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月29日 · 第11版

宋任穷

我和伯坚同志相识，是“宁都起义”之后，在红五军团工作的时候，及今已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时光易逝，然而对烈士的怀念，却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弥深。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了，工农红军主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少部分同志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陈赓同志和我率新组成的红军干部团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长征。刘伯坚同志留在根据地，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在队伍出发长征时，在于都河的南岸，我专程到伯坚同志的住处去看望他，向他道别。当时，伯坚同志正忙于送另外一些同志出征，未能晤面，我请人转达我对他的殷切的问候，并望他多加珍重，之后，便匆匆离开，踏上了长征的道路。

伯坚同志１８９５年１月出生于四川省巴中县，自幼刻苦好学，立下改造旧中国的远大志向。１９２０年，经北京赴法国、比利时等地勤工俭学，后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在此期间，他结识了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陈毅、李富春、周恩来等人，并认真学习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逐渐成长为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先后担任中国少共旅比支部书记、中国共青团旅欧支部候补委员（周恩来任书记）、旅莫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共旅莫支部负责人。在苏联期间，伯坚同志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对赴苏考察的冯玉祥将军做了大量工作。回国后，应邀在冯玉祥部任政治部部长。离开冯玉祥部后，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１９２８年，又被派到苏联学习军事，并作为代表参加了在莫斯科郊外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１９３０年回到江西革命根据地，继续从事红军部队的政治工作。１９３１年，伯坚同志在中央领导下，参加策划了国民党军队二十六路军１．７万余人的“宁都起义”。

二十六路军原是冯玉祥西北军的一部分，起义后改编为红五军团，党派肖劲光同志任军团政治委员，伯坚同志任军团政治部主任。伯坚同志为整顿、改造这支起义部队做了大量的工作。“宁都起义”后不久，我也调到五军团工作，先任团的政治委员、十三师政治委员，后任临时设立的军团政治部民运部的部长。伯坚同志是我的领导，长我十多岁，是一位杰出的、经验非常丰富的政治工作领导人。他经常召集我们研究如何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对我们的工作进行具体指导。他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同志满腔热忱。我任军团民运部长后，便没有警卫员帮助我工作了。而民运部主要是从事扩大红军，需要经常外出，加之当时我又手腕脱臼，行动处事都很不方便。见此情况，每当我出去，伯坚同志总是把身边的两个警卫员让一个给我，平时也经常派警卫员来帮我料理生活，为我解决了不少困难。伯坚同志就是这样对同志体贴入微，关怀备至。

红军长征后，蒋介石调集十几万大军包围中央革命根据地。１９３５年３月４日，伯坚同志在突围时不幸被俘，敌人给他戴上手铐和钉上沉重的脚镣。伯坚同志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被捕之后，便下定了为共产主义而献身的决心。他在狱中给家人的信中写道：“弟被俘时就决定一死以殉主义并为中国民族解放流血。”“弟为中国革命牺牲毫无遗恨，不久的将来中国民族必能得到解放，弟的鲜血不是空流了的。”他还嘱咐家人不要托人去营救他。信中写道：“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①及邓宝珊兄来营救我……使他们为难，我自己甘心忍受……也不要在北方张扬，使马二先生②知道。”伯坚同志深知，被捕后必死无疑，随时都有可能遭到敌人杀害，他已完全置生死于度外，“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心里系念的只有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中华民族的解放。他一再嘱咐他的夫人和儿子继承他的遗志，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他给他夫人的信中写道：“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革命的事业。”“最重要的诸儿要继续我的志向，为中国民族的解放努力流血，继续我未完成的光荣事业。”伯坚同志在就义前一天和当天写的两封信，字迹如往常一样的工整端庄，浑宏有力。全信洋溢着对祖国、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贞和热爱，显示了一个革命者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气概，闪烁着铁骨铮铮、顶天立地的英雄的光辉，读后感人肺腑，催人泪下。１９３５年３月２１日，伯坚同志被敌人押至大余县金莲山上，壮烈牺牲，时年４０岁。

长征胜利后，我们得知伯坚同志英勇就义的消息，无不感到十分痛惜。伯坚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中国革命特别是为我党、我军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这位伟人百年诞辰和英勇牺牲６０周年之际，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深切地纪念他。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今天，我们需要弘扬这种献身精神，弘扬献身精神所体现的对共产主义宗旨的坚定信念和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让我们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按照邓小平同志指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满怀信心，夺取新的胜利。

