事业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系统工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高度概括。新闻出版业主要从事着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及电子出版物的编辑、印制和发行工作，以大众传播媒体为其主导产品。大众传播媒体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影响既有直观生动的一面，又有潜移默化的一面。在现代社会中，信息传播能力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高低的重要尺度。信息传播的发达，使社会成为一个开放性的系统。大众传播媒介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促进信息的社会流动。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并不见得所有的产业都非常发达，但无一例外，都必须拥有一个非常发达的新闻出版业。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已经引发了社会成员之间复杂纷纭的价值取向，各种各样的价值取向直接影响着人民群众对改革的认同感与参与度。在当前这种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历史环境中，大众传播媒体还担负着引导人们形成共同的信念，构筑与时代发展主题相适应的主体文化和精神文明的重任。

《决议》强调指出：“如何在扩大对外开放、迎接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情况下，吸收外国优秀文明成果，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精华，防止和消除文化垃圾的传播，抵御敌对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的图谋，这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认真解决的历史性课题。”这体现了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处历史环境和国际条件清醒深刻的分析和认识。近年来，新闻出版管理工作的实践一再表明，各种出版物是境外敌对势力对我实施渗透和颠覆图谋特别青睐的工具。这一方面表现为旨在颠覆我人民民主政权的出版物正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走私入境；另一方面表现为不遗余力地争夺我们的舆论阵地。《决议》从战略的高度提出这个问题，以引起全党同志的高度注意，对于我们在新闻出版领域坚持反对“西化”、“分化”的斗争是至关重要的。

中央关于新闻出版工作的大政方针和工作指示是非常明确和具体的，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把握大局，再接再厉，同心同德，开拓前进，坚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通过贯彻落实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把新闻出版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决议》要求新闻出版工作“努力实现从扩大规模数量为主向提高质量效益为主的转变”。新闻出版工作推进阶段性转移两年多来的实践表明，这一工作思路是符合中央的要求和出版业自身发展规律的。出版是一个知识密集型产业。随着高新技术的广泛运用和多媒体时代的到来，其技术密集型的特点越来越突出。出版业在国际国内遇到的严峻挑战，已明确地向我们昭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高新技术日益广泛地运用于出版业的今天，我们不可能再原封不动地依赖于过去的管理手段和经济增长方式。新闻出版工作的阶段性转移，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既包含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也蕴含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

《决议》要求“出版工作要建立健全管理机制，着力提高出版物质量，多出好作品、不出坏作品。要及时反映国内外新的优秀文化成果，重视出版传统文化精品和有价值的学术著作，积极扶持少数民族出版事业，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的需求。”出版繁荣既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然要求。新闻出版工作战线长、环节多，但千头万绪都必须以繁荣为出发点和归结点。促进繁荣是新闻出版工作永恒的主题。我们将紧紧围绕多出好的出版物，不出坏的出版物，少出平庸的出版物的要求，来设计和开展工作。新闻出版署已经决定，要深入贯彻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着重抓好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和音像出版选题规划的修订颁布和实施工作；抓好中国少儿动画出版工程；抓好全国一百家优秀社会科学期刊的全面建设；把承担“国家常备书目”定点销售的全国三十家新华书店建成新闻出版行业精神文明建设的窗口。为此，要进一步加大新闻出版队伍建设的力度；采取有效措施，坚决禁止“有偿新闻”和买卖书号、刊号、版号等不正之风；严格执法，加强宏观管理；加强对高新技术媒体管理工作，建立有针对性的管理机制。

《决议》提出要“加强对新闻出版业的宏观调控，采取有力措施解决目前总量过多、结构失衡、重复建设、忽视质量等散滥问题”，这对于统一新闻出版战线的思想，同心协力搞好治散治滥工作，将会产生巨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新闻出版业治散治滥，是加强和改进新闻出版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契机。我们一定要按照中央的部署，并结合新闻出版事业健康繁荣发展的实际，制定有针对性、可操作的贯彻落实措施，努力争取通过治散治滥，使书报刊、音像及电子出版、印制、发行事业呈现出布局合理、结构优化、效益增长、充满活力的新局面。

