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月16日 · 第9版

建议与要求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肉食在人们生活中的比重明显增加。然而，农村市场上出售的各种肉，却让人越来越不放心。

短斤少两已是常事，卖瘟鸡、瘟猪、病牛肉和鸭肚、鱼腹、鸡腔装杂物的现象，也不鲜见。而今，又有人往肉里注水，一头牛注水四五十公斤，一头猪注水一二十公斤，一只羊也要注上五六公斤。这种方法更具欺骗性。

呼吁工商行政管理、卫生防疫等部门采取措施，整顿农村肉类市场，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山东夏津县农业银行栾庄营业所房海南

建议与要求

在普通教育中，加强劳动技能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是当今世界各国教育改革的一大趋势。然而我国对此还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农村中学中只有极少数开设了劳动技能课，而讲授的知识与客观实际需要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教学设备、实验场地、劳技教育的经费乃至师资严重不足。希望各地教育部门重视在农村中学开设劳动技能课程，为农村培养实用型人才。

福建大田县谢洋中学林联益

“通达杯”耳闻目睹图片比赛

在我县农村，很多农户将玉米秸、棉花秸等散放在房前屋后，有的还用干柴当院墙。春节将至，诱发火灾的因素增多。像照片中的这种情况，一旦某处发生火灾，就会殃及四邻，后果不堪设想。

山东阳信县委宣传部崔宝坤

信访调查

本报记者吴兴华

编者按：出让山林经营权，是深化林业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然而，在湖南江永县，这件好事却没有做好——以有偿形式获得山林经营权的人，不在山上种树育林，却将大批中幼林以“间伐”为名砍掉，实在令人痛心！出现这种状况，山林经营者的唯利是图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主管林木采伐的江永县林业局的主要领导也难辞其咎。

乱砍滥伐国有林木是违法犯罪行为，江永县大面积砍伐中幼林的做法，必须尽快制止。有关部门应依据有关法律和政策规定，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根据群众反映，记者不久前就湖南省江永县发生偷砍、盗伐、超伐森林问题进行了采访。

江永县是湘南林区木材生产基地县之一，山地面积１５０万亩，其中林地１０５万亩。１９９３年以来，允山乡等７个乡镇转让了２７处山林的经营权给私人，面积３９１８亩，大部分是中幼林和水源林。转让后，经营者没有在任何一处林地搞育林，而是假以“间伐”的名义，将较大的树木砍伐一空。

去年６月，允山乡瓦扎湾村将坳上至休息塘一片面积为８０６亩的中幼林，以３．２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木材贩子周正湘等人。周等找县林业局局长开了“间伐”采伐证后，将山上的林木全部砍光。

去年１０月，千家峒瑶族乡坝上村王小安等人，以１．４万元买了本乡山峰村第４村民小组牛头坳一块３００亩的马尾松中幼林经营权，随后，王小安从本县厂子铺乡买来５０立方米木材的采伐证，将山上林木全部砍光，获得木材２４０立方米，全部卖给了冷水滩市造纸厂。

此外，由于一些木材贩子非法收购无证木材，全县偷砍、盗伐、超砍木材之风随之愈演愈烈。仅千家峒瑶族乡，去年就查获偷砍、盗伐的木材达５００多立方米。

江永县乱砍滥伐森林如此严重，主要原因是：

林政管理滞后。转让山林经营权给私人，目的是促进林业的发展，然而山林经营权转让后，如何育好林、管好林、护好林，却没有建立必要的制约机制，致使乱砍滥伐者有机可乘。

林业部门滥发采伐证。允山乡锦堂村何吉荀欠农业银行允山营业所５万元贷款，营业所为了收回贷款，竟从林业部门搞来４００立方米采伐指标给何吉荀，让何去买中幼林山地。何依计行事，砍伐了大片中幼林，用卖木材赚的钱，偿还了银行贷款。

据县林业局林政管理机构统计，县林业局局长曾祥永１９９３年以来批准砍伐的中幼林达１２００多亩，“拔大毛”间伐中幼林１５００多立方米，批办以“林政处罚”的名义出口套购、偷砍、盗伐的木材７０００多立方米，去年批准超限额采伐１万多立方米。去年夏天，千家峒瑶乡一个名叫蒋黑波的木材贩子在林区收购偷砍盗伐的木材１８０多立方米，他找到曾祥永，曾祥永竟作“广西流入材”处理，批办出口销售。１９９３年３月，曾祥永还批准高泽源林场将采伐指标１３００立方米转让给集体林场砍伐，造成集体林场主伐中幼林２３７亩、木材１０２６立方米的严重后果。

