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月17日 · 第5版

爱泼斯坦

我像世界上一切同我年纪差不多而又熟悉中国情况的人一样，早在童年时代就听人说起过宋庆龄——她是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夫人和亲密助手；孙中山逝世以后，她不仅继承了孙中山的遗志，而且在新的、难以预料的，甚至是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把孙中山的事业推向前进。她是一位杰出的中国妇女，她的一生是极富意义的一生。

值此宋庆龄诞辰１００周年之际，仅就对她在领导战时保卫中国同盟期间的一些印象，撰成此文，以示纪念。

我虽出生在波兰，但自童年时起，就住在中国，我第一次看到宋庆龄的形象，是在１９２５年。那时我只有１０岁，在天津上小学。报纸上登了一张她和孙中山一同到达天津的照片。当时他们从广州北上的目的，在于寻求统一中国的道路，而且也是孙中山不屈不挠不知疲倦的一生的最后阶段。

从父母和长辈的谈话中，我知道了宋庆龄的一些故事。１９２２年，孙中山在广州领导临时革命政府。叛军陈炯明的部队用大炮、机枪袭击总统府，欲置孙中山于死地。宋庆龄和孙中山都处在极度危险之中。为了吸引敌人的火力和注意力，宋庆龄坚持留下来，并再三劝孙中山先走，她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在孙中山撤离后许久，宋庆龄在叛军冲进总统府时在卫兵的护拥下，历尽艰辛才逃离了危险。以后我又知道，就在此次危难中，宋庆龄流产了，失去了她唯一的孩子。

我逐渐领会到了宋庆龄的魅力，这是精神的美和力量的结合。我开始对她充满敬意。

３０年代初期和中期，我在天津和北京的英文报社工作。作为一个年轻的新闻工作者，我阅读了１９２５年到１９２７年间一些生动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报道。其中有美国的文森特·谢安撰写的《个人经历》，这本书对宋庆龄和她所起的作用，深表钦佩和赞赏。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也是通过宋庆龄所发表的言论才开始认识她的。

１９３２年，我认识了埃德加·斯诺。斯诺对宋庆龄很尊敬，他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她的观点。１９３５年“一二·九”运动中，我接触了中国革命，对中国的革命运动更加关注。１９３６年，国民党苏州法庭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关押了积极参加救国运动的“七君子”并进行审讯。就在这时，传来了宋庆龄勇敢出庭的消息，这给了我很大的震动。我期望着能够结识这位为民族的解放而英勇斗争的举世瞩目的风云人物。

抗日战争爆发后，开头两年我担任美国合众社的记者。南京沦陷，武汉和广州都遭到严重威胁时，我到了广州。其时，日本侵略者开始对广州这座美丽却没有防空设施的城市狂轰滥炸。就在这样的时刻，宋庆龄来到了广州。她参加了向侵略者示威的火炬游行活动，尽管日寇的轰炸机只消１５分钟即可飞临广州实施空袭。宋庆龄此举，实在是意义深长、振奋人心的。正是在这次大游行中，我结识了宋庆龄，并参加了她领导的战时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开始了我们长达４０年之久的共事的第一步。

保卫中国同盟，是一个为了便于在国际上进行接触的机构，总部设在香港的西摩道２１号，机构人员包括中国人和外国朋友。其目的有两个：一是在国外和华侨中宣传抗日，尤其是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和根据地；二是向全世界募集医药和援助物资，支援真正的抗日力量。

宋庆龄从《中国呼声》这本进步刊物上读到我的文章，了解了我的一些情况后，便邀请我和其他一些人，一同发起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广州分会。广州沦陷后，我被合众社解雇，便赴香港参加保盟总部的工作，此后３年多我大部分时光在那里工作，于是对宋庆龄有了更多的、直接的了解。

