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月27日 · 第5版

专题报道

本报记者江宝章

去年，某外商房地产公司在福建省兴建的一座大型高级综合写字楼即将竣工，突然接到一家电业局承包公司发来的“交款通知书”，要求增加缴纳“城市电网建设基金集资费”７２０万元。外商百思不得其解，不得不诉诸省市领导。虽然最后未交这笔钱，但是这位外商的心里却留下一道不易抹去的阴影。

类似这种自立名目税外收费现象在福建较为普遍，成为干扰福建经济发展、削弱福建引进外资势头的一个重要原因。

“外商投资企业税外收费问题已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了！”福建省委、省政府领导从福建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决定全面清理外商投资企业税外收费问题。从去年９月开始，清理税外收费工作在八闽大地展开。

“剪不断，理还乱”

用“剪不断，理还乱”来形容乱收费现象再恰当不过。１９９０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坚决制止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决定后，福建省已先后开展了３次清理，但乱收费现象依然剪而复生。外商反映十分强烈。去年５月，福建省政府纠风办、省物价委、外经贸厅、财政厅、经贸委为此专门联合组成“福建省外商投资企业税外收费调查组”赴福州、厦门、泉州、莆田４地市进行重点调查，发现福建全省各级执行收费的单位多达１．９万个，可以说有管理必有收费，有执法必有收费，有服务必有收费，甚至没有服务也要收费，且名目繁多。如“汽车入城费”、“用电线改费”、“消防配套费”、“房地产开发企业管理费”、“绿化保证金”、“劳务办证费”、“拆迁办理费”、“白蚂蚁防治费”等等。福建省委书记贾庆林戏称，这些乱收费的名目可以给相声演员提供创作素材。其中尤以房地产业收费项目最多，负担最重，共有３０多类５０多项。而且重复收费、随意收费、强制收费现象相当普遍，缺乏透明度。

艰难推进中的清费工作

一位收费人员到某地市外资企业收费，外商说，该项目报纸已公告不收了，怎么还收？征收者说，我就收，你能怎么样！

“还很少有专项治理工作遇到这么大的阻力的”，福建省清费办的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去年８月３０日，福建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清理税外收费电话会议，９月１日省政府办公厅向各地市政府和省直１４０个单位下发了“关于报送涉及外商投资企业税外收费自查登记表的通知”，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应；与省直各部门的对话同样困难重重。

有鉴于此，福建省委书记贾庆林在福建省外资领导小组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把清理税外收费作为下半年改善福建投资“软”环境的头等大事来抓，明确提出清费工作必须“伤筋动骨”。省长陈明义也强调要把清理税外收费提到增创福建新优势、提高福建对外开放层次、反对腐败的高度来认识。

在省委、省政府领导强有力的干预督促下，“清费”工作在艰难中推进。至１１月底，根据对９地市和省直重点部门反馈上来的情况分析，初步摸清：全省经有权机关批准的涉外收费项目按大类分为１５１项，而各地市自行出台的未经有权机关批准的涉外收费项目约５００项，年收费金额达６亿多元人民币。

那么，导致各地竞相出台收费项目且屡禁不止的原因何在呢？

有识之士认为，首先，出台的收费项目多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兴办文教事业、为民办实事等方面，一旦清掉，则许多工程将被迫停下或放慢速度，当地的经济也将或多或少受到影响。这也是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在清费时犹豫不决的原因，同时也有财政体制和投资体制还不够完善的因素在内。

此外，政府的收费需求掺杂了执收单位小团体的利益，因而也加大了清费工作的难度。个别部门和执收者甚至将权力商品化，把本职工作变为有偿服务。他们都片面强调自己的收费项目涉及全局，利国利民，一项也不能减少或降低，省直某部门曾坚决反对清减它的一项收费项目，原因就是它有３０％的收益在里头。

许多收费项目明知不合理，但却靠它养了一批人。这一点在那些自收自支的单位中表现尤为突出。某自收自支单位，坚决反对把它并入预算内机构，这种反常现象的背后就是因为一旦并入，它就不能再靠不合理收费养自己了。

