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月26日 · 第2版

“万人求”变“万人友”

——天津市劳务市场见闻（下）

本报记者班明丽

为劳动者“帮工”

劳动力走向市场，“万人求”的劳动局干什么？

天津市劳动局局长花绍增说得精辟：“作劳动者的朋友。”

普天之下，劳动者何其多。他可以是厂长、经理，也可以是打工仔、待业者；可以是出类拔萃的人才，也可以是面临毕业的学生，或者是想发挥技能的退休职工，想“跳槽”、兼职的在职人员，等等，只要与劳动二字有关，都是劳动部门的朋友。

还有一点：“作用工者的帮手”，为愿意招兵买马、求贤纳士者，提供一个丰富的资源宝库。

这是劳动力管理者与劳动者之间关系的根本性改变。这种改变意味着，劳动部门要来个１８０度的大转弯，由管人变为服务，由审核变为配合，为供需双方提供方便，直至作成一笔笔劳动力“交易”。劳动部门职能的更新，是培育劳动力市场的关键。

天津市劳动局的一些职能部门、一批干部成了劳动力市场的经营者。从此，这里开始了集信息发布、招聘录用、存取档案、合同鉴证，以及职业培训、失业保险于一身的“全程式”、一体化服务。

人们发现，管理者从昔日的“脸难看”变成了“面带笑”，把劳动力供需双方请进场，招工企业的工作人员和求职者不仅每天从这里得到大量求职信息，而且能喝上市场准备的热开水。“万人求”找对了“感觉”。

市场的微机网络里，设有三大“仓库”。“人才库”、“档案库”、“招聘企业库”，随时为进场人员服务。目前，它已与全市８个区的劳动力市场电脑联网，信息合用，资源共享。

一份小开张的《劳动力市场报》，把招工者与应聘者连得更加紧密。从国家有关劳动分配制度改革的大政方针，到市场交易新动态，及时跟踪报道，《答读者问》、《求职指南》使择业者心明眼亮；“现代招聘考试应对策略”助求职者获得成功；“发生劳动争议时谁为你撑腰”的咨询台，则给劳动者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武器，劳务市场的服务向广度、深度拓展开去。

为待业者“保险”

劳动力进入市场，可不比其他商品那么容易摆布，谋到合适职业当然好，暂时求不到称心工作怎么办？市场的一个难题：待业者。

天津市劳务市场在努力探索劳动者待业保险机制。

首先，待业者在此有人管，只要求职者愿意，市场就可代存人事档案。存档期间，市场为其向有关社会保险机构交纳全部待业保险费，待业期间，存档者可视情况根据有关规定领取几个月的待业保险费。最近，这里又增加了一项新举措，如果已经存档期满一年，仍未找到用人单位，市场可以替代交纳３个月的全额养老保险，以消除人才流动中的后顾之忧。

待业保险，不应当仅仅是生活救济，而应是促进劳动力市场发育的一种机制。最终还是要让劳动者走上工作岗位。因此，他们不只把待业保险发给待业者个人完事，还拿出一笔钱，定向投给因亏损而出现大批富余人员的企业，支持企业尽快扭亏增盈，并在一年后负责安排７０％富余人员上岗。

这种集救济和安置于一体的机制，是具有更大效益的“保险”，天津市已有１７家企业与劳动力市场合作，开展了这项工作，有８３２０名待业职工由厂内管理，占全市待业职工的７０％以上。

有前科的，有劳改劳教史的，几进几出市场仍没被看中，怎么办？市场负责择优向社会推荐，剩下的人成立三产劳动服务队，红桥商业一条街就安排了１１４人，“难点”得到了转化。

进入市场后，劳动力素质对于人才流动的成败，举足轻重。这里对待业者的培训，格外上心，培训也不再像以前缺乏明确的目的性，突出地注意了针对性和实用性。不久前，大饭店需要调酒师，市场不仅办了培训班，还让受训者摆擂台当场演示，用工单位现场选拔。当然，技术佼佼者成了争抢对象。１９９３年由市场培训的人员达到１５万人。

为“民工潮”导向

天津有个八里台，地处三区交界。每年“民工潮”在由南向北推移中，不少人都要聚集于此。但是，轰、堵、罚、取缔，都无济于事。有了劳动力市场，他们想：“能不能让民工潮从盲目流动变为有计划有目的流动？

建立农民劳动力市场的问题，成了这个劳务市场的新课题，近几年，天津市对农村劳力进城务工，形成了一定的管理办法。比如红桥区，铁路、公路枢纽使这里成了大量农村劳力的聚集地。经过多年努力，区劳动部门开辟了能容纳数百人交流的职业介绍场所，还具备提供一部分人的食宿条件。农村劳力进入较多的和平区，去年在建立劳动力市场时，就有意扩大了市场的承载能力。这些，已成为两区建立农村劳动力市场的物质基础。未来天津的第一批农村劳动力市场，不久会在这里诞生。

过去他们在山东、河北建立了劳动力基地，现在准备再与四川、江西、安徽等地联系，也在这些省内新建几个基地，让民工在当地待业，由劳动力市场负责为供需双方对接，减少民工的盲目流动，这是很有意义的探索。