伯坚同志的英名永存，伯坚同志的光辉形象以及他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我们前进。

①指于右任先生。

②指冯玉祥将军。

丁祝华

我与邓恩铭同志是在“五四”运动中认识的，１９２３—１９２４年又同在青岛从事革命活动。１９２７年邓恩铭同志到武汉参加党的“五大”我们又见过面。今值邓恩铭同志诞辰９５周年之际，回忆起大半个世纪前的往事，历历在目，不禁感慨万千。了解那段历史的老同志不多了，我谨以颤抖的手写出这段不成文的回忆，以纪念这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牺牲的烈士。

邓恩铭同志１９０１年生于贵州荔波县一个贫苦的水族家庭。１９１７年邓恩铭小学毕业后无力升学，他告别父母，只身到了山东济南投奔叔父。叔父看他聪慧好学，非常喜欢，视如己子。送他到山东省立第一中学读书。

邓恩铭为人忠厚、平易近人，与同学关系相处很好，很快被选为学生自治会领导人之一兼出版部部长，主编校刊，也结交了其他学校中思想进步的师生，如第一师范的学生王尽美，俄国十月革命后邓恩铭、王尽美等人组织了公开的学术研讨会，扩大宣传、研究，为建党奠定了基础。

１９１９年“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邓恩铭、王尽美闻讯立即奔走联系，６日就召开了各校学生代表会，各校代表回校一号召，很快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宣传活动，组织了“十人团”分赴山东各地区演讲宣传，唤醒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反对军阀政府的卖国和镇压爱国学生的行为，抵制日货，检查奸商经营日货，这些口号办法都是由邓恩铭、王尽美及各校爱国学生联合会拟订出来的。邓恩铭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山东学生领袖。

“五四”后，邓恩铭以学术研究的公开名义联络了各校的思想进步师生，组织了励新学社，出版励新半月刊。１９２１年上半年邓恩铭、王尽美、王翔千等在山东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同年６月邓恩铭、王尽美赴上海参加了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回来后就开始搞职工运动。

１９２２年邓恩铭、王尽美赴莫斯科参加了“远东各国及民族革命团体会议”并受到列宁同志的接见。使王尽美、邓恩铭同志受到很大鼓舞。他们亲眼看到社会主义制度下苏联人民过着自由平等的生活，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念。

回国后，邓恩铭到淄博矿区开展工作，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１９２３年初组建了中共淄博矿区支部。１９２２年底，邓恩铭回到了青岛开展革命活动。

１９２３年３月我听说青岛普济医院招考护士，就跟学校请假去青岛考上当了护士。邓恩铭与赵鲁玉一起到医院看我，从此开始了我们一起斗争的一段经历。以后由赵鲁玉约我到邓处开过几次会，会上认识了延伯真、吕竹村、孙秀峰和王一平等，开会内容主要是邓恩铭同志谈国内形势，工人情况，以及组织革命的道理等。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活动，邓恩铭介绍我和赵鲁玉加入了青年团。

１９２３年５月下旬，我回济南女师毕业考试，刚笔试完，就接到青岛发来的电报，叫我“速回”，我急急忙忙回到青岛才知道是邓恩铭要我改行当教员，开始我不同意，想学医，他严肃地批评了我，邓说：革命不成功，你什么也甭想干成！他又耐心的说：我的住处你知道，常是各处跑，没个妥当的通信地址和中央联系有困难！你在医院工作那样忙，没法外出活动、住集体宿舍文件不好保密。教师比较自由，你代我收邮件，我来取。我接受了批评，立即接受邓布置的任务。

６月份起我在邓恩铭给我安排的模范小学任教。开始大半年我的工作很顺利，我把收到的《新青年》、《向导》按我的“朋友”、“亲属”的地址寄出去，邓恩铭也直接从我这里把这些刊物拿到四方、大港、仓口等产业工人集中的地方，向工人们宣传。由于邓恩铭的大量工作，党的队伍迅速从工人中发展起来了。他们开办了夜校，成立了工会，多次举行反压迫的罢工活动并取得了胜利。

邓恩铭在开展工人运动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对我和赵鲁玉的培养。他让我们看《社会进化史》、《唯物论》，写学习心得和认识。由于工作人员增加，我的行动被校方怀疑。１９２４年暑假我被辞退失业。

