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月24日 · 第5版

洁泯

有人说，如今的文化格局正在进入一个低潮，这低潮所告知的是学术文化以及高层次的文学艺术的社会需求日渐低落，文化积累的明显衰退以至预示着有中断之虞，延绵于历史长河中的文化传统经过一再的冲击而日见其淡化。

以文学艺术为例，充斥市场的是日见其膨胀的娱乐性文化，休息性文化，一言以蔽之，大抵是消闲文化而已。

你只要走进书店书摊，那摆设得五光十色的，而且是最为畅销的，大都是这类书。出版社的编辑部，学术著作的稿件辄束之高阁，运转中的书稿多属消闲之作。至于在别的文艺领域，例如音乐，流行歌曲替代了古典名曲；舞台上传统的话剧、京剧和其他剧种，大多宣告着不景气；曲艺中某些品种正濒临着没顶之厄，如此等等。总之，文化的滑坡正在继续。

不消说，这情形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普遍忧虑，但终于因回天无术，这忧虑也只是无可奈何的怅惘罢了。自然，也颇有人认为可以“因势利导”的，于是设想出若干改变现状的方案，开出种种挽回颓势的药方，但因为未经实验，是否真有效益尚未可知。至于造成低谷的根由，往往众说不一，最常见的说法是社会监督的不力，尤其是行政力量的措置不当以至失控，以致弄成这局面。这说法似可以成立，但一种文化现象的造成，行政力量的是否有效只是一个表层的原因，深层的因素必须从社会心理的变异中去寻找，特别是从最广大的文化消费者青年的心态中去求得答案。有人把当前流行歌曲《一无所有》所表达的社会心态看作是社会思潮的最直接的反映，认定这是文化趋于低谷的当前最为广阔的社会心理背景。它具有“一种极为复杂的情感”，“有悲怆、失望、伤感而不甘沉沦”，“《一无所有》不仅仅是指物质、金钱的匮乏，更主要是地位的低下，参与权的被剥夺，生命活力的被钳制，以及由此导致的迷茫、失落、压抑、怅惘、困惑和幻灭感”，“它的哲学意蕴是‘存在的无意义’，‘人生的无意义’”，“哪一种危机都没有这种危机来得更带有根本性”（见《读书》１９８８年１２月号周彦一文）。看来这一分析触着了事情的深层面。倘有补充，那末我认为，这种迷茫、失落的心态既是现实的，但又是过渡的，短暂的，那前景的发展是什么，将发生于现实生活不断变化中间。很难想象一种社会心态会长远停滞在“一无所有”的状态上，那种怅惘的徘徊心理，不过是社会心理发展到某一顶点时所产生的特有的精神现象。

可以理解的是，那徘徊心理的内层是痛苦、失望和伤感，由此丧失了清醒的理性追求和人生追求，反映于文化意识上，则是没有任何需求的那种空白而已。“读书无用论”是一种文化现象，寻求生活的刺激是又一种文化现象，社会的精神趋向出现了一种麻木感与破灭感，除了刺激神经，什么都不感到兴趣，把现实视作为梦幻，对前途茫无所知。于是那些纯属消闲和具有刺激性的文艺读物就应运而生，算是填补了这一社会层的一项精神空白，就像用金钱的诱饵去填补着一切逐利者的需求一样。看来这一状态还要持续下去，虽说是短暂的，但走出低谷也并不是很短时间内可以奏效的。

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似乎不必因此惊讶，自然更不必悲观。那种对文化低谷认定是难以改变的历史趋势的见解，未必站得住脚。一个从自然经济走向商品经济的社会结构，在文化上是否一定会出现一个文化低谷的历史必然，从以往的社会历史发展的状况考察，似乎并无此种规律现象可找。自然，经济现象和文化现象是既有联系又各有自身特殊的发展规律，今天的文化低谷现象，是在社会生活趋于困顿和某一转折期所发生的特有的混乱现象。这既不能吃又不能穿的文化，被社会的选择机制排挤于一种十分次要的位置上，社会向社会成员索取的是经济的生产力而暂且不是文化的生产力。经济与文化的严重脱节，使文化处于一种自我调节的自发状态中，这自发状态不免是混乱，倘把这混乱看作是不可避免的现象，那将有助于对文化低谷现象作出最好的解释。

