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月14日 · 第12版

心香一瓣

罗海岩

去年１１月６日，当我听到舅舅因长期患病去世的消息，从北京匆匆赶到唐山市时，只见舅舅简朴的房间里，桌子上端端正正地摆放着他的遗像，旁边是一张当天的《人民日报》，几篮鲜翠欲滴的鲜花映衬着它们，显得格外醒目。

屋里还是过去的老样子：桌子、茶几上摆放着一叠叠的报纸、刊物和书籍。尽管舅舅因患帕金森综合征，早已不能看报了，但每天送来的报纸仍整齐地摆放在屋里，成为醒目的景观。可以说舅舅的一生中一天也没有短缺过报纸。

５０多年前的战争烽火中，年轻的舅舅杨翊中毅然从当时遵化县的一所教会中学辍学，奔向共产党活跃在冀东地区的部队。尔后一直在冀东军区主办的冀东日报社工作。唐山解放后，他先后任市电台的副台长和市报的总编辑、党组书记、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等职。为使自己负责的工作与党的方针政策同步，他殚精竭虑，耗费了一生的心血。他像爱护眼睛一样珍视着每天的报纸。在我的记忆里，舅舅每晚下班时，黑色皮包里总是装着当天的《人民日报》和省、市的党报，晚上把白天因工作忙、无暇看完的报纸再在灯下看上一遍，最后把好文章再精心保存下来。

次日下午，追悼仪式在医院告别厅举行。灵榻边黄色的菊花、洁白的马蹄莲、碧绿的君子兰和松枝映衬着他清癯的面容，覆盖在他身上的党旗鲜艳夺目。那份《人民日报》依然与他相伴。虽然后事从简，没有告诉市里的一些新闻单位，但许多老记者、老编辑还是自发地纷至沓来，小小的告别厅里盛不下人们的无尽哀思。舅舅领导宣传工作，特别是党的新闻工作所表现出来的风范和人品，深为所有与他共事过的人们的赞誉，这都是和党报的荣誉联在一起的啊！

追悼仪式后，灵车带着人们的哀思，驶向火化厂。老人身边依然是鲜花、党旗和那份报纸。当灵柩在哀乐声中即将被推进火化室时，表姐伏在他的脸上悲痛欲绝地亲吻着：“爸爸，让我再看你一眼……”当我把她拉开时，她高高地举起刚刚拿起的那份报纸，大声叫我：“海岩，快把报纸给送去！”

我接过这张报纸、这张滴上了许多泪水的报纸。它是舅舅毕生的情结，是他生命中精彩的乐章。我把报纸郑重地放在鲜花旁、遗体上，把它们一起推向了后边的火化室……

舅舅没有留下丰厚的物质遗产，生前也没有一丝非分的物质享受，身后只带走了一份党中央的机关报！办报纸、看报纸，曾经给他带来了多少欢乐啊！报纸注入了他生命中的亮色，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党报事业。当他可以永远休息的时候，他一定有着深深的慰藉：带着一生相伴的报纸，带着对其一生的无悔衷情，带着人们对他的准确而极深的理解。

舅舅的报纸情结，体现了一位有５０多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对党的宣传事业的眷恋，而更深的意义则是由此体现出他对党的深厚感情。回到北京，我被这件事久久地缠绕着。几天后，我和一位已担任了我军高级将领的亲属谈及此事时，他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他对我说：“我是技术干部出身，几十年来有些进步，从报纸上得益匪浅，报上的好文章我已经剪贴了十几本，可以说我们的成长离不开党报的影响……”他的眼角慢慢地渗出了泪水，郑重地对我说：“你记着，我身后也给我带去一份《人民日报》！”

是的，报纸越来越成为我们须臾不可少的传媒手段了。其它传媒工具的增加，并未削弱报纸的社会功能。在新的历史时期，党报仍负载着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

我追思着：是舅舅从新闻的Ａ、Ｂ、Ｃ讲起，引发了我这个当年的知青对新闻的爱好；当社会上充满着诱惑的时候，是舅舅给了我至真至纯的敬业教诲；当我走进新的工作岗位的时候，又给我诸多的鼓励……“逝者如斯夫”，生者当更强。舅舅的报纸情结，将鼓舞着我笔耕不辍。

