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月18日 · 第11版

探索与商榷

编者按：如何认识和宣传“信息高速公路”，目前专家、学者见仁见智，意见尚不完全一致，这是一种正常现象。现摘登何祚庥和钱李仁不同意见的文章，目的在于通过对一些不同意见的商榷，加深对“信息高速公路”的认识，以促进我国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健康发展。为繁荣学术，我们将遵循“双百”方针，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开展争鸣，欢迎广大读者赐稿。

实事求是报道信息高速公路实属必需

钱李仁

读何祚庥教授《宣传信息高速公路应该降温》一文，对该文所持应从我国实际出发循序渐进而不应照搬发达国家一套的观点是有同感的。同时也提出一些意见供商榷。

一、建设我国的信息基础设施，在循序渐进的一开始和进行中的每个阶段，都应对世界上现已达到的最先进水平、发展趋向、存在的矛盾和困难等有充分的了解，使我国的建设工作从一开始就同长远目标紧密结合，避免发达国家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难免走过的弯路，从而较快地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以美国为例。美国是目前世界上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在总体上走在最前面的国家。它期望在较短时间内做到：把声音、图像和数据的传输逐步融为一体；把信息从单向传输变为双向甚至多向的交流。如果做到这两点，将对生产、科研、教学、医疗、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人际关系以至国家安全等各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但要达到这目标，即使在电话、电视、电脑高度普及的美国，也存在着很多矛盾和困难。例如：管理体制的分割（按美国现行法律，长途电话网、地区电话网、有线电视网等经营范围界限森严，不得逾越，原意是防止垄断，但现在与信息高速公路的要求矛盾很大），“中间路段”不够通畅（从光缆干线通向用户之间这一段的传输能力与干线不配套，大大降低了干线潜力的发挥），技术标准不够统一（如信息高速公路要求数字化信号，而有的媒介还使用模拟信号），有关大公司、大财团之间的利害冲突以及边远贫困地区的负担能力等问题（《人民日报》１９９４年２月１０日、１１日发表的拙文《从信息高速公路看美国的信息业》对此有所介绍）。美国建设信息高速公路所需投资的很大一部分就是为解决以上这些问题。

我国信息基础设施的起点低，惟其如此，如能在建设起步时就能既脚踏实地，又瞄准世界先进水平，稳步向高标准前进，是有可能接近那种“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的要求的。例如铺设光缆，从一开始就不光考虑声音的传输，同时考虑图像和数据的传输；不光把干线铺设好，同时把通向用户的支线也按未来信息高速公路的要求配套或留下配套的余地，这就可以避免发达国家现在面临的许多问题，从而加快我国与国际信息网络接轨、参与国际合作和国际竞争的过程。笔者不知道现在我国在建设信息基础设施时是否已经充分考虑到这一类问题，但今夏在参与某些城市的文化事业考察时，有的城市对国家不同部门在敷设（或规划）电话光缆和敷设（或规划）有线电视线路时互不配合各搞各的，就有反映。他们说，现在各铺各的，将来又得挖开重新配套。笔者当时未能对此作详细的考察，但这种反映多少说明，让我国有关的决策者、执行者、工程技术人员、科研工作者、实际操作者（对决策者尤其重要）充分了解当今世界上信息基础设施（通俗地称为信息高速公路）的最新发展和存在的问题，从而为我所用，不仅有益无害，而且是不可缺少的。新闻媒介如果不能实事求是地作充分报道，就是未能尽到自己的职责。关键在于实事求是。如果报道中发生某些片面性，也最好是实事求是地加以补充或纠正。

二、现代化的信息传输技术，当然有个从低到高的发展过程。但这个过程主要表现为服务地区和服务对象的扩大、服务项目的增多、服务技术难度的提高，而主要不表现为由低速到中速到高速的过程。也就是说，只要开通这个服务项目，它就是高速的。比如说，“以普及电话为中心的光纤通讯网络”，不开通则已，一开通，它只能是高速的。因此，在描述我国信息基础设施的循序渐进时，似以不用“信息低速公路”或“信息中速公路”之类的术语为好。