从文学领域来说，当前的那种低落不是趋向消亡，是趋向于一种沉潜期。纯文学或严肃文学在现时虽濒临着危机，但是它蓄积着的内在的潜在力量却仍是牢固地存在。一大批矢志于开拓创作新途的作家，仍在层出不穷地寻找适合于变革中的生活的艺术方式；另一批潜心于攻研理论新知的学者，也依然孜孜不倦地挖掘理论思维中的新命题。他们的辛勤耕作，如今虽不能形成一个大面积的天地，但必须看到这才是文学攀登高峰的真正的精神支柱。这一精神支柱在低谷的风雨中站立着，默默地顽强地站立着，正如在漫天大雪覆盖下的冬眠中的生物不会因寒冷而消失一样，它们在期待着春天。

不能把“一无所有”的咏叹看作是全社会的主调，社会是个变化着的复杂的整体，它的变动机制常常使某种主调降为次要的以至处于不重要的位置上，然后上升起新的主调。十年动乱的灾难结束，引起了人们极度的精神亢奋，文化上的旺盛期就标志着这一点。然而任何亢奋臻于极致而不衰的状态是不存在的，从高涨到低落，由低落而出现新的高涨，从来就是历史老人的得意手笔。不妨断言，那种“一无所有”式的徘徊是不可能一直徘徊下去的，因此它不是结局。结局是一种新的变化，随着经济上升的社会变革，由此必然是相应发生着复杂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心态的变异，尤其要看到，作为社会中坚的青年，他们终究是不会停留于徘徊状态的，他们一时的迷茫、困惑，证明着他们不过是在寻求自己要走的路，换句话说，他们在寻求自身真正的位置。可以设想，在一种求生存求发展和充斥着逐利意识的社会现实中，变化无时停息，人推动着社会的齿轮，社会又在每一瞬间制造着人的各个不同的命运，就在那种不断拥挤、不断撞击的历程中，难道将不会出现社会心态的新变化吗？

茫茫世宇中的人们，为了把握自己的命运，都不息地在作新的追求，作出自己新的表现。时间将会证明，现实的撞击给予他们的感悟，是他们的精神寄托仍将回归到求诉于文化，而现存的大量的“低谷”文化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渴求，他们必须作新的选择。只有闪耀着良知的文化才是人们所要真正追求的，也只有这种关系到民族命运的精神因素的追求，才足以使人们徘徊状态的心态取得真正的平衡。它的辉耀闪烁的日子将是它确定不移的前途，而它的首先闪光的爆破点又常常是在文学。

黑格尔说过，“现实的不都是合理的，合理的则是现实的”。历史将再度证实这句名言的真理性。

张卫

１９８８年以来，国产故事片生产中出现了娱乐片热，各制片厂都拍出了一些较好的娱乐片，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作品粗制滥造，因而社会各界对娱乐片热的看法不一。加之这一现象的出现反映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冲击着传统文化的伦理价值和文艺观念，涉及到人性心理、社会效益、文化建设、大众传播媒介作用等一系列问题，因而针对娱乐片众说纷纭、讨论热烈，各种意见主要围绕以下话题交锋：

关于娱乐片热的背景和意义。有人认为，娱乐片热是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电影文化与电影观念发展中的一次非常重要的转型，因为它伴随着中国经济文化的全方位转型而出现，其意义甚至超过电影界新时期十年的拨乱反正。相反意见认为，电影文化没有也不应出现转型，它依然是陶冶人们美好情操，鼓舞人们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娱乐片中有低级庸俗的成份，对其意义的估价不应过高。有人指出，过去我们的生活缺乏娱乐，是由政治动乱和经济穷困造成的，这不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如今到了转变这一现象的时候了，应该确立电影创作中的娱乐片主体地位。电影可以教育人民，可以给人民灌输忧患意识，但没有必要将此当作艺术的唯一责任。有人反对以娱乐片为主体，并且认为，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电影文化建设，没有一批体现国家和人民的主流意识形态、直面人生、开拓未来的主旋律作品做中坚，为现代化建设准备人的条件、开创文化环境是不行的。

