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页目录（5 篇）
曼海姆街头邂逅
姚彤
那是隆冬岁暮的日子，德国曼海姆市一片阴冷。作为留学生，我初来乍到，举目无亲，又近年关，难免愁云满腹，思乡心切。为了排遣愁绪，我冒着寒风，孑然踯躅于傍晚的曼海姆街头。又信步走到有市景之称的水塔旁——这是１００年前巴洛克式的建筑物。水塔前是弗利德利西广场。幽雅的长廊两侧，卷曲的枯桑在寒风中瑟瑟作响。干枯的水池边，塑像呆呆地对着单调的冬景。夜幕降临，一位先生骑自行车从我身后擦肩而过。突然他掉转车头，到我的身边从车上下来，用德语问道：
“您是中国人吗？”
“是！”
“从哪个城市来的？”
“武汉市。”
“啊，我知道，我知道，武汉就在扬子江边，扬子江流过武汉在上海入海。”
“是的。”天呀，想不到这儿还有一位先生知道武汉市。
“您知道吗？”他用手捂着胸口说：“我想家。”
“您不是此地人吗？”我问。
“不是，我想中国，中国是我的家乡。”
我吃惊地瞪大眼睛打量着他：“您是个混血儿？”我嘀咕着，望着这位黄头发、蓝眼睛的先生。
“不。”他从容地答道。
“您有中国亲戚？”
“没有。”
我愕然了：“那您怎么把中国称为家乡呢？”
“我爱中国。”他态度真挚，眼里流露出一缕柔情。
突然，他的眼睛发亮起来：“漓江，在桂林有条河叫漓江。”他说。
天啊，他还知道漓江！我不禁有些激动了，很想跟他好好聊聊我们祖国的美丽河山。但他却用手势打断了我的话：“桂林可真美，水清清，山绿绿，山的形状也是怪怪的。”
“对。”我抢过话题：“那是一种特有的地貌，你们这儿没有。”我不禁为祖国多种地质结构而感到自豪，问道：“您到过中国吗？”
“没到过。”
“您是搞什么工作的？”我问，并思量着他怎么会知道得这么多！可能是个教授吧？
“不是什么好工作，一般的工作。”他有些扭捏，不好意思起来：“一个坐船到处跑来跑去的人。”
啊！我恍然大悟了：“您是海员。您一定去过很多地方？”
“没有，没有。”他提高嗓门说：“只沿莱茵河走走。我读过很多关于中国的书，我喜欢中国。”
这是多么难得的“喜欢”啊！
“您知道得真多，我还以为您是地理系教授呢！”
他高兴了，微红的脸泛出了得意的神色，蓝眼睛也幽幽地闪出光来。为了显示他对中国了解的渊博，他对我提出了许多问题：“长城是公元前３００年建造的，对吗？”……
在他一连串问题中，有的我一时答不上来，他便歪着脑袋瞅着我。
“我想去中国。”他边说边把手指头扳得咯咯作响：“可惜没有钱！”
“坐火车去便宜。”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我就是从北京出发，穿过西伯利亚坐火车到达德国的。”
“您来这儿干吗？不离开吧？打算什么时候回国？”他问道。
我告诉他，我在曼海姆大学读书，４年以后回去，我的事业在中国。
“好的。”他想了想说：“只要您不离开曼海姆，我们总能再见面的。”然后他伸出手来和我握别，并斩钉截铁地说：“４年后我和您一起去中国。”
我乐了，也伸出手来。看着他那严肃认真的神态，简直像和我签订了４年保险合同似的。
尽管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但他这一席话，却使我的心涌起一股暖流：在异域孤独思乡的时刻，遇到这样一位中国的朋友和知音，而且还对我们祖国如此热爱和向往，这不能不使我进一步体会到“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有着多么具体、丰富的内容。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为此感到骄傲与自豪。
机器人·失业及其他
五洲茶亭
丽泉
近日在巴黎市中心最大的夏特莱地铁站，出现了几个机器人清洁工。它们头顶信号灯，各自在指定的区域按照预定的路线认真地打磨洗擦被人们踏过的地面。那勤恳能干的样子着实憨厚得可爱。虽说巴黎人对此已司空见惯，最多溜上几眼便匆匆赶自己的路，但是机器人作为高科技产物之一，越来越多地介入人的生产和生活，已引起更多的关注。