三、目前，电子信息至少在我国的某些生产和科研部门是有相当大的需求的。笔者认识一位在大三线从事军转民工程的资深工程师，他们单位是从航空工业转产汽车和汽车部件的，拥有雄厚的技术力量，所产某些汽车部件可以同好几种进口汽车兼容配套。但他们急需及时了解这些部件在国际上的最新技术规格，以便使产品及时更新换代赶上国际水平。这种信息不属于技术秘密，也不涉及知识产权，在国际电脑商业信息网络中很快可以查到。但在没有同国际接轨的电子信息网络的情况下，他们只能辗转托人到国外购买印刷的介绍材料，加上层层的报批和进口手续、外汇申请手续和翻译过程，一般是在该产品问世两年之后才能把有关资料弄到手，这时国际上新一代产品又已问世。这位工程师就希望把我国的光缆通信网络早日通到大三线地区，并同国际电脑商业信息网络接轨，这将大大提高他们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叫不叫信息高速公路都可以，反正这种信息的联网对我国许多生产和科研部门来说已经是一种现实的必需了。如果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及时注意尽先满足此类用户的需求，不仅可以提高设施的使用率，促进生产和科研事业的发展，而且可以加快投资资金的回收。

笔者并非是专门研究信息技术问题的，但深感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对我国今后的国际竞争能力关系重大；同时也认为，发达国家从早期的信息业发展到今天的信息高速公路规划，走过的漫长的道路，在我国如处理得当，是有可能大为缩短的。因此就个人接触所及发表一点意见，以就教于高明者，希望得到批评指教。

探索与商榷

何祚庥

自美国克林顿总统提出在美国建设“信息高速公路”以来，世界各发达国家纷纷响应。最近一段时期，我国有的报刊鼓吹“信息社会”或“信息时代”已经来临；有的报刊鼓吹我国“要把握时机，……跨越式前进”；有的文章鼓吹我国有“巨大的需求压力”，要“建设一个覆盖全国的国家高速信息网络”，“从现在起着手研究和规划建设我国高速信息网络已不容迟疑”（这已不是一两条“公路”，而是“网络”）。个别文章还说：“无论从现实的需求还是从未来发展的战略来考虑，也无论从市场的需求还是从技术基础来看，我们都完全有必要、有条件建设我们自己的高速信息网络……我国应力争在１５年至２０年时间内基本建成国家高速信息网络，使全国所有大中城市、沿海开放地带和经济发达地区之间实现高速、宽带的信息传输。”

现在世界各国拟论中“信息高速公路”的十年投资计划是：美国１５００亿美元，欧洲９０００亿法郎，英国３８０亿英镑（注：英国的面积只相当于我国的一个省）。我国能投入多少？即使我国“有资金、有技术”能在“１５—２０年”基本建成一个大体覆盖全国的国家高速信息网络，我国是否有足够的信息“仓库”和“货流”，有足够的“驾驶员”开着“小汽车”在这样的“高速公路”上“奔驰”？

美国的电话普及率已高达９３％，我国还不到３％！美国的家用电脑普及率已高达３１％，我国根本谈不上家用电脑普及率，能使用和掌握家用电脑技术的恐怕还不到１０００万人！何来使用电子通信的“巨大的需求”？

当前急需实现汉语编制和操作的电脑技术的标准化。不能设想在多种标准并存的情况下能普及电脑技术。２１位院士所倡议建设一条供科研和教育体育使用的电子邮路，以积累经验，并和国际信息网络联网。这比较符合我国实际，因为在科研和教育系统内有较大的电脑普及率。

我国如果能在１５至２０年内建设一个以普及电话为中心的低速的光纤通讯网络，达到７０％至８０％的电话普及率，那就是极大的成就了。宣传信息高速公路应该降温，这离我国国情太远。

陈宝森

美国南北战争以后的几十年是奉行自由放任政策的时代。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如何进行宏观调节是一个新问题，并没有现成模式。罗斯福实行“新政”是对美国经济进行宏观调节的最初尝试。自此以后，把财政杠杆同金融杠杆结合起来运用就成为美国进行宏观调节的典型模式。

美国政府对财政和金融杠杆的运用，可以概括为三点：

熨平周期波动。自从罗斯福不自愿地实行赤字财政政策之后，财政作为熨平经济周期和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在理论上又有很多发展。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出现了周期平衡理论。它要求在经济萧条时财政要有赤字以便刺激经济，变萧条为繁荣；而在达到充分就业水平出现通货膨胀危险时，财政要有结余以防止经济过热爆发危机。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现代财政制度中有一种对经济的自动稳定机制。例如，美国的联邦税收制度是以累进所得税为主体的，它随纳税人收入的下降而下降。在经济衰退时即使不改变税率，政府的税收也会减少，而纳税人由于收入降低到低边际税率一档而减少纳税，从而使个人收入不会降得太多。这就可以缓和经济的紧缩程度。在经济高涨时税收增加，个人收入相应减少，消费开支受到抑制，总需求下降，因而可以弱化工资、物价盘旋上升的势头。