关于娱乐片的地位。有人认为娱乐片与艺术片难分高下，国产娱乐片之所以质量差，与我们重教化、轻娱乐的文化传统不无关系，与部分制片厂领导轻视它，只派素质较差、水平低的人员拍摄它不无关系，与理论界重视探索片轻视娱乐片不无关系。一位探索片创作人员透露：那几部著名探索片的拍摄初衷是想搞娱乐型故事片争取观众的，但因为编剧薄弱，没有好故事，只好用好的画面、好的摄影来补充，歪打正着地成了“淡化情节”，被理论界一捧，就越发地不顾娱乐性而走极端，让观众很难进入。还有人指出：认为艺术电影能进电影史，娱乐片不能进电影史的看法是错误的，没有一个国家把宣教片和艺术片当作电影生产主体的，电影史主要还是娱乐片的历史。相反意见认为，只有艺术形式的发展才能构成艺术史，探索电影发展了电影语言，所以电影史是艺术电影史。有人指出只有艺术片奖没有娱乐片奖是不正常的，娱乐片也应有自己的大师，如卓别林、希区柯克。但相反意见认为，应把重视娱乐片的制作，提高它的质量与提高娱乐片的地位区分开来，不恰当地提高娱乐片地位，反会导致娱乐片拍摄的非通俗化、非大众化和不伦不类，实际上等于取消了娱乐片。

不少意见认为应该廓清娱乐片的概念和语义。有人认为谋杀、侦破、武打、歌舞、喜剧之类属娱乐片，严肃题材、针砭时弊、宣传教育的影片与娱乐片无关。有人认为以表现自我为目的的影片是艺术片，以愉悦观众为目的的影片是娱乐片。还有人认为娱乐片的提法不科学，应以提“电影的娱乐性”为宜。

为此，一些理论家比较了艺术片与娱乐片的异同：娱乐片属大众文化，归顺语言规范，探索片属精英文化，逆反语言规范；娱乐片认同主流意识形态，探索片悖逆主流意识形态；娱乐片讲求故事，注重因果联系，艺术片反故事，打断因果联系；娱乐片遵循传统道德情感模式，艺术片逆反传统道德情感模式；娱乐片使观众向影片同化，艺术片让观众与影片间离。关于艺术片与娱乐片的关系，有的创作人员认为应该拆除两种影片之间的厚墙，熔娱乐与艺术于一炉。有人则认为应把二者区分开来，否则互相影响，彼此妨碍。

关于娱乐片的思想性。一种意见认为，娱乐片应有一定思想内涵，但这内涵应浅显、新鲜。另一种意见认为，娱乐片不应负载哲理。

关于娱乐片的功能。有人认为，它应给观众以替代式的性满足，观众借影片宣泄情欲，娱乐片不应回避性问题。相反意见认为，娱乐片应有文化格调、文化品位，庸俗地表现性，会降低全民文化质量，所以应减少性镜头和凶杀片数量。

关于如何提高娱乐片质量，如何吸引观众。有人认为，娱乐片质量的提高首先有待于完善类型，有待于将娱乐片拍得更符合各个类型电影的特有模式。因为不遵守类型电影的语法规律是失去观众的主要原因，首先应该熟悉掌握规则，然后才能逆反超越规则。还有人指出，娱乐片面貌的改观，首先在于编剧工作，娱乐片编剧应遵守通俗文学的原则，做到二要三不要：要有扣（指情节上的环环相扣），要有绝招，不要人物性格复杂化，不要语言艺术性，不要深奥主题。有人则反对这种观点，认为用这种中国土办法编剧拍片最终会损害娱乐片的质量和声誉。有的创作人员指出，娱乐片要有好的外包装，即好的摄影、录音、剪辑、声音等。关于娱乐片的表演，大家认为应该建立明星制，每一类型片应有它特定的明星，应随着时代审美趣味的迁移，重新推出明星。关于娱乐片的评论，有人提出不能用非娱乐片理论分析娱乐片，应加强对各种式样娱乐片理论（即类型片理论）的专门研究。

