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月28日 · 第1版

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刘振英、新华社记者徐耀中）国务院总理李鹏今天下午在全国“菜篮子”和粮棉油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强调，时刻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我们各级政府的根本职责。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人民政府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要求各级政府一定要把关心和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菜篮子”和粮棉油工作会议历时两天，今天下午在北京闭幕。

朱镕基副总理主持了今天的会议。

北京市市长李其炎、天津市市长张立昌、上海市市长黄菊、沈阳市副市长金明仕和重庆市副市长周建中先后在会上发了言。

李鹏总理在听取了大家的发言后讲了话。他说，当前我国农产品生产和市场供应形势总体上是好的。农业已经连续几年丰收，“菜篮子”工作也取得了明显成效。我国农产品尤其是食品的供给总量，已经由过去的长期短缺变为相对充裕。他说，在这样的好形势下，从去年11月以来的一段时间内，局部地区在粮油和副食品销售价格方面出现了一些波动。这些问题的出现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我看最大的教训是在放开价格的新形势下仍然要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的认识不足。这次会议，就是要统一思想认识，汲取经验教训，进一步解决在“菜篮子”和粮棉油工作方面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问题。

李鹏总理在讲话中谈了五个方面的问题：一、关心和改善人民生活是各级政府的头等大事；二、掌握充裕的货源，建立大流通的格局；三、建设市场，管好市场；四、掌握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手段；五、进一步落实市长负责制。李鹏说，在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的历史进程中，我国经济工作仍然要抓好吃饭和建设这两件大事，并且正确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吃饭问题也就是要关心和改善人民生活，这是各级政府必须抓好的大事。我们要从这个高度来统一思想认识，努力做好“菜篮子”和粮棉油工作，保持市场的充足供应和价格的相对稳定。他说，在目前我国城乡大多数人民群众收入水平较低、食品支出占生活消费品支出的比重还比较高的情况下，粮、油、肉、菜等主要食品价格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消费水平。解决好“菜篮子”和粮棉油的生产、供应问题，确实事关重大，切不可掉以轻心。

李鹏指出，今年是我国重大改革措施迈出重大步伐的一年。能否顺利实施各项重大改革措施，关系到改革的成败，关系到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顺利进行改革，需要保持社会的稳定和人心的安定。我们一定要下很大的力量，保持市场物价的相对稳定，特别是稳定粮、油、肉、菜、蛋的价格，巩固和发展当前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

他说，深化改革必须兼顾城乡各阶层人民群众的利益。我国的改革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是在改革进程中，并不是每个阶层、每个人都能同时得到相同的利益和实惠的。因此，在我们的工作中，要特别关注那些暂时还不富裕、甚至生活还相当困难的人民群众。我们要采取有力措施，切实解决好这些低收入者的生活困难。李鹏说，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前一段粮油和副食品价格上涨过猛的势头已经得到了控制并有所下降，我们还要进一步采取措施，使过高的销售价格继续有所回落。

李鹏指出，发展生产、搞活流通，是保持副食品和粮棉油市场供应充足、价格相对稳定的基本条件。保证副食品和粮棉油供给的基础在于发展生产。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实行科学种田，大力发展副食品和粮棉油的生产。他说，在大力发展生产的基础上，要建立商品大流通的格局，形成总量平衡、物流畅通、经营灵活的运行机制。各地政府要重视运输、贮存、保鲜等流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南菜北运、北粮南运和中粮西运提供方便，真正做到货畅其流，把产区和销区紧密地联结起来。各地政府要进一步清除各种流通障碍，严厉打击车匪路霸。各大中城市都要创造条件吸引外地蔬菜进城销售，确保安全，公平交易。

李鹏说，做好副食品和粮油的生产、供应工作，必须重视市场建设，建立以批发市场为中心的农贸市场和零售商业相结合的市场网络。这是近几年来一些大中城市抓“菜篮子工程”建设取得成绩的一条重要经验。