曙光初露，任重道远

从深层次上说，乱收费现象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过程中的伴生物，是体制改革不配套、法制不健全、政府职能未转变的表现形式。这一点已经成为福建许多党政领导的共识。“清理税外收费必须伤筋动骨！”清费初期，福建省委书记贾庆林就明确表示。省长陈明义也要求，除国务院及财政部、国家物价委员会出台的收费项目外，由省权力机关出台的收费项目要整体降低１／３。各地市自立的收费项目必须全部取消或暂缓收费并公之于众。

令人高兴的是，福建省的清费工作尽管困难重重，但毕竟已经迈出了可贵的一步。至去年１２月１４日，福建各地市已行文通知并登报公告取消、降标、暂缓征收的自立项目３４３项，取消或暂停收费金额达５．８３亿元，占自立项目金额的９４％。今年１月１５日，福建省政府正式公布取消对外商企业的１８项明显不合理的税外收费，降低５１项收费标准，全省共清理减免外商投资企业税外收费７亿多元，使收费总额降低了３０％。福州、厦门、莆田、三明等市都在规范收费行为方面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莆田市规定对税外费实行一个“窗口”收费，收费人员必须持“两证一票”（由物价委和外资办核发的收费许可证、本人工作证和财政部门统一发票）上岗，并采取票费分流；厦门市在部分三资企业实行“企业税外费负担监督卡”制度，规定向企业收取税外费的单位均须在卡上登记签名，企业有权向收费者要求出示收费文件依据，否则有权拒付并向有关部门投诉等等。这些措施受到了外商投资企业的普遍欢迎和称赞。一些一度对清费工作信心不足、怀疑观望的外商开始有了积极的回应。莆田、福州、漳州等地出现了外商大量增资现象，南靖县一外商投资企业已签约３年多，因“三乱”严重，资金迟迟未到位，看到省市这次的“清费”决心后，３００万美元的资金３天就到齐了；全县４个多月就谈成６个项目，合同利用外资１０００万元，实际到资７５０万元。去年最后一个季度，来闽投资的外商已明显增加。然而“清费”工作的进展依然不平衡，由于体制尚未理顺，乱收费反弹的压力仍然很大，这项工作任重道远。

设卡去，抓钱去！

王春生作

（原载《讽刺与幽默》一九九五年十二期）

公仆谈心录

本报记者武卫政

褚庆观，共和国的同龄人，大学文化。１９８７年初由枣庄市委组织部到山亭区任区委副书记，后任区长。１９９３年１月任区委书记。１９９５年被中国扶贫基金会评为第二届全国十大扶贫状元。

山亭是１９８３年由原滕县东部和原齐村区的总共１４个山区乡镇组建的新区，人称“穷哥们大联合”。当时的统计数字是：人均年收入只有１４３元，２８万人不得温饱，１／３的村庄水、电、路三不通，被省和国家列为重点扶贫县级单位。

我在市委组织部工作时，到这里访贫问苦，发现群众生活贫困超过我们的想象，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组织上要调我到山亭来干，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一些亲朋好友觉得事情来得突然，跑来问我：老褚，你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有人则劝我：在市里你是管官的官，不好好当你的组织科长，到那个穷得出了名的地方图个啥？可我的想法是，在市委组织部成天考察干部，教育别人，现在轮到考察自己了。解放３０多年，山亭群众还那么苦，我们当干部的应该承担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这份责任。

记得我初到山亭的时候，人心浮动，１００多名干部要求调动。在这种情景下，我的调来受到大家的关注：到底是来镀金还是要实打实地干下去？我的回答是，把家从枣庄搬到山亭。说实在的，爱人因调动工作影响了评职称，孩子从重点中学转到普通中学成绩也落后了一截，我真是感到有点过意不去。面对贫穷落后，为自己留后路的干部没啥出息，也得不到群众的信赖。我既然下决心到山亭，就没打算像蜻蜓点水一样来去匆匆，而是真想扑下身子干一番事业。