回顾与前瞻

外贸进出口：

十五年增长八倍

本报记者计泓赓

翻开一本我国《对外贸易统计资料汇编》，几乎从头到尾都是数字，数字是枯燥的，但又是发人深思的。

你可知道，从１９４９年追溯到１８６４年，也就是英帝国主义发动鸦片战争，用大炮轰开了中国门户之后，那一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为２．８６亿美元，其中出口为１．４７亿美元。

时间跨越８５年，到１９４９年，你猜猜看，进出口总额增长了多少？只长了５２００多万美元，不到二成，而从图表（中图）来看，以１９４９年全国解放为起点，到１９９３年的４４年间，则从３．４亿美元激增至１９５７．２亿美元，翻了５７０多倍。从绝对数字看，增长得最快的是改革开放之后，１９７８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为２０６．４亿美元，１９９３年则比１５年前长了１７５０多亿美元。

图表和照片还表明，我国出口产品的构成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１９７８年初级产品占一半多，而１９９３年只占二成不到，也就是说，我国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已占绝大部分。

追溯历史，温故知新，从国际贸易进出口总额名次排列来看，１９９２年我国已占世界第１１位（１９９３年的还未来得及统计出来），显然成绩来之不易，但对１１亿人口的大国来讲，仍须急起直追，光说出口构成，我们也仅仅是完成了由大宗出口初级产品到主要出口工业制成品的第一个转变。第二个转变，即如何尽可能由附加值低工业品出口转变到附加值高工业品出口，则仍任重而道远，有人讲了这样一件事：我出口某国５０００万双鞋，可使这个国家每人占有一双鞋，而这５０００万双鞋价值还不如两架空中客车！

由此可见，还有多少文章需要我们去做啊。

（附图片）

机电产品从五六十年代主要以工农具、简单机电产品出口（左图），转到近年主要以技术含量高的船舶、铁路设备、起重设备、成套设备、纺织机械等出口（下图）。

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供稿

短评

“民工潮”，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正在引起各方关注，不少地区正在探索如何把这股自发的潮流引向合理的有序的流动，为解决农村劳动力寻找广阔途径。这是非常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探索，应当坚持下去，不断取得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大批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成了富余劳力。现在，全国农业富余劳力大约有一亿多人，有关部门分析，到２０００年，还会继续增加。农村劳力就业的矛盾十分突出。把这些劳力转移出去，不但可以大大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可增加农民收入，转移农业劳力，首先要着眼于农村，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第三产业，给农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也要着眼于城市，通过培育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农村劳力进行必要的消化。这也有利于发展城市的各项建设事业。

以市场机制调节农村劳动力，把农民工的流动引向合理有序，不仅必要，也是完全可能的，事实上，城市不少单位非常需要农民工，改革开放以前，各地劳动管理部门就有一项业务是专门与邻近地区或外省市联系吸收农民工的。改革开放以后，城市许多行业几乎已经离不开农民工了。至今，城市还存在着不少事没人干，不少农民闲着没事干的现象，要从根本上克服这些不合理现象，就必须把调节农村劳动力的任务纳入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全盘计划，统筹安排。通过劳动力的输出与输入地区的协调配合，通过完善、统一、开放的制度进行宏观调控，促使农村劳动力有计划地从富余地区流向缺少地区，在城乡间有序地流动，是可以做到的。

天津市正积极地朝着这一方向努力，尽管困难很多，但他们坚持把建设农村劳动力市场作为一件富有战略意义的事情来抓，主动与外省市协商联系，挖掘内部吸纳农村劳动力的潜力。这种迎着困难开拓前进的精神值得赞扬，这种逐步创造条件稳妥推进改革的科学态度，也值得学习。

如果有化解和疏导“民工潮”任务的省市，都能主动地从培育农村劳动力市场方面下力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行引导和调节，昔日困扰我们的“民工潮”，将会逐步转化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一支有生力量。

本报杭州电记者袁亚平报道：以浙江省富阳县供销合作总社及所属企业为主体，联合北京、天津、上海、广东等百余家工贸企业，近日宣告成立浙江省百合集团。

富阳县供销总社是全国供销社改革的先进企业。１９９３年销售总额２．７亿，实现利税１１００万元。现在全县供销社实有资产达１．２亿元，，在全国供销社系统位居前茅。

富阳供销总社围绕“农”字搞服务，引导农民进市场，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目前，全县供销社设立庄稼医院、村级综合服务站、农资服务站，配备了院长、站长、医生、技术员，采取技物结合，上门服务，配药、防病，治虫、除草、施肥系列服务。

本报讯全国第一家跨省市的股份制证券公司——浙江省证券公司业务量扶摇直上，１９９３年突破百亿元，利润达３０００多万元。

这家公司勇于开拓，率先把浙江凤凰化工公司推荐到上海证券所上市，并把证券交易营业部开进了大上海；他们在全国又第一家开通了杭州到上海、杭州到深圳的证券行情远程传输线路。目前他们已与１００多个城市的证券机构建立业务关系，在各大城市开办了近２０个营业部，并在上交所、深交所、证券自动报价系统、海南证券交易中心等拥有２０多个席位，证券交易品种也从单一的国库券增加到１００多种股票和二十多种基金、债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