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月17日 · 第11版

新作一瞥

《张家港人》（报告文学）

作者凤章载《雨花》1995年12期

宽敞的马路，洁净得一尘不染；高楼耸立，错落有致；路边立着整齐的香椿树，地上盆花密布；不远处有天鹅绒式绿草铺的草坪，草坪中心屹立着现代派风格的立体雕塑。马路上行人不多，但总是步履匆匆的。出租的士、中巴、小轿车穿梭似的疾驶而过。这座洁美宁静的城市里滚动着一股青春活力……

这就是闻名全国的新兴城市张家港。江苏作家凤章，曾在７０年代末，张家港还叫沙洲县时到过县城杨舍镇，而今，他又用７万字的篇幅描绘了张家港在短短的三年时间，新的变化，新的面貌，描绘了张家港人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创造的“火箭式速度”——国民生产总值三年翻两番多，达１５２亿多元，和张家港人的奋进、创造、争一流的精神风貌。

在作品中，我们看到，张家港的发展变化是惊人的，这个小小的县级市，现在拥有：一个我国唯一的内河港型保税区；一个设备一流、年产近百万吨钢的沙钢集团；一座可称雄于亚洲的欧洲精纺城；一个享名于海内外，国内最大的专门生产旅行车的牡丹汽车工业集团；一座超级规模的羊毛衫商城……张家港人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创造了丰富的精神文明成果，更创造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张家港精神：团结拚搏，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

张家港的发展变化，一个时期以来，为国人所瞩目，不少新闻媒介多方面进行了报道。这篇作品更侧重对张家港三年来一跃成为经济实力“超优争先”采取的各项措施，进行的各种步骤，作了深入生动的描绘。然而，笔墨又集中在建市以后的重点工程，比如修建张杨公路、抢创保税区、改造老城开发新区、建立各个企业联合集团、引进德国９０吨超高功率竖式电炉等当今世界尖端技术……通过这些，我们看到了张家港人在开放改革的时代面前，把握时机，争先进取的精神，看到一个新兴城市的现代气息，看到了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建设比翼齐飞。

创造这巨大变化的带头人是秦振华及其一班人。这位从１４岁就当学徒、从土地上走出来的现代领导者，是一位敢于创造有开拓精神不乏人情味又自律严谨的党的干部。作品在描绘这个“班长”时，又勾画了市长胡剑鹏和沈文荣、沈学如、赵中伟、蔡兴华等基层实干家、企业家的精神风采，描绘出张家港人的群体形象，描绘现代企业管理者们的闪光思想和聪明才干。

作品朴实清新的笔法，以事实和故事串连，读来真切动人，是当前深入学习张家港精神的一部很及时、很有意义的文学作品。（伊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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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于一九五一年六月的部队文学月刊《解放军文艺》已出满五百期，近日在北京举行五百期纪念会。

《解放军文艺》月刊于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二日由军委刘少奇副主席亲自批准创刊，朱德元帅为其亲笔题写刊名并为创刊号题词。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开国元勋都曾对她关怀备至，多次将自己在战争年代撰写的诗文交给《解放军文艺》发表。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前辈均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过作品；而亲历过革命战争的老一辈革命家更为珍视这块园地，据统计，先后有一百九十六名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我军将帅在《解放军文艺》发表过文章和作品。