但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自动稳定器虽有助于缓和经济波动却不能消除周期波动。因此在自动稳定器之外必须辅之以斟酌决定的财政政策。在这方面，可以运用的财政杠杆有公共工程和其他公共开支、政府就业计划以及税率调整。其中，税率调整曾经被人们视为较理想的武器。这是因为税率的增减可以立即影响消费者的行为，起到刺激或抑制总需求的作用。

调节各阶层收入。在这方面主要是通过财政杠杆起作用，其中所得税是主力，因为它是直接税，它的增减直接影响个人收入。在两次大战期间，美国政府都通过提高累进所得税来调动群众参战的积极性。里根时代两次税制改革则力求减少累进性，弱化税收在调节收入上的功能。克林顿上台以后重新实行向富人多征税的方针。

间接税如销售税等，对调节各阶层收入的作用不明显，但它一样会将负担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提高销售税对所有消费者都带来影响，但对于支付能力而言，低收入阶层的负担较重，所以它被认为具有累退性，对低收入阶层不利。美国进步力量和保守力量的较量往往表现在税收政策上，就是因为税收对各阶层的收入有调节功能。

财政支出同样具有调节各阶层收入的功能，其作用主要是通过政府的福利开支实现的，这就是所谓的“转移支付”。属于“转移支付”的福利开支包括对６５岁以上老年人的补充收入保障和医疗补助、食物券、儿童营养、儿童福利、住房补贴等。它们同社会保障不同，资金来源不是靠受益人交纳的工资税，而是靠纳税人的税款，所以叫转移支付。

促进产业结构的均衡发展。宏观调节的第三重作用是促进产业结构的均衡发展和体现鼓励与限制政策。大危机中暴露的重大问题之一，是农业部门的竞争性和制造业的垄断性使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不断扩大，农产品价格猛跌，农场主收入下降，农业陷于长期萧条。罗斯福采取的对策是实行限产限售和价格支持。这种价格支持是由联邦政府拨款实现的。这项政策后来基本上被历届政府所遵循，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所以，今天美国农业部门的稳定是靠财政支持的，政府每年为维护农产品价格和农场主收入要花几十亿乃至几百亿美元。支持农业的还有政府的农业信贷系统，如联邦中期信贷银行、联邦土地银行，政府通过它们向农场主发放购买机器设备以及耕地的资金。

美国基础设施的开发，如修建公路、机场、海港是需要大量投入但回收很慢的事业，也是私人资本不愿涉足的领域，因此它变成了一个薄弱环节。为克服这个弱点，政府通过许多立法，向这些部门注入大量资金，并为建设美国统一大市场创造了良好条件。政府还通过税收政策在各个领域体现鼓励与限制政策，各种课税扣除和课税减免都属于这种性质。

综上所述，自３０年代美国经济已不仅是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调节，而且还受另一只看得见的手的调节，后者是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在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的。这种双重调节机制尽管并没有克服美国经济的基本矛盾，但对生产的发展、社会的稳定还能起到推动作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运作，宏观调节的信息手段已较过去完善。吸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政府对宏观调节的认识也有提高。

学术动态

由中外知名人士和著名学者：中国的黄华、韩天石、季羡林、侯仁之、吴良镛、罗哲文、段文杰，英国的李约瑟，日本的平山郁夫、清水正夫等倡议发起的“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不久前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包括香港、台湾）和来自日本、韩国、泰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瑞士、匈牙利等国的专家学者和有关单位代表近１００名。这次会议以“长城的历史地位、现实意义、国际影响和保护维修”为主题展开了探讨。

关于长城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与会学者认为，长城是社会发展史的丰碑，它伴随着封建社会的兴衰而兴衰。英国著名作家韩素音说：“不能把长城只了解为阻挡外侵者的壁垒，它同时又是一条河流，是团结多民族人民的河流，并且向他们提供一个共同交流和聚集的场所。”“长城又与横贯亚洲的商业历史相连。丝绸之路不只是一条主要大道，而且还有许多支路与丝绸之路连在一起，直通中亚各国”。有的学者说：纵观中国古代北疆开拓发展和封建文明波及的历史，大多与以长城为核心的边防建设有关，从构筑长城和屯田戍边、交通网络的开辟与马市贸易的相辅相成等方面看，长城确实发挥了播撒封建文明，促进北疆经济开发，孕育“塞上明珠”的生命线作用。侯仁之说：长城的兴起，立足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反过来又刺激和保护了边地经济。汉代河西长城的出现，打通了河西走廊，开辟了丝绸之路。来源于军事驻防的人群聚落，嬗变为一般的居民村落，不断改变着人口分布的状况。