失业后，邓恩铭跟我说，现在青岛有几万产业工人，在受尽德、日帝国主义资本家的压榨后，现又要在军阀、官僚资本家的盘剥压榨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急需多一些革命同志去提高他们的觉悟，组织他们起来斗争。他希望我脱产专搞职工运动。他又让我去安源煤矿，跟刘少奇同志学习搞职工运动。这充分说明他对中国的职工运动看得很重要，邓恩铭确是中国职工运动的专家之一。

１９２５年１月，我告别了邓恩铭同志离开了青岛。１９２７年秋，我在武汉偶然见到了邓恩铭同志一面，当时正值“七·一五”国民党叛变革命向我党革命者大屠杀的时候，同志们心情都很沉痛。由于党的纪律对久别的无直接工作联系的同志，不便多谈。谁曾想匆匆一面，竟成永别。

邓恩铭同志在革命活动中三次被捕入狱，受过残酷的刑讯，但从未泄露过党的任何机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钢铁意志。在狱中，仍坚持教育同志们团结起来，与敌人斗争，并领导了越狱行动。越狱后他虽逃出了监狱，终因体弱，又被敌人逮捕，关进了死牢，受尽折磨。１９３１年他和２２名难友慷慨就义，年仅３０岁。

邓恩铭烈士为中国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他的光辉业绩，将永远激励我们前进。

林玉华

杨得志同志是我军历史上战功赫赫的一代名将，也是一位慈祥谦和的长者。１９８８年，我和摄像师陈利英、谭杰受上级党史资料征集部门的委托，为杨得志同志摄制历史资料录相片，与老将军有过一段忘年之交。他位崇不忘百姓本、功高不移公仆心的老将风范，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每回想起来，令人心旌激扬，奋发不已。

“要实事求是，不能夸大，不要吹嘘”

龙年４月中旬，我们第一次来到杨得志寓所。他虽已是７８岁高龄，但仍满面红光，满头乌发，步履稳健。我们向首长说明来意后，将军沉思了片刻，掐着指头说：“我从当兵到现在，整整６０个年头了。从士兵到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司令员，一直到总参谋长，打了２４年的仗，在枪林弹雨里钻来钻去。我也没有想到能活到现在，更没有想到能有这么高的职务……”

杨得志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１４岁离家，当过挑煤工，修过铁路。１９２８年１月，他在湖南郴州参加湘南暴动，上了井冈山，从此投身革命。他２２岁就当上了团长。２５岁时，他指挥１７勇士强渡大渡河，为中央纵队杀出了一条血路；２７岁时，他率部埋伏在平型关，与兄弟部队取得了平型关大捷；３７岁时，他指挥部队采取攻坚战术，解放了石家庄，首创夺取大城市的先例；３８岁时，他奉毛主席之命，率领部队踏冰破雪，一举攻克新保安，拉开了平津战役的帷幕；４１岁时，他又率领十九兵团开赴烽火连天的朝鲜前线……

秘书搬来一把椅子，老将军在我们对面坐了下来。我们首先汇报了拍摄录相片的思路和初步设想。将军侧耳倾听，然后说道：

“四个时期（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大的战役我都参加了。我们这些人的历史，是由党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条红线连下来的。”他强调说：“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夸大，不要吹嘘。”

我们本想请将军回顾一下动人心魄的经历，然而他只是淡然一笑，说：“来，我请你们看几样东西！”

我们随将军走进办公室，将军拿出长征经过云南时，老乡们送给红军的一瓶白药精。还有１９３３年在中央苏区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中央军委授予他的一枚三等红星奖章。历经半个多世纪南征北战，这几样小小的纪念品，始终保留在将军的身边。

我们很快写出了录相脚本。在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下，广泛收集了大量的文字、图像和影视资料，并抓紧进行拍摄制作。聂荣臻元帅专门题写了片名：《从士兵到总参谋长》。

１１月１１日，总参通信部李云生部长和我们摄制组成员一起去向老总长汇报。杨得志第一次审看了这部录相片，看到一些生动处，他的眼眶里噙满了泪花。他感触颇深地说道：“我走上革命的道路，奋斗了几十年，有了一些成绩，什么时候也离不开党的领导。离开党，离开毛主席，离开我们的战士，我能有多大本领呢？我个人能干什么呢？！……”