让党报永远成为真理和正义的化身，给人们带来温馨、真挚和光明。

金台随感

李辉

曾经一度消失的“荆州”归来了！

新年伊始，我收到《湖北日报》一则消息的剪报。消息的标题是《荆沙市更名为荆州市》。据消息称，湖北省政府于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１７日发出通知，将荆沙市更名为荆州市。

“荆州”去而复来，值得庆贺！

大约两年前，在实行新的行政区划时，湖北的荆州地区和沙市市进行合并。把荆州（江陵）和沙市合并为一个城市，有关方面显然遇到了难题。经济实力、地方情结、人事平衡等，诸多因素都决定着难以用其中一个地名来为新的城市建制命名。在这样的情形下，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就只好忍痛割爱了。于是，唯一两全的选择便是各取首字，组成“荆沙”。彼此都有份，皆大欢喜，各得其所。

可是，这样一来，就不免委屈了业已形成的文化传统的优势。譬如荆州，丰富的文化积淀姑且不论，对历史略有所知的，稍稍知道一点三国故事的，有谁不知道关羽发生在这里的故事？５０年代以来，荆州地区的行署所在地设在江陵，而江陵同样是个古今闻名的地名。又有谁不熟悉李白“千里江陵一日还”的诗句？可是，在为一个新建制确定名称时，它们都被弃之不用，岂不怠慢了历史的赐予。

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向城市过渡，改县建市已经成为趋势。在这一进程中，经济当然是最为根本的制约因素。可是，地名却又远不是经济所能包容的。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度，文化却又能在更深层次上和更大范围里影响着一个地方的发展，构成某一地区深厚的历史内容。把荆州、江陵这种具有很大知名度的历史地名舍弃不用，而用“荆沙市”这种拼合起来的新地名，显然是不得已的。

去年，我曾发表《可惜从此失荆州》一文，为荆州的消失而遗憾，进而为在地名改变中忽视历史文化传统的做法有可能进一步蔓延而表示忧虑。文章发表后，不少读者表示有同感。但朋友中也有的说我是多管闲事，或者说我是“说了也白说”。生米已经煮成熟饭，消失了也就消失了，这是无可奈何的事。

然而，荆州在消失一段时间后终于重新归来了。

我知道，不会因为一篇小文就导致有关部门做出更改决定。但作为关心过荆州地名消失，并公开表达出忧虑的一个作者来说，看到它能够重新归来，焉能不感到欣慰与兴奋？

荆州去而复来，表明有关决策者开始越来越重视历史文化的赐予。亡羊补牢也罢，事后诸葛亮也罢，毕竟是值得赞许的事情。更为可喜的是，有关决策者们不再固执己见，而是注意听取不同方面的意见，灵活地解决业已成为定局的问题。这不仅表明了一种对文化的尊重，更显示出从善如流的一种气度。在庆贺荆州归来的同时，对于这样的气度与精神更应庆贺。

荆州去而复来，在更深的层面上反映出今天的人们对历史文化的尊重。历史文化，不是空洞的口号，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她就存在于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尊重历史，尊重文化，首先在于珍爱历史的赐予，而不是忽视它们，甚至无所谓地将之丢弃。

北京近几个月来有一个牵动千家万户的行动，这就是为恢复北京站附近的一段城墙捐献古城砖。这是北京城唯一一段未被拆除的城墙，但已破坏殆尽。有关部门发出倡议，请北京人将散落各处的城砖捐献出来。于是，仿佛整个北京城都为之行动起来。有的老人蹬着小三轮，运来家里仅有的一块城砖；有的单位，组织职工郑重其事地运来几千块；更多的人纷纷打来电话提供线索，或者参加到义务劳动的队伍之中……显然，今天的北京人，以这样的方式来表示对已经消失的老北京城墙的留恋，表达他们对生活于其中的历史文化的热爱。

同样是北京人，过去拆城墙，如今捐城砖，３０年间截然相反的举动，从文化意义上说，这无疑是一个历史进步。

荆州去而复来，是另外一个印证。

神州情思

李琛

雾都重庆，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雾。因为长江和嘉陵江汇合于此，水气太重，早晨和上午，这里或浓或淡总弥漫着雾，九十点钟，还看不见太阳。茫茫白雾，给山城罩上了一层洁白的纱幔。然而最让我难忘的，却是山城的月夜和万家灯火，那种奇异独特的景致，在北方的城市是很难见到的。