法国人都记得，本世纪６０年代巴黎的公共电、汽车上除了司机之外，至少还有一名售票员。然而时至今日，这些售票员已全“下岗”了，取而代之的是打卡式检票机。再看看现在的巴黎火车站，几乎已全部改为电脑售票，少量的人工售票窗口也只是起填漏补遗作用而已。随着计算机、电传机、电话记录机等进入办公室，白领女士接连不断地被请出几乎是她们一统天下的秘书工作岗位。其他诸如超级市场的自动售货机，工厂的电脑控制机床，农场生产的全套机械化，又使得成批的售货员、工人、农业雇工遭解雇。据法国《经济问题》杂志报道，由于机器代替人的工作等原因，法国１９８４—１９８９年间，至少少创造了４４．６万个就业岗位。面对这些现象，人们亦喜亦忧。有人感慨，有人迷惑：当前失业大军浩浩荡荡，莫不是机器之罪？是高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
这里出现一个矛盾。一方面科学技术高度发展，使得生产和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也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方便；另一方面机器代替人工作，使相当数量的劳动力不得不从原本属于他们的工作岗位上退让下来，其中不少人成为失业者。这似乎成了一个“怪圈”。
机器代替人工作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种标志，人们本该为此感到欣喜。从理论上讲，生产高度机械化、电子化后，富余劳力可在第三产业派上用场。有的法国理论家甚至用更浪漫的笔触描绘道：到那时人们减少了工作而有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去娱乐。
然而从理论到实践毕竟还有一段距离。在西方经济长期低迷的今天，现有企业都步履维艰，又何谈第三产业的新发展？据法国信贷保险公司统计，１９９３年法国有６．８万余家企业破产，平均每月破产５６００多家。前不久在巴黎召开了一个有关赤贫者生活状况的研讨会，与会者指出，目前法国尚有５０万人生活在极不稳定的状态之中，这些人甚至一日三餐都难以保证。另据法国最大的电视一台报道，法国的失业大军每天正以１５００人的速度扩大，现在已超过了３３０万。有个２９岁的失业者，原为电子技术员，失业已两年之久，其妻一直抱怨“你连养活老婆和女儿的能力都没有”。万般无奈，他在报上登出广告：如果哪位老板雇用我，我情愿将自己的一个肾脏捐献给他！试想这样的人又有什么心思去娱乐呢？
诚然，社会发展到今天，恐怕再也不会发生当年英国工业革命时期那样的愚蠢行动，因害怕失业而愤然捣毁包括憨厚的清扫机器人在内的种种取代人工作的机器。但是有的社会学家已经发出了警告：失业率超过１０％，就有发生社会动乱的可能。
如何走出那个令人迷惑的“怪圈”？摆脱经济困境的良策何在？对此，一向乐观洒脱的法国人似乎在焦虑中显现出某种悲观的情绪。（附图片）
巴黎夏特莱地铁站的清扫机器人
杨汝生摄
劳德公司的广告术
他山片石
苏民
艾丝黛·劳德是蜚声全球的“美国化妆业女王”。她经营的劳德化妆品公司，年销售额达１３亿美元，产品畅销１００多个国家。
劳德公司获得成功的一大绝招是扎扎实实地做广告，给消费者一个实实在在的产品过硬的感觉。
“青春露”浴液是这个公司的拳头产品。公司在巴黎环球公司开设销售专柜时，专门在柜台四周安装了一条精致的输送带，把包装考究的浴液系列产品放在输送带上，周而复始地缓缓在顾客面前经过，让大家看个够；同时，还装上一个精美的玻璃浴缸，装进水，配上音响，告诉顾客只需滴入３滴浴液，浴者全身可香３天。事实上顾客尚未走近柜台，已是香气扑鼻，温馨袭人了，还能对这种产品不青睐吗？