四十四年来，在五百期《解放军文艺》中刊载的许多优秀作品或被改编为其它文艺形式、或被选入中小学课本、或被翻译介绍到国外，这些军事文学名篇长期以来脍炙人口，滋养了几代人的精神生活。它们中，有五十年代推出的小说《风雪东线》、《党费》、《潘虎》、《黎明的河边》，电影文学剧本《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渡江侦察记》、《南征北战》、《万水千山》；六十年代的小说《开顶风船的角色》、《沉船礁》、《五十大关》，电影文学剧本《槐树庄》、《霓虹灯下的哨兵》、《南海长城》。进入新时期以来，《解放军文艺》又以崭新的面貌矗立于国内文学期刊之林。先后有十二篇小说、十一篇（部）报告文学、十三部戏剧及小品等在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全国优秀作品评奖中获奖，为繁荣新时期军事文学创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总政治部副主任徐才厚中将等参加纪念会。（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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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广东省作家协会、广东省文联、广东现代革命作家研究学会联合举办的“欧阳山《一代风流》典型性格座谈会”近日在广州召开。来自北京、西安、广东的一百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欧阳山一九二四年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那一夜》，一九四六年写出反映解放区生活的著名长篇小说《高千大》，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八五年，他的代表作《一代风流》陆续出版。《一代风流》是一部艺术地概括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的巨著，包括《三家巷》、《苦斗》、《柳暗花明》、《圣地》、《万年春》五大卷。《一代风流》塑造了周炳、胡杏、胡柳、区桃等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八十七岁的欧阳山参加了会议。 （文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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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侨联《海内与海外》杂志社举办的“成之凡杯”优秀作品奖揭晓，获得一等奖的是刘战英的《两度竞选法国总统的中国女人》，另有四篇作品分获二、三等奖。这些获奖作品，热情讴歌了华侨华人和归侨侨眷或在异国他乡含辛茹苦，自立自强，或在国内呕心沥血，报效祖国的卓然业绩。 （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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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黑龙江省文联主办的《文艺生活报》，经新闻出版署批准，于一九九六年一月正式创刊，每月三期，以文艺生活为主，面向社会，突出知识性、趣味性。 （晓燕）

蔡清富

中国是个诗的国度，诗歌艺术源远流长，流派纷呈。

在我国２０世纪的诗歌史上，发生了两件震动诗坛的大事。第一件是“五四”时期倡导白话新诗，为诗坛推出了新的品种。新诗的出现是一场革命，它冲破旧体诗词格律的束缚，使诗歌能够自由地广泛地反映现代生活和人们的思想感情。但新诗的倡导者对旧体诗采取否定、排斥的态度，却严重地阻碍了传统诗词的继承和发展。第二件是毛泽东用旧体诗词反映现代生活的成功实践，重振了传统诗词的雄风，一改新、旧体诗对立的局面，而使它们成为诗国里盛开的并蒂莲。

从本世纪２０年代至７０年代，中国经历了两场伟大的历史变革：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是这两大革命的领导者，他不仅用论文记载了革命胜利的征程，而且也用诗词对它们做了生动形象的艺术描绘。从“鲲鹏击浪从兹始”，到“一唱雄鸡天下白”，读者可以听到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人民军队，开展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胜利凯歌。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之后，共产党又不失时机地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水调歌头·游泳》、《七律二首·送瘟神》等，表明了作者对生产建设的极大关注。从颂扬革命战争到讴歌经济建设，这是毛泽东诗词在题材上的重大变化。写于６０年代国际风云变幻时期的作品，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原则、顶住压力、敢斗争、敢于胜利的英勇气概。历史上没有一位诗人经历过像毛泽东所经历过的那样曲折复杂的斗争，更没有取得像他那样所取得的辉煌业绩。毛泽东亲自参与并领导的扭转乾坤的斗争生活，反映在他的头脑中经过酝酿升华为诗词艺术作品，理所当然地成了新世纪无产阶级革命的英雄史诗。

