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月27日 · 第6版

探索商榷

翁寒松

国民经济信息化建设是决定我国未来前途的重要举措，需要极为慎重地制订建设思路，并根据实践检验周期性地加以完善。目前，国民经济信息化建设的战略重点，实际上就是放在网络（局域网和广域网）和联网的物理手段（光缆、光端机、网桥、路由器、卫星和地面站等等）上，而且所选择的这类网络主要是服务于为领导机关提供实时信息，帮助金融机构提高工作效率等等，也就是说，其战略重点主要是在服务于间接价值增值的活动领域，不是直接应用于提高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价值创造过程。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至少是没有分清楚事情的轻重缓急。正确的选择应当是注重将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与直接提高工农业生产的集约化程度结合起来，使国民经济信息化突出服务于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促进产科研的密切结合，从而在国民经济的最本质方面改变能源、材料和信息三大支柱的比重，从根本上加快经济社会的现代化程度。例如通过对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各种工业锅炉、窑炉的改造，可降低能耗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达到年节约标准煤一亿吨以上；使全国大中型企业中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技术开发工作实现计算机辅助设计，从而缩短研制投产周期，降低设计成本，提高产品质量，等等。在重点做好这方面工作的同时，也要注意做一些超前性的工作，例如建设“信息国道”，帮助促成广泛、普遍的计算机联网。

这样选择战略重点的根据，一方面在于过去我们常说的基本国情，即人口多、底子薄、发展极不平衡等等，这方面的国情要求我们不宜首先在办公自动化这一方面的管理现代化以及流通领域技术手段现代化上消耗巨资。另一方面，经过改革开放十多年来的努力，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第三产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经过一个历史周期来看，国家基础设施和第三产业建设的成果，还没有在国民生产领域中充分发挥作用。然而，决定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最基本的因素，乃是第一、第二产业提供产品数量和质量的直接生产能力。基础设施建设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应当为促进第一、第二产业的发展服务。因此，我们应当在进行信息化建设的时候，注重提高国家的第一、第二产业的水平与实力。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们国家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国民生产体系。特别是改革开放十七年来，我们引进消化了大量先进技术，应用技术、尖端技术和基础研究齐头并进，国民生产的技术含量大幅度提高，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这特别需要应用电子信息技术这一“催化剂”来提高现代化生产水平。虽然我国能源和材料的产量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由于国民经济信息化相对落后，致使在能源与材料实际结合的生产过程中，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能耗、材耗高达发达国家的三至五倍，全员劳动生产率仅为发达国家的百分之五左右，使我国国民经济滞留在高消耗、低收益、粗放型的阶段。由此可见，制约我国直接生产能力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提高生产的集约化程度的主要困难之一，就是生产过程中的电子信息技术水平不高。正因为如此，我们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的战略重点，就是要以先进的电子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和传统的生产技术，在通过提高技术含量来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促进产业结构的有机协调，并且把电子信息技术全面应用于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最终实现人民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的提高。

当前，影响我们注重用先进的电子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和传统技术的思想因素，一是对现代生产力的本质特征的一种误解，即把我国现代发达生产力的基本标志，简单地理解为重化工、冶金、机械制造等传统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比重减小，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技术含量高的产品成为增进国民财富的基础。二是对发达国家发展“信息高速公路”的片面认识，即把计算机联网视为当今现代化的主流。在笔者看来，这不仅忽略了我国人口压力大、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在多少年内还需充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事实，而且也对发达国家提出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国情”缺乏全面的认识，于是就有了片面强调电子网络超前发展的偏颇。事实上，就一个拥有完整的工农业生产体系、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国而言，电子信息产业是对传统产业的“扬弃”而不是“抛弃”，即通过提高单位产品中信息、技术含量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美国是当今生产力最发达的国家，其着力倡导“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促进电子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密切结合，使传统的制造业得以极大地提高。由此可见，我们对国外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应有全面的了解，同时不能对其亦步亦趋。从我国的国情来说，做好国民经济信息化的工作，首先是要利用现有条件解决好信息的适量采集和充分利用问题，并且尽可能地在生产第一线实现其价值。不过，把国民经济信息化的注意力放到提高国家的工农业直接生产能力上来，既是重点也是难点，因而需要做扎实而不是哗众取宠、好大喜功的工作。在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建设这种跨行业、跨地区的宏大社会工程，尤其需要在总体思路中突出战略步骤和战略重点，根据国情国力分清事情的轻重缓急，以保证总体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