向顾客直接赠送产品让消费者亲身领略其优点是劳德公司的惯常做法。公司把通常用于新闻广告的５万美元全部改为向顾客赠送小包装样品，或在慈善活动中分发，或派推销员到车站、码头、广场去赠送。这家公司认为新闻广告做得再好，也是虚的，消费者只有通过试用确认，才能实实在在收到广告的效益。
劳德公司在做广告时，绝不花冤枉钱，十分注重节俭。劳德本人大半年飞遍全球，带领雇员开辟产品销路。她要求每位推销员每到一地，一律吃自助餐，坐公共汽车，下榻一般旅馆。公司员工在推销产品过程中省下的费用，全部转为赠送的小包装样品。据说，仅“青春露”浴液一项，公司伴随赠送小包装样品就做成了２亿美元的生意。
冰天雪地开汽车
邹德浩
加拿大冬季风大雪多，在冰天雪地里开车一时也马虎不得。
每年的１１月末，加拿大的警方都提醒驾车者做好各种准备，以防发生交通事故。根据加拿大交通部的提示，入冬前，首先要作好车的保养，其内容包括：确定汽车的雪胎或四季胎保持良好的状态；换上冬天使用的机油；确保电瓶有足够的电量；确认刹车系统状态良好；车上要常备一些应急的救生设备，如手电筒、铁铲、刮雪器、盐或沙子、故障闪光灯、急救箱、毛毯、备用外套、靴，以及少量的食品和饮料等。
这些警告虽然年年重复，但每年还是有人冻死在暴风雪中。前不久在安大略省北部地区，人们就救出一个被困在车中３天的妇女，她靠着两条毛毯和一些饼干勉强活了下来；而她的丈夫在寒冷的雪地中只跋涉了８００多米，就冻死在外出找油的途中。此时，他距离最近的加油站还有２５公里。
笔者也有过一回教训，好在结局是有惊无险。有一次去蒙特利尔市采访，走在４０号公路上时，笔者汽车的挡风玻璃被前车甩出的雪浆遮盖得什么都看不见了，恰巧此时我发现刷窗液用完了。在长长的汽车洪流中，我快又不敢快，停又不能停，只能打开双向指示灯发出紧急信号，减速行驶到一个加油站补充刷窗液。从此我每回出远门前，除了常规检查，还都要多看一眼刷窗液剩下多少，即使是满的，车箱中也存放一桶备用。
加拿大的主要公路都是单向行驶。穿过渥太华市中心的４１７公路，向东２１０公里可到蒙特利尔，向西４５０公里可达多伦多，由于靠近加美边界，路况较好，加油站较多，冬季行车还比较安全。但是省级公路还是以双向行驶的居多，越往北，气候越冷，人烟越稀少，加油站和呼救电话越少，冬季开车的危险性也越大。
由于特定的地理环境，加拿大研制出许多先进的扫雪设备并制定了相应的道路管理措施。每逢下雪天，有关部门都会派出大量的洒盐车在主要公路上洒盐，各式各样的扫雪车也一齐出动，把雪扫到路边堆起来，夜间再由大型运雪车把积雪运走。在连续降雪的日子里，有些路边的积雪能堆至一人多高；而非交通干线上的积雪要到转年春天才能自然溶化干净。有一次笔者去魁北克省的赫尔市办事，由于扫雪车来不及清扫，路中心一尺多厚的积雪在盐的作用下，形同黑色的泥浆，车走在上面好比水上行舟。
加拿大的冬季，路上非冰即雪，偶有好天气，冰雪也会稍溶，此时驾车更危险。因为一旦气温骤然降低１０多度，表面看路面上是一层水，实际上却是一层极薄的冰，加拿大人把这种冰叫作ＢｌａｃｋＩｃｅ，中文意思是黑冰。正是这种薄如纸张的黑冰，曾经害过许许多多人的性命。在这种路面上紧急刹车十分危险，汽车非但不停，反而会加速向前冲撞，如果没有雪堆，就只好撞向前车的尾部，或一头栽到路边的沟中或草丛中，或干脆听天由命了。即使驾驶经验再丰富的加拿大人，在这种路面上行驶也是胆战心惊。
记得１９９３年１１月份，我因急性牙床炎，疼痛难忍，数天没吃好没睡好，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预约了一个牙医。那天遵照牙医指示的路线，迎风冒雪上了高速公路。面对穿梭如飞的汽车洪流，颇有眼花缭乱的感觉，我不知道是怎么上的高速公路，也不记得是如何驶离了高速公路。由于高度紧张，只觉得浑身发热，手心出汗，下了汽车眼睛只能向前直瞪，好久才缓过神来。当我来到牙医面前时，已根本感觉不到牙痛了。