不久，老将军又邀我们到他住处。他语重心长地说：“一个战役，一个战斗，不是一个部队打的，我只能说是参加了，或者说是主攻部队之一。红军突破乌江天险，强渡大渡河，我团是单独一路，还有杨成武同志率领的红四团。打平型关是３个团，我是六八五团团长。打平汉战役，除我指挥一纵队外，还有二、三、四纵队。解放太原，十九兵团是主要突击队，总指挥是徐老总。……总之，一定要实事求是，千万不要夸大我个人的作用。”

１９８３年５月，曾经为红军强渡大渡河时驾船的两位老船工来到了北京。昔日刎颈之交，相见热泪纵横。席间，老将军频频为老船工夹菜、敬酒。他们共同回忆起往事，杨得志感慨地说，当年一条渡船关系着红军的安危，你们为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我杨得志忘不了你们，人民也忘不了你们！

将军还是普通一兵

１９５８年，身为济南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下连当兵，和战士们同吃、同住、同操作、同娱乐、同劳动，在全军传为佳话。

我们剪辑了３０年前将军下连当兵的电影资料，再现了那一幕幕动人的景象：

英雄连队来了一名中等身材、面容憨厚的老兵。他头戴船形帽，佩带列兵军衔，腰扎士兵腰带，脚蹬解放鞋。训练操课，他和士兵一起列队、跑步、爬绳、上单杠；战术演习，他戴上防毒面具，亲自教练匍匐动作，快速跃进；月黑风高，他手持步枪站岗放哨，隐蔽潜伏；假日休息，他跟战士们一同浇地种菜，并肩劳动……

他抚着左手腕深陷的伤疤，给大家讲长征时的战斗故事。士兵们一个个听得入了迷。

官兵同乐晚会上，他唱起了家乡的花鼓调：“刘海砍樵”，地地道道，有滋有味，激起战士们阵阵欢呼……

要问他到底是谁，战士们谁也不知道，只知道他的名字叫“杨绍起”。但后来“秘密”却不慎泄露了。

将军谈起这段往事，补充了一段小小的插曲：

“有一天，连队文书取来一本《八一》杂志，其中有我当军区司令员的照片。于是文书就拿着杂志到连队来和我对，越看越像，才露馅了……”

一时间，战士们都知道了这个新来的老兵原来是军区司令员。有位战士还写了一首打油诗：“将军当列兵，一颗红五星，训练争上游，学习打先锋，兵将相拥抱，本是亲弟兄。”

他是一位地位显赫的高级将领，但更是一位平凡的百姓、普通的一兵。

“权力是人民给的，不能滥用咧！”

１９８８年５月，两辆军绿色的吉普车在湘东公路上疾驶。望着窗外飞掠而过的红土地和翠绿的田畴，我不禁心潮起伏。

我们此行的目的是赴杨得志将军的家乡拍摄外景及有关资料。汽车行至南阳桥乡政府，稍事休息，即由乡长带路，直向将军的家乡三望冲进发。雨越下越大，汽车在泥泞坎坷的道路上颠颠簸簸。“前面就到了！”只见绿意蒙蒙的水田尽头有一座小山包，山包下绿树掩映着几处稀落的人家，这就是三望冲了。汽车在村头一栋普通的民房前停了下来。据介绍，房主人是杨将军家的侄辈儿，据说原来的房屋早已倒塌了，只有房后的山包上还保留有杨家的祖坟。

我们拍摄了三望冲的远景和近景，特别拍摄了从三望冲伸延而出的这条蜿蜒泥泞的小路。整整６４年以前，杨得志就是沿着这条小路奔向安源，而后又奔向井冈山的。

据乡政府的同志介绍，在杨得志任总参谋长以后，乡里曾派干部去北京找过他，请求首长批个条子募集资金，把这条红土路铺成柏油路。这在当时，将军只要轻轻提笔批几个字就能办到。可是杨总长摆摆手说：“使不得，使不得！国家这么大，要建设的地方很多，不要专为我的家乡铺路。我虽然是总参谋长，但权力是人民给的，不能滥用咧！”结果这条路就没有修成。

然而，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当川西筹建大渡河英雄纪念碑时，杨总长挥笔批示予以支援。因为那是红军绝路逢生之处，那里有勇士以热血浇灌的热土。

人民理解将军的一颗心。当我们离开南阳桥乡的时候，乡亲们一再叮嘱：“请给得志总长带个信儿，请他抽空回家乡来看一看，乡亲们都想念他哩！……”

