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月28日 · 第9版

专题报道

本报记者卢小飞刘亮明

一个关于孩子的话题，一个关于我们的孩子能不能成为21世纪栋梁之材的话题，正在被热烈讨论着。1月18日，记者参加了由团中央少年部和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召集的座谈会，一批教育、文化、新闻界人士正热切地呼唤社会关注这一问题。

草原上，一石激起千层浪

1993年10月18日的《中国教育报》转载了孙云晓发表在《黄金时代》杂志上的文章《夏令营里的较量》，文章说1992年中日两国少年在内蒙古草原参加探险夏令营，两国孩子的不同文化行为，揭示出中国孩子存在不能吃苦，缺乏环境意识和生存意识的问题。我国基础教育中存在隐患，担心中国的下一代将不堪负21世纪的挑战。

座谈会之前，记者采访了内蒙古少工委干部王意和张伟。内蒙古少工委承办了1993年的中日探险夏令营。那一次，有67名日本孩子、20名中国孩子参加，每人要负重10多公斤生活必需品，每天徒步行走20多公里，其间露宿3夜，自己动手做8顿饭。没有向导，营员要独自靠指南针和地图寻找路线，按时赶到大本营。

张伟说，开始孩子们劲头都挺大。不久，两国孩子的差异就显露出来。我们的孩子嘻嘻哈哈，走着走着会不顾队形凑成一堆，一会丢了这个，一会落了那个，总得让领队不停地招呼；日本孩子行进时紧随队伍，不说一句话，也绝不丢三落四。野外吃的是粗茶淡饭，日本孩子盛上饭菜先谦让，然后便吃得很香；而我们的孩子则等着领队给盛，吃得不对口胃就倒掉。夏令营限量供给食品，结果，我们的孩子一片喊饥叫饿声。最后谈体会时，日本孩子言语朴素、自然，中国孩子则大多说的是，通过什么培养了什么增长了什么……

一根导火线引着了社会深层的积虑。

文章见报的第二天，清华附中就将文章打印出来，前面加了编者按语，每个学生发一份，请他们拿给家长看，并要求回执。校长杨津光手里拿着报纸说：“这个问题应该在教育界引起重视！”

清华园多了一个话题。孩子们急于知道家长的想法，一家人常常在饭桌上就讨论开了。清华附中政教处主任曹文彬对记者说，现在的学生对枯燥的说教听不进去，但对这场关于孩子之间竞争的讨论却极有热情。它把孩子与家庭、学校与社会沟通了。

之后的两个多月时间里，相继有十几家报刊或转载、或撰写评论文章。眼下，《羊城晚报》开辟的专栏又在南国读者中引起一场范围更大的讨论。

社会在思索：孩子们缺少了什么？我们又欠了孩子什么？

富国防止“富贵病”的启示

座谈会当天，记者采访了孙云晓。他说，宋庆龄基金会和日本蚂蚁蟋蟀游戏学校连续3年合作3次，“探险夏令营”是成功的，我们从中感悟到日本的教育方式。日本的孩子也有娇气怕吃苦的，这也是他们的家长让孩子经受风雨、磨练意志的初衷。

他说，正是那次采访使他感到中国的教育方式非改不可。我们办夏令营大都是让孩子休息、娱乐，而日本家长每人花30万日元让孩子来吃苦。日本是个富国，一些有心人为防止“富贵病”想了这个办法。而中国家长往往小心翼翼呵护孩子。受过“文革”磨难的这一代家长，不愿让孩子再尝他们吃过的苦，要让孩子过得舒舒服服。岂不知这恰恰会葬送孩子的未来？

“这是一个真实的情况。”面对记者的采访，宋庆龄基金会马联玉副主席感慨万端：“如果组织孩子逛北京，肯花300元的父母会很多，但如果让孩子去吃苦，肯花钱的恐怕就少了。”

“知心姐姐”说：不能光责怪孩子

面对着各种传媒的“热炒”，中国少年报的“知心姐姐”竟没有吭声。当记者追问时，身为总编辑助理的“大姐姐”卢勤说，少年报自然要保护孩子。孩子有优点，也有弱点，问题出在大人身上，责怪孩子不公平。