加拿大人与冰雪有着不解之缘，他们在冬季驾车也有着丰富的经验，一日之内远行上千公里是件很平常的事情。但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在大风雪的时候还是尽量不出门或少出门，而且还都非常注意电视台２４小时专播气象的预报。他们常说，“下雪路滑，小心驾驶”是放之四海皆通用的真言。“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也是加拿大人对亲人每天最好的祝福。
英国岁末篝火节
李文政
英国节日不少，但比较有特点的，屈指算来，除了圣诞节，也许就算烟火节了。
烟火节为每年的１１月５日，英国人称其为“篝火节”，或“盖依·弗科斯节”。因节日的活动形式主要是燃放爆竹、烟火，故在英国的中国人又习惯称其为烟火节。
烟火节通常都在周末进行，这样人们才有充足的时间尽情尽兴。今年的１１月５日恰逢星期六，做工的、上学的，在一周的紧张后便迎来一个欢快的节日。
笔者所在的伦敦西北一居民区，远离商业活动的中心，节日便更具英国民间生活的气息。这天一过午，性急的孩子已开始在街头燃放鞭炮。下午７时许，离笔者住所仅百米的大公园内，当地市政部门有组织地施放了近３０分钟的焰火。天上焰火绽开，犹如百花齐放、万千彩蝶闹星辰；地上，大人和孩子的欢笑声响成一片，绿色的草地上飘荡着少有的轻松与欢快。当地人说，公园内的活动算是“引子”，更多的活动则是各家各户在自己的小花园内进行。是夜，爆竹之声不绝于耳，一直持续到午夜。笔者的邻人带着孩子在自家小花园内放了近一小时的爆竹和焰火，意犹未尽，后来更点起一大堆篝火，把我家的窗户照得通红。那惊天动地的爆竹声和孩子们阵阵开心的笑声，那空气中飘拂的火药香和燃烧着的各种树枝的香味，撩拨着我的思乡情，就像我在国内过大年夜一般。
英国人庆祝烟火节与中国人过春节形式有些相似，但却另有一番因由。
英国历史上数百年来，天主教派一直与新教教派处在严重的对立之中。１６０５年，一个名叫盖依·弗科斯的天主教教徒密谋爆炸英国议会大厦，企图炸死英国国王和议会议员。盖依阴谋败露后被绞死。其后始有“盖依·弗科斯节”传世，活动方式主要是焚烧盖依的模拟人像，以警告反对英国政府的天主教教徒，任何阴谋活动都不会得到宽容。据说这天夜里，人们用车子把巨大的盖依模拟像沿着大街推到巨大的篝火旁，推车的人还一路向居民募捐。英国著名小说家托玛斯·哈代在他的《返回故乡》一书中生动地记叙了１９世纪早期“篝火节”的情形。
到维多利亚时代，火药成为市场的普通商品，烟火也随之进入寻常百姓家。于是，盖依节才逐渐演变成烟火节，活动也进入百姓家的花园之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盖依节焚烧人的模拟像逐渐失去兴趣，“烧”的对象越来越少，且更富“即兴”色彩。前年，伦敦曾在烟火节上焚烧了欧共体主席德洛尔的模拟像，因为一些人视主张欧洲联邦化的德洛尔为英国议会的敌人。今年英国肯特郡的篝火节焚烧的是据传为戴安娜王妃情人的骑兵少校休伊特的模拟像。那模拟像足有４米高，一手拿着《爱河中的王妃》那本书，一手紧握着钱袋，足蹬打马球的大皮靴，把休伊特的身世和贪婪刻画得淋漓尽致。在一顿臭骂声中，一把大火冲天烧，“休少校”变成一堆灰烬。
多年来，烟火节给英国爆竹、焰火制造商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但是它也给治安当局带来了不少麻烦。虽然节前英国的新闻媒介大力宣传有关安全知识，而且有关部门对销售烟火、爆竹也作了限制，比如销售时间只限节前３周，还只售给１６岁以上的人，但是据报道，最严重的１９８８年，伦敦烟火节施放的焰火、爆竹之多，以至于形成的烟雾使伦敦希斯罗机场的飞机都不能起飞。
看来，英国当局在既保持传统文化习俗，又避免事故方面，尚未找到一个两全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