专论

钟阳胜

内容提要：

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要在当今世界激烈的竞争中取得强有力的地位，就必须依靠高技术，发展现代经济。只有这样，才能掌握战略主动权，有效地认识今天和把握明天。

世界高技术竞争是一场夺取战略“制高点”的竞争

进入８０年代以来，不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纷纷推出以高技术为核心的经济现代化战略。这绝非是一种偶然现象，也不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在政策上的简单模仿。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世界高技术的竞争已成为人类有史以来影响最深刻的一场竞争。高技术带来的效益，正在创造新一代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秩序。有人认为，近十几年来社会生产、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重大变化，几乎都可追溯到科学技术的发明、开发和应用。由于高技术在技术进步中处于战略制高点的位置，对于一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经济、政治、军事战略的竞赛中，它无疑成为一种战略性的力量。哪一个国家想要在２１世纪争得强国地位，就必须加速发展高技术，拥有高技术领域的优势地位。世界高技术的角逐不仅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且使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同样面临极其严峻的挑战，使世界各国和各地区不能不重新认识未来世界发展的趋势。在这方面，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进行了分析，他指出：下一个世纪是“科技立国”世纪，是“科技战”、“智力战”。高技术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即综合国力的主要标志，也是一个国家和地区有没有能力屹立于世界的主要标志。只有掌握高技术，才能夺取战略“制高点”，在未来“科技立国”的“科技战”中掌握战略主动权，才能有效地抓住认识今天和把握明天的钥匙，才能在全球性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现在，世界范围内一场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高技术竞争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其中，日本与美国展开激烈的高技术竞争。美国虽独领风骚，在高技术领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已开始渐失优势。日本已有不少高技术领域领先，严重地动摇了美国主宰世界科技的地位。在高技术的激烈竞争中，西欧各国尚不能与美、日较量，但也极力加以追赶。第三世界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和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都纷纷制定了高技术发展战略计划。这些国家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大力发展高技术，紧跟世界高技术发展步伐，加入世界高技术的竞争行列。总之，凡是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的国家和地区，都在积极发展高技术，投入世界性的高技术竞争，以谋求在未来的年代中成为科技强国，从而处于世界经济激烈竞争中的有利地位。显然，当前世界高技术的激烈竞争成为了世界各国和地区发展高技术的强大动力。

高技术竞争的动力来自保持经济大国地位的战略目标

高技术的形成和发展对世界经济、社会发生了重大的战略影响。世界各国尤其发达国家大力发展高技术，都是出于争夺或保持经济大国的地位为战略目标的。

高技术的产业化能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邓小平同志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是增加国民收入和国民财富的源泉，是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促进整个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决定因素。实践证明，在现代经济增长中，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动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一种正比例关系。在现代经济发展中，随着高技术的发展和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必然要引起产业结构的加剧变动，引起劳动就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使脑力劳动者在就业人口中的比例不断扩大，使传统产业的就业人口减少的同时，不断增加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等高技术产业的就业人口，从而使整个生产过程中人的创造力因素大大超过人的体力因素的作用，带来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唯其如此，所以高技术的发展就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成为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性决定意义的重要力量源泉。

高技术既推动市场的激烈竞争，又使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占据市场竞争的“制高点”，赢得产品的市场优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发达国家和地区之间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日益激烈，谋求工业霸权地位的工艺大战连绵不断，以致使科学技术本身成了激烈竞争的商品，甚至是最重要的商品。自本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的竞争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商品技术含量多少和技术水平高低的竞争。高技术的开发应用一开始就紧密地面向生产、面向市场，其成果商品化、产业化的周期较短。在这个过程中，周期越短，高质量的产品就越是层出不穷，国际市场产品的竞争就越激烈。拥有高技术优势的国家和地区，也就拥有国际市场的优势，从而拥有国内经济增长更强劲的动力，推动其经济以更大的规模、更快的速度、更高的质量健康地发展。