这个县采伐证、出口证管理相当混乱，倒卖“两证”十分猖獗，采伐证以采伐量计价，每立方米卖到８０元至１００元。

打击、处理不力。１９９３年以来，江永县发生多起涉及林业部门领导和县、乡领导亲属的毁林案件，都查处不下去，致使乱砍滥伐歪风得不到有效制止。如去年春天，县政府一位主要领导的内弟廖某，以１．６万元购买了一块３８０亩、总蓄积量１９００立方米左右的杉木中幼林的经营权。县林业局局长曾祥永批给他１００立方米的间伐材采伐指标，廖某不仅将这片林子全部砍伐，还越界砍了城关镇林场的林木３８０株，林政人员不敢查问和处理。

读者论坛

北京大学孙立平

去年夏天，棉花掺假案件在湖北、河南、山东、江苏等地屡屡发生，成为人们关心的热点问题。我一直想不通，掺了假的棉花为什么能卖得出去？按理说，无论是棉花的收购部门还是棉纺厂，其收购人员都应当是行家里手，怎么会被骗术并不怎么高明的骗子给骗了呢？直到最近看了《上海首例假棉大案追踪》这篇报道，才将其中的原委弄明白。上海第七棉纺厂在去年夏天将６２２包价值６６万元的掺假棉花采购进来。在采购这批掺假棉花过程中，该厂“购棉小组”的胡连松收了掺假棉花卖主的２万元好处费。于是，一系列怪现象发生了：胡看到棉花有些发黄，提出疑问，对方作了一点解释，胡也就“不再怀疑”了；在没有签订任何合同的情况下，胡就在酒足饭饱之后，将一张２８．５万元的银行汇票交给了对方；卡车装货时，胡不去检验，人家装完货，他才去粗略地点了点数，然后就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就这样，３车不能织布的掺假棉花一路畅通无阻地运进了上海第七棉纺厂。

近几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棉花收购非常困难，是典型的卖方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不是买方向卖方送礼和行贿，以求能够买到棉花。相反，在去年的掺假棉花案件中，基本都是卖方向买方送礼和行贿。当受礼者和受贿者拿到钱和物后，他们能够为单位买到什么样的棉花，也就不难想象了。

提起假冒伪劣产品，人们往往将关注的目光对准制假售假者，这当然是对的。然而，“棉花掺假犯罪”的实例清楚地告诉我们，假冒伪劣产品之所以能够到处流通，与购假货者也有直接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假冒伪劣产品生产者、收受贿赂的采购者以及从中牟利的经销者，共同营造了一个使假冒伪劣产品得以制造、流通的环境。因此，在打假过程中，仅仅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制售者是不够的，还应当关注是谁在购买这些假冒伪劣产品，他们并不都是一些天真而没有经验的受害者。

监督哨

去年１０月底，我们在本市蔡阳乡东街村一组调查农民负担情况时，发现那里的农民负担依然沉重。

这个组的一位农民告诉我：开春的时候，村里按照上级要求给每户发了“缴费明白卡”，卡上写着按上年人均纯收入９００元的５％缴费，即每人不超过４５元。他家里有两个农业人口，１０月底前缴费已达４１９元，是限额的４．６倍。我们查看了他保存的村里的缴费收据，上面没有村委会印章，仅有组长和农经员的私章和签名。我们问这位农民为何不抵制不合理负担，他说：“村干部嘴上说一套，行动上做一套，不缴不行。”

我们将调查的情况写成专题调查报告交给村的上一级组织，得到的回答是，１９９４年收了就算了，１９９５年再想办法解决。

１９９５年，这个村农民负担会减轻吗？

（湖北枣阳市农委李华兴吴玉斌）

监督哨

近日，笔者接连收到几份从海南省一家应用技术开发中心和江西省几个县办的信息小报处邮寄来的“信息资料”，内容极其荒诞下流，不堪入目。这些单位大都是打着传递科技信息，助你致富的幌子，遮人耳目，兜售“黄色”资料。

呼吁有关部门在“扫黄打非”时不要漏掉邮购这个角落，对披着合法外衣邮寄“黄色”资料的单位要严肃处理，追究其经济和法律责任。

江西永丰县委办公室吴政保

监督哨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２６日，我们一行４人在山东泰安市参加全国木材订货会后，取道山东济宁市经河南商丘回广西。当晚６时４０分，我们的车行至商丘县刘口镇黄河故道不远处，突然见一位头戴大盖帽、身穿普通棉袄的人手持停车牌，示意我们停车。