有人认为，既然毛泽东诗词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那么，随着历史情况的变化，其意义势必会削弱或被淡化。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因为，毛泽东诗词不仅是时代的光辉记录，更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毛泽东诗词具有丰富的哲理内涵，人们从中能认识到许多宇宙和人生的根本原理，所以他的许多名句已成为广大群众的人生格言。一个人降生在世界上，只要不是为了吃饭混日子，总应该干一番事业。毛泽东的诗词，大都贯穿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思想。“三奋斗”思想，其宗旨是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在存在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的社会制度下，为人民谋幸福的根本举措，就在于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实现“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社会理想。为达此目的，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与人奋斗”，是一场翻天覆地的伟大变革。在斗争过程中必然会有挫折和牺牲。对人类来说，牺牲生命是最痛苦的事情，但毛泽东却能从牺牲与成功的辩证关系出发正确地对待它：“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正是由于无数革命前辈的无私奉献，我们才改变了旧中国“百年魔怪舞翩跹”的局面，迎来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时代。“与人奋斗”的过程，脱离不了对自然环境的改造。中国更换政权的过程，走的是由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革命队伍经常出入于穷山恶水之中。对此，革命领袖及他所率领的军队则是：“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当然，这“万水千山”不止是指自然界的障碍，也包括敌人的“围追堵截”。这两句诗，不仅过去曾鼓舞过无数指战员英勇奋斗，就是在今天也仍能鞭策我们迎战一切困难。新中国成立后的生产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征服自然、“与天奋斗”、“与地奋斗”的过程。请听：“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这些诗句，已突破写作当初的时、地限制，成为亿万人民发展工、农业生产的战斗誓言。

人类在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的过程中，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问题。读古今中外的优秀诗篇，能为你指方向、点迷津、提供箴言、鼓舞士气。在这方面，毛泽东诗词堪称人生的教科书和座右铭。读“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使人树雄心、立大志，增强民族或人类的忧患意识；读“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使你顿生爱国豪情，甘愿为祖国富强奉献一切；读“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使你迎着困难上、知难而进；读“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使你在与困难斗争中感到乐趣；读“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使你以史为鉴，正确处理暂时胜利与长远胜利的关系；读“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使你能正确对待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读“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能使人正确对待不顺心之事，保持健康的心理态势；“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更是正确处理军民关系的金玉良言；读“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使你感到人生的有限性与时间的无限性；读“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使你感到老当益壮、雄心不减……历史上的优秀诗篇，都为读者提供了有益的人生格言；但以诗人个体而论，为人类奉献的格言如此之多、鼓舞人心如此之大，还没有超过毛泽东的。诗品出于人品，人品制约诗品。毛泽东诗词中蕴含的哲理内涵，完全是由作者的伟大人格决定的。正如清人沈德潜所说：“有第一等襟抱，有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说诗晬语》）

毛泽东诗词不仅有深刻的哲理内涵，更有丰富的美学内涵。以往研究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侧重研究他的理论著作，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当然是对的；但忽视对其诗词作品美学含量的开掘，则是不应当的。形象广泛于思想。毛泽东的诗词是其文艺思想的形象体现，他通过创作实践更加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美学理论。比如：《讲话》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强调现实主义的重要；而他的诗词作品，则一直浪漫主义风格比较突出，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完美结合。《讲话》要求作家深入生活、改造思想、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但对作家怎样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则没有更多展开；而毛泽东自己的诗词创作，则高度发挥了创作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读者从中能感受到作者心的跳动与情绪的燃烧。《讲话》中提出现实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对此论点作者没有进一步具体分析；但从毛泽东诗词创作实践中我们可以认识到：直接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最大源泉，作者在马背上哼诗就说明了这一点；间接生活也是创作的源泉，毛泽东没有直接参加保卫井冈山的战斗，却成功地写出了《西江月·井冈山》；古代文艺作品的支脉与现实生活溶汇，也可成为文艺创作之源，如《卜算子·咏梅》对陆游词“反其意而用之”，就是很好的例子。《讲话》从原则上强调了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的重要，而他的创作则是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光辉典范。《讲话》比较强调文艺的普及与大众化，可毛泽东诗词则偏重于提高。毛泽东在文艺理论著作中从未涉及灵感这类深层次的文艺创作中的独特现象，但他在《七律二首·送瘟神》的小序中，却讲到自己“浮想联翩，夜不能寐”的写作心态，这实际是对创作灵感的自我表白。毛泽东诗词是开掘不尽的美学宝库。科学地研究、总结毛泽东诗词的美学内涵，将毛泽东的文艺主张与他的创作实践挂起钩来，达到二者的互补并引出普遍规律，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光荣任务。

