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月28日 · 第7版

友谊之花

张虎生

春节翩翩而至，仿佛打人们心湖里涌出千万个快乐的精灵，神奇般地把一个鹅黄嫩绿的早春世界提前召唤到北国。感染着这浓郁的节日氛围，我的思絮时而飘至天之涯，时而又落在海之角，像一首北欧民歌所唱的那样：“插上节日的翅膀／飞向深邃的历史长廊／飞向先辈和亲人的身旁／飞向更美好更辉煌的人生。”

在莫图尔分享友谊的甜果

那是十几年前的一个春节，我转道去访问玛雅文化的摇篮——尤卡坦半岛。临行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曼萨尼亚意味深长地说：“正好在你们最隆重的春节出门，总会想家的，所以尽管日程很紧，还得让你探望一下亲人。到了尤卡坦，你将会像回到家里一样，他们也在欢庆自己的民族节日。”

尤卡坦州位于墨西哥东南部，从首都墨西哥城飞往那里，只需一个半小时的航程。刚走出机场，就感到热风扑面而来。按照主人的安排，我从梅里达机场直接乘车前往玛雅族印第安人聚居的莫图尔市。沿途，只见一幢幢石砌的白色平房掩映在郁郁葱葱的热带丛林里，高大的木瓜树上挂满累累青果，繁密的“五月花树”枝头盛开着娇艳的红花。隔着路旁绿色的屏障，便是一望无际的剑麻田。

当汽车驶入市区在“希盖斯”餐馆停下来时，不少人围拢来招手致意。这时，我才惊异地发现：他们的黑头发、黄皮肤以及相貌和我的同胞多么相似；就连临街砌着围墙的四合院、带有廊沿的店铺、路边停着的木轮马车，不都是我自幼熟悉的情景吗？等候在餐馆的市长笑着说：“你在这里一定会对我们之间在各方面如此酷似而感到惊奇。然而，只要把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追溯到印第安人的祖先是在冰河期由亚洲经过白令海峡来到美洲大陆的历史，这种惊奇就会自然消失。”

当天，适逢印第安人欢庆“费利佩节”。在市中心广场，身着节日盛装的印第安人环绕着高大的喷泉载歌载舞，四周建筑物上飘扬着彩旗和气球。怀着崇敬的心情，我参观了位于广场右侧的英雄故居。费利佩·卡里略１８７４年生于莫图尔，１９２４年死于反动派的牢狱中。他毕生致力于社会改革和争取印第安人权益的斗争，足迹遍及墨西哥的穷乡僻壤。故居门柱上镌刻的名言：“我热爱真理，我保卫印第安人”，“印第安人兄弟姐妹般地团结起来”，是他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走出故居时，汗水不觉已经浸透了衣衫。许多人这时提着成网兜削好了的橙子主动走近我，热情地说：“费利佩生前最爱吃家乡的黄橙，你来到这里，就要同兄弟姐妹一起分享这友谊的甜果。”橙子的汁水是那么清凉甘美，沁人心脾。随后，我被邀加入欢歌狂舞的行列，任凭喷泉水珠的淋洒。事隔多年，若干往事已经褪色或淡忘，而在异域过节的此番情景依然像金子般地积淀在我的记忆里。

在札幌吃“成吉思汗”烧烤

“节日的翅膀”又载我跨越时空飞往北海道的札幌。

札幌是个别具一格的城市。这里没有日本其他城市的繁华、喧闹和拥挤，方正的街道两旁是清一色的低层建筑，只有浅色调广告牌上的广告词分外引人注目：“本市第二家好面馆”、“餐馆菜肴并非正宗北海道风味，但价钱公道，味道可口”……从这些词语上不难窥测出北海道人的质朴和幽默。时值春节，沿街的店铺和住家早早就挂出了色彩鲜艳的长灯笼、圆灯笼。原来北海道也有过春节的习俗呢。

陪我去札幌的南条先生矮壮敦实，是位“中国通”。他兴冲冲地对我讲：“我们在札幌痛痛快快过个春节，不过你得豁出去。”见我莫名其妙，他狡黠地挤挤眼：“马上你就明白了。”