晚风习习中，我独自向全城最高的枇杷山走去，登上山顶，天也全黑了。登高远眺，眼前竟是一片灯的海洋，莫不是满天的繁星撒落人间，变成了这山城的万家灯火，把重庆的夜色装点得格外迷人？夜色隐去了白日的繁华喧闹，隐去了高楼长街和人海车流，只剩下这遍山的灯火。那灯光从长江边和嘉陵江边开始，层层向上蔓延开来，一簇簇、一片片，错落有致，就好像一盏巨大无比的吊灯，大山式的造型，富丽堂皇，光明灿烂。灯光分布得并不均匀，有明有暗，有疏有密。稠密的地方，密密麻麻的灯光几乎连成一片，像堆放在一起没有散开的夜明珠，格外明亮耀眼。更多的地方是灯光点点如豆，暗淡柔和，闪闪烁烁，是点缀在夜的枝叶间光的果实，时隐时现。这满城满山的灯光，又一起倒映在环绕着它的长江、嘉陵江上，宽阔的江面上波光粼粼，斑驳绚烂，满江的灯火在流动的波涛上浮金跃银，摇曳闪烁，整座山城仿佛都在微微摇晃，就像是一座用珍珠和琥珀装饰起来的水上迷宫。

再仔细看，一片片稠密的灯光形成了一条条明亮的光带，光亮组成美丽的弧线，一圈一圈地绕山盘旋，那是市区几条主要的大街。街灯如成串的珍珠，缠绕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上。主要商业区更是灯光辉煌，高高的建筑物被灯光照得通体透亮，巨大的广告霓虹灯五光十色，不停地明灭变幻，溢彩流光，街上流动的车灯，汇成了一条条灯的河，缓缓地流淌。灯光从市区一直向远方延伸，逐远渐稀，消失在茫茫天际，好似这人间的“银河”，无声地汇入了天上的银河。

夜渐深，风更紧，灯光逐渐稀疏，山城睡了。四处仍有星星点点的灯光，彻夜不灭，那是夜的眼睛。淡淡的雾气中，阑珊的灯火朦胧温柔，迷迷离离，营造出诗一般的意境。不远处的一座楼房，只剩下一个窗口还亮着灯光，灯下，是头发花白的老师在批改作业，还是女儿在等待着晚归的母亲？从朝天门码头隐隐传来夜航船低沉的汽笛，寻声望去，江面上看不见船，只有灯的光和影在水上悠悠地移动，让人想起“夜半钟声到客船”的古老诗句。夜色中的山城，是一处停泊灯火的宁静港湾。

不知什么时候，四周变得明亮起来。举头望去，一轮晶莹如玉的明月已升上深蓝色的天幕，远处稀疏地缀着几颗很亮的星，与月相伴相映。在月光下，满城的灯光仿佛被同时调低了电压，突然变得有些暗淡混沌，不似先前那么明亮了，但却更加柔和温暖，脉脉地饱含着深情，闪着动人的光彩。“灯光是混沌的，月色是清的，在混沌的灯光里渗入一派清辉，真是奇迹。”今夜，我竟然看到了朱自清先生笔下灯光与月色交相辉映的景象。不过不是在桨声灯影的十里秦淮河，而是在灯火阑珊的渝州古城。

皎洁的月光，流水一般地从这高高的枇杷山倾泻下去，铺满了整座山城，一直流到长江和嘉陵江上，给大地山川抹上了一层明亮、淡雅、柔和的色彩，空气中骤然有了一种清幽幽的凉意。月光下的长江、嘉陵江，江面上泛着万点碎银般的月光，两条江就像两条银色的缎带，轻轻地缠绕着睡梦中的山城。一缕缕若有若无的雾气飘浮在空中，江流、山林、楼房、街道，还有那些星星点点的灯火，都披上了一层银白色的薄纱，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醉人的夜的芬芳。

不知从什么地方远远传来一阵悠扬的胡琴声，演奏的是歌剧《江姐》中的音乐，琴拉得很动情，深情舒展的旋律，如泣如歌。在这宁静的月夜，这从心灵深处流淌出的琴声深深地打动了我。此时此地，此情此景，让人自然想起了学生时代不止一遍读过的《红岩》，想起了江姐、许云峰、成岗这些不朽的名字。遥望歌乐山的方向，仿佛看见月光下渣滓洞、白公馆阴森森的铁窗，看见囚室地板上斑斑的血迹和烈士们留在墙壁上的诗行。在那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岩村和曾家岩不熄的灯光，于黑雾浓云风刀霜剑中不屈不挠，熠熠长明，像明亮的启明星，宣告着长夜将尽，曙光在前。面对这宁静美丽的山城夜景，我想，正是因了无数先辈在漫漫长夜中用生命之火点燃的灯光，才有今天这璀璨夺目的万家灯火，才有眼前这月光下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宁。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不应该忘记过去。