在山亭干了８年，我深感贫困山区要拔穷根，各级干部必须有扎根山区的决心和行动。就拿这些年山亭的事来说吧，我们这些基层领导，如果不体味群众疾苦，就不能妥善安置７０００名库区农民的生产生活，引导他们开发利用万顷水面；不一次次走进田间地头做工作，就不能使农业科技成果尽快对农民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不把山亭当成自己的家，就不会几年如一日地带领群众绿化荒山，治理小流域，建立畜牧、林果基地和大修公路；看不到山亭的优势，就想不到积极改善投资环境，招商引资，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治穷先治愚，治愚就要办教育，看不到山亭的明天，在资金十分紧张时，就不会舍得花钱建高标准的中小学校。扎根山区，要求干部真正深入到群众生活中，与他们一起摸爬滚打，共同开辟山区脱贫致富的道路。（附图片）

人生舞台

陈可任维东

一位朴实的农民企业家兴冲冲地来到昆明，向云南省的有关领导报告一个喜讯：

由玉溪新华皮件厂生产的“瑞彪”系列皮革服装产品，被国内贸易部评为“全国服装市场认可名牌商品”四大名牌之一，成为全省第一家由中国皮革工业协会准许挂真皮标志的皮革加工企业。

领头创造如此骄人业绩的这位企业家，就是刘玉荣。

１０年前，在村里开车跑运输的刘玉荣决定用筹集到的５万元钱建皮鞋厂。好心人劝他：“市场上皮鞋那么多，你做的皮鞋卖得掉吗？”刘玉荣胸有成竹：“人人都要穿鞋，不愁没销路，关键是你能不能做出最好的鞋子！”

皮件厂开工了，２０来个农村小青年开始学做大头皮鞋。刘玉荣聘请了几位退休老师傅，一道道工序严格把关。果然，头一批皮鞋就受到好评。两年之后，年产量达４０多万双。

但产品没个响当当的名字，企业怎么能有知名度？刘玉荣属虎，他想为产品取个带虎字的大号。国家工商局的同志经过一番琢磨推敲，建议他用“瑞彪”二字。瑞彪，一只吉祥的小老虎呀！刘玉荣欣然接受。

小老虎跃上征程，可路途并非一马平川。１９９０年，刘玉荣发现，刚生产出来的２４００多双皮鞋脱胶，一查原因，是个体户提供的胶水原料不合格。他当众宣布，把这批鞋全部销毁！职工们震动了。

刘玉荣深知，要想在皮革行业创出名牌，首先是皮张原料要好。云南的山羊多在山上放牧，灌木尖刺容易扎破羊皮，导致最终成为次品。刘玉荣舍近求远，派人常年在中原一带收购皮张，以保证制出柔软、丰满、光泽度一流的原料革。他先后投资２０００多万元，从意大利、台湾等地引进一流的制革与加工设备。最近，他们率先制出高档牛皮鞋底料，外国专家鉴定后认为已达到国际水平。

１９９１年，刘玉荣又与香港合资建起了瑞彪皮革有限公司，他的眼界变得更加开阔了。根据协议，不仅有意大利的专家在厂作指导，他还能随时获得法国、香港、意大利等地最新的服装、皮鞋、箱包款式，确保了“瑞彪”皮革制品从内在质量到外观样式都走在国内前列。

九年创业，玉溪新华皮件厂从小作坊发展成年产值近一个亿的明星企业。他们的产品出口到美国、加拿大、德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成为云南省制革行业的出口创汇大户。

人生舞台

本报记者张振国

城里生、城里长的范洛森，对农村很陌生，但看到农村尚有很多荒山荒水无人开垦，便萌生到农村拓荒的念头。

于是，范洛森主动放弃巢湖市水产局副局长不当，心甘情愿地到他不熟悉的农村去苦干。我在巢湖市拓皋镇塘马河珍珠养殖场找到了他。这个场是他自筹资金办起来的。小伙子是学中文的，很有才气，也很有抱负。经过１０年农村生活的磨练，对发展农村经济，特别是改造大面积荒水、发展珍珠生产，相当在行。他跳上小船，摘下１只河蚌，剖开之后，告诉记者：“你看这只蚌含有４８颗珍珠，而且个大色好，预计明年这４８０亩水面，可收获价值３００多万元的珍珠。有了这笔资金，就能为乡亲们开办更多的技术培训班，把这一望无边的荒山荒水改造成摇钱树、聚宝盆！”