“把每一枚铜板用到祖国的抗日战争中去！”这是宋庆龄坚持的一贯原则。她生活很俭朴，住室不大客厅很小，没有自己的车，衣着也很简单。

她很善于利用《保盟通讯》和一些出版物作宣传工作，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宣传人民战争的胜利以及国民党制造摩擦、打内战的真相。她还曾帮助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根据地建立或扩大了一个又一个国际和平医院。已故的爱德华大夫所率领的援华医疗队（这个医疗队的成员中，还有柯棣华和巴苏华大夫）就是在她的帮助下奔赴延安的；白求恩前往解放区，也是她帮助安排的；在红军时代就在中国工作的马海德大夫，也曾作过“保盟”的通讯员，同时又肩负着同白求恩在战场上进行联系的任务，他也是在宋庆龄的鼓励和帮助下参加中国革命的。

“保盟”收到了许多的援助物资和基金，宋庆龄不倦地工作，用打字机打印文章、信件，还为每一笔捐赠收据亲自签名——无论金额大小。她又亲自清点、包装救援物资，以便运输。当给八路军送援助物资的大型车队受到国民党阻挡时，宋庆龄又亲自跟国民党周旋，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的封锁政策，使他们很狼狈。与此同时，宋庆龄又致力于国共合作的统战工作。１９４０年３月，宋氏三姐妹联袂赴渝，访问大后方。这是她多年来首次公开露面，以示团结御侮，共同抗敌，成为当时轰动海内外的一大新闻。她还善于结交朋友，凡跟她有过通讯联系的人都知道，她不管多忙，只要收到来函，总是在当天、至迟在第二天作复。可以这么说，谁一和她交上朋友，她是会永远跟谁保持友谊的。当然，对于那些蜕化变质、立脚点完全转移到敌人立场上去的人，另当别论。１９４１年１２月，日本偷袭珍珠港，也对香港发动了进攻。宋庆龄不愿离开她的同事，直到敌人占领机场前６小时才在大伙的劝说下乘飞机去重庆。一到重庆她又开始恢复“保盟”的活动。没有办公室，宋庆龄的客厅就是工作室，没有固定的工作人员，也没有地方印宣传品，还处处受到国民党的威胁和阻挠。重庆的工作比在香港困难得多。当时抗日战争已成为国际上的事，宋庆龄得以建立在共同利益上的新的对外联系。如她与二次世界大战时中缅印联合战区美军司令、正直的史迪威将军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保盟”送往延安和游击区的物资，就是他派从印度来的美军飞机运输的。“保盟”在这一时期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成果。但是，如果没有宋庆龄的威信和她积极、无畏、有创造性和勤奋的领导的话，取得这些成果，是不可能的。

二战结束后，宋庆龄回到上海，在那里建立了“保盟”的后继组织——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中福会”她又尽其所能从联合国救济总署，为解放区争取合理的援助份额；还致力于对劳动妇女及儿童在医疗、营养和教育方面的救助事业，这些事业的开展，为进步的社会工作者提供了用武之地。

解放战争时期的斗争更尖锐、更复杂。但宋庆龄继续与共产党进行公开的和地下的合作；她帮助党团结广大民主人士，并为尔后他们参加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生活奠定了基础；她一如既往保护和从物质上帮助进步的作家和艺术家，并在关键时刻敢于仗义执言。正因为如此，解放前夕，她再次处在极其危险之中。蒋介石的特务组织逮捕和杀害了大批进步人士，她也成了他们的主攻目标。

抗战胜利后，我到了美国，和美国进步人士一道为反对美国干涉中国而斗争。１９５１年，应宋庆龄的邀请，我与妻子邱茉莉又回到中国，在宋庆龄创办的外文杂志《中国建设》（今为《现代中国》）工作。

新中国建立以后，宋庆龄担任了国家副主席的要职，但她仍然把很大精力投入到社会、儿童、妇女和世界和平的事业上。在她的支持下，又成立了中国福利会，中福会在上海设立了妇幼保健医院、职工幼儿园、少年宫、儿童艺术剧院和深受孩子们喜爱的《儿童时代》杂志；她在北京则创办了《中国建设》。她一直很关心并抽出大量时间为这些事业呕心沥血，她也常为《中国建设》撰写文章。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誉主席，宋庆龄去世以后，骨灰没有安放在北京的八宝山公墓，也没有安放在南京中山陵，而是根据她的遗愿，埋在上海宋氏墓地她父母的坟旁；她的保姆李燕娥，也葬在这里，墓碑的大小与她完全相同。