他说，在放开经营的条件下，各级政府都要特别重视加强市场管理。放开搞活并不等于撒手不管。对于欺行霸市、哄抬物价、掺杂使假、坑蒙拐骗的不法分子和不法行为，要严厉打击。工商、公安、铁路、交通等部门要密切配合，协调行动，务必在春节前使市场交易秩序有明显好转并长期保持下去。

李鹏说，当前，我国农产品的市场调控应主要抓好三件事：

一是要建立粮、棉、油、肉、菜、糖等主要农产品的储备制度。中央和地方都要进一步完善储备管理办法。

二是要建立粮食和副食品风险基金。把中央和地方原用于粮、肉、菜等项的补贴，全额用于建立粮食和副食品风险基金，还要从其他方面筹集一些资金，使其形成一定的规模。

三是要建立农产品市场监控体系，强化农产品信息网络的建设，为政府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李鹏说，我们多次强调“菜篮子”工作要由各地尤其是大中城市的政府来抓，实行市长负责制。安排好人民群众的生活，是市长的首要职责，是稳定大局的头等大事。这一点要列入市长岗位目标责任制中，每年都要进行考核，并将考核结果向市人代会和全市人民报告。

他说，市长如何抓好“菜篮子”工作？最重要的是确保副食品供求的总量平衡。各大中城市都要自己负责综合平衡的责任。千万不能等出了问题再抓，那样损失太大。要确保必需的菜田面积，严格制止滥占菜地。没有菜园子就没有“菜篮子”，要以菜园子保“菜篮子”。有的城市挤占菜田过多，补充不足，是造成当地供应短缺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问题要尽快解决。已经占用了的，要尽快补上。各大中城市在建立本地副食品生产基地的同时，还要根据需要与外埠建立副食品产销协作区。蔬菜生产要逐步形成以郊区为主、邻近农区为辅、外埠品种调剂的格局。

李鹏说，实现总量平衡，还必须下决心落实蔬菜等副食品的生产基地建设基金、价格风险基金和冷库等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基金。

李鹏希望大家回去以后，要认真传达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结合实际采取有力措施，务必把工作落到实处。他希望大家按照这次会议的精神，切实做好春节期间粮油和副食品的稳定供应工作，让广大人民群众欢欢喜喜地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

出席会议的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还有邹家华、钱其琛、李岚清、李铁映、温家宝、迟浩田、宋健、陈俊生、司马义·艾买提、罗干等。

朱镕基副总理在第一天会议上讲了话。他在讲话中分析了当前的经济形势，强调了做好“菜篮子”和粮棉油工作对于保证市场供应，维护社会安定和改革开放大局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对统一思想认识、明确责任，进一步做好“菜篮子”和粮棉油工作作了全面部署，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附图片）

李鹏、朱镕基、邹家华、钱其琛、李岚清手出席全国“菜篮子”和粮棉油工作会议。新华社记者刘宇摄

本报维也纳1月27日电记者任毓骏报道：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今天在此间与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菲舍尔在亲切友好气氛中举行了会谈。

菲舍尔议长首先对乔石委员长访奥表示热烈欢迎。他说，这是乔石委员长第一次对奥地利的正式友好访问，是奥中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奥中交往有着悠久的历史，两国自50年代以来关系一直良好。奥地利非常关注中国的发展，尤其是中国以前和今后在经济方面的发展，这对奥地利乃至欧洲都有意义。

乔石委员长感谢菲舍尔议长对他访奥的邀请和热情接待。他说，我有机会访问奥地利，感到非常高兴。中奥建交以来两国关系的发展是良好的，特别是近年来，由于菲舍尔议长的努力，我们双方的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我们双方在绝大多数问题上的观点和认识是比较一致或相近的。他表示相信，这次访问一定会进一步增进两国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为两国合作的全面发展做出贡献。乔石委员长还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的回顾，阐明了中国对人权问题的看法。菲舍尔议长表示理解。

乔石委员长的主要陪同人员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曹志，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公琦，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热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戴杰，外交部副部长姜恩柱，中国驻奥地利大使胡本耀参加了会谈。奥国民议会第三议长施密特也参加了会谈。