明天，我一定要再去歌乐山。

大地文学副刊

江边

在编辑部门外的一个墙角

在一扇早该修理的窗子底下

闲置着一只破旧的木箱

没有人注意到它的存在

盛夏的暴雨把它淋得精湿

冬夜的寒风吹得它瑟瑟作响

风雨不知道就是这只木箱

曾经把伟人的思想珍藏

它装着鲁迅的书信和日记

从黄浦江畔来到北京

鲁迅生前的几位战友一路相伴

就像当年他们陪伴着先生

一遍遍轻抚着木箱编订鲁迅著作

像聆听先生谈话令人激动

仿佛

每一条木纹里都闪烁着先生灼热目光

每一个榫头上

都鼓荡着先生无敌的雄风

一同越过了多少激流险滩呵

走过了多少坎坷不平的征程

保护着鲁迅遗作

——我们的民族之魂

咽下了多少难以吐诉的苦衷

如今终于完整地把这份财富

交到了人民手中旧木箱

——你这只不寻常的书箱呵

让每个敬仰先生的人见了都怦然心动

刘波

薛厚炎从书案上抬起头来，午后温煦的阳光映照着他清癯的略带几分疲倦的面庞，一双坚毅的目光望着窗外悠远的云天出神。这时，电话铃响了，他那位在武汉同济医科大学当教授的老同学第三次来电话催他治病了。老薛患有泥状式胆结石，发作时疼起来要命，要根治只有开刀。但为了办学，成天忙得团团转，哪有功夫跑医院啊。他怀着感激的心情谢绝了老同学的好意。

记得头一次老同学催他治病，是１９９２年的春季。他和一位老师为新校园的建设去省城筹款，奔波劳累了一天的薛厚炎一落招待所，病痛就发作了。当时如万箭穿心一般的疼痛，他从床上滚到床下，豆大的汗珠一阵阵往下滚。“校长！校长！”随行的老师见这场面吓得脸面煞白，给老薛用了止痛药，也不管用，硬是等到病魔把人折腾够了，老薛才从地上撑起身子。第二天，老同学得到消息把电话打到了招待所，告诉他，病床都留好了，就等他去开刀。“不行啊，不行！”老薛几乎在哀求。过后，偷偷服了几片药，又向省有关部门跑去。

当时的情形，也确实不允许老薛住院。他从市教委副主任的位子调到洪湖师范任校长，可说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前几年，一种危机险些落在“洪师”头上，全省中师要达标，不能达标的就缩减，你的学校办学条件这么差，不减你才怪呢。幸亏市委、市政府的领导穿梭一般往省教委跑，汇报、求情、表决心，这才将洪湖师范这块牌子保下来。接着，一番痛定思痛后的洪湖人民决心砸锅卖铁也要办一所达到国家中师标准的跨世纪中师学校。而这节骨眼上，新校园的筹建正在“阵痛”和面临分娩之中，他老薛不带头干谁干？再说，洪湖老区经济要腾飞，首先在于洪湖教育事业的腾飞，而办教育首先要办好师范，只有办好师范，才能造就出大批合格的跨世纪师资人才，托起洪湖教育事业的大梁。老薛在教育战线也是一个摸爬滚打几十年的老兵了，他能不抓紧时间为教育事业多办点实事吗？按说，老薛已经是如愿以偿了。经过两年奋斗，一个由天津建筑设计院设计的全国第一流中等师范校园，已经出现在老苏区，出现在洪湖岸边这块热血浸透过的土地上。总面积达２５０亩的宽敞舒展的校园空间，气派的学校大门和校园大道，构建别致新颖、风格各异的教学楼、艺术院、科技楼、教研楼。还有锦团花簇的园圃，令人振奋向上的校标，别具匠心的天文台，公寓式的学生宿舍，一流的学生食堂……

老同学第二次打电话来催他动手术，是１９９４年８月份，当时，他正忙，新校园即将诞生，迎接国家教委检查的日子越来越近，而正在这节骨眼上，一批又一批渔民带着自己的子女来到了学校。