“谢谢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杨得志身居高位，但一向和蔼可亲，宽厚沉稳，礼贤下士，平易近人。这次我们组织拍摄录相片以来，将军忆历史，讲传统，促膝交流，谈笑风生，令我们感到无拘无束。他第一次审看完片子，曾感慨不已地说：“我参加湘南暴动的时候，连一张照片都没有。最早的是我长征到达陕北后的那张照片，当时寄给了我的桂泗姐姐。那时候在国统区里，若是知道谁家有当红军的，是要抄家、烧房甚至杀头的。所以，姐姐把照片偷偷藏进了茅草屋的夹墙里，直到解放后才取出来。八年抗战期间，我的照片很少，我在冀鲁豫几乎没有留下照片。解放战争时期记者拍过一些照片和镜头，但也不多。我没想到能搞出这么一部资料片来。你们想了许多的办法，动了很大的脑筋，下了很大的功夫，收集了好多的材料。你们很负责任，很不容易啊！”最后他加重了语调说：“谢谢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２５日，戎马一生的杨得志将军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颗耀眼的将星陨落了。但将军为中国人民建树的丰功伟绩将同江河永长流，将与松柏共常青！

何载

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１９６５年９月２３日，毛泽东约彭德怀谈话，要彭去西南担任建设第三线副总指挥时，彭提出：我在庐山会议时曾做过三条保证，最后一条是今后工作不好做了，要劳动生产，自食其力。毛主席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这个话我理解有两层意思，一是安慰他，鼓励他前去工作；另一是毛泽东对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态度，有某种程度的松动。

我认识彭德怀是抗日战争初期，１９４７年西北解放战争开始时，我在庆阳县游击队，他是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领大军打到陇东，怕我一个外地人在当地危险性大，叫我随了大部队前进。这样，我就跟随野战军转战了陕甘宁边区将近两年，直到１９４８年我回到西北局机关。抗美援朝后期，他回到北京。我们又同住在中南海甲区，晚饭后一块散步，陪他下棋，对他的思想和品德体会更多了。他给我谈的最多的是对于毛泽东的敬佩；大量事实说明，毛泽东与彭德怀之间一致大于分歧。

——两个伟人都因饱经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苦难，实践使他们形成共识：只有社会主义，只有武装斗争，才能救中国，因而都在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时，先后举行了武装起义，都是中国工农红军最早的缔造者。

——彭德怀在平江起义后就把井冈山作为战斗的明灯，迅即前去会师。从此，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战斗了３１年。在关键时刻和关键问题上，彭德怀总是站在毛的一边，拥护和支持毛的主张。同时，毛每遇到艰险任务时总要彭去承担。彭也未负重托，扭转了局面。

——长期艰苦的斗争，使他们不仅在情感上建立了战斗友谊，而且在军事思想上形成共识，都坚决主张发展人民战争，关心人民生活。毛的重要战略原则都得到彭的热忱支持，重要军事学说都凝聚着彭的心血。许多大仗、胜仗是毛主席的英明战略决策，是彭以英勇善战、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获得的。

——彭对毛十分敬爱，一贯尊为“兄长”、“老师”和“领袖”。毛对彭异常器重，两次书写“惟我彭大将军”。

——残酷的战争环境和极端困难的条件磨练了共同特性，愈到艰难时候愈坚定勇敢，压力越大，反抗越大。都从不在强敌面前低头，不在困难面前动摇。彭是我军打恶仗、险仗、硬仗最多的将帅之一。

——都出身农民家庭，十分赞赏艰苦探索、清正廉洁的美德。都在无数艰险中认定实事求是的思想政治路线具有极端重要性，厌恶浮夸、报假和不老实。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

在庐山会议上，林彪利用毛泽东对彭的错误态度，落井下石，把彭定为野心家、阴谋家、招兵买马，组织军事俱乐部，说其一贯不与毛泽东合作，最多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这是颠倒是非，历史是最可靠的见证人。