范硕丁家琪金立昕

由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叶剑英选集》的出版，是我党理论战线的一件大事。这部选集，收入叶剑英同志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８３年间的重要文章、报告、讲话、谈话、书信共８５篇，大部分文稿是第一次公开发表。这些著作，反映了叶剑英同志最重要的思想观点，体现了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和革命风范。

这部选集最显著的特色是，坚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问题。这部选集，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加强党的建设，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各项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叶剑英同志一贯重视加强党的建设，强调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党的领导。早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他在中共华南区组织、宣传工作会议上作的《为建设一个有高度觉悟的有高度纪律性的党而斗争》的报告中，就明确提出：必须努力建设好我们的党，“集中到一个焦点，就是要建设一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党”。

党的建设，首要的是党的思想路线建设。叶剑英从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运用中，从对党的历史经验的回顾总结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即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根本点，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我们党制定政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的基础，也是正确理解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保证”。党必须坚持和实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才能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统一全党的认识和步伐，不断解决各种新的问题，保证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坚持和实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实践第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对主观主义、本本主义。党的理论、政策，被社会实践检验是正确的，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发展，就前进。反之，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要遭受挫折。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遭到严重破坏。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在恢复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时候，曾经遇到了很大阻力，经历了严肃的斗争。在斗争中，叶剑英多次发表讲话，强调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处理、解决我们遇到的一切问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叶剑英还向党中央建议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在一些重要的思想理论和政治问题上进一步统一认识。

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民主集中制的建设。６０年代以后，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叶剑英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反复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他认为，民主集中制原则，是治党治国的根本原则。他提出，坚持民主集中制，“最重要的是发扬民主，坚持集体领导，不搞一言堂”。为了保证党的正常生活和正确领导，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一定要把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下去，一代一代传下去。

加强党的建设，关键是要切实重视党的领导班子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粉碎“四人帮”以后，叶剑英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突出地提出了领导班子的建设问题。他说：“我们要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首先，要有好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中央要有好的领导班子。文化大革命给我们一条最重要的教训就是，这场运动的领导班子——中央文革，由一批叛徒、特务、阴谋家、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篡党夺权分子所把持。”叶剑英同志强调抓好中央领导班子的建设，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思想。

领导班子的建设同干部队伍的建设是相辅相成的。叶剑英提出：“各级领导岗位、特别是主要领导岗位上的干部政治思想和业务能力如何，能不能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有力地领导好现代化建设，这是一个重要的关键问题。”他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三条要求：“一是坚决拥护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二是大公无私，严守法纪，坚持党性，根绝派性；三是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心，有胜任工作的业务能力。”他还提出，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一般干部，都应具有良好的素质和品质，决不能搞投机钻营，不能当官做老爷，不能搞腐败，不能做无所作为的庸人。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和警策作用。

建设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如何建设和巩固政权，这是摆在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面前的一个突出问题。叶剑英在新中国建立前后，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结合亲身经历的实践，对人民政权的本质和作用作了明确的论述。他指出：我们的政权，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是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打倒官僚资本、封建主义及帝国主义的政权。所谓民主，是指对占人口９０％以上的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所谓专政，是对被推翻的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其他敌对势力的专政。叶剑英认为，要使人民政权充分发挥作用，必须加强国家各级政权机构的建设。他说，我们的政权机构特别是各级人民政府，一定要充分反映人民的利益，虚心听取和采纳人民的意见，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政府一旦脱离了群众，便没有了群众基础，政权就不可能稳固”。他谆谆告诫国家政权机构的工作人员：政权中的职位，只是为人民服务的一个岗位，并不是做官，剥削人民，作威作福的。正确的态度是，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人民之所好者，好之，人民之所恶者，恶之”。

叶剑英自１９７８年当选为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更是集中全力于国家政权的建设与巩固，致力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他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特别是鉴于十年动乱的沉痛教训，深刻指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是国家政权建设中最根本的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最广泛最实在的民主。

“为了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一定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叶剑英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向全党严肃地提出了这一问题。他针对林彪、江青一伙钻国家法制不健全的空子，在“文革”中以所谓“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为幌子，想抓谁就抓谁，对广大干部和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的教训，大声疾呼：国家非健全法律和制度不可。当时，他谈了完善法制的一些基本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这种法律和制度必须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它们是人民制定的，代表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利益，人人必须遵守和执行；二是它们一定要具有极大的权威，只有经过法律程序才能修改，绝不能以任何领导人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三是检察机关和法院一定要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事实和真相，一定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四是一定要有一批大无畏的不惜以身殉职的检察官和法官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五是一定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致力于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对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多方面建树