“让我们的孩子读书吧！”渔民们七嘴八舌地说。“眼下日子宽裕了，我们也明白了什么叫富有，真正的富有是知识。让我的孩子委培学习也行啊！”

面对父老乡亲的恳求，老薛心里一热：“让我想想办法吧。”

那时，胆结石不时发作，老薛正在尴尬的份儿上呢。第二天，他带上一包止痛片，就同主管市长赶到了省城。没料到省里委培指标有限，粥少僧多，老薛和市长轮番磨了几天，没辙。那天，市长和老薛分手时留下一句话：“老薛呀，办学是大事，但你身体也要紧，趁这当口，先到医院把病治治吧。”老薛点点头，但脸上的愁云却愈益沉重。第二天，他捂着肚子再次蹭到了省主管部门领导的办公室。未曾开口，嗓子就带着几分嘶哑：“主任同志，我又来给您们添麻烦了。记得，我办学３０多年，过去要渔民的子女上学，是求他们，是上门说好话，现在是大伙找到学校来了，我们能打发他们出门吗？洪湖是老苏区，先烈们流血牺牲，为的是啥？我这个当校长的如果让他们少年辍学，对得起贺老总吗？对得起近１００万苏区人民吗？”说罢，五十好几的汉子，热泪就刷刷地流下，在座的老师哭了，在座的领导眼眶也开始闪现泪花。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指标批下来了，老薛和他的伙伴们趁着星光驱车赶回洪湖。

老薛的心愿，了却了一桩，却又是一桩。就在老同学用电话约他治病的当天下午，他和另一位分管教学设备的老师离开了学校。他想亲手为孩子们选购一件高档的、在２１世纪也不算过时的天文观测仪，他要把这架观测仪亲手放在天文台上。于是，他途经省城时，竟忘记了老伴那焦灼的眼光和含泪的叮咛，也忘了到医院会一会老同学。当晚，他径直搭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刘天让

大山的拇指

翘在这里

把诗赋上蓝天

宣告我是鲁班的骄子

以几何的魅力

论证排除干扰

稳领风骚

品书札记

刘士杰

英国现代派诗人艾略特曾说过：“诗歌比散文与乡土风情有着更紧密的关系。”（《诗歌的社会功能》）诗歌本与乡土风情有着血缘的联系，而乡土诗更有着浓郁的乡土风情。然而，由于时代不同，乡土诗从内容到形式都呈现出不同的色彩。今天，包括耿翔在内的乡土诗人们就和他们的前辈不同，这些新乡土诗人的作品正表现了一代青年所面临的惶遽和困惑：一方面在商品经济大潮的迅猛冲击下，他们渴望走出家园，摆脱贫穷和落后，追求城市的物质文明；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满于物质文明的幕布后所掩盖着的一些庸俗和贪欲，于是又向往回归到那远离物质文明、充满淳朴敦厚的民风、洋溢田野气息和人情味的乡村家园中去。既眷恋，又背离，这就是“游子情结”。耿翔的乡土诗，正深层次地反映了这种“游子情结”。

“新乡土诗”超越旧乡土诗之处，就是它坚决摒弃旧乡土诗反复吟唱的田园牧歌和单调的赞颂。因此，新乡土诗中所体现的对故土家园的眷恋，寄寓在直面残酷现实的沉重惋叹之中，从而产生一种悲壮的、撼人心魄的艺术效果。在《水歌九章》的最后一章《最后的祈祷》中，耿翔写道：“没有歌声的眼角／一路流血／最为怀念的／是念水一生的母亲／一个很浅的黄泥瓦盆，洗净了岁月／瞻前顾后的尘埃／至死，才沐浴一次／生命的圣水”。这绝非耿翔故作夸张之笔。事实上，在我国极端缺水地区，一生只沐浴三次（即出生、结婚、死亡）的人并不鲜见。耿翔的笔端凝聚了多少民生多艰的浩叹与感慨！缺水是灾，水多了也是祸。耿翔曾目击１９７０年一场洪水洗劫后所留下的一片废墟。“多年以后，这片废墟／还圣地一样地，留在我／情感的档案里”。那场噩梦似的灾难被耿翔描绘得如此触目惊心：“一场残梦／一些苦难的窑洞／随无望的目光，纷纷坍塌／我善意的牛羊，也咽下最后一次呼吸／闭目水里，不曾腐朽的骨架／却卧出耕者的姿势”。这饱含悲剧意味的话语，概括了西部贫困地区的农民那平凡而漫长的生命历程。