入夜，北海道的同行在当地有名的一家老店为我接风。酒过三巡，年纪都在五十开外的主人们开始击节高歌。他们不光个个会唱，而且个个能喝。每曲歌终，在座者照例要干上一杯清酒。到这时我刚品出“你得豁出去”的含义。到上正菜时，已经微醺的南条先生越发活跃，他介绍这道菜是北海道著名的“成吉思汗”烧烤。看那油黑乌亮的凹形铁板颇像一副倒置的头盔，据说是元朝时从中国传入日本的。原来只用石板烧烤的北海道人如获至宝，竞相用它作为烧烤器皿。北海道气候寒冷，札幌１月份平均气温在零下６摄氏度以下，这大概是当地人喜爱吃烧烤的原因。

在铁板上烤得吱吱作响的鱿鱼和其它海鲜，散发出诱人的香味。主人们乘兴合唱起一首名叫“麦田和士兵”的歌。歌词大意是：士兵走过麦田去打仗，心儿像低垂的麦穗一般凄凉，为什么不扶犁把要拿枪，去打的也是心地善良的庄稼汉。从自我介绍中我已知道，其中几位曾在战争期间被迫到过中国。激越的歌声回荡在北海道的夜空，显得格外深沉、浑厚和耐人寻味。这兴许是迄今使我最感奋的一个春节。

让我们每个节日都插上“翅膀”

印厂下夜班工人的欢声笑语打断了思路。起身走到窗前，仰望着快活得眨着眼睛的满天繁星，蓦然想到还有些或许不算多余的题外话。我想，大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传统节日，总有它丰厚的蕴藉，总是和本国或本民族特定的历史、文化、信仰、传统、人物以及生产活动等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众多的民间节日犹如颗颗璀璨的珍珠，而贯穿它们的却是爱国主义的红线。唯其是真正的民族节日，才会世代沿袭，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凝聚力；唯其是真正的民族节日，才具有令世人瞩目的国际性，理所当然地在人类历史文化长编中占有一席之地。在我国，无论是元旦、春节，还是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传统民间节日，无疑是一座蕴藏爱国主义精华的富矿。让所有炎黄子孙都更好地开掘它、享用它；让每个节日都插上“翅膀”，引领人们向更高尚、更充实的目标奋翮高翔。由此还想到，似乎无须也无法再造出什么新的节日来；更无须引进诸如圣诞节、情人节、愚人节之类的洋节日来，尽管我们尊重他人的风俗。

欢欢喜喜过好我们自己的节日吧，其中当然包括妇女节、劳动节、儿童节、教师节、国庆节这些国际性节日和法定节日。

肖勇文／杨泰华图

当今全世界最有影响的乐事，莫过于一年一度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１９９５年元旦这天，全世界至少有十亿以上的忠实观众照例坐在电视机前，欣赏音乐会的转播实况。

新年音乐会在维也纳人的心目中是崇高的。１９９１年的盛会上有一个细节：当瓦尔德海姆总统夫妇步入音乐之友协会金色大厅时，场内十分平静，总统夫妇也很自然地对号就座；而当指挥家阿巴多登台时，台下的观众则报以长时间雷鸣般的掌声。这个对比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施特劳斯家族的华尔兹，永远是新年音乐会的主旋律。华尔兹又称圆舞曲，是奥地利民间一种三拍子舞曲，１８世纪下半叶开始于城市社交，１９世纪风行欧洲。由于施氏父子两代人的毕生努力，才使华尔兹成为欣赏乐曲进入音乐厅。老约翰·施特劳斯，在１８４３年创作的《莱茵之歌》，是圆舞曲完整形式的典型。他有三个儿子，长子小约翰·施特劳斯，被誉为“圆舞曲之王”，写了４００多首舞曲，其中《蓝色多瑙河》、《维也纳森林的故事》最为有名；次子约瑟夫·施特劳斯，作品以抒情见长，如《爱情的珍珠》、《狂想圆舞曲》，配器也突破了以小提琴为主的格局；三子爱德华·施特劳斯，在作曲和指挥上，才华出众，他的代表作有《纵队》等。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夜，著名指挥家克劳斯举行“纪念施特劳斯音乐会”，这就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发端。此后每年举办一次，成为传统节目，自１９４９年起改为元旦上午举行，从１９５９年始奥地利广播公司对国外现场转播。