宋庆龄基金会的联络处干部王丹丹根据她在夏令营中对两国孩子的观察，认为两国孩子各有所长，但中国孩子的环境意识和情操修养明显缺乏。

她对记者说，1993年的夏令营给每人都发了装废弃物的塑料袋，有意培养孩子的环境意识。闭营时，一个日本孩子来不及埋掉垃圾，就提着上了车，一直带回呼和浩特。而我们的孩子有老师提醒时还可以，稍不留意就随手扔垃圾。他们的观念里，野外本来就是可以随便扔东西的地方，难道还要保护？

北京市27中初一的曹阳同学参加过1992年那次夏令营，草原负重跋涉对于当时的五年级小学生算是个考验，他挺下来了。他说他不怕吃苦，以后有探险夏令营还想参加。他挺开朗，赞成人们讨论这件事。他说，没有压力，就不能从现在的小男孩成长为真正的男子汉。

太平盛世应该听到慷慨悲歌

在大人们深长思考的时候，清华附中150多位高中学生以写读后感的方式提出见解。一位高一学生在《中华少年之责任》的读后感中写到：“读了《夏令营里的较量》，一种压抑油然而生。我们今天吃穿不愁，但却空虚得只剩下流行歌曲、武侠小说，不满足的只是没有名牌时装。日本比我们发达，但日本孩子的表现让我们汗颜。家长、老师也该反思：是谁把我们放进蜜糖罐里？是谁给我们铺好了阳关大道不见一根荆棘？难道我们天生就不如人家？”

一篇文章何以引起共鸣？因为我的孩子、你的孩子、我们周围的孩子身上缺少一种禀赋、一种气质，它不单单是吃苦精神、环境意识和生存意识。于是，富于责任感的新闻工作者希望社会能正视这样的问题。或许，有的报道不尽全面，但人们毕竟需要这样的直言正声，因为这世界卿卿我我、甜甜蜜蜜、“发发发发”已经充斥得太多。

国家教委专职委员林炎志在这场讨论中反思主观原因的时候，提醒说，不要忽略太平盛世这个重要历史背景。他说，“文革”10年的反动在教育上的“代偿”是智力因素的强化和非智力因素的弱化。而非智力因素是看不见的，包括吃苦、认真和劳动能力等等，这正是隐患。老百姓需要安居乐业，但太平盛世往往带来文风绮靡，大气磅礴只有在特殊的背景下才会产生。而今天的文化和教育确实有令人担心的地方，难怪年轻人理解不了慷慨悲歌。有一种提法，让孩子在“微笑中流汗”，有其道理。可难道不该“皱着眉头”或是“哭着”流汗么？中国女排的“铁榔头”不就是这么成长起来的么？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张先翱教授告诉记者，他们对全国十几个城市的少年抽样调查后，对其性格特征进行量化研究，发现许多孩子身上确实存在着可谓一致的缺点，可用6个字概括：懒惰、怯懦、自私。他说，这远比孙云晓一文所暴露的问题严重。

爱丁堡计划和我们的雏鹰行动

为培养孩子的吃苦精神和动手能力，世界发达国家普遍在实行一项“爱丁堡公爵奖励计划”，它有一整套青少年各项技能达标计划，内容包罗万象，如烹饪、照顾老人、驾驶滑翔机等等。

团中央书记李克强问少年部部长曹东新：我们能不能实行这个计划？回答“有些内容可以”。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没有那样的财力开展某些校外活动，但我们可以有我们的“中国特色”。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全国少工委《雏鹰行动》计划产生了，全称《跨世纪中国少年雏鹰行动》。它以实践为主，鼓励孩子们搞小制作和小发明，以启迪他们对科学的兴趣；它要求少年儿童通过“五自”活动（自学、自理、自护、自强、自律），培养生存和劳动技能。本月17日，团中央号召各级团组织协助少先队落实《雏鹰行动》。

