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月26日 · 第2版

新华社记者刘欣欣于新超

１万元奖金，在珠海等地也许算不上重奖，可在刚刚走出亏损泥潭、职工几乎没有什么奖金的抚顺挖掘机制造厂，这笔奖金额却是太大了。

去年６月，抚顺市重奖了１０名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高级工程师孙宝元也在其中。他因作为项目负责人，设计成功了填补国内空白的新产品——三支点式柴油锤打桩机而获奖。

个人作用还是集体智慧？

孙宝元是前年６月担任开发三支点打桩机设计主管的。由于这种大型机械设备很复杂，仅这个产品设计组就有２２人。产品开发成功后，市政府奖这个项目２万元，其中孙宝元个人１万元，其他所有包括工艺处和车间的参与人员１万元，这个产品设计组的一般设计员才分得百八十元。这公平吗？

设计组一位老工程师的话，代表了许多人的看法：新产品开发成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孙宝元凭什么要比别人多拿几十倍的奖金？

一些行政领导也犯难：产品设计只是第一步，把图纸变成现实产品，工艺处和车间的技术人员、工人为这个新产品的出生也攻克了不少难关。现在重奖一个人，思想工作怎么做呢？

作为受“重奖”的孙宝元本人，几个月来，一肚子酸甜苦辣。他说：“最初，我也认为自己拿得太多，理不直气不壮。在得奖的第二天，我就把１万元奖金交给了厂里，向领导表示党和国家重视咱科技人员的心意我领了，至于奖金，工厂给我多少都没意见。可是后来听到许多议论，说我没做出那么大贡献，不该拿这么多奖金。还有的说，我自己不画图，整天就是溜溜达达，审个图签个字，是利用别人的成果。听了这些话，我气不打一处来，先是很苦恼，半宿半宿地抽闷烟。前年接受这个任务时，我根本没想到过什么奖金。后来我想明白了，这１万元我应该得，而且问心无愧。首先，我是项目主管，对这个产品的成败起决定作用，这个产品设计的总体方案和构想都是按我的要求干的，干砸了我要负主要责任，风险大。其次，我开发设计的这个新产品，今年一年就给厂里创造了１００多万元的效益，我得１万元还算多吗？”

厂长宋士元则是从全厂的宏观来看这个问题。他说，这个新产品的开发成功，主管是起了决定作用的。我有一个原则，谁负主要责任就给谁重奖。这个三支点打桩机是中国的第一台，价值１８０万元，失败了损失惨重。批准研制签字的时候，我的手都直哆嗦。现在是成功了，如果失败了谁负责？我就只能找他孙宝元。所以，我们把孙宝元的１万元钱退还给了他。俗话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像孙宝元这样的设计主管，全国找不到几个，可一般的设计人员我找个千八百的不成问题。人才也是以稀为贵。至于有人不服孙宝元，说他没啥创造，我认为不能把集体智慧当成维护“大锅饭”的借口。什么叫水平？发明是水平，搞最佳组合也是水平。孙宝元充分利用了我们现有的设备、材料、技术资料，组合开发出了高效益的新产品，这就叫创造。我们用的发动机、标准件等都不是自己产的，甚至用的特种钢管都是鞍钢为我们特殊炼的，难道我们也要给他们发奖？

绘图就该给奖吗？

人们没有想到的是，设计组有不少人拒绝领奖。一位３０多岁的工程师坦率地说出了他们的想法：我们的贡献和设计主管变成８４元和１万元的比率。我们的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绘图就该给奖”，多年习惯使人们对此似乎深信不疑。

厂长宋士元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工厂已经亏损六七年了，以前设计人员也天天绘图累得够呛，为什么一个有效益的新产品也搞不出来？主将无能，全军覆没。主管设计员的价值不就在这吗？那时的集体智慧哪去了？现在有一种错误观念，认为参与这个设计就该得到一份奖金。可我认为，这种突出贡献奖不该人人有份。有人强调这是集体劳动，实际上除个别人有特殊贡献外，绝大多数技术人员的设计工作都是在８小时内应该干的。当然他们也解决了一些技术问题，可是如果连一点问题都不解决，我还聘他们当工程师干什么？正常的工作也要分突出贡献奖，这说得通吗？所以我说，绘图就想要奖，这没门。当然，对他们的超额劳动，我们也要奖励，现在的关键是要解决好知识分子吃大锅饭的问题。脑力劳动不好衡量，所以要破这个大锅饭更难。今年初，我们制定了一个开发新产品的奖励办法，设计主管的奖金是专业组长的１０倍，是一般技术人员的几十倍，就是要破“老九”的大锅饭。