叶剑英是我党我军杰出的战略家、军事教育家和军事科研事业的开拓者。他在参与创建、领导人民军队，协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指挥革命战争，运筹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学习、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国防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叶剑英认为，“军队是革命的生命，离开枪杆子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永远保持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永远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仅是我军成长发展和胜利的基础，更是我军建设的根本方向。他强调：军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把自己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使枪杆子永远受党的指挥”。正是基于这种深刻的理性认识，叶剑英总是在党对军队的领导权受到威胁、事关军队建设根本方向的严峻时刻，挺身而出，无私无畏，为维护党的兵权进行坚决的斗争。红军长征途中，他勇敢机智地向毛泽东报告了张国焘企图以武力危害中央，分裂红军、分裂党的阴谋，为党立下了大功。“文化大革命”期间，叶剑英先后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毁我长城的罪恶活动进行了顽强的抵制和抗争，维护了军队的稳定和集中统一，并在粉碎“四人帮”，结束十年浩劫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叶剑英善于在不同历史时期内，准确地把握我军建设的主要矛盾，科学地探索和总结军队建设的基本规律。５０年代初期，他根据毛泽东关于建设强大的国防军的思想，倾其全力深入研究我军的军兵种建设问题。１９５６年党的“八大”召开前夕，叶剑英撰写了《关于军队建设问题的一些意见》，向中央提出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八个关系”，系统地梳理和概括了军队建设过程中的主要矛盾、主要问题。１９７７年３月２４日，叶剑英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做了题为《把“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重要讲话，尖锐地提出“十个应该不应该”的大是大非问题，为党在军事工作领域实现拨乱反正，开创军队建设新局面，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叶剑英为加强我国的国防建设花费了大量心血。他在贯彻执行毛泽东国防现代化思想的过程中，紧密结合实践，提出了许多卓越而富有远见的观点。针对和平时期的特点，他多次指出，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础，国防建设是经济建设的保障。在强调国防建设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同时，“国家的经济建设，必须适当地照顾国防的需要”，在一定条件下，国家经济建设应与国防建设结合起来，协同发展，做到平战结合、军民结合。他提出，国防武装力量包括常备力量和后备力量两个方面，常备力量要精，要不断提高质量，实现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增加技术兵种的比重，特别要加强海空军建设。后备力量要强大，要重点抓好民兵建设。他对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十分关注，强调发展国防科学技术和国防工业，改善武器装备，为反侵略战争准备物质基础，是实现国防现代化的一项战略任务，要采取有力措施，把科研和军工生产搞上去，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他深刻指出，我们要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发展先进的军事技术，改善武器装备，是很重要的；研究军事科学、军事理论，也是非常重要、刻不容缓的。如果只掌握现代的军事手段，而没有正确的军事理论作指导，也不能有效地对付现代化的敌人，至少要付出更多更大的代价。为此，他大力倡导并组织军事科学研究工作，创造性地提出一套关于军事科学研究的理论，为我军建立以马列主义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为中心内容的军事科研体系奠定了基础。

发展党的统一战线，振兴中华民族，实现祖国统一

叶剑英是我们党统一战线工作的杰出的活动家和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在制定并模范地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叶剑英一贯重视人民政协事业。解放初期，他直接参与了建立北平市、广州市和广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的筹备领导工作，经常鼓励和提倡广大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党和政府的工作进行积极有效的民主监督。粉碎“四人帮”后，他最先主张恢复统战部的正常工作和恢复中央领导同志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共商国家大事的制度。１９７７年１２月，他在《重视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的重要讲话中，深刻总结了统一战线工作的历史经验，重申了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有力地促进了政协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全面恢复和迅速发展。