又讯1月27日上午，乔石委员长在奥地利议会大厦会见了奥地利国民议会第二议长利夏尔。会见时，利夏尔议长说，乔石委员长能接受他去年的邀请于今年访奥，使他感到非常荣幸。乔石委员长感谢利夏尔议长的邀请和盛情接待。他说，我们对过去几年中奥关系的发展是满意的，我们共同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而努力。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愿意使自己成为使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力量。

乔石委员长的主要陪同人员曹志等参加了会见。

新华社北京一月二十七日电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今天在此间强调，中法之间保持友好合作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与经济发展。

钱其琛是今晚在钓鱼台国宾馆为庆祝中法建交三十周年并欢迎法国总理特使阿兰·佩雷菲特访华而举行的宴会上说这番话的。

钱其琛说，三十年前，毛泽东主席和戴高乐将军以伟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排除种种障碍，作出了中法建交的历史性决定。今天当我们在这里共同回顾中法关系的发展历程时，更加感到当年中法两国领导人作出的决定是正确的，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不久前，中法两国政府就改善两国关系达成了协议，使中法关系又翻开了新的一页。他指出，中法两国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看法，两国之间应该加强磋商与协调。中国一贯重视与法国的关系。我们认为，中法关系不仅要看到现在，而且还要着眼于二十一世纪。中国同法国保持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是国际上一种稳定和平衡的因素。

钱其琛说，中法两国在经济领域的互补性很强，两国发展经贸合作的潜力巨大。我们希望更多的法国的企业和公司到中国来投资，发展业务。

他说，中国领导人正期待着巴拉迪尔总理来华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中法关系中的一件大事。他的访问将会进一步推动和促进中法两国关系的全面恢复与发展。

佩雷菲特特使是为参加中法建交30周年纪念活动并为法国总理巴拉迪尔访华作准备而于今天上午到达北京的。他在宴会上讲话时说，法中双方希望把两国建交30周年的庆祝活动办得比较隆重，是因为近几年两国关系中出现的阴影今天已被驱散。

佩雷菲特说，30年来，世界发生了变化，中国发生了变化，法国发生了变化。但是，中国和法国依然与一般国家不完全相同。法国是西方世界最古老的单一国家，中国是亚洲最古老的单一国家。两国都有经验，都有影响。她们的经验和影响不能只用人口数量或国民生产总值来加以衡量。

他说，自1978年以来，中国集中精力致力于现代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事业。中国做出的努力使经济取得了惊人的持续增长。中国取得的成就使她赢得了许多朋友。而法中是老朋友了，今天消除误会以后，两国又成为坦诚的朋友。

佩雷菲特最后引用中国的一句成语，祝愿法中友谊“万古长青”。

随同佩雷菲特来访的法国参议员、海军上将菲力普·戴高乐也在宴会上讲了话。他说，1964年他的父亲戴高乐总统作出的与中国建交的决定，是法国完全作为主权国家而奉行的独立外交政策的象征。这种对民族独立的信念，是法中两国人民诸多共同点中最为突出的一点。

他说，与1964年相比，今日之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和文化大国、一个在邓小平先生的推动下正在加速建设的经济巨人，在世界舞台上更加明显地占有其历史及文明赋予她的地位。他强调说，现在，法中两国比1964年更有理由维护和发展昔日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

出席今晚宴会的有电力工业部长史大桢、邮电部部长吴基传以及法国驻华大使普莱桑等。

宴会开始前，钱其琛会见了佩雷菲特一行。钱其琛赞扬佩雷菲特30年来为推动中法关系的发展和增进两国人民的了解与友谊所作的努力。

他说，中法关系30年来在世界上发挥了建设性的、稳定和平衡的作用，其重要性超出了双边关系的范围，在当前新的国际形势下，更应发挥这样的作用。钱其琛说，历史将证明，巴拉迪尔总理作出的恢复中法关系正常化的决定是正确的。他说，中国经济目前处于高速增长时期，我们欢迎法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平等地参与竞争。