（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首次年会供稿）

文艺短论

王朝闻

要准确处理学术著作中的纲与目的联系与差别，难度不小。倘若处理不当而引起父辈子辈以至祖辈与孙辈的混乱，纲与目划分得越细越易引起不应引起的乱伦的误会。

目前经常碰见许多新名目、新概念。有的我明白，有的显得不易明白。“妇女文学”较好理解，“广告文学”或“企业文学”听起来较难理解。如果说这一切是指作品的题材，那么，以文人、间谍、企业家、医生、模特儿，以至以妓女或盗贼为题材的作品，应当立个什么名目呢？如果说“广告文学”是指广告的文学艺术化，广告也有童叟无欺、弄虚作假的区别，如果论者也反对弄虚作假的恶劣风气，又该立个什么名堂来表达自己的主张？这些名目也许都有我未曾探索过、所以感到困惑的原因与理由。在这里，我不过说说自己少见多怪的感觉而已。

我说“妇女文学”对我来说比较容易理解，其实也像流行的“文人画”和它相对应的工匠画那样，它本身没有绝对的独立性与确定性，与“儿童文学”相对应的“妇女文学”，这类概念有模糊性。如果说“妇女文学”仅指作品的题材，《孔雀东南飞》作为反封建礼教的题材，总不能因焦仲卿及其妻两人都殉情自杀，就可认为它是有男有女的“两性文学”吧？《孔雀东南飞》里的男女双方都是受害者，我看不必从性别问题着眼，给作品立个特定的户口，挂个特殊的门牌。

此外，即使以太监为主角的作品，怎么可能因为他们在生理以至性格上有不男又不女的特征，例如汉代那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十常侍，可以抹煞他们在政治上这一重要特征，从性别的模糊性上巧立名目呢？

《史记·佞幸列传》这一标目，像《滑稽列传》、《游侠列传》那样，都是从历史人物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着眼，这样给作品分类的。《佞幸列传》里的人物邓通，为汉孝文帝宠臣，“无他能，不能有所荐士，独自谨其身以媚上而已。”但这个角色因得孝文帝宠幸而大富大贵，红极一时。这篇传记虽没有挂出“宠臣文学”的招牌，却有动人的人物性格、尖锐的戏剧性和引人思考、潜在着的美丑判断。

邓通是否玩弄诡计以求破坏汉文帝与太子（后为景帝）的父子关系？传记没有分明的交代。但太子深怨邓通，当了皇帝之后，把铸“邓氏钱”而富甲天下的邓通，搞得“竟不得名一钱，寄死人家”的结局。

文帝尝病痈，邓通常为帝唶吮之。文帝不乐，从客问通曰：“天下谁最爱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问病，文帝使唶痈，唶痈，而色难之。已而闻邓通常为帝唶吮之，心惭，由此怨通矣。

邓通得罪太子的原因，究竟是他玩弄了比造谣更狡猾的诽谤，还是因为他仅仅热衷于媚上而别无阴险的谋略？我不敢妄评。如果仅仅出于自我表功即媚上的动机，它的实际作用未必低于一般的造谣。不论对人对己，邓通这一媚上行为的杀伤力不小。

军事、政治以及商业竞争中的“诡道”的有效性，也像汉景帝对邓通的怨恨那样，是以客观条件为依据的。为了新艺术的繁荣，多务实比巧立名堂重要。《老子》那“少则得，多则惑”的观点，似还值得参考。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