由于高技术的迅速发展，在当今和未来２１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各种生产要素和政治、军事的竞争中，它正日益成为夺取胜利的基础。我们知道，在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海洋技术和空间技术等高技术中，前三个技术群构成了信息、材料和能源的三大要素；第四个技术群是在生物体上的应用和开拓形成的一个新兴产业技术群；最后两个技术群则是人类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积极扩展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的新兴产业技术。所有这些技术群的研究和开发，必然使人类前所未有地扩大了自己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推动社会生产力和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的巨大而深刻的革命。随着世界经济的增长和人口的增加，在社会生产的自然资源受到限制，人均生产和生活空间日益缩小的情况下，发展高技术是扩大社会再生产，扩大人均生产和生活空间的主要出路。人们纷纷断言，就世界范围来说，谁拥有高技术的优势，谁就拥有更多的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

处于世纪之交的各国，尤其各发达国家和地区，从民间到官方，从城市到农村，到处都在召唤高技术。在美、日经济技术的竞争中，日本正瞄准美国，不仅谋求世界经济大国地位，而且还要夺得高技术发展的世界主导地位。西欧各国不甘心坐视美日二强相争。欧洲在人类文明史上一直占举足轻重的位置，为了在未来世界经济发展中不被美、日挤倒，它们正尽力发挥其现有的经济实力和某些技术领域的优势，大力推进“尤里卡计划”的进程。按此计划，西欧各国将在高速微电子学、光电子学、第五代电子计算机、高功能率激光、粒子束，新材料和人工智能等６个领域开展研究与技术合作，以争得应有的一席之地。

那么，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国家怎么办呢？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按照这一指示精神，我国制定了中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即“８６３”计划），其目标是在生物技术、空间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和新材料等几个主要高技术领域，跟踪世界先进水平。中国对这项高技术计划予以高度重视，自１９８７年开始组织实施以来，１２５个课题进展显著，绝大部分课题按计划实施。这是中华民族走向２１世纪的信心和决心的表现。

书刊评介

谭国玉苏银成

刘天禄著的《统筹学概论》一书，在华罗庚逝世十周年纪念之际，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统筹方法是经过千百年的实践检验而形成的、具有优秀传统的全局筹划方法。经过毛泽东同志等几代中央领导人的一再倡导，统筹业已深入人心。华罗庚提出并着力推广统筹方法，使统筹开始由难以掌握的经验形态向便于推广的科学形态转化。华老以其世界知名学者的洞察力于七十年代末提出大统筹，理数据，建系统，策发展，使之发展成为一门学科——统筹学。

由于统筹一词多义性问题的长期困惑，特别是华老的突然去世，使统筹学术研究的深入进行显得异常艰难。但也激励有识之士为之奋斗。《统筹学概论》一书正是在此背景下著成出版。

统筹学是走向新型的管理学科。管理是有目的的、跟其对象实践紧密联系着的、追求实效的一种活动。现实中制约管理对象的因素，并非全是可控的，因而管理对象的不甚严密或不甚精确，依然是现实的一种普遍存在。面对内外环境的复杂多变、交叉影响日趋突出，在全局筹划中如有忽视，其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一些优化方案在实施中有时竟会成为失败方案，正源于此。统筹学正是为适应消除现在管理理论缺陷的需要而产生并走向成熟的。

《统筹学概论》一书阐明：统筹是管理实践全局筹划的重要因素；统筹方法是事业成功的筹划方法；统筹把由主体、客体和环境的对应部分组成一个统一体，作为自己的研究和处理对象，使之更贴近客观实际及其演变状况；统筹以维护和促进研究对象的统一性为己任，以确保研究对象能够以完整形态独立而又稳定地存在。该书把实现人时空的统一、相容性和优化的统一，分别定位为管理实践活动的条件、内在根据、价值标志，并以这种“三统一”作为统筹实践和统筹学的基本内容，包括方法、手段在内的其他筹划内容，均依“三统一”的需要加以筛选和确立。该书强调，把制约实践活动效果的可控、可利用、可适应这三类基本关系加以分析筹划，实现实践活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完整统一。该书把统筹方法建筑在对管理对象深刻揭示的基础上，旨在促进管理对象各方面的利益调和、互补共进，确保事业成功的切实需要。该书明确统筹是由统筹研究、统筹规划、统筹安排依次展开的完整筹划过程，并提出了相应的展开模式。可以预料，统筹思想及其技术处理，必将成为管理实践的重要的理论支柱。

沈宝祥

在新的历史时期，要求我们要不断地把党的建设这门科学推向前进。也就是说，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建党学说，特别是邓小平的建党理论为指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探索解决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建设中各种新问题的答案，并使之上升到理论，这样才能更加自觉地认识和把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建设发展的规律。从这样的角度看，由赵生晖、万福义、叶笃初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党的建设教程》，无疑取得了新的研究成果。