佩雷菲特说，巴拉迪尔总理把法中关系重新纳入了正常化的轨道，并希望他对中国的访问取得成果。

今天下午，田曾佩副外长与佩雷菲特一行举行了会谈。

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吴建民今天说，美国参议院通过设立“亚洲自由电台”的议案，践踏了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也违反了中美间3个联合公报的基本原则。美方应取消设立“亚洲自由电台”的计划。

吴建民是应记者要求对美国参议院通过“亚洲自由电台”的议案发表评论时说这番话的。他说，设立这一电台的真实目的，是利用新闻媒介干涉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内政，制造混乱。亚洲各国的事应由亚洲各国人民自己管。在酝酿设立电台的过程中，中国和许多亚洲国家均表示强烈反对的意见。美方这一行动践踏了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也违反了中美间3个联合公报的基本原则。美方应取消设立“亚洲自由电台”的计划。

在回答记者问到的“据报道，美国打算在韩国部署‘爱国者’导弹”一事有何评论时，吴建民说：保持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符合朝鲜民族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本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我们不赞成任何有损于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的行动。

来自东西南北中的报告③

本报记者艾丰蒋亚平梁兆明

先行一步的广东省，在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有哪些新思考、新动作呢？

我们一行三人，在翠绿覆盖的南粤大地，重点走访了广州、深圳、南海、顺德、肇庆等地，接触到了省、市、县、镇、村各级的领导干部和群众，感受到党的这个《决定》得到了人们由衷的拥护，大家有类似当初读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和前年听到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时的感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同志会见记者时，对“省委、省政府有什么改革的新思路”的提问，回答非常简明：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就是我们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

那么，目前这里人们改革的视线聚拢在哪里呢？

新的视点是产权：改革是一步深化一步的探索进程，人们终于发现，深层问题就在这里

产权制度实际上是具有一定约束力的财产关系。就这种意义上说，“产权”本是个“古老”的词汇。但对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活的我国大多数人来说，它又是陌生的“新词儿”。

广东人也不例外，他们发现产权在改革中的位置，也是有一个过程的。

广东省体改委副主任黄挺做了这样描述：

70年代，广东的改革以开放启动，人们朦胧地感到传统的单一国有制的局限性，于是出现了利用外资改造老企业的“嫁接式”，后来又出现了国家、集体互相参股的“一企多制”。人们说，“广东人是光生孩子，不起名”。那时并没有明确地提出产权问题。

80年代实行承包，最头疼的是“负赢不负亏”。于是又在“一企多制”的基础上，研讨“混合经济”和“股份制”。他们已经“悄悄地”走到了产权制度改革的大门口。

进入90年代，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发表南巡谈话，犹如强劲的东风吹散了疑云，体改界、理论界明确地提出理顺产权关系、改革产权制度的问题。而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明确地提出了产权制度改革的任务，“孩子”有了名儿，真可谓是“名正言顺”了。

正是在这个历史发展中，广东的同志对产权有了深刻的把握。不久前召开的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谢非同志作了这样的清晰表述：

“过去，企业政企不分、资产流失、经营不善、短期行为等问题，总是没有解决好，总是说有深层次问题。现在可以明确了，这个深层次问题，就是产权问题。”

要素组合用产权：产权问题是发展生产力提出来的要求，在产权清晰基础上才能形成有活力的要素组合

1月8日，在南海市，我们参加了当地一个股份合作制实体——罗寨股份集团公司的成立大会。宽敞的会议室里坐着几百名股东代表。他们最后审查公司章程，选举公司董事会。整整五个多小时，人们是那样的严肃、认真，又是那样的欢慰、平静。

我们看到，那章程，六章、二十条、四十多款，开宗明义写道：“为了适应农村经济的发展，完善双层经营管理体制和集体经济分配制度，为了统一规划、开发和经营土地，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壮大集体经济，使我管理区向工农一体化、城乡一体化、经济多元化、农业企业化方向迈进，决定成立南海市罗寨股份集团公司并制定本章程。”