目前，娱乐片的讨论正伴随着娱乐片的生产的扩大而继续深入。

江曾培国文兄：

大著《危楼记事》已成书问世，乘编辑工作之便，我完整地参观了您的“危楼”，始领悟它的结构之巧，营造之妙。老实说，先前当我零碎地浏览“危楼”的一窗一户时，我虽叹服您的幽默、讽刺、荒诞、评议才能，能用不同于营造《花园街五号》工程的另一种笔墨，另一种功夫，建造这幢“危楼”，但因为它是由几个相连而又独立的中短篇组成，每一个中短篇又似乎是随意浑洒，“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很少顾及既定的小说章法，我担心它造到哪里是哪里，缺乏完整的蓝图，从局部上看，有闪光的东西，从整体来看，则可能就像Ｓ市Ｙ大街Ｊ巷的那座危楼那样，呈现出“扭曲状态”。如此，富有才华的神来之笔，也会沦为游戏笔墨。现在，当您的“危楼”工程已经全部完成，并且交付包括我在内的读者享用时，实践表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您营造的“危楼”，如同您营造的那幢“花园街五号”的“洋房”一样，是坚固的，挺拔的，风姿绰约的，是又一座漂亮的文学“建筑物”。

自然，“危楼”有“危楼”的特有风采。如果说，您那座“花园洋房”的标志是个“改”字，那么这幢“危楼”则是极力渲染一个“危”字。您似乎首先是把“危楼”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象征。那场人间浩劫，想想还令人后怕。正如您所说，“想到我们原来成天忙于七斗八斗，却不知身处随时有灭顶之灾的沉船之上……不禁头皮发炸。”现在，有些人在强调“向前看”的时候，却有意无意地忽视向后看一看它。然而，这是不能忘却的。您说得好：“危楼去矣，余韵犹存，大厦虽健，旧习难泯。”“文革”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刻的社会的历史原因。可是，文革灾难已经过去十余年了，虽有早年的“伤痕文学”潮流留下了一些痕迹，但总的说来，成就不高，人们期待着这方面的大作品问世。尽管我们不应要求过急，但总要心向往之，努力去实践。您的“危楼”在这方面作了一个有力的冲杀，冲杀得好！有同志说，李国文是位直面人生、拥抱现实的作家，以写改革著名，怎么又“回过头去”写“文革”呢？实际上，您是“回眸一笑百媚生”。您的“回头”，正是着眼于深入改革，需要进一步清除“文革”的“余韵”与“旧习”。您的《危楼记事》，就是既写了当年“危楼”的“内外折腾，鸡争鹅斗”，又写了今天“危楼不在人在”，“也有醒了以后，照旧做白日梦的人。”您把当年“文革”与今天现实“作了一体化的时空处理”。您的回顾不是为了逃避现实，为回顾而回顾，不是揭揭疮疤而自娱。您的不能忘却，是为了把充满血与泪的往事中凝聚的经验与教训，充分发掘出来，作为警钟，作为财富，以启今人。您的直面人生、拥抱现实的品格没有变，而是“一以贯之”。您营造这座窳败的“危楼”，祭起“危”的旗帜，浓笔重彩地渲染一种危机感，一种忧患意识，正是为了进一步推进与发展那幢漂亮“花园洋房”中所展现的改革意识，变革精神。这反映了您对现实有了深一层的体验，您关注人生的灵魂有了进一步的骚动。因此，我以为《危楼记事》在笔调上虽较《花园街五号》幽默、轻松，内含上却是更为深沉。