党的领导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党的领导作用具体表现为指引、服务、保证、协调等方面，党的领导的内容，包括政治、思想、组织领导，是三者的统一。在执政条件下，党的领导主要是通过执政来实现的。因此，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就必须坚持党的执政地位，提高执政本领。本书围绕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执政水平，展开论述，回答人们当前议论关注的许多问题。新时期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工程，也是一项系统工程。该书从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党风建设、制度建设、组织建设等方面，从党的中央、地方、基层等层次，从机关、企业、农村、高等学校等系统，对这个新的系统工程分别作了论述。可以看出，本书对新时期党的建设这个伟大工程，力图从理论原则、法规政策到实际应用和操作三个层次上作出科学的规范性的理论概括和论证。

如何有效地反对党内的腐败现象，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遇到的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些人也会走入误区。他们把市场经济中的等价交换原则引入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一部分党员甚至一些担任高级领导职务党员的政治信念、价值观念受到冲击，无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观蜕变，个人主义、拜金主义、腐化思想在党内滋长蔓延，甚至有些人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本书没有回避这个尖锐的问题，从理论上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要敢于面对现实，在新的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使党的建设这门科学不断更加丰富和完善。

报刊文摘

刘大年在《马克思主义是史学研究最根本的方法》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仍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如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理论就推翻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学说，在现在，也没有什么学说可以代替它。还有对阶级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虽不能乱贴标签，不能简单化，但也不能说没有阶级，没有阶级斗争；可以说有不同的斗争形式，但不能说没有。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也没有过时。还有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这一基本观点，历史上是不是这样？对这一观点有过争论，至今没有结果。我认为，我们的解放战争、抗日战争、辛亥革命，若不讲人民群众的作用，就解释不清楚，所以这一基本观点也推翻不了。作者认为，我们要对马克思学说进行具体分析。有些人产生怀疑并不是不可理解，但即使有这些问题，我们并不能说马克思主义就不是一门科学了，它还是指导人们研究社会历史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带给这个世界的改造运动，是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的最基本规律是不平衡的，有高有低，以前英国是日不落之国，第二次大战英国落下去了。资本主义发展有高潮与低潮，社会主义发展也是如此，到现在为止，社会主义还是黎明，不是充分发展的高潮，高潮还在后面。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是科学的，仍然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指导思想。

（摘自《高校理论战线》一九九五年第八期）

张亦工

徐寿、徐建寅父子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科学技术专家，对于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近代军事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创办多有建树。１９９５年是徐建寅诞辰１５０周年，也是他创办山东机器局１２０周年。不久前，中国兵工学会、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中国化学会、徐寿研究会、山东化工厂与历史研究杂志社等单位在北京举办了徐寿父子对近代科学技术的贡献研讨会。３０余位专家学者和徐氏后裔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围绕徐寿父子与近代中国科学技术和科技翻译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有的学者提出，徐寿与华蘅芳等人于１８６２年试制成功中国第一部蒸汽机模型，后来又据以制成中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当时，没有技术资料，他们如何进行试制工作呢？据有的学者研究，徐寿等人当时可能见到的中文资料只有四种，从技术角度分析，成为参考依据的只能是《海国图志》刊载的《火轮舟车图说》。《火轮舟车图说》应是丁拱辰所作，托名“西洋人”编入《演炮图说辑要》，后被魏源选入《海国图志》。与会学者认为，“黄鹄”号并不是中国自造的第一艘轮船，此前，在安徽和福建等地已经试制了二三艘小火轮。安庆内军械所在１８６４年１月２８日下水的一艘无名小火轮应是中国最早的自制轮船。

以前有人认为，徐寿、徐建寅翻译介绍的西方化学著作是科普读物。据有的学者考察，《化学鉴原》及其补编等书在西方都是大学教材，徐寿等翻译的化学著作系统而又及时地介绍了当时西方化学研究的主要门类和最新成果，如《化学鉴原续编》增补了１８７５年８月新发现的４种元素，是原著所没有的。化学元素的中文译名原则，是徐寿等人首先发明的，又被广东的《化学初阶》所采用。