从广义上讲，宋庆龄是一位战士，她忠于职守，为人民鞠躬尽瘁，为人民大众的利益，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她的一生，无论是对她所处的时代，还是我们所处的时代，还是对未来，都是有意义的一生。

我们这些有幸结识她的人，将永远记住她的热情和幽默，以及她的平等待人的精神。

（转自《中国妇女》１９９３年第１期）（附图片）

一九三八年，宋庆龄（左四）和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合影。左一为爱泼斯坦。本报稿

杜述周

我曾有幸在宋庆龄同志身边工作了１３年，以后又曾主持宋庆龄故居工作近１０年。当此纪念宋庆龄诞辰１００周年之际，我回忆起在宋庆龄身边工作的那些日子，心里很不平静。她为国为民的工作精神，处事待人的诚恳热情态度，在任何情况下不卑不亢的优良品格，一一涌现在我脑际。宋庆龄是位伟大的女性，出色的国家领导人，也是我人生道路上的楷模。

（一）

我原来在国务院管理局服务处工作。我清楚记得，１９６８年５月初的一天，军代表找我谈话，通知我马上准备到宋庆龄同志那里去工作。我当时丝毫没有思想准备，因为前几天还是斗争对象。５月８日上午，我跟着军代表一起来到宋庆龄同志住地，刚在小客厅落座，就见我敬慕的宋庆龄同志从楼上下来，她走到我们面前，首先和我握手，并和蔼可亲地对我说：“欢迎你到这里工作……”当她与来的人招呼后，又对我说：“你在这里工作是要辛苦的，有个职责范围和分工，也有工作制度和纪律，希望你和这里的同志们一道好好工作。”我立即意识到宋庆龄对工作要求是严格的。

作为宋庆龄同志的秘书，除了不写文章，她的衣食住行和对外联系，对内接待等工作主要是由我负责。在工作中我发现，宋庆龄同志对自己要求就很严格，工作态度严谨。每天早餐以后，她便开始工作。中央文件、各界人士的信函、国内外亲友的来信，她都及时阅读处理，从不积压，有时有病也要坚持工作。她工作及时、细致、效率高，许多事都是自己亲手去干，包括封信封贴邮票之类的事。

宋庆龄很关注国际国内的风云变化，早上坚持收听新闻，晚饭后看电视的新闻联播。每天在翻阅“参考资料”时，对重要的内容还用红铅笔画上道，有的写上“注意保存”。她也经常翻阅美国、香港等地出版的英文报刊，同时，经常向世界各地友人介绍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及时将新出版的《中国建设》分寄友人。

（二）

宋庆龄是一位知识渊博，内涵丰富，生活情趣高雅的女性。这也正是我和其他在她身边工作过的人员所敬慕和学习的。

宋庆龄对生活环境不要求豪华，却要求清洁卫生，对在她住地的工作人员，她也经常提醒大家，无论穿着是新是旧，都要干净整齐，要经常理发剃须，要有个良好的精神面貌，才能不损我们国家的尊严。

她喜欢读英文的文学著作，也爱弹钢琴、听音乐、看电影，生活很充实。有时她请马海德、路易·艾黎、爱泼斯坦等友人和她一起欣赏一些名曲或看电影，有时也和我们工作人员一起看电影。