面对“荒原”的故土家园，这些“游子”诗人是既怀有眷恋的情感，又投以批判的眼光。反映在“新乡土诗”中的就是这种矛盾复杂的情结。

耿翔有一首《血缘》，满怀深情地写出了他与故土亲人与生俱来的血缘亲情。诗人情深意切地写道：“贴近乡村，只有在／难以割舍的地方／系一根青藤之结，让亲人们的目光／祈祷村庄／岁岁，不绝烟火”，甚至“守住这些，大意大象的庄稼／我荣辱皆忘”。与别的乡土诗人不同，在耿翔的笔下，故土与亲人是浑然一体的，因此他对乡土故园的眷恋表现为一种血缘亲情，所以分外亲切感人。

此外，耿翔对故土家园的眷恋，还表现为把自我与故乡风物融为一体，达到物我两忘的亲密无间的境界。例如《和玉米林对话》，竟至觉得自己已变成了一株玉米！在诗人的心中，玉米是和家、故土连在一起的，因此，诗人通过“我”与玉米的亲密无间的关系，表现了“我”与家、故土的血肉联系。在《对望》中，诗人和玉米对望，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竟至分不出主体与客体，自我居然有了玉米的感觉：“处在玉米的境界里／从茎到根，都有一种亲热的感觉。”

既然如此眷恋这块生养自己的热土，那就理应“热土难离”，终身守着这老屋故园。然而，诗人不甘心终老桑梓，对于家园的闭塞、落后、平静，感到不满，急于走出野山穷塬，去看看外部世界。诗人将生活于其中的老屋，比喻为一条“游不出的鱼”。诗人写道：“不用烧制／也是一尾游在旧年的鱼／闭目时空／能听见远处很响的水／却游不出，腮边干渴的土地／老屋，被围猎得／痛苦不堪”。诗人巧妙地用比喻象征的艺术手法，寄寓了深刻的意蕴。诗人以时空交错的技巧，把老屋比喻为“一尾游在旧年的鱼”，加上“烧制”一词，令人联想到陶器，暗示这老屋是如何僵化、古板和不合时宜。而“远处很响的水”则分明是现代文明的象征。现代文明离它仍那么遥远，只能听到，却不能望见。但现代文明之水，终究会像海潮涌来，把这乡村家园的老屋包围起来的。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耿翔的诗唱出了新乡土诗人的共同心声。

李矫田

我们通常看到的水库都是露天的，而在山东龙口市却有一座巨大的地下水库，使境内的黄水河水不能急匆匆地流泻大海，而是渗漏在这地下水库中。一遇干旱，甘甜清冽的水便由地下抽到地上，浇灌着成千上万亩的庄稼。无论是春夏的麦田，还是夏秋的玉米，都是一片生机盎然。在８４０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即使在１９９６年特大旱灾降临时，这里的农民也从容不迫，以蓄存丰富的甘泉扑灭了凶猛的旱火。这难道不是一桩人间奇迹吗？

原来，龙口市境内最大的一条黄水河床南高北低，一到雨季，山洪下来黄涛滚滚，砂石漫卷。然而不消一两天即水流大减，再过几天不再下雨河床便底朝天，只把从山上拉来的巨石抛在半途，空受烈日的烤炙。最可惜，那大好的有用之水，却白白地胡涂入海，而不能为人所用，化为金黄的麦花和含露的玉米缨穗。

更糟糕的是，由于地下水的连年超采，造成水位下降，在６０多公里的海岸线上，海水不断倒灌，肥沃的良田被侵蚀而变成为盐碱地……

地下水库的建成是科学技术、人类智慧和无穷人力的胜利。水库在国内首次采用高压喷浆防渗技术进行施工，五年辛苦不寻常。大灾中的丰收告诉人们：工程的成功超过了预想！

这也许使人感到神奇：河水不仅被拦蓄在地下，而且整个龙口市的地下水位也平均提高了２．５米，有的竟至５米以上。倒灌的海水开始后退，被恶化的盐碱地又还原为良田美畴。

水，就是生命；而生命在于合理的滋养与护持——地下水库悄然地提升着生命的价值，在嘉禾上开花结果！

王应际

少小时艰出国门，

老来萦梦叶归根。

抚今追昔乡情切，

邀酒频频欲断魂。

黄河岸边是我家（中国画）吴东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