１．彭德怀１９２８年１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７月２２日在平江起义，１２月１１日即经过种种艰苦战斗到达宁冈和朱德、毛泽东会见，但上了井冈山不几天，敌人发动三四十倍于我的兵力围攻井冈山时，为了保卫红军主力，毛泽东、朱德率主力向赣南转移，彭德怀只带领七八百人面对２．８万敌人，留守井冈山，保护伤病员和家属，执行这个“明知是一个严重而危险的任务”。终因敌众我寡，叛徒的出卖，被敌人从背后突袭。激战三日后，只剩下３００多人，２３８支枪突围。这在一个入党不到一年，彭德怀到井冈山只有几天，在部下反对接受此项任务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大无畏牺牲精神，是根本办不到的。

２．１９２９年４月１日，彭德怀经过艰险苦战，攻克江西瑞金，二次与毛泽东会合。这时接到中央“二月来信”。中央要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军，但彭坚决不同意，即上书中央：“中国需要红军存在，年轻的红军需要毛泽东、朱德来领导”。

３．遵义会议后，１月１９日毛指挥红军北进，先要彭率三军团担任后卫，保护中央机关撤出遵义，后改为前卫，开辟前进的道路。１月２７日毛令彭统率一、三两军团作战，这显示了毛泽东对彭德怀的充分信赖，彭也未负重托，先攻克天险娄山关，２７日再克遵义城，使红军摆脱了强敌的前堵后追的困境。

４．１９３５年６月１６日，当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２６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两河口会议，彭在会上反对张国焘的南进主张，拥护毛泽东北上抗日的方针。８月底，红军到达巴西地区，张国焘阴谋要挟中央南下，彭先派十一团去秘密保卫毛和中央的安全，后把周恩来、王稼祥接去三军团驻地医病，巧妙地把中央会议移到三军团司令部召开，挫败了张国焘的阴谋。

５．１９３５年９月１２日中央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彭被任为支队司令员，毛任政治委员。毛彭亲密合作，经过２０多天急行军，战胜三马（马鸿逵、马步芳、马步青）的阻击，突破西（安）兰（州）公路的封锁线，翻越了长征途中最后一座高山——六盘山，于１０月１９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在长征结束时，毛泽东不禁写出充满激情的诗章：“山高路险沟深，骑兵任你纵横，谁敢横枪立马，惟我彭大将军。”这是毛对彭很高的评价，也是发自肺腑的赞许，充分反映了他们间的理解和友谊。由于这一切，才有彭德怀“叫顺了不好改口”而一直把毛泽东称“老毛”的习惯。

在毛泽东领导下战果赫赫

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全国解放，在漫长的战争中，无论逆境或顺利时，无论从军事上或从政治上，毛和彭是相互信赖的，竭诚合作的，忠诚支持的。

１９３６年５月２８日毛主席和中央决定成立西北野战军，又委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挥戈西进，１０月迎接二、四方面军，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的大会合，这是毛主席指挥有方，也是彭德怀战斗有力的表现。

１９３６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毛主席又委彭德怀任红军前敌总指挥，率军直抵三原，有力地协助周恩来在西安团结东北和西北两军人马，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抗战爆发，９日彭德怀率红军通电请缨杀敌，８月２２日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前方分会，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书记，８月２５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为总司令，彭为副司令。

１９４０年国民党在宜昌失败之后，日本狂炸重庆，妥协悲观的情绪弥漫大后方。这时朱德回延安，彭单独指挥作战。８月２０日发动了百团大战，大大提高了华北人民群众敌后抗日的信心，给蒋管区人民以很大振奋，给投降派以重大打击，给日本侵略军以严重创伤。

１９４７年３月蒋介石嫡系部队胡宗南部共３５个旅（师）进攻陕甘宁边区。毛主席毅然决定要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指挥西北野战军２．４万人奋勇迎战。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先后打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等以少胜多著名的“三战三捷”战役，并由防御转入反攻，解放了整个西北。和平解放了新疆。

１９５０年冬，毛泽东在林彪不愿承担抗敌指挥时，决定派彭德怀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在三年抗美援朝的战争中，以劣势装备战胜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事实证明，从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战争，彭德怀都是站在艰苦的地方和最艰险的前线，完成了最艰巨的任务。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上，他是最坚决、最勇敢、最忠诚的。应该说，彭德怀是毛泽东的最得力的助手和亲密战友之一。

两个伟大人物都离开我们多年了，但他们和其他革命前辈为我们创立的人民军队，打下的人民江山，我们将永远铭记不忘。有人对他俩作了一联，我认为至少恰当地概括了彭德怀的一生：

精诚长夺晚霞丹，成也千古，败也千古，

壮烈永昭青史灿，生为人民，死为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