走过高高低低的田埂，我们来到他的住地。这是一座用毛竹搭起来的工棚。小范的卧室在西头，一张双人床，还有一点简单的生活用具。竹笆墙上挂着北大教授吴小如先生给他写的“寒暑斋”３个大字和１篇短文。文曰：“人生所历，无非寒暑，立身之道，难避炎凉，洛森居已数迁，而其室，暑则焦蒸，寒则凛冽，盖亦人生之缩影也，因名其斋以自励焉！”

我问“寒暑斋”的由来，小范说，开始下乡，人不理解；开始创业，困难重重，大有“骂声、吵声、冤枉声，声声入耳；苦事、难事、窝囊事，事事缠身”之感，当时我把这个陋室取名为“小忧斋”。后来我到恩师吴小如家，他说中国自古就有“先忧”与“后乐”之说，多忧是知识分子的特点，也是知识分子的弱点，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就要去追求，去拚搏。先生的话，鼓舞了我，于是我把“小忧斋”改成“寒暑斋”，先生得知，十分喜悦，挥毫题词。

我问他下农村１０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他说至少在３处闪了光：一是照亮了自己不了解中国农村的心田，二是擦亮了一些不懂科技的农民的心眼，三是助燃了一些荒野治愚致富的火把。

由于小范的带动，巢湖市水产局的干部，几乎全都在农村办公，在江边、湖边、河边指导农民发展水产事业；一批水产养殖大户，承包了大面积荒水。

我听完这个“书生拓荒”的故事之后，心想：现在有些机关，苦于“胖”体制这口大锅，煮了一锅“能豆子”，大盖一盖，谁也无能为力。面对这种人才浪费现象，我衷心希望这些“能豆子”能像范洛森一样，跳出锅底，奔赴农村，因为那里需要帮助他们拓荒的“城里人”呀！

新风物志

本报记者祝谦

当美丽的孔雀河不再向罗布泊注入充沛的流量时，罗布泊渐渐干涸，楼兰古城也随之消亡。那么，祖祖辈辈繁衍生息在罗布泊地区的罗布人呢？他们流落何处，浪迹何方？

４月中旬，记者来到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在罗布人地区生活２０余年并对罗布人颇有研究的胡邦铸先生对记者说，罗布人，也叫罗布淖尔人。淖尔，是蒙古语，意为湖泊。他们逐水而居，结庐为室。他们的捕鱼船叫“卡盆”，用一棵粗大的胡杨树干，剖去一面，掏空树心做成。大者，可乘坐两三人，小者多为一人乘坐。记者在塔里木河畔的东河滩看到，罗布人使用的船桨，有普通船桨的３倍长，可划可撑。

在米兰古城下的新疆兵团农２师３６团民族连，记者拜访了３位罗布老人：１０８岁的库万·库吐鲁克，１０１岁的乌斯曼·牙瓦西，９７岁的热合曼·阿不拉。

热合曼·阿不拉说，罗布人生活的最后一个庄子叫阿不旦，他就出生在那里。他８岁开始到米兰种小麦，收获后就储放在地边窖下，随吃随取，谁吃谁取。他们从阿不旦搬来８０多年了，至今，离米兰６０公里的阿不旦，还有被罗布人遗弃的鱼船、木桨和庄子的断壁残垣。

记者拜访库万·库吐鲁克时，这位１０８岁的老汉竟到沙漠割骆驼刺喂羊去了。这位身材不高、体魄不壮的老人，眼不花，耳不聋，腿脚十分利索。他喂了６只羊、两头驴。

胡邦铸说：“罗布人早期以食鱼为主，或炖煮，或用红柳条穿上烤全鱼，撒上蒲黄吃，味道鲜美。嚼白嫩的芦根，喝玉米面掺沙枣的糊糊。高蛋白食物，使罗布人身体强健，老寿星比比皆是。”

罗布人至今究竟有多少？若以传统说法，按罗布人离开最后居点罗布庄和阿不旦庄算，所剩人数确实不多，记者接触到的最年轻的也９０开外了。记者采访的艾买提·沙布尔，他说他家祖籍就是尉犁县的阿克苏甫，并不是西迁至此的罗布人。沙来·阿西木老人也说他家在米兰生活已五代了。应该说，罗布人所剩无几之说是个狭义概念。