向前走　莫回头

“重奖”引起的争论，不仅仅是旧观念在作怪，这个奖法确有缺陷。最明显的是政府给的“重奖”带有很大的随机性，如同中彩球；同时又有很大的随意性，为什么奖他１万元，而不是５０００或２万？缺少科学的依据。

有意思的是，争论的人们在这一点颇有共识：重奖的方向是对的，无论奖法有多大缺陷，也要坚持下去。

正在研制新型全液压铁道起重机的设计主管、５４岁的高级工程师毛瑞山十分高兴却又不无担心地说：“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孙工受奖的场面，心里别提多受鼓舞了。如果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给他们的那点奖金和他们创造的价值是没法比的。这个政策千万不能半途而废。”

挖掘机厂的新领导班子很有远见和魄力。在市政府重奖之前，他们就已经制定了一个比较科学的奖励科技人员的办法了。设计人员开发新产品、工艺人员改进老产品都可以按效益提奖。他们认为，要使这样一个亏损多年、没有一个畅销产品的企业走出困境，就必须首先调动起技术人员的积极性。按照这个办法，今年将有好几位“老九”得奖一两万元。工厂决定，到时坚决兑现。

令人欣喜的是，这个政策已经初见效果。厂研究所所长孔令源说：“过去搞新产品找主管难，谁也不爱当，因为责任大，又没实惠。现在都争着干了。”

从前年６月到现在的一年半时间里，工厂开发成功了６种大型机械新产品，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企业产品由过去滞销变成供不应求。技术含量高了，产品的售价每吨由过去的８０００多元上升到了１．２万多元，企业效益猛增。

旧的“大锅饭”基础上的平衡被打破了，又产生了新的不平衡。人们又在思考：工人有突出贡献的应不应该重奖？还有管理人员呢？如果说，孙宝元应重奖１万元，那么厂长宋士元应该奖多少？

不过，厂长宋士元很乐观：只要这么坚持做下去，这股别扭劲总能转过来。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快语新言

文牛

看了《“重奖”之后》，觉得很真实，也很受启发。

所谓真实，是报道把重奖以后引起的不同反响，两种看来是对立的意见都说了。之所以受启发，也正是从这些不同的意见的分歧和争论中获得。

启发可以有许多，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在改革中，要把改革的方向和改革的具体方法，既联系起来，又区别开来。

为什么要联系起来呢？因为改革的方向是要通过具体的方法来实现的；离开具体的改革方法和措施，空谈改革的方向，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改革的困难，特别是在实施中的困难，更多的是在于找到能够很好地体现改革方向的方法。比如要打破“大锅饭”，这是改革的方向，但怎样去打，就有各种不同的方法，对有突出贡献的知识分子颁以重奖，就是其中的一种。这种方法已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为什么又要加以区别呢？这是因为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一贯的，不变的，方向如果变来变去，那就不可能进行有效的改革，起码是大政策上的不稳定。方法却应该是多样的，可变的，要在实践中不断选择，不断完善。一种方法一出现，不可能是十全十美，就是那些成功的方法，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部门、不同的企业实行的时候，也应该根据具体情况，有所变化，有所不同。

我认为，明白这个道理非常重要。它可以使我们更注意在改革的过程中使用分析的方法。坚持的方向对了，不等于在方法上就没有值得注意和改进的地方：具体方法上有一些小毛病，更不等于方向就错了，就不应该坚持改革了。我们所希望的是，无论什么单位，遇到这种情况，不仅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还要把问题深入地研究下去，争取在坚持改革方向的前提下，改革的具体措施和具体方法，越来越完善。

廖海泳

去年９月，在郑州全国“新产品、新技术交流交易会”上，河南省辉县市七星技术研究所的创办者、大罗召村农民赵氏七兄妹，被人们包围着。他们所带精心研制的七项专利产品有五项获得了“优秀”项目奖，引起了轰动。人们用异样的目光打量着衣着朴素、操着浓重河南口音的赵氏七兄妹，难以想象这些“泥腿子”是怎样踏上科技殿堂的。