宋庆龄在北京的住地，是过去一座花园式王府。她是最喜爱鲜花的，经常关心园里花木的修剪栽培。她喜欢石竹花、月季花，还特别喜欢一种夏威夷的热带花——“安多利恒”花，关于这种花，还有一段故事呢：那是一位美籍日本朋友有吉辛治给她的礼物。抗日战争期间，有吉先生参加了美军赴延安观察团，到延安访问过。他回国后被关押了。当宋庆龄得知有吉先生被关押的消息后，就将自己结婚后父母送给她的一身嫁裙（这身嫁裙还是她母亲结婚用过的）托人带给他的家人，让他们拿去变卖援助有吉先生。有吉的家人没舍得卖掉，妥善保存起来了。后来，有吉先生获得释放，离开了军队，在夏威夷开了一家花店。他曾经专程到北京看望宋庆龄，从夏威夷给宋庆龄带来两盆“安多利恒”花。火红的“安多利恒”花在北京的宋庆龄寓所开放了，工作人员每晚将它们浸在清水中，让它们能多开放些日子。后来，宋庆龄又和女服务员一起，将这种花绣在绸布上，挂在卧室的床头边。

１９８１年宋庆龄同志病逝后，有吉先生的儿子小有吉辛治在纽约电视台展示了宋庆龄赠送给他家的那身嫁裙。当时，曾有古董商要高价索买，小有吉先生拒绝了。以后他又将嫁裙带到北京，送给了宋庆龄故居。后来，有小吉辛治把花店卖了，办了一个神州探史旅游公司，专门介绍美国人到中国旅游。每当他自己带团来北京时，都要领到宋庆龄故居参观，走到那身嫁裙边时，我总是邀请小有吉先生亲自讲解。

小有吉先生每次来华总忘不了给故居的朋友带来一些“安多利恒”花，每次还都给宋庆龄基金会捐款。

（三）

宋庆龄同志自己生活比较简朴，但她对待客人总是十分热情、礼貌、周到；对待过去支援过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老朋友总是念念不忘；对待过去跟随孙中山先生工作过的人，抗战时期跟她在一起工作过的人，还有现在身边的工作人员总是关怀备至，慷慨相助。

有些事对我印象很深。我记得当宋庆龄同志得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要来我国访问时，她即与外交部和马海德等取得联系，要为斯诺洗尘。那天，斯诺到京时间晚了，宋庆龄就一直耐心地在家中餐厅等候。事后，马海德大夫曾对我们说，“孙夫人待人至诚，斯诺还没有起飞，她就做好接待的准备了。”

纽约的牙科医生罗森先生，在抗战期间曾响应宋庆龄的号召援助过中国人民。宋庆龄过去和他未曾见过面，只是通信联系。７０年代初，罗森夫妇来北京拜访了宋庆龄，以后又多次来华访问。每次来，宋庆龄同志都热情接待宴请，并为他们在友谊商店订做衣服。她常说对过去帮助过我们的老朋友不能忘记。宋庆龄同志逝世后，我曾写信给罗森夫人，请他们将过去的信件寄给故居。罗森夫人即将积存的宋庆龄邮寄信件的信封中一部分寄给了我们，现在这些信封都存放在故居陈列室里。

１９７３年，宋庆龄同志住在上海，当她听说工作人员小杨家里因遭洪灾房屋倒塌，立即问我小杨需要多少钱修理房屋，我粗略估计了一下，大概要１５０元。她马上拿出１５０元让我寄给小杨。当时小杨正回到家里探望父母，我也不知道他家里的地址，费了一番周折，才将款寄出。还有一位过去在重庆为宋庆龄当过服务员的同志，宋庆龄每月都让从她的工资里取出部分款补助他。每当我为她做这些工作时，我常想她每月工资也只有５００多元，要分给这许多人，自己留下的就不多了。

更使我不能忘怀的是，１９７０年我的小儿子与邻居的孩子一起玩耍时，不慎被别的孩子推倒，手里的玻璃杯摔碎了，孩子的左眼球也被玻璃碎片划破。当即被送往同仁医院治疗，那时孩子才三岁。宋庆龄知道这个情况后，即对我说，“治好孩子的眼睛是件大事，如这里治不好，请告诉我，我去请周总理帮忙，想法从国外买回眼球来给孩子换上，不能让孩子痛苦一辈子。”我和我的家人听后都很感动。后来经过同仁医院大夫的精心治疗，眼球保住了，不久就痊愈出院了。宋庆龄同志听到孩子的眼睛治好了，非常高兴，还不住地赞扬同仁医院的大夫医术高明。