做好华侨及港、澳、台方面的工作，争取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这是叶剑英始终不渝为之奋斗的目标。早在战争年代，叶剑英就与一些著名华侨领袖人物保持着密切交往和联系。新中国建立前夕，他在《关于解放广东的若干问题》的讲话中，高度肯定了广大华侨爱国的历史和对祖国建设的特殊地位、作用，颇有预见地提出广东解放后对华侨的特殊政策。５０年代以后，他对侨务工作和对台政策相继提出了许多重要主张。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我国的三大历史性任务：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祖国统一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叶剑英对于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更是殚精竭虑。他多次接见港澳知名人士和海外侨胞，亲切地同他们交谈，争取他们为统一祖国和支援祖国建设出力。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他主持召开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１９８１年９月３０日，他又向新华社记者发表重要讲话，进一步提出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第一次提出了包括保留“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等“三不变”的主张。《告台湾同胞书》与“九条方针”，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对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大政方针、基本立场和态度，对推动祖国统一大业的进程，对“一国两制”这一基本国策的最终确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扎实推进两个根本转变

杨岳全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态势是继续向好的方向发展，但也存在不少问题，突出的问题是，一些国有企业产销率下降，产品积压增多，利润减少，亏损增加。造成这一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的企业不重视市场研究，市场开发力度不够。因此，强化市场研究和开发，是当前国有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

树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观念。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对企业来说，就是要以市场为导向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或者说以市场需求为中心，生产经营市场需要的产品，达到企业经营目标。但是，有的企业根本无市场观念，置消费者需求于不顾，埋头生产老产品，其结果是，生产什么，积压什么，生产多少，积压多少；有的企业只满足于现有产品尚有市场，不考虑新产品的开发和产品升级换代，一旦遇到市场风浪，常常措手不及，陷入困境；有的企业有一定的市场意识，但只追求短期行为，未能形成以需求为导向的企业营销战略思想，因而其经营潜力仍然有限。企业要提高经济效益，必须转变观念，树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战略观念，把资源集中到市场需要的产品的生产上来。

确立科学的市场选择方法。企业有了正确的营销观念，就必须进行市场选择，即进入什么市场。企业对任何一个市场，可以通过科学的分析、研究、评估，从而制定目标市场策略。比如，鞋袜市场，可以按年龄、性别、收入、用途等标准予以分析，从而确定各地的人口和购买力，以把握市场规模；再从历史统计资料中分析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趋势及潜在机会，确定企业的目标市场；根据产品、需求、竞争等有关因素来确定企业的市场策略。现在，许多企业在经营管理中，对目标市场心中无数，不懂得市场在哪里，到底有多少消费者，有多大需求量，需求的特点是什么；一些企业对消费者的购买规律缺乏深入的研究，情况若明若暗，有的甚至是一笔糊涂帐。

市场定位是企业市场选择的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在同一市场的同类产品中，谁的产品获得消费者厚爱，谁的产品就有销路，而能获得消费者厚爱的产品必然是具有别的产品所没有的质量、款色、价格、服务等特色。因此，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就需要切实推行“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廉”的策略。然而，目前许多企业不具备这方面的管理知识，更缺乏为之服务的工程技术人才。其结果是，产品没有竞争力，在市场上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应该看到，现在许多产品不是无市场，而是企业没有找到市场，不是需求小，而是需求潜力很大，一些企业的产品之所以滞销，其原因是这些企业没有找到市场，产品不适应需求，没有掌握竞争的武器。

制定切实可行的产品营销策略。企业的产品营销策略，在企业的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比较多：一是有的产品品种、式样、花色、包装不符合市场需求；二是有的产品质量低、性能差；三是有的产品缺乏保证措施。因此，企业在制定产品营销策略时，首先要树立现代产品观念，实现产品的核心功能、物质外形和售后服务的高度统一。其次是要开发新产品，加大产品创新的力度。再次是注意产品生命周期的控制，即在产品畅销时就要考虑到其可能出现的滞销。第四是实行名牌策略。

定价策略也是产品营销策略中关键策略之一，关系到企业的盈利水平。目前企业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是有的企业定价过高，认为高价可以多盈利，其不知销售收入取决于价格和销售量两个因素；有的企业产品定价虽然不高，但质量太次，没有市场销路；二是有的企业缺乏成本管理意识，不从节约成本中提高效益；三是有的企业利用“回扣”来促销，这不仅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而且助长不正之风。因此，企业应该认真执行国家有关的产品和服务的定价政策，遵守按质定价的原则，同时注意利用各种价格策略，例如，新产品定价策略、地理定价策略、折扣与让价策略、心理定价策略、产品组合定价策略等。