关于长城的保护与维修

国家文物局局长张德勤提出了全面保护，重点维修的原则。他认为：长城只能是重点维修，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实施全面修复。要把树立保护文物、爱护长城的观念，与采用先进方法，实施科学保护措施结合起来，要把全面保护与重点维修结合起来，国家拨经费与社会赞助结合起来，国内集资与国际支持结合起来。英国、美国等学者对长城的保护，都从宏观上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

关于长城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影响

对此，一些专家学者在研讨中认为，一是要把长城看作一个巨大的历史文化载体；二是要把历代长城以至国外的壁垒（类似长城的设施），作为一个内在相互联系的整体，以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进行分析。如：长城产生的历史必然性，长期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历史的局限性；长城具有的中华民族特性和人类的共性；长城的短期军事对峙与长期的和睦相处以及有序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等。中国学者认为，长城的产生是一种历史现象。公元前６００多年，中国出现了楚长城和齐长城。而欧洲古老的雅典人，也在公元前４００多年修起了一条７９公里的壁垒。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３００多年后，罗马帝国也修起了长１１７公里的哈德良壁垒。长城出现以前，中国古老的民族用“封树”、“土墉”、“壕沟”以防卫安全。“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周礼·地官·大司徒》）。欧洲和其他地方也在大体相同时期出现了“防栅”这种和封树相似的原始形态的防卫设施。所有这些偶然性的巧合，都反映了长城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普遍性，绝非是某个历史人物忽发奇想而生造出来的。与会学者还强调，长城集中了古代人类防卫设施的精华，具有的防卫功能十分完备，体现了古代人类安全防卫的共同需求，这是它所反映的共性。但它的万里之长、控扼的地幅宽广、它坚固耐蚀，永备时效久，特别是把屯垦与戍守结合起来，生产、生活、战斗三位一体，使大量驻守在万里防线上的军队，能够长期坚持，形成了古代最完善的战略设防，显示了长城的民族特性。长城是古代人类防卫设施的杰出代表，它属于中国人民，也为全人类所共有。它反映了中华民族“防人掠、守己土、求安宁”的修建长城的动机，也反映了人类爱和平、恶战争、喜安宁、厌掠夺的美好愿望。万里长城所以对中国和世界人民具有特殊的魅力，原因就在于此。

长城研究已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崛起，并开始走向世界。这次研讨会促进了长城学的发展和趋向完善。中国长城学会的学者对长城学的性质、产生的背景、研究的对象范围、长城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长城学的分类和研究方法，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

（吉人）

书刊评介

欧阳志远著《生态化——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实质与方向》一书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认为人类正面临着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后的第三次产业革命，生态化是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实质与方向。该书指出，从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方式来看，人类经历了采集狩猎业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纯粹的依赖和掠夺关系；在第二个阶段，人类通过对生物生长过程的一定干预来获取生活资料，人和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和解；在第三个阶段，人类通过对自然物的加工制造来获取生活资料，在这个阶段，人类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但由于人们对自然界过度索取的态度，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因此，新的产业革命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建立一种人和自然关系协调的新的物质变换方式。

（黄仁）

书刊评介

最近，中共中央宣传部与中国经济出版社联合推出一套《宣传·教育·行政·管理干部经济知识系列教材》，共１２本。教材由翟泰丰主编，组织一批专家学者共同编撰，涉及到经济学的主要领域。既有《工业经济管理基础知识》（何建章）、《中国农村经济学》（严瑞珍）、《商业经济基础知识》（李金轩）、《财政基础知识》（安体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概论》（魏宏森）、《金融基础知识》（刘鸿儒）、《企业体制改革与企业管理》（孙效良）、《第三产业基础知识》（倪小庭）等部门经济的基础知识，又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即卫兴华等编著的《新编经济学基础理论》）、《西方经济学基础知识》（厉以宁）、《市场经济基础知识》（吴敬琏）、《市场经济的宏观经济管理》（魏杰）等综合性的理论基础知识。其教材既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又注意联系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实际，突出知识性、实用性，深入浅出，普及与提高并重。这对于广大读者循序渐进地系统掌握市场经济的基础知识、全面领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精神，有很大帮助。

（毛增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