其他地方，农民也在敲锣鼓、舞狮子，推出类似的股份合作社。目前全省已有三万多个这样的实体。省委、省政府已经决定在全省积极而慎重地推行股份合作制。一些地方正在加紧总结试点经验。恰巧在南海市和深圳市我们旁听了两个股份合作制的研讨会。南海市、横岗镇和万丰村等单位介绍了他们几年来的实践经验，而来自北京的高层专家们则从虚实两个角度，对这些股份合作制的“先行者”的若干具体办法，提出如何进一步完善的意见，阐述农村股份合作制兴起的伟大而深刻的意义。

这是我国农村又一场历史性变革，可以和80年代初席卷中国大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提并论，成为农村第二轮改革的突破口。家庭联产承包制的伟大功绩必须肯定，这一制度必须坚持。但广东省农村生产力发展到今天，如何在坚持家庭联产承包基础上更好地优化组合生产要素，如何进一步发展集体经济和实现规模经营，股份合作制可能给农村带来的新的巨大变化，现在还难以估透。在地处山区的肇庆市，我们乘车浏览全国最大的“百里石料走廊”，望着那连绵不断的石料堆，一轮一轮的圆盘锯，五颜六色的成品材，感到一种可举千钧的伟力和巧夺天工的精细，也许这就是股份合作制的形象写照。我们问云浮市安塘镇的云安石材厂厂长蔡青松，为什么要办股份合作企业？他说，一个人的资金和能力都有限，办不了这样大的事。大家入股，又齐心，又清楚。他和其他四人筹集了150万元资金，组成了这个股份合作的企业，5个人分别担任这个企业的各种“要职”。1993年销售额达到780万元，利润70万元。

安塘镇的数字更有说服力。不到两年，全镇办起了260个股份合作企业，筹集资金1．3亿元，全镇的工业产值增加了10倍！而肇庆全市，两年多的时间内，出现16000家股份合作制企业，乡镇企业的产值也由1991年的60多亿元增加到171亿元。市长陈均伦说：“一年半番。两年一番，全仗于此。”

与过去“一平二调”、“归大堆”相比，建立在产权清晰基础上的生产要素的组合，才是最有活力的组合。清晰产权的要求源于生产力，又给巨大的作用于生产力。这就是广东农村正在发生的事。

解开难点靠产权：面对长期困扰人们的政企分开、两权分离的难题，《决定》给了一把开锁的钥匙

人们说，公有制企业和市场经济相衔接是改革最大的难点。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关于产权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论述，使我们看到了解决这个难题的曙光。在广东，可以说看得更清楚些。

今天，国有企业还在发出警号：机制转换难，经济效益差。同样可忧的是，我们一向引以为骄傲的乡镇企业，在那些发达地方，它的机制已出现重走传统国有企业老路的趋势。

在乡镇企业最发达的顺德市，一位在农村工作了几十年的老镇长，从另一个角度给我们作了相当中肯的分析。他说，现在政府对企业承担着无限的经济责任，而企业只是对政府作有限的贡献。有的企业，厂长负责制变成了“厂长所有制”。在没有产权制度约束的情况下，经营者为扩大自己的权利拚命用贷款，并不承担投资的风险；搞“短期行为”、“实亏虚赢”，即使企业亏损、掏空，也保持高水平的分配；高档汽车国家花钱，不坐白不坐；企业利润体外循环，转移给亲朋好友乃至外商……这种现象已经相当普遍。

先行一步的广东同志，正是在实践中较为先行地明白了，“两权分离”的原则，较之“放权让利”是一个进步，但如果它不是建立在产权清晰这个市场经济的“基石”之上，那么它同样也不可避免地难以防止国有资产、公有资产从两个方面流失：一方面，所有者的“代表”对企业经营的不负责干预，企业的权利被“五马分尸”，缺少活力。另一方面，不负产权责任的经营者，很容易出现“不负责”的和“不正派”的经营。这两者又纠葛在一起：你经营者对国有资产不负责，我就不能不干预；你所有者对经营滥干预，我经营者也对国有资产负责不了！