３０多年前，大炼钢铁的风潮席卷全国。在河南辉县大罗召——一个偏僻的农村，同样受到“大跃进”的洗礼。当年赵氏兄妹多数人年龄尚小，在外乡某机械厂当工人的老大赵世堂被“召回”炼铁。肯钻研的赵世堂，凭着在工厂学到的一点技术，硬是靠一股子韧劲，把那些铁棍、铁片、铁屑，都变作铁锹、菜刀……由于赵世堂肯下工夫，制作的工具结实、锋利、耐用，很快他便成了远近闻名的“土铁匠”。

在“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中，赵世堂的弟弟妹妹们也都受到熏陶，他们爱模仿他打铁的动作，连做游戏也离不了制作工具。

接着，老大赵世堂和老二赵世义又开始打制菜刀和其它铁制农具。在实践中，仅有高小文化的两兄弟感到要学的东西太多了。他们买来了《锻工工艺学》、《热处理》等书籍，刻苦钻研，反复琢磨，有时还步行２０多公里，去向专家求教。就这样，知识不断地积累，技术不断地提高，一步一步艰难地向着更高的科研领域迈进。

赵世堂打制菜刀已有３０多年的历史，他制作的菜刀，切削锋利，经久耐用。这菜刀的刀背上增加了六厘米长的斧刃，能砍切骨头、木材等较硬的东西。这种双刃菜刀，使用十分方便。为了打制这样的菜刀，赵氏兄妹付出多少血汗，数也数不清。

为了在最佳时间“沾火”，在没有仪器的情况下，必须利用早晨天尚未亮的时候，不亮灯观察火的亮度，掌握火候。打制菜刀过程中，“沾火”是最关键的环节，有一丝马虎，便会失败，因此，每天早晨，赵氏兄弟都比别人起得早。３０多个寒去春来，他们从未间断过，技术也就一天比一天提高。

别人操作空气锤，都是两人操作，一人拿原料，一人拿工具叮叮当当地打铁。而赵氏兄弟为了能够更好配合锻打，都是一个人全部完成锻打工序。一只手拿原料，一只手拿铁锤，自己的两只手当然配合得默契，得心应手。

“沾火”时间短，必须聚精会神，即使是被烧伤也无暇顾及。一次，黄豆大的铁屑从工具中迸出，像子弹一样，飞似地钻进了赵世堂的左腿里，他咬着牙坚持工作了两天，直到不能站立，才到医院开刀取出了铁屑。

老三赵世良因常在火炉旁操作，烟熏火燎，使他眼底出血。经治疗后，视力刚刚恢复，就又坚持上炉台，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是他们成功的最关键因素。

赵氏七兄妹中最大的５０岁，最小的３０岁，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最高文化程度只是初中毕业，但他们人人爱钻研，个个能吃苦。

赵氏兄妹对新事物接受快，有独到的见解。别人的新产品，往往看上几眼便能仿照并常常有革新。老五是家中的拖拉机手，夏天，坐在拖拉机车座上，开起车来不仅颠簸，且臀下出汗，易患褥疮。他就和大家一起商议，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七兄妹集思广益，很快便研制出“减震调温车座”，这种车座安在拖拉机上，不仅减震效果好，而且能吹风调温。这种新型车座备受拖拉机手们的青睐。

一次次成功都使赵氏兄妹欢欣鼓舞，但他们都没有因此歇脚，每一次成功都是下一个新产品开发的起点……

朱瑞彪

这是用贝雕精心琢磨的：腊梅花下，手执纸扇的朝鲜姑娘翩翩起舞，祝愿中朝友谊与世长存。朝鲜汇界绢纺厂赠给浙江定海纺织机械厂的这帧贝雕，表达了朝鲜工人衷心的感激之情。

去年１０月７日，朝鲜和日本、香港合资新办的国内第一家绢纺厂——汇界绢纺厂的１４名工人和技术人员，风尘仆仆来到舟山海岛上的定海纺织机械厂，作为期一个月的绢纺操作技术和设备维修培训。在此之前，定海纺织机械厂已为这家厂提供了６６台机器的全套绢纺设备。

朝鲜工人原来都从事棉纺生产，从来没接触过绢纺。定海纺织机械厂和绢纺分厂专门抽出做日班的１０多位师傅，每个师傅带一个朝鲜工人。厂里虽然生产任务紧张，又专门腾出一些绢纺锭子，让朝鲜人员操练。师傅们用手势、画图、写中文等方法，向朝鲜工人传授一道道工序的操作要领和安全生产知识。