人们多么希望，我们的下一代有一副坚实的臂膀，勇敢地搏击新世纪的滚滚风云。

（附图片）

天苍苍，野茫茫，1993年8月，参加草原夏令营的孩子们跋涉在一望无际的内蒙古草原上。

行进途中口渴极了，热情的牧民送来了一杯羊奶。日本孩子你一口，我一口，让来让去，这最后的一口该给谁呢？

公仆谈心录

本报记者王楚

一过“元旦”，深圳市南山区委书记虞德海就49岁了。

在这位深圳特区的第一代“开荒牛”身上，满腔的热血、历史的责任感有着鲜明的印记。

虞德海曾是我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蛇口中宏气体有限公司”的首任厂长。1990年2月，组织上要他从主管深圳市组织工作的岗位上去组建南山区，他二话没说，上任时，讲了一句语惊会场的话：“第二个十年看南山”。

虞德海讲这话是有依据的。南山区在深圳的西部，地处珠江口东岸，南临深圳湾，同香港九龙新界隔海相望；蛇口工业区、深圳大学、“锦绣中华”、“野生动物园”等大型旅游文化设施，都在南山。“南山区人口占深圳1／7，工业产值占深圳1／3。”虞德海说：“特区人前十年凭着一股争口气的思想，在做前人未作过的事情；我回到了南山，已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十年建设的基础，这就像接力跑一样，一棒接一棒，工作要上一个台阶。要对得起南山的父老乡亲。”

“当官不在大小，要不计名利，要造福一方。”虞德海用这句很朴实的信条要求自己。他不讲套话，在特区15年的他，说出话常常令人回味再三：“你做事、做人，起码要让社会承认，要对得起家庭父母，要对得起组织。作为一级政府，对辖区的大型企业，不是要你去管，与他争大小，而是要为这一地区的全面发展起作用。”

虞德海打了一个比方，说：“人要健康，动脉要通。为改善南山半岛的投资环境，首先建造四通八达的道路网络，深南大道拓宽工程从南头联检站至华侨城，总投资2．4亿元；麒麟路总投资5600万元。打通深南大道，八车道并行，南山与市区缩短了距离，你看看，道路一通，面貌大变。占地150万平方米的商业文化中心，占地114万平方米的京山民间科技工业村，占地220万平方米的电影城，融西方与民族风格为一体的路景建设、环岛城雕，工程已全面铺开，我们这届政府扎扎实实为南山人民做几件事。”

当过组织部长的虞德海，三句话不离本行，“南山要崛起，首先要抓人才。南山区制定了《优秀人才引进和管理暂行办法》，设立200万元的优秀专业人才奖励基金；同时，教育、人才从幼儿抓起，力争让南山的孩子同香港的孩子在一个起跑线上；南山区内各学校都挂起校长的照片，这也是为了营造一个尊师重教的氛围。”

“肩上有压力，也有苦恼，”虞德海说，“压力就是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中，如何及时捕捉机遇，加快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压力也是一种动力。人际关系最让人苦恼，对此，我常常用6个字，即‘了解、理解、支持’来宽慰自己。”虞德海指着南山的规划挂图对我说，“只有让人们了解我们，才能让大家支持我们的事业。”

人生舞台

本报记者陈华

成都锦江剧场总经理姚邦珍，手抚剧场院内那块著名川剧班社“三庆社”会址的纪念碑，每每心驰神往。要知道，正是从这里，流传于民间的地方戏——川剧登上了大雅之堂，唱红西南一片天，捧出了多少川剧之星啊！

可这些年来，来看川剧的人少了，多数川剧团陷入了“不演不赔、少演少赔、多演多赔”的尴尬境地。“老一代创立的传统艺术难道会消亡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姚邦珍忧思绕肠。

对川剧，姚邦珍情有独钟。小时候，她家住在县戏院旁，锣鼓一响，人就坐不住，天天放学后总守在戏院门口，等着落幕前放人的一小会儿钻进去看戏。长大后演川剧成了她最大的梦想。中学毕业考进了戏校，又捧着优异成绩毕业走进了剧团。艺梦成真，姚邦珍至今想起来依然激动不已。

可是，“文革”厄运使她永远失去了圆梦的机会。等到噩梦醒来，她早已过了不惑之年，于是告别舞台调到剧场，1984年当上了经理，开始了在经营管理上的“做唱念打”。

命运是不可改变的，可改变的是对待命运的态度。姚邦珍找来数十个茶碗，办起了“悦来茶园”。从此，素喜品茗听戏的老成都络绎不绝光顾这里。锦江剧场又热闹起来了。

来的都是客，姚邦珍里里外外，忙上忙下，从办茶园起步，滚起了资金积累的“雪球”，现在剧场内已发展起餐饮、住宿、艺术摄影等11项副业。有人议论纷纷：“这是不务正业”、“不懂艺术”。姚邦珍心里透亮：“与其说一百次川剧不景气，不如争取一个观众。”