广东的同志可以说早就发现了这个“怪圈”，而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使他们更加看清了，只有建立起“刀刀到肉”的产权关系，我们才能冲出所有权和经营权经常“打架”的恶性循环，产权制度搞好了，考核的标准有了，激励的机制有了，约束的机制也有了，现代企业制度才有了基础。

30万元起家现在拥有12亿资产的著名的白云山制药厂，现在已经发展成了股份制的集团公司，而且是上市公司了。董事长兼总经理贝兆汉说，他对产权制度的改革，已经想了五年。而今在党的正式文件中终于有了明确的阐述和规定。他的兴奋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认为，经过以股份制形式实现的产权制度改革至少给他们企业带来了如下的好处：一、为企业筹集到了大量的资金。二、减少了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三、职工持股，增强了大家的主人翁责任感。四、加强了民主管理。五、企业可以开展多元化的经营。

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于幼军同志则从理论上作了这样的概括：社会主义公有制必须坚持，但它的实现形式必须改革。《决定》在这方面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上的突破。所有者以“虚拟资本”的方式实现所有，企业以不可分割的企业法人财产权的方式实现占有，所有权和经营权就在适应现代化市场经济的前提下，统一起来了。

确实，这里面包含着的全部“奥妙”，尚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捉摸的。

产权观念要更新：市场经济提出的新问题，需要人们在实践中加深理解，产权制度改革要积极谨慎

采访过程中，我们也依稀听到一些关于“兴家”还是“败家”的议论，缘起于有的地方把一些企业的部分股份转让给外商。

广东同志认为，这涉及到产权观念。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人们关心的主要是资产的实物形态，办了多少企业，规模多大，产量多少等等。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资产的观念就不能仅仅限于“看实物”、“守摊摊”，而应该升华到价值形态、货币形态。随着经济的发展，并不是每一个办起来的企业都能和都应该办下去和越办越大的。资产是在流动中保值增值的。而价值形态才最便于流动。如果把一个企业的股份转让出去，并从中获得了相应的资金，再用这笔资金去进行新的效益更大的投资，那么，就不仅是资产保值，而是会增值了，整个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调整也就变得容易得多了。

有的同志告诉我们，在必要的情况下，把部分股份转让给外商，至少有这样的几条好处：一、把外商的资金以股份的形式吸收进来。二、获得的资金投向更需要的地方。三、外商股份投入会带来新的技术。四、有利于利用他们掌握的国际市场渠道。

实际上，产权交易已经在进行着，深圳已经建立了产权交易中心。有的地方，把转让股份和出卖企业得来的资金，拿一部分投入到社会保险，又为实现市场配置资源、组合要素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关系也被提出来了。工业产权入股促进了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知识产权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和思考。贝兆汉告诉我们，白云山之所以能够成为今天的白云山，不仅是靠了他们的设备和厂房，还靠了他们在商品广告、市场营销、开发能力、企业信誉等等方面的无形资产的投入。而有形资产的投入和无形资产的投入，他估计可能是1∶2。他们已经用知识产权入股的办法，为自己的企业集团增加了7个厂。

产权制度的改革，既是一个系统工程，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为我们从深层次上解决许多难题提供了基础，而它本身又向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

当我们向谢非同志提出产权制度改革的难点的时候，他非常明确地说，主要是两点：一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问题；一点，防止化公为私的问题。

在实际操作上，他们坚持务实、谨慎、多样化。所谓务实，就是一切从当地的实际出发，从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根本标准出发。所谓谨慎，就是坚持先试点、勤总结，经过反复的论证之后，看准了再推广。所谓多样化，就是充分尊重各地的实际和各地的群众，不强推一种模式，不硬搞一刀切。就是已经决定在全省推开的农村股份合作制，各地的具体做法也是多种多样、各显神通的。

一场以产权为主题的深层改革正在生机勃勃的南国大地上进行着。人们关注着它，努力操作着它，寄大希望于它。

（附图片）

压题照片：深圳一角。

本报记者张雅心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