担任历次新年音乐会演出的维也纳爱乐乐团，创建于１８５２年，在国际乐坛首屈一指。有一次，指挥大师托斯卡尼尼在布达佩斯指挥该团排练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托像往常一样不看总谱。进行到一段小曲时，他自以为是地作了一个“强音”的起拍，可团员们却巍然不动。托很快察觉，喃喃自语道“是我记错了”，并在重新作“极弱起拍”手势时向大家投以感激的一瞥。还有一次，乐团在蒙特利尔参加歌剧《玫瑰骑士》的演出，待第二幕的间奏曲奏毕，不知何故指挥却没有出场，于是首席小提琴手挺身而出，挥动起弓子，指挥乐队演奏了错综复杂的第三幕序曲。虽然这只是两件小事，却很能说明这支乐队的素质。在奥地利，男女老幼都对爱乐乐团怀有一种敬慕之情，首都还有一条街道以爱乐乐团命名。据说，乐团团员中有近１／３的人具有教授头衔，演出之余在音乐院校执教。

１４０年间，勃拉姆斯、瓦格纳、威尔弟、马勒、克莱伯、卡拉扬、伯恩斯坦等许多赫赫有名的音乐大师，都曾执棒维也纳爱乐乐团，为之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伯恩斯坦说过，“为什么我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乐团呢？因为他们是为了对音乐的爱而演奏的，因为他们对自己的传统骄傲和热爱，而我正是以爱来实践生命的人，是对音乐的热爱使我们在一起。”１９８７年元旦，卡拉扬指挥爱乐乐团演出了《皇帝圆舞曲》、《蝙蝠》序曲等，听众如醉如狂。也就是这一年，乐团订立了一条新规，今后新年音乐会的指挥不得重复。１９９３年是穆蒂出任，１９９４年由马泽尔领衔，今年是梅塔挂帅。前不久，梅塔率以色列交响乐团访华，在京沪两地引起轰动。时隔月余，我国观众通过荧屏再次领略其卓越的技艺，倍感亲切。（附图片）

于耕春

马来西亚的华人岛，是离首都吉隆坡市１５海里的小孤岛，名谓吉胆岛。马来语吉胆是螃蟹，岛的形状像个大螃蟹。

吉胆岛自古无人烟，大约在１００年前，一位姓谢的潮州人和一位姓黄的福州人，从中国大陆办货到吉隆坡出售。进吉隆坡前，他们先泊在吉胆岛上整理货物，把多余的东西留在岛上。他俩在齐腰的沼泽中打下坚实的木桩，在桩上铺上木板，在板上搭起棚子，把货物放在里面，以防风吹雨打太阳晒。时间一久，谢黄二人发现吉胆岛海域没有台风，海水涨落总在１米之内，简便的高脚屋便能持久。这样，他俩带领家乡同姓中那些难以糊口的乡亲们也来吉胆岛上栖身，抓鱼、捞蟹、做小贩。到１９４９年，从中国的福州、潮州两地迁来该岛和在岛上繁衍生息的谢黄二姓已达１万多人。近４０年来发展到２万多人。目前，全岛除马来西亚政府派来８名马来族的警察之外，全岛都是谢、黄二姓的华人，因此，吉胆岛又被称为华人岛。

现在岛上有横贯全岛的公路。公路两侧多是五六层高的楼房。他们已不像祖辈们那样打鱼，捞虾，抓螃蟹，当小贩了，家家户户都人工养殖各种生猛海鲜，供吉隆坡和新加坡市民食用。如今岛上生意非常兴隆，生活普遍富裕。

岛上没有淡水，饮用雨水。各家都有一个很大的储水设施，把降到自己房上的所有雨水都储存起来，作为全年的饮用水。每次下雨，全村倾家而出享受大自然的淋浴，嘻嘻哈哈声、暴雨声和不时出现的闪电雷鸣搅到一起，别有一番风味。

全岛有两所小学，两所初中，两所高中，共１８００多学生就读，１００多名大学生要到吉隆坡和其他大城市去就读。全岛已有３０多名大学毕业生，全在吉隆坡工作，或在公司中当职员，或在政府中任职。

中国超级巨星杂技团（马来西亚的华人对广州杂技团的称呼）到该岛访问观光时，全岛到处可听到“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的歌声。岛上公共娱乐场所，只有一间能坐七八百人的电影院，世界各地的影片都准许在此放映，唯有中国的电影最受欢迎。其他国家影片的独场片，在此放映三五天就没有观众了，而放一个中国的独场片，总得一个星期以上观众才见稀少，而放映《济公》比以往的大陆片放映的时间还长了一倍。录像带在这个岛上最受欢迎的是《刘三姐》和《五朵金花》，尤其是《刘三姐》在这里已看了三代人了，仍盛况不衰。岛上没有犯罪活动，其原因是全岛的人相互之间都认识，谁有犯罪活动，就等于在岛上被所有人唾弃。１００多年过去了，谢、黄二姓的炎黄子孙们，在这有如明镜的太平洋上，艰苦创业，辛勤谋生建起了万家灯火的“海市蜃楼”。