（四）

宋庆龄是一位顾大局，重情谊，气度不凡的国家领导人。她一生不图荣华富贵，逆境中不畏强暴的高贵品质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伤害了她的感情，但她总是以国家利益为重，民族利益为重，坚持对内对外的工作。当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了，外使来递交国书让她出面接受，她也承担起来了，但她的心情是沉重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宋庆龄出于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对毛主席的敬仰，认为这场“革命”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进入了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她像每一个善良的人们一样对这场“大革命”存有幻想，还满腔热情地买了一些“红宝书”分送给周围的工作人员。

可是，后来事态的发展，越来越让她失望，甚至气愤。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她的亲友被迫害致死，孙中山先生的旧部属成了“封建余孽”被批斗，隔墙的大喇叭不停地喊叫，……这一切使她忧国忧民之心更为沉重，常常日夜不能安宁，虽然毛主席、周总理和邓大姐对宋庆龄同志十分关心，亲自找红卫兵做工作，保护她的安全，她的健康还是受到了损害。在这种形势下，她没有倒下，时刻关心着事态的发展。每逢新年来到之前，她像以往一样，让我们给少奇同志的孩子送去糖果等礼物，１９７６年以后，已经找不到他们家的地址了，我只好请中央办公厅转交，也不知道他们收到这些东西没有。

叶恭绰原来是前清重臣，后来也曾是北洋“交通系”的骨干。但他信仰三民主义，以后，拥护孙中山先生统一中国、振兴中华的主张。民国时期他担任交通部次长时，曾协助“全国铁路督办”孙中山筹划设立全国铁路总公司，规划修建全国铁路网，被中山先生称赞为“英俊有为”。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他在中山陵旁修建了一座“仰止亭”，表达矢志忠于三民主义、永远景仰中山先生的感情。１９４９年，他又冒着危险从香港回到大陆。对这样一位老人，“文化大革命”中竟被诬为“封建余孽”批斗了。当宋庆龄知道这个情况后，非常气愤，让工作人员给叶家送去２００元钱以作抚慰。叶公见到钱后，老泪纵横地说，“孙夫人的心意我领了，这钱不能收，因为夫人也是靠工资生活，没有财产。”叶的夫人怕却之不恭，最后商量收下了。叶恭绰激动地对工作人员说，“孙中山先生是一个脚踏实地、不屈不挠的人，我追随中山先生多年，希望死后埋在‘仰止亭’，到九泉之下能见到中山先生，请将此意转告孙夫人。”工作人员回来向宋庆龄汇报后，她给叶先生复了信。１９６８年８月６日叶恭绰去世了，宋庆龄安排将他的骨灰埋葬在“仰止亭”，实现了他的遗愿。

“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对周总理多次发难，宋庆龄非常气愤。当她知道周总理生病时，就让我们捕鱼送去慰问总理。一次我和其他同志一起在院内南湖中捕到一条十多公斤的大胖头鱼，立即送到周总理家里。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周总理逝世后，宋庆龄参加吊唁回来，自己一个人静静坐在那里流泪，为国家失去一位受全国人民敬爱的好领导而深感痛心。一次，上海的“四人帮”干将要想将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拆并，宋庆龄即赶到上海，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在上海居住时，他们几次邀她参加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活动，她都拒绝了，她说，“去了更伤心。”后来我明白了，她是不愿意与马天水、王秀珍这些人一起进行这些活动，更不愿跟他们一起在中山故居前合影。

幸好，宋庆龄看到了“四人帮”的垮台。她以无比激动的心情与全国人民一道欢庆了这一历史性的胜利。她曾怀着深情撰写了纪念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文章，抒发了对他们的崇敬与怀念之情。１９７９年９月，她曾撰写了一篇题为《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文章，对“文化大革命”这一段历史就自己的认识进行了总结与反思，她满怀信心地写道：“我坚信，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

（晓渡　苏小环整理）（附图片）

宋庆龄与秘书杜述周。本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