张炯

河南省是我国有着九千万人口的大省，也是中华古老文化的发源地。在我国文学史上河南的作家曾经作出过卓越的贡献。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迎来空前繁荣的局面。中原大地由于自己丰厚的文化积淀和地处八面来风的要冲，河南作家的创作，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曾以创作短篇小说和电影剧本而著名的李凖，新时期之初即推出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以新的视角和史诗的规模，反映八年抗战中农民的坎坷历史命运与求生存的不屈不挠精神，荣获了茅盾文学奖。张一弓更迅速成为中篇小说创作领域的新星，以《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铁匠的罗曼史》等一系列的名作，轰动了文坛，使广大读者被他那气魄雄浑的极有思想和艺术力度的描写所震撼。当时还在河南的叶文玲以短篇小说《心香》称誉，而后乔典运的《满票》、田中禾的《五月》、张宇的《活鬼》等作品都名噪一时。近些年除老作家南丁也有新作《尾巴》，段荃法推出《天棚趣话录》这样的短篇系列外，更涌现了许多新人新作，长篇小说的创作也先后推出了集群性的成果，像二月河的历史小说《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不仅情节惊心动魄，引人入胜，而且人物形象的塑造也见出深厚的功力；张宇的《疼痛与抚摸》、田中禾的《匪首》、李偕的《金屋》等多位作家的长篇也都各有风格和特色。郑彦英的中篇集《西风》在西北风情的背景下描写出许多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形象，李佩甫的《无边无际的早晨》等中篇相当成功地塑造了有一定社会意义的典型，都给读者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从我读到的作品中，我感到新时期河南作家的小说创作具有以下的特色：

第一，他们多是描写农村和农民的能手。在我国新时期文学题材不断扩大和拓展，走向空前多样化的十多年来，河南的创作也大体这样，但河南的大多数作家似乎仍然怀着对农村生活和农民命运的深切关注和深厚感情，把自己的主要笔墨献给变革中的农村。他们在历史的纵深中去观照农民，既为农民在新时代的拓展高唱颂歌，也为农民艰难的过去和面临的新的处境满怀忧思。我在读李凖的《黄河东流去》时就为他对于农民的热爱、对于形形色色的农民的熟悉、对于农民的历史作用的深刻感受所倾倒；后来读到河南其他作家的作品，更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了自己的这一种认识。确实，河南的作家多非常热爱农民，或许这与他们来自农村，乃至今天仍然生活在农村有密切的关系。读乔典运、田中禾、张宇的作品，我有这样的感觉；读李佩甫的《豌豆偷树》和《无边无际的早晨》，我更有这样的感觉。李佩甫笔下所写的文英老师和农村孩子王小丢，还有那位吃百家奶长大的县长李治国和善良、拙朴的老村长三叔，都血肉丰满，有棱有角，可谓笔酣墨饱，字里行间渗透了作家对人物的深切关爱。河南作家不仅热爱农民，而且深入农民的生活，不仅熟悉过去的农民，而且熟悉今天的农民，这尤为不易。写农民，可以说是河南作家的优长传统。当然，其他省份的作家也有写农民写得很好的。但从整体上看，这方面河南作家是有自己的优势的。

第二，河南作家在继承和发扬现实主义方面，应该说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新时期文学的多元发展中，艺术方法的多样化也是这时期的重要特征。８０年代以来，我国有许多作家受到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文坛上不仅出现了现代主义小说，而且出现了像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这样不同程度地受到后现代主义影响的作品。而河南的大多作家却似乎偏爱现实主义，他们不但继承现实主义的传统，而且使现实主义走向一定的开放，从而也使现实主义获得发展。像李凖、张一弓、乔典运这样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有很深厚的现实主义功力，即如像张宇、郑彦英、李佩甫这样比较年轻一些的作家，他们的笔触仍然是现实主义的或基本是现实主义的。在把握人物的深度上，他们不独从社会关系的层面写人，而且从文化意识和生命意识的层面写人；他们还适度吸收非现实主义的某些表现手法，像张宇的《疼痛与抚摸》、杨东明的《五号警戒区》等小说，都使得现实的描写更加空灵，而笔下人物的性格、心理却更见复杂、丰满和真实。李佩甫，在《红蚊子》这样的小说里却运用了超现实的笔法，使作品类似荒诞小说，而实际又相当真实地反映了当今城市生活的某些人物的心态。我赞成艺术创作方法的多样化。这样做肯定会促进我国文学创作风格的“百花齐放”。但我以为，文学如果要真正成为时代的镜子，真正具有深刻的历史认识意义，那么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就是不可替代的。这就是为什么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会源远流长，历久不衰，始终处于创作主流地位的原因。所以，河南作家的现实主义选择，我以为是相当明智的。