内幕曝光

黄晴

一九九○年八月二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海湾地区风云突变。在事变发生之前，美国已加强了对伊拉克的情报工作，其中有六名情报人员正在科威特与伊拉克的边境地带监视伊拉克的兵力调动情况。当八月二日伊拉克坦克突然开进科威特境内时，这几个美国间谍便陷入了困境，他们没有外交护照，不可能从美国使馆得到帮助，在无奈和一片混乱之中，他们和数百其他外国人逃往巴格达。这几个人的身份说法不一，据波兰情报部门的来源说，他们都是中央情报局的雇员，但美国则有官员说有几人是属于军事情报部门。

六名美国间谍在巴格达每日惶恐不安，为躲避伊拉克情报部门的查索，他们数易居所，他们的状况引起了美国最高当局的注意。

据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披露，八月下旬，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名代表前往华沙，会见了波兰情报部门的高级官员，要求波兰帮助这几名美国人逃出伊拉克。美国之所以找波兰帮忙，重要原因之一是波兰有数千工人在伊拉克从事建筑工作，因此波兰人在伊拉克活动余地较大，也不太引人注意。

据波兰当时的内政部长考兹罗斯基说，波兰基于对波美关系的重视，同意参与这一冒险性很大的行动。

考兹罗斯基指定他的一名最优秀的部下负责此事，此人点子极多，善于解决复杂困难的问题。在这一期间，美国间谍已躲入巴格达郊外波兰的一个建筑营地。

伊拉克在这一时期也采取了禁止外交官在巴格达以外地区活动的命令，并在所有公路交通要道上设立了检查点。当时唯一有点行动自由的外国人就是根据政府合同在伊拉克工作的人，其中包括波兰人。

经美国和波兰有关部门的多次协商，波兰提出了一个计划，派几个情报官员潜入伊拉克，在巴格达主持救援，相机行事，避免过多的官僚程序。

不久，几名波兰间谍到了伊拉克，他们会见了美国间谍，据其中一个波兰人说，这些美国人状态很不好，满头大汗，疲惫不堪。

这些波兰情报官员找到一个波兰技术员，他曾带着十三辆大轿车去伊拉克和约旦的边界，当时边界很乱，他发现铁丝网上有一处小洞，就把铁网丝拉开，把四百多越南人、菲律宾人、美国人、德国人和波兰人运到约旦境内。但是，这一次偷运美国人的情况就更困难了，这些人持波兰护照，但不会说波兰话，伊拉克方面的戒备也更森严了，但他还是同意一试，他对自己随机应变的能力颇有信心。

他开车带着美国人上了路，在一处检查站，他们被拦住，波兰技术员向一名伊拉克军官递去一摞护照，这名军官略看了几眼，突然用纯正的波兰话说：“真是荣幸，我见到了最好的朋友。”波兰技术员见状马上从车上跳下来，按斯拉夫传统与伊拉克军官响亮地亲吻三次，随后又是熊式拥抱，在拥抱中，轻轻把他推离汽车，他们开始用波兰话谈天说地，波兰技术员对伊拉克军官的波兰语大大恭维了一番。

突然，波兰技术员似乎想起了护照，他不经意地说：“你该查一查护照”，伊拉克军官谈兴正浓，说：“没问题，你们是朋友，可以过去。”于是，波兰人与美国人虚惊一场，终于化险为夷。

在伊拉克北部山区的一段公路上，一个波兰情报官员拿出四瓶威士忌酒，把酒递给六个美国人。“喝下去”，他命令说。六个美国人已一天没吃东西了，但他们还是照命令把酒默默喝下，脸上露出苦笑。喝酒的目的是使他们更像醉醺醺的东欧人。但这一准备似乎没派上用场，在太阳落山之际，他们越过了伊拉克和土耳其的边境。

据透露，波兰情报部门还偷运了十五个被扣为人质的外国人出境，其中主要是英国人。此外，波兰还向美国提供了巴格达的地图和分布在伊拉克境内的军事设施的详情。

海湾战争期间，波兰国家安全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合作使美国改变了对波兰的某些政策，当时的布什总统曾写信给波兰方面，说美国打算推动其他国家的政府减免波兰的一半债务，约一百六十五亿美元。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所谓的债权国“巴黎俱乐部”签署了上述协议。

欢度节日的墨西哥印第安人郭伟成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