据《清实录》记载：“光绪十六年十一月甲午，护理甘肃巡抚魏光焘奏创办罗布淖尔地方事宜，将全境区分段落，以英格可力等１３庄为中段，卡克里克等７庄为东段，托和拉克等６庄为西段。”可见当时罗布人尚有２６庄。当年所分东段在今天的若羌，中段即今天尉犁县的群克至铁干里克，西段即今尉犁东河滩地区。加之轮台县的草湖乡，按在册人口粗略估算，今天的罗布人，应在１．３万左右。这还不包括另一说，即和田的洛浦县，据传是罗布人大举西迁，以罗布的谐音组成洛浦庄，１９０２年置县，县名遂为洛浦。

胡邦铸对记者说：“罗布人，是操罗布方言的维吾尔人。他们的一个巨大变化，是由过去生活在孔雀河下游的罗布泊地区，改为生活在塔里木河下游了。３年前，我们组织了一个罗布人演唱团到库尔勒演唱罗布淖尔民歌，歌舞的内容，全是日常劳作的摹写，生活气息极浓。音乐优美动听，但许多人听不懂，连维吾尔听众也连连摇头。这也不奇怪，就像我们听广东人、福建人讲方言一样，不也是一筹莫展吗？”

记者曾问艾买提老人，罗布人与其他维族人的区别在哪里。老人说，罗布方言因太古老，进化慢，不太好懂；罗布人渔猎为生；再就是饮食方面，只吃鱼、蒲黄、沙枣；罗布人老实忠厚，居住分散，寿命长，大多能活百岁。艾买提老人是位学者型的长者，曾在阿克苏甫任中学校长，是这一带最有学问的人。

随着罗布泊的消逝，罗布人从以渔猎为生，渐至以游牧为主，今天，基本上是躬耕垄亩。独特的传统文化、生活习性趋于淡化，减弱了独处一隅的原始风韵。巴州旅游局局长雷世鸣给记者透露了一个消息，他们计划在尉犁县境内的塔里木河畔，选一处胡杨林区，建一个罗布人村落。衣食住行，歌舞渔猎，诵经礼拜，模仿罗布人的生活原貌，以吸引国内外游客。

记者祝愿这个罗布人村落早日建成，让更多的人领略昔日罗布人特异的风情。（附图片）

左图：胡杨林中的罗布人村落。唐才奇摄

罗布人的后代，也喜欢摆弄他们祖先用过的独木舟——卡盆。唐才奇摄

记者见闻录

警察的“广告”

本报记者董伟

傍晚，当你顶着瑟瑟寒风走进黑龙江省阿城市时，你就会惊奇地发现一些霓虹闪烁的广告牌上显现的竟是胜利派出所干警的电话号码和呼机号码，一句“时刻为您排忧解难”的广告词给夜行人平添了许多温暖和安全。

胜利派出所管辖着阿城市最繁华的地段。年轻的所长李俊成对记者说：“我们管段片大、社情复杂、工作难度大。”以前，由于通讯条件不好，警民交流接触有限，许多时候群众不能及时报案，干警不能及时赶到现场，对罪犯打击不力，社会治安状况不容乐观。

胜利派出所的干警们想了很久，终于想出一个适应现代社会的办法，那就是“打广告”，“推销”自己，帮助群众，震慑犯罪分子。

多才多艺的教导员赵旭平担负起制作“广告”的任务。很快，在商店旁，在胡同里，在居民楼上，都出现了胜利派出所的“广告”；他们还制作２０００多份不干胶广告，张贴到学校和工厂车间。干警的名片，也是一张小广告，除了“我是您的朋友，无论您遇到什么情况，都可以找我”的广告词外，还有紧急情况下的联系办法。干警的联系电话和传呼成了群众不离身边的“护身符”。

广告一登，效应就来了，用干警的话说：“找的人多了，忙了！”除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外，就连邻里吵架、水沟堵塞也都来找。李所长介绍，现在天天都能接到１０多个报警电话，而且有一半是外管区的。一次，阿什河乡农民肖君荣家遭抢劫，妻子被打伤。肖君荣尾随案犯来到市区，见到广告上的报警电话，一拨，干警很快就赶到现场，将罪犯抓获，随后又把肖妻送到医院。事后肖君荣说：“跟电影里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