第三，河南作家的语言富于乡土的色彩，生动活泼，但又各有创造性，很注意艺术个性。李凖的《黄河东流去》的语言优美而简洁；张一弓的语言则有如油画，笔力雄健而富于力度。乔典运的质朴笔墨给读者很深的印象。田中禾笔端流淌不尽的诗意，张宇的语言从《活鬼》到《疼痛与抚摸》有明显的发展，虽然都十分流畅，而后者描述中夹议论的笔墨却赋予整个小说的叙述语言以哲理的韵味。而李佩甫、杨东明这样近年活跃的小说家，他们有着农民语言的泥土底色，而在不同作品中由于具体题材的差异，采用了不同人称的叙述视角与语调，从而呈现出多种笔墨的艺术效果。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在相当程度上，文学的艺术成就取决于它运用语言所达到的艺术成就。“文贵创新”这一条艺术规律差不多人人都懂。但真正创新成功的人并不很多。新时期我国文学风貌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其中自然包括文学语言的变化。可是，我们远不能说凡属锐意创新的作家都为读者所接受。有些作品的语言是创新了，却或晦涩难懂，或佶屈聱牙，不堪卒读。文学语言的陌生化是必要的。因为这样的语言才有新鲜感，才能产生强烈的感染力。但如果因陌生化而至于让读者不能领会，感染力等于零，那么，这样的语言创新岂不与文学的基本要求背道而驰吗？我读到的河南作家的作品似乎没有这样的现象。这使他们的小说不限于只在文学小圈子里流传，而有可能走向广大的读者。虽然他们的语言也并不乏创新。我觉得，河南作家在小说语言创新方面的选择，也是值得人们加以肯定的。

新作短评

李炳银

《十月》１９９５年第６期上刊载了杨黎光的长篇报告文学《灵魂何归》，作品还有个副标题，叫“王建业特大受贿案探微”。

如今，可以从各种新闻媒体中不时看到听到大大小小不同的贪污受贿案件，人们对此尽管早就愤恨不平，但司空见惯，慢慢地也似乎习以为常了。王建业受贿案起初被揭露出来时，据说是国字号第一大案。

最近，王建业、史燕青已被判了死刑，但这个案子留给人们的记忆和它本身包容的许多问题并没有过时。若不是出于某种醒人警世的责任感；不是有感于此案发生过程中许多社会的、人生的、情感的畸变内容可供“探微”的话，杨黎光也许就不会花费半年时间去面对“像山一样的２５本案卷”，采访追踪许多当事人的足迹，记下二十几万字的笔记了。作品打开的绝不仅仅是一桩大案的案卷，还有社会的肌理与人的内心生活世界。