教绢纺操作技术的师傅，大多是青年女工。来学习的朝鲜人员，都是男工，大多数在３７岁以上。他们学绢纺操作显得手脚生硬，不知所措，但一点也不气馁。灵巧的姑娘们先一次次地做示范动作，接着又手把手一遍遍地教。精纺车间２６岁的教练傅红芬，把绢纺接头分解成５个慢动作，将每个动作的操作要点请翻译讲给朝鲜工人听，又把着手矫正他们操练中的差错。

除了传授操作技术，绢纺分厂厂长潘苗龙还从朝鲜厂今后的经济效益着想，他领着翻译到选料车间，请朝鲜人员一边看工人们选取原料，一边仔细讲解原料的名称、分级、质量、价格和怎样提高选炼率。

经过一个月的紧张学习，朝鲜工人已能熟练地进行操作了。去年１１月临别前一天，在共叙情谊的欢送会上，朝鲜工人情挚地送上这帧从国内带来的精致贝雕。

时序进入新年，定海纺织机械厂挑选出１０多名技术人员和工人，将赴朝鲜汇界绢纺厂安装调试机械设备，去做好“提供设备——培训人员——安装调试”全程服务中的最后一道服务。

田鹏

“今日牌价：７０推土机每台６．７万元”。这是去年１２月２日第一拖拉机制造厂销售服务公司随行就市公布的最新推土机零售价格。销售服务公司经理朱一东高兴地说：“车倒爷”们终于无事可做了。

前年开始，一拖八大类产品有七种一直“火”得不行，各级领导或关系部门的条子数以千计。一台６万元的东方红７０推土机到广东一倒手售价高达７．５万元以上，而该厂的“洛阳牌”压路机提货单就能转卖近万元。由于当时没有现在《条例》所规定的产品定价权，企业价与市场价差额巨大，使昔日销售公司门前黑压压聚集一片“车倒爷”，成为“拖拉机城”洛阳的一大特殊景观。

朱一东把我们拉到窗前，指着已经平静的公司门口，感慨地说：“过去企业价格权限非常小，我这个经理更多地像官员不像商人。每天上班看着公司门口乱哄哄的，企业的钱大把地被倒走而自己又无能为力，我常感到这个经理当得脸上无光、心里憋气呀！”

在停放场，记者找到一位正在装车的广东用户，他对一拖随行就市零售推土机并不惊讶：“６．７万元加４０００元的运费，仍比在广东买便宜多了。”而一位宁夏的用户说，随行就市便于用户直接购买，他们承包的工程耽误一天损失就是３０００元。

东方红７０推土机零售价从去年１１月２８日随行就市后，第一天售出４台，第二天增至１１台，销售服务公司副经理马楷良介绍，现在找厂领导和经理们批条子的人急剧下降，门前的“车倒爷”因无利可图而杳若黄鹤，既维护了最终用户的利益，也使市场秩序明显好转。今年仅推土机就有３０００多台的零销任务，准备全部挂牌出售。

新华社记者顾月忠

大别山深处的商城县组建的大别山歌舞团，走村串寨为农民演出。每个农民一年只花一个鸡蛋钱就能看两场戏。

由２４人组成的这支文艺轻骑队，一切从俭，自己租车转点，自己装台，自己清场，自己买菜垒灶做饭，连开水都是自己烧。最远最穷的村庄他们也去，最险最高的山也爬，一年多来走遍全县２２个乡镇，演出了２６７场，观众达８７万人次。

农民们对“一个鸡蛋能看两场戏”非常欢迎。每次歌舞团下乡，都排着队去请。金刚山村位于海拔９７０米的山坡上，地势险要，交通不便，几十年来没有一个演出团进过村。听说大别山歌舞团要来，乡亲们攀援１０多公里山路，把歌舞团接进山村，当天夜里，金刚山村变成了“不夜村”。长竹园乡的黄柏山村海拔１１００多米。歌舞团的到来使全村像过年一样。一位老太太说，能看上这样好的戏，别说花一个鸡蛋，收一篮子鸡蛋我也乐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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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文）

天津市蓟县下窝头乡程子口村是市级“文明村”，最近村里投资10万元成立了农民艺术团。春节前夕，他们深入工厂、农村、机关、部队慰问演出了十几场，场场观众爆满。

毛旋摄

吃活的钟振林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