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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研究财政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
王丙乾
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都明确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大家都知道，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资源配置活动，也是一种宏观调控手段。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配置是以计划为基础，通过财政、物资等部门的活动来实现。那么从计划经济逐步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对资源配置怎样发挥作用，财政在国家宏观调控中怎样进行调控？这是当前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有健全的宏观调控体系”，提出要“建立计划、金融、财政之间相互配合和制约的机制，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综合协调”，并明确“财政运用预算和税收手段，着重调节经济结构和社会分配。运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平衡，并与产业政策相配合，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这些话讲得很明确，财政不仅担负着调节经济结构和社会分配的任务，而且也担负着总量调控的任务。
市场资源配置，从货币形态来说，实际上就是一种财力的分配和流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但并不能包罗一切。对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无法解决或不能很好解决的问题。还必需通过财政分配和其他经济手段来解决，以保证社会的协调发展。例如，为满足公共需要的资源配置，包括为维持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和为公共服务的事业单位所需要的这部分资源，是无法通过市场来配置，而只能通过政府的财政分配来解决。这是无可替代的。但是，发展经济始终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项基本任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资源配置是以市场为基础，但由于市场本身也有弱点，不仅基础性建设和社会公益性建设的投资需由国家财政统筹安排，而且经济结构和社会分配也需由财政通过预算和税收进行调节。因此，如何调整财政收支结构和财政分配政策去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是一个需要我们着重研究的问题。例如，按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要求，如何合理地调节财力分配结构，妥善处理和及时调节财力分配的集散度和财力分配的部门结构、地区结构。又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在财税体制和分配政策上保证中央能适度地集中财力，加强中央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能力。再如，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如何正确处理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这些都需要从理论上进行研究，从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加以完善。
当然，财政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地位和任务，并不限于上面说的这些内容。《决定》所勾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五个主要环节，都是有机结合的整体，都给财政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决定》的其他部分，包括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对外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改革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以及加强法制建设等，也都给财政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所有这些，也都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实践上去研究。
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财税改革始终处于一个重要的位置，不仅从财力上支持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并且以自身的改革配合和推动其他经济体制的改革。我们在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前的财税改革，主要是消除旧体制的弊端，改变财力和财权高度集中的状况，现在要按照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高品经济到市场经济发展的轨迹，调整财力分配结构，为企业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提供必要的财力和财权，为推动地方发展经济，促进整个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财力。总之，是通过调整财力分配结构为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奠定财力基础，并相应改革一些不适应改革开放要求的财政管理制度。现在，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已把积极推进财税改革作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点领域的改革，并决定在１９９４年推出三项财税改革，我国的财税改革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是理顺财税关系、规范财税行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财税体制和运行机制。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需要我们转变理财观念，改变理财方式和方法，并逐步形成一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财税理论与政策理论体系。这是时代赋予我们财政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的任务。
为了适应这种形势发展的要求，需要再次强调财政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正如恩格斯所说的，站在理论的高峰上，才能高瞻远瞩，在工作中掌握好方向和取得主动。可以说，不重视理论，不重视科研，领导工作就搞不好；忽视理论和科学研究，工作就难免出现片面性和盲目性，会贻误时机。因此，一定要重视财政理论研究，要考虑一些战略性的、全局性的、长远的问题，要以深入的科学的理论研究、政策研究来促进和推动财政工作开阶新局面。１９９４年是财税改革进入关键性的一年。虽然改革的方案已定，但在实际工作中还有许多问题要解决，许多新的情况要研究。这就需要业务部门和科研部门的同志相互配合，通过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通过加强调查研究，来努力提高全体财税干部的理论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本文摘自作者在中国财政学会１９９３年年会暨第１１次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上的讲话）
留取中华史上名
金冲及
在中国共产党７０多年的历史旅程中，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并肩奋斗是一个显著的特点。在为中国革命牺牲的烈士和为新中国建设作出重大贡献的开拓者中间，不只是有共产党人，还有许多党外的朋友。可以这样说，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一部中国近现代历史，如果忽略或缺少这个重要内容，就是不完备的，难以反映事实的全貌。
中国共产党人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这种“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特殊关系，在世界政党史上并不多见。为什么它能在２０世纪的中国出现？这决不是任何人可以单凭自己的意志随心所欲地制造出来的。它的原因，需要从中国近代的实际国情中去寻找。