因当时车速较快，虽紧急刹车，车子仍向前滑行数米才停住。此时，恰好有一辆大货车尾随而至，截车人又让大货车停车。我们的司机以为截车人要检查大货车，便开车前行，后发现前方道路不通，掉头返回截车处。截车人叱责我们冲卡，要我们交２０元过路费及５０元罚款。我们要求他拿出收费凭据，他只给我们一张无日期、无公章的收据，罚款则不给任何凭据。为此，我们和他发生争执。这时，一自称是队长的大汉，提着一瓶酒走过来，简单问了一下缘由，就对我们的司机挥拳举足，还用双手卡司机的脖子。我们有两位同志赶紧过去劝阻，也被他各打一拳，踢了两脚。最后，那汉子又向我们要了５０元钱，才放我们走，他还威胁我们不许乱讲。

广西靖西县边境贸易领导小组办公室李大昭

街谈巷议

最近在四川涪陵市和垫江县的一些乡村，不少农民挑着刚刚收获的所谓水稻“良种”，走村串户与急需稻种的农户串换稻谷。

这种私下串换“良种”的行为，如不及时得到制止和纠正，将会导致不良后果。去年涪陵市同乐乡青木村农民，从该市黄旗镇北雁村六社一苟姓农民手中串换了６００公斤杂交水稻“良种”，共种植３１０亩。由于这种稻种抗病能力弱，导致稻瘟病大面积暴发，每亩平均减产１５０公斤，累计经济损失５万多元。

种子作为基本的农业生产资料，在我国发展“三高”农业，夺取农业丰收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防止掺杂使假，确保种子质量，国家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条例》，各省、市、自治区也都制订了相应的法规条例，规定由各级种子公司专门经营。私自串换“种子”，不仅不能确保种子的质量，而且是一种违法行为。对这种扰乱种子供应秩序的违法行为，广大农民应自觉抵制，有关部门也应该坚决打击。同时，各级种子公司也要加强种子管理，确保良种质优价廉。

四川涪陵地委杨清文

服务工作面面观

在青海省的广阔牧区，活跃着一支支“骑马走天下”的巡回法庭。他们走村串帐，就地审案，为民排忧解难，被牧民群众形象地称为“马背法庭”。

青海省系我国５大牧区之一，地域辽阔，人口居住分散，交通十分不便，长期存在“告状难”的问题。牧民群众常为一起纠纷，跑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路、花很长时间到县里打官司。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青海省各级人民法院改进审判方式和作风，变“等案上门”为“送法到家”，改“坐堂审案”为“巡回办案”，把“公堂”设到了牧民群众的家门口。他们坚持“四就”原则：就地立案，就地审理，就地宣判，就地执行。突出一个“快”字，抓住一个“准”字，及时解决纠纷，化解矛盾。１９９３年８月，在全国海拔最高的玛多县发生一起严重案件：黄河乡的牧民哇某与加某因债务纠纷不服社乡处理，加某抢走了哇某的三头驮牛，哇某欲报复，纠集了人马，扬言要“决一死战”，而加某也“枕戈待旦”，做好了“厮杀”准备。玛多县巡回法庭工作人员得知后，不顾高海拔缺氧带来的不适，策马疾驰１００多公里，赶到现场。经过劝说和教育，双方放下了武器，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双方还就债务纠纷当庭达成了协议。

艰苦的环境磨练了干警的意志。他们每次出巡都自带干粮、炒面，风餐露宿。有的当事人送来烟酒、牛羊肉和酥油，他们一概谢绝。称多县巡回法庭在清水河乡办案时，一被告怕输官司，半夜冒着风雪来到干警们住的帐篷外，悄悄放下一马褡子礼物。干警发现后当即送了回去，并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后来依法审理了此案，被告十分感动。

据统计，去年全省巡回法庭出动４００余次，审理案件１３００多件，行程１５万公里。通过巡回办案，不仅解决了牧民群众“告状难”的问题，还减轻了当事人的经济负担，密切了人民法院与群众的联系。青海高级人民法院刘守珍

建议与要求

每年冬季，各地都要组织民工兴修水利工程。有的地方在规划兴修水利项目时，草率行事，兴修一些不能真正发挥蓄水灌溉、稳农保收的低效或无效水利工程，浪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建议今冬兴修水利时，各地领导能从本地实际出发，做好规划，不搞无效工程。

安徽蒙城县罗集乡政府舒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