从杨黎光对案件较为简练明晰的叙述过程中，我们感到，这并不是一个作案手段多么隐秘狡猾的案子。王建业尽管也不失为一个比较精明的人，但他大量的索贿受贿却决不是因为他的精明，而是因为他手中掌握的“外汇额度、进口免税物资、进口免税汽车”的审批权。因为有这样的权力，王建业一下子由因为有“口吃”而自卑的人变成了深圳市政府乃至深圳地面上极不平凡的人了。王建业在深圳，“已经到了上街几乎口袋里可以不需要带钱的地步，因为他走到哪儿都有人抢着为他结帐”。因为王建业以手中的权力“帮”了别人，别人给王建业“结帐”也似在情理之中。然而，王建业“帮”别人是牺牲国家的利益。他收受别人的“结帐”却肥了自己的私囊。这种不断的相互“帮助”渐渐地改变了王建业的“感觉”，“权力”和“权力创造的金钱”，渐渐地影响并改变了王建业的心理平衡。慢慢地，王建业由一个甘守清贫的政府官员变成了一个疯狂索取金钱的“魔鬼”。他以几十万、几百万的数额公开地向人索贿，受人贿赂。他手中的“权力”变成了神奇的“摇钱树”，说来就有，实在是便当得很。对于王建业这种权钱交易的运作过程，作者在自己的作品中已叙述得比较明确了，即使是捕捉审判王建业、史燕青过程中的那不少带有极强的戏剧性和故事性情节，也未能掩盖它的明晰程度。

尽管政府对于“权钱交易”的犯罪行为采取明确的打击制裁措施，但这种“交易”仍好像屡禁不绝。总有一些人为权而花钱，为钱去弄权。因为这权钱的获得，多少人马失前蹄。原深圳中信银行行长高森祥受贿百万被判处死刑后，他在看守所里，声泪俱下地与人叙述的是自己小时候是如何如何地清苦，如今他想回老家去种田。然而，这种悔悟来得太晚了。权、钱，都不是什么不好的东西，关键在于是否用权正当，取钱有道。许多人的悲剧，往往是在这个关键的地方出问题，开始步入泥淖。

这篇报告文学突出地强调了“权力”和“环境”对王建业的影响，同时，作者又以“探微”的方式，从王建业、史燕青各自的人生际遇方面对其走上犯罪道路的轨迹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分析。这种分析是人们深入地认识和理解王建业、史燕青犯罪过程的重要部分。王建业不满于大学毕业几年了才在老家长春“混了个小科长”的官，于是南下深圳，以求发展；史燕青自小聪明伶俐，能歌善舞，可幼年丧母，婚恋不顺、也不满足于在湖北黄石市卫生学校当个英语教师，也奔到深圳谋生。到了深圳，王建业手中的权正是史燕青谋生要借用的，于是，一来二去，两人越走越近，先是男女之防消解，再是同谋作案。王建业意识到当了处长，似乎仕途到顶之时，又奔经商之道，结果“欲”望大增，一切党纪国法、道德是非的准绳全都被他们置之脑后，剩下的几乎是抢夺一般地聚钱，终于从有所作为的人生走上了“欲壑”难填、鲸吞犯罪的道路。“血统论”已被许多事实所否定。但是，权钱名利对人的诱惑却时时存在着。杨黎光对于王建业、史燕青人生经历的“探微”正可以告诉人们，在权钱名利的诱惑面前，始终把握住自己，当是多么地重要啊？从一桩特大的受贿案中，从罪犯的犯罪过程中追寻犯罪的轨迹，探视人生的不正常印迹，这正是罪犯给予人们的启示所在，也是杨黎光这篇报告文学有别于不少同类题材作品而富有内在意义的地方。

在目前的报告文学创作中，有两种片面化的倾向。一种是缺乏理性精神的纯客观描述，使大量外在的信息资料取代或掩盖了作家的灵智之光；二是过多的主观性借题发挥，把报告文学变成了作家自己的主观独白，在失去现实性的同时客观性也受到了削弱。杨黎光的这篇作品，既是有着分明现实性的要案报告，又是在报告中较好地注入理性思考的现象“探微”，因之，它较好地体现了报告文学的品性，应当受到人们的看重。在１９９５年的岁末，王建业以他的罪恶给人以震撼，杨黎光却以对此案的成功报告而让人感到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