中华民族曾经遭受的苦难实在太深重了。自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便一步步沦落成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国家的命运任人摆布。曾经创造出灿烂的古代文明的中国人被视为劣等民族。山河破碎，人民挣扎在生死线上。这一切自然深深地刺痛着每一个爱国者的心。比何香凝早一年到日本留学的鲁迅，曾写道：“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园，寄意寒心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这些诗句，淋漓尽致地抒写出了那一代爱国青年的满腔悲愤。
但中国人面对的敌对势力是十分强大的，不但有本国的封建势力，而且有更为强大的外国帝国主义势力。推倒他们，必须经过长时期的艰难而残酷的斗争。这一个基本事实决定了：第一，一切爱国者必须联合起来，万众一心，共同奋斗，才能把祖国从危难中拯救出来，走上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少数人的孤军奋斗或分散的各自为战，都不可能达到这个目的。第二，在这种情况下，谁能带领人们振兴中华，谁就能得到全国绝大多数人的拥护。事实证明，只有具有科学远见并且同占中国人绝大多数的工农大众有血肉联系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中担当起这个光荣的使命。这两点合起来，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这个重要历史现象形成的由来。
何香凝一生走过的道路，正是前面所说的这段历史的有力见证。
何香凝出生于一个香港的富商家庭，少年时代就有着强烈的爱国心和反抗精神。她和廖仲恺结婚后到日本留学，很快就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廖仲恺回国从事秘密革命活动时，何香凝写了一首诗赠给他：“国仇未复心难死，忍作寻常泣别声。劝君莫惜头颅贵，留取中华史上名。”她在这首诗中所表达的爱国激情，和当时同在日本的鲁迅的那首诗何等相似。这以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取得过巨大的成功，也遭受过严重的挫折，她和廖仲恺始终追随孙中山，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从来不曾向黑暗势力屈服过。当孙中山完成一生中最重要的转变、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她和廖仲恺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洪流中作出突出的贡献，廖仲恺并为此献出自己的生命。
大革命失败后，痛苦中的何香凝经历过一段短暂的苦闷和彷徨，很快就坚强起来。她曾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写道：“紫金山上中山月，照彻金陵烈士血。烈士之血为谁流？如斯代价空磨灭。”在仿佛漫漫长夜的险恶环境中，她同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紧紧地站在一起，不顾个人安危，大义凛然地仗义执言，为抗日救亡和保障民权奔走呼号。经过长期的实际斗争，她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关系越来越密切，并从中国共产党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她一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高举爱国民主的旗帜，同反动势力顽强抗争。她以自己的巨大声望，团结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创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贡献。
新中国诞生时，何香凝已过了古稀之年。但她不顾年迈体衰，继续为她终生为之奋斗的理想——祖国的团结统一和繁荣富强，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规范经济
报刊文摘
郁轩文在《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历史性选择》一文中，论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时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自主经济、利益经济和多元经济等。
文章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规范经济。这是市场经济有序运转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结果。在市场经济中，多元经济活动主体要自主地为着自身的利益从事经济活动，必然有一个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否则就会出现混乱并最终导致各方利益都不能实现。市场经济规范的核心就是保证每个经济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保持平衡。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在经济活动中相互承认，并尊重对方独立的决策权力；另一方面各主体必须对自已决策所产生的结果承担相应的责任。从利益经济和主体多元经济这两个特征看，若某一主体享有过多的权利而不承担足够的责任，就会出现主体地位的倾斜，造成利益的冲突和经济运行的无序。
经济规范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在市场经济活动过程中，经济活动主体不断意识到规范自律的必要性，从而产生了规范化处理相互关系的要求，这是市场经济内生的规范化，并以惯例的形式保存下来。
第二个层次，国家作为社会管理者，为确保经济主体地位的独立和平等，保持主体权利和义务的平衡，维护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效率原则，要使用强制的法律形式（如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等）制订和执行必须共同遵守的规范。这就是说，市场经济作为规范经济的特征，要求每个主体在参与市场经济活动中，必须有一个共同的遵守的规则，违者将受到处罚。
（摘自《河南日报》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２６日）
不平等条约的废除靠人民的斗争
报刊文摘
李世安在《一九四三年中英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和香港问题》一文中说，英国于一九四三年与中国签约废除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是迫于形势，是为了利用中国军队保卫缅甸和印度，以保住战后重建英国远东殖民地的基地。在谈判中，英国玩弄花招，对中国施加压力，拒不归还香港和九龙。随着它在远东力量的恢复，英国背弃了战后讨论九龙问题的诺言，武力抢占香港。虽然国民政府坚持要完全彻底地废除不平等条约，要求收回九龙，但是，一方面由于本身的软弱，另一方面又对英国抱有幻想，所以在英国的软硬兼施之下，被迫放弃了收回九龙的要求。作者指出，新约仍然具有不平等条约性质的一面，仍属于修约范围，正如毛泽东于一九四三年新约签订后评论的那样，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不能靠外国政府的恩赐，而要靠中国人民的斗争。
（摘自《历史研究》一九九三年第五期）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丛书》简介
青海人民出版社组织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较有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前后花费三年时间撰写成《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丛书》，不久前推出１１本，即《毛泽东经济思想研究》、《刘少奇经济思想研究》、《周恩来经济思想研究》、《朱德经济思想研究》、《张闻天经济思想研究》、《李富春经济思想研究》、《邓子恢经济思想研究》、《邓小平经济思想研究》、《陈云经济思想研究》、《李先念经济思想研究》、《薄一波经济思想研究》。这套丛书把研究对象放在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实事求是的考察和研究，从经济方面阐述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与丰富的过程，具有较强的学术性与开拓性。其中，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李富春、邓子恢、李先念、薄一波等领导人经济思想的研究，为国内第一部这方面的专著。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与中国革命与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有着丰富的内容与中国特色，是中国人民宝贵的思想财富。由于中国共产党长期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执政地位，毛泽东等领导人在中国革命与建设过程中居于主要领导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他们的经济思想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与实践具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特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