营销渠道策略是产品营销策略的重要内容。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推销网络，产品销售必将举步维艰。目前，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是，有的企业销售渠道不畅，有的企业缺乏对销售渠道的有效控制，有的销售渠道成员之间的冲突大于合作，有的销售渠道管理不灵活。因此，企业应该认真建立和拓展销售网络，及时而有效地疏通不畅的销售渠道。

促销策略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现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也不少，有的广告不真实，造成有的企业在广大消费者中丧失信誉；有的企业不重视推销队伍建设，没有充分发挥推销人员的积极性；有的企业不重视公共关系，不善于利用公关手段；有的企业不注意利用营业推广策略，以刺激人们的消费需求。因此，目前对小企业来说，要重视推销人员的工作；对中等企业来说，既要充分发挥推销人员的积极性，又要有选择地发挥广告的作用；对大型企业来说，要建立强有力的推销队伍，同时要注意广告中的媒体组合效果，还要发挥营业推广的作用。公共关系具有塑造企业形象的功能，因此各类企业都不可等闲视之。

要提高企业经济效益，还要继续解决深层次的问题。例如，企业要以市场为中心，进行配套改革，包括人事制度、劳动制度、分配制度、组织形式等，以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对不同类型的企业，要区别情况，分类指导。要贯彻国家的产业政策，尤其对那些重复建设、供大于求的产品，要加大调整的力度。要进一步解决企业债务拖欠问题，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社会服务体系，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制止地方保护主义，协调与其他部门的利润分配关系，把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学术动态

白津夫

日前，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与《理论前沿》编辑部联合召开了“２１世纪中国经济发展展望研讨会”。现将会议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振兴支柱产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任务。有的学者指出，党的十四大提出：振兴机械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和建筑业，使它们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任务。要振兴支柱产业，需要把企业自身的活力同政府的扶持结合起来。要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组建技工贸一体化的具有融资能力的企业集团，使生产要素能够迅速向这些企业集团和支柱产业的重点建设项目集聚。利用外资要同引进技术结合起来，把引进与消化、创新、推广结合起来，使我国支柱产业尽快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从而为我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奠定强大的物质基础。

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是结构问题。学者指出，我国经济发展的结构制约，既是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紧要问题，又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影响很大，有必要把结构调整作为今后经济发展的重点。我国的结构现状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影响，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已经形成的新一轮结构趋同的负面影响会全面显现出来，对宏观经济运行将起到很强的制约作用。二是经济结构面临双重调整的任务，一方面要调整积累的结构不合理；另一方面还要随着体制转轨和经济的发展进行适应性调整，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所特有的现象。三是世界经济结构转型，对我国经济结构的强有力的影响。四是随着我国加入世界经济体系步伐的加快，必然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提出更迫切要求。

与会学者强调指出，产业结构从适应性调整转向战略性调整，是经济增长新阶段的迫切要求，也是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切入点。推进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要把生产方面的增长点和消费热点结合起来，按照国内外市场需求培育新经济增长点；要重视高新技术产业，主要是电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产业，这是推动主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升级的关键所在；要把结构调整与产业的布局结合起来，结构调整既可以在原有空间展开，又可以进行开发性搬迁改造；要立足于现代产业序列，在大力加强基础产业，努力提高第二产业，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同时，有必要把重点摆在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先导产业的序列上。

经济增长的速度问题。有的学者指出，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可以做出四种战略性选择：一是持续地高经济增长。经济长期持续过高增长，为资金、资源所难以承受，且容易诱发严重的通货膨胀。二是经济持续低增长。虽然不致引发通货膨胀，但经济不景气，前景暗淡，不可捉摸。三是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适当，但中间隐含着忽高忽低甚至大起大落的因素，这也不是好现象。四是保持适度增长，不仅经济增长率适当，而且在较长时期内实现持续稳定的增长。我国“八五”时期的经济增长基本上属于第四种类型。“八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增长快，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１２％；二是波动幅度最小，最高增长率与最低增长率的差距为４．５％，明显低于“七五”７．８％的增长率波动幅度。保持平稳的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着国民经济在低速上运行。“九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率计划为８％，执行结果可能在９％左右。下个世纪前１０年，由于经济发展基数大，整个经济增长率估计在７—７．５％的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