副业挣了钱，她把它投入到振兴川剧的主业之中。为争取观众，剧场开设了老年观众节假日、星期日专场、玩友坐唱专场，她还亲自跑到大专院校、中小学校，为青少年组织免费专场。结果，换来了剧场一年平均80％的上座率。更令人欣慰的是，原来看川戏的年轻人百不及一，现在已达到10％左右。

作为“老板”，姚邦珍算得最多的帐是：请回一个捧场的观众，对川剧的振兴会产生多大的效应？剧场把固定收取剧团场租的经营方式，改为票房收入数“三七”分成，使上座率较低的剧团免受更多的损失。每当剧场好戏连台、戏迷盈门之时，姚邦珍总会感叹经营管理中的艰辛。但是，这艰辛，一些人对“以文补文”的不理解而加之于她的委屈，都在喧天的锣鼓和如潮的掌声中消散了。

不知不觉，姚邦珍已届退休年龄，然而她从事的事业正日上中天，对于她的剧场管理经验，英国专家评价说：“姚女士的努力非常成功。”姚邦珍却谦逊地说：“锦江剧场获全国唯一的先进剧场，凝聚着所有为川剧捧场的人们的心血。我所做的，都是出于对川剧艺术的热爱。”

东西南北

▲大寨收入突破千万元人均纯收入1350元的大寨成为山西省昔阳县第一个千万元村。

去年，大寨经济开发公司不断加深改革力度，外引内联，他们与香港中策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鸿年合资1700万元建起年生产能力10万吨的水泥厂；投资150万元修建了3000平方米的工贸大楼，以150万元投标买下了破产的县麻纺厂。目前，大寨村办企业从业人员已达300多人，其中一半以上是外地“打工妹”和“打工仔”。（赵维国赵联明）

▲上海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快至去年底，全市个体工商户已发展到12．9万户，从业人员18．07万人。私营企业累计达到8247户，比上年增长95．75％。

上海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特点是：行业不断拓宽，规模逐渐扩大，户均注册资金由原来的7万元，发展到目前的21万元。目前私营企业中1000万元以上的有2户，企业职工在50人以上有118户。去年，市个体私营经济年总产值为11．15亿元，比上年增加66．67％。

社会新闻

清晨，浓浓的大雾笼罩着海南岛海口港湾。一艘边防武警巡逻艇静悄悄地驶出港口，顶着潮湿的海风，向着北部湾海域高速飞驰（右图）。10多名身着桔红色救生衣、肩挂新式冲锋枪的武警士兵在船舱内待命。驾驶室内各种观测仪和通讯设施使指挥员与指挥中心联络畅通。海上驶过的每一艘船只都清晰可见。

1月9日凌晨，巡逻艇在夜色中发现了一艘行迹可疑的渔船。逼上去，突然打开探照灯。在雪亮的灯光照射下，面对荷枪实弹的武警士兵，可疑船上的5个人目瞪口呆。士兵跃上渔船，掀开厚厚的棉被和伪装网，七辆崭新的日本轿车顿时显露在甲板上（下图）。船舱内则是393箱555牌走私香烟（右下图）。根据船员交待：10日深夜，另一艘装载了6辆日本轿车的走私船被抓获。

据走私者交待，他们来自广东海康，上月底共5艘船驶出领海装上了这批走私货，分头向广东沿海行驶。虽然行前又放鞭炮又焚香祈祷，不想还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巡逻艇押着走私船驶回海口时，记者将镜头对准失魂的走私者和衣服已湿透的武警官兵。

走私轿车和香烟被吊车运上岸，装进仓库，走私船被迫停靠在码头旁，走私船员一个个低着头被押上岸，等待审查。打了胜仗的士兵们受到战友的热烈欢迎。

省武警边防总队总队长冯海龙告诉我们，1993年，海南省武警边防总队共破获重大走私案10起，缴获走私船11艘和价值数千万元的走私物。新年伊始，又是一个开门红。

中新社记者任晨鸣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