迄今为止，对徐寿父子的研究主要着重于科技史的角度。但在这次会议中，有一些引起普遍兴趣的问题，已经超出了科技史的范围。许多人注意到，徐寿在青年时期亲眼看到列强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于是发奋钻研近代科学技术，以学习西方、振兴中华为己任，他很早接触西方事物，长期和傅兰雅等传教士共事，但是从不信教，崇洋而不媚外。徐寿的家族是科技世家，几代人都接受了当时最新式的教育，从事化学等科技工作，他们的教育、婚姻、职业等等，都具有近代中国的典型特点，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超出了科技史的范围，而且这方面的研究，将会丰富我们对近代中国的认识。徐寿、徐建寅父子作为爱国知识分子的形象曾经激励了许多科技工作者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努力奋斗，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的贡献和作用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改革开放以来，徐寿、徐建寅父子的学术贡献和历史作用受到海峡两岸科技工作者和史学工作者的普遍重视。１９８４年，为纪念徐寿逝世１００周年，在北京和台北曾经举行大规模的国际学术讨论会；１９８８年，为纪念徐寿诞辰１７０周年，徐寿的家乡无锡市成立了徐寿研究会。这次研讨会在交流近年研究情况的基础上，决定在今年整理出版《徐寿研究文集》，以进一步推动中国近代历史的深入研究。

“功在民族德被台湾”

——“海峡两岸纪念刘铭传逝世１００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朱强弟

中国近代史上有两个对台湾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人，其中一人就是淮系将领刘铭传。１９９５年１１月，值刘铭传逝世１００周年之际，海峡两岸共８８位专家学者，在他的故乡安徽合肥举行了学术研讨会。会议对刘铭传的功过业绩及其思想进行了探讨与交流。

一、“抗法保台”的功绩。对刘铭传在抗法保台战争中的功过及战略战术运用的是非问题，史学界历来有较大分歧，而在这次讨论会上，一些著名的史学家分析了刘铭传抗法保台的战略思想后认为，刘铭传受命于国家危难之际，出于爱国热忱，率领全台军民，抵抗法国侵略军，为保卫台湾并为台湾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当年法国强索赔款被清政府拒绝，遂策划以台湾为质，要挟清政府屈从，把战火扩大到台湾，刘铭传在确定了撤基援沪的战略方针后，主动放弃基隆，使法国只能占领基隆一隅空地而无法越基隆河一步，陷入进退维谷的被动局面，台北府城一直安然无虞，法国据地为质的图谋被粉碎，最后不得不从台湾撤退。事实证明，刘铭传当时的战略思想是正确的，他的抗法保台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二、对台湾近代化建设的贡献。１８８５年１０月，台湾建省，刘铭传出任首任巡抚。抚台六年，为台湾近代化建设作出了贡献。茅家琦、陈绛、陆方及台湾王家俭、陈斯劫等专家认为，台湾的近代化起步虽晚，但成绩可观，其集大成者之一是刘铭传，他为台湾的国防、交通、政治、经济和教育等多方面的近代化建设作出了努力。与会学者认为，由于刘铭传生活在中国社会急剧变革的１９世纪中后期，西方的科学技术给中国的经世之学带来了新的内容，同时，他长期追随李鸿章，深受洋务思想的影响，主张“内仿耕商、外兴制造”、“变西法，罢科举”，练洋操，用洋枪，因此，他在台湾实施变革维新主张，进行近代化建设是有其思想基础的。他对台近代化建设的实绩也是有目共睹的。如在台湾设立了全台商务总局，派人到新加坡设局招商，招集资本兴修台湾铁路，购买轮船等，促成了台湾经济的繁荣，使台湾这样一个新建省很快就“自成一省”，近代化水平居于全国前列。从刘铭传的变革维新的思想基础和他的施政举措及实绩可以看出，刘铭传确是台湾近代化的奠基人。来自台湾的学者结合现实，对“台独”分子别有用心地编造“台湾近代化是日本人带来的”这一荒谬观点进行了驳斥，并指出，我们今天研究纪念刘铭传，正是基于他是对祖国的统一，民族的进步作出贡献的前辈先贤。刘铭传“功在民族，德被台湾”，值得我们缅怀、纪念。

研讨会还对刘铭传研究中未曾或很少研究的领域进行了探讨，如刘铭传与近代著名历史人物曾国藩、李鸿章、翁同和等人的关系、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与桐城派文人的关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