说到深沉，应该着重指出，您的“危楼”象征，更是指向造成“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文化心态。因此，想写“文化大革命”的“危”，不是着重于展现政治的动乱，不是着意于政治的批判，尽管这一切也是必要的，但一般属于显层次、浅层次的东西，您紧紧盯住的却是社会心理与人的灵魂，这就钻进“危楼”的隐层次、深层次了。《危楼记事》对“文革”的过程，事件的始终，少有“记”者，而是精心捕捉一种精神气氛，让“文革”内在灵魂的波动跃然纸上，占据“前台”。您的“危楼”之“危”，既在于“地基下沉，东倒西歪”之类的“扭曲”，更在于“居民习久为安，竟不觉险之为险”的“扭曲”。可贵的是，您对这种心理与灵魂的“扭曲”的揭示，在九个中短篇中，不是“东一榔头，西一榔头”，抓到什么是什么，不是“虽云长篇，颇同短制”；而是较好地实现了“九合一”，前呼后应，有机地呈现了纷繁复杂的人相与心相，特别是还少有作家问津的市民社会的人相与心相。雷达同志曾将“危楼”中形形色色的人物，按精神的主导作用，归纳为五大类别，即“忍从类”、“抗争类”、“看客类”、“流氓类”和“噬人类”，我认为这一划分大致是恰当的。正是通过这些有代表性的精神群体，如雷达所说，您“考察民族的文化心理怎样为‘文革’准备了心理土壤，而‘文革’又怎样使民族心理进一步恶变，以及这种扭曲心态延续至今，怎样与走向现代化的趋向尖锐冲突着。”您写“危楼”的拆除，最主要的，也是要拆除那种如封建主义与极左思潮所长期浸淫的民族文化心理与国民心态。您呼吁人们在这方面不要“麻木不仁和迟钝愚顽”，要有危机意识。您这种对我们民族精神负面的痛切陈述，不是由于您对现实有了冷漠，而是因为您跳动着一颗爱国爱民、急切改革的热烈的心。

国文兄，正由于您对“危楼”中居民爱得深切，又对“危楼”之“危”看得分明，致使您饱满的激情、激愤，不能从容地按着一般小说作法倾泻，而是将寓言体、科幻体、志异体熔为一炉，写实、讽刺、荒诞、议论并用，时而时空交叉，时而今昔交织，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似真似幻，是梦非梦……这里，您并没有精心于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塑造，而是专注于精神现象，用“砭锢弊常取类型”的办法，让某些人物成为某种文化心态的载体。这里，您也没有充分展示小说的描绘手段，而是叙述重于描绘，往往在直抒胸臆中，横出辛辣的一刺。这里，您以笑为武器，“将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用调侃的态度表露荒唐、痛苦的事情，与您过去惯于写“正剧”的风格也有所不同。有人觉得这难于名正言顺地说是小说。我以为，这仍是小说的一种，是杂文化的小说，或者说，小说杂文化了。您看，“砭锢弊常取类型”，富有智慧的言谈，烈火似的讽刺锋芒，不正是鲁迅所创造的现代杂文的几个主要艺术特征吗？您将杂文的手法引入“危楼”的营造，便于您的感情喷吐，便于您纵横驰骋，我以为它丰富了小说文体，是一种创造。对此，一时不习惯以至看不惯的人，我相信会很快转变的。因为，小说既然可以散文化、诗化，杂文化不也很好吗？由于当前的生活正处于急剧的变革与动荡之中，人们有大情大感需要及时地宣泄、呼喊，杂文行情正在看涨。我想，杂文化的小说也将会有新的发展。也许我孤陋寡闻，我以为您的“危楼”在当代长篇创作中，是这方面的“始作俑者”，具有开拓的意义。自然，杂文化的小说毕竟还是小说，评议、讽刺、针砭等等，要和形象的描绘紧紧结合在一起。我想，您在今后发展这一文体中，会更加重视这点的。

顺颂撰安！

曾培上

黄侯兴

林薇选注的《林纾选集》（《小说卷》上、下，《文诗词卷》）三册，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共８０余万字。这套卷帙浩繁的林纾作品问世，是我国学术文化界值得庆幸的一件事。

这套选集具有两个特色。一是选注者历尽艰辛，四方搜求，不仅辑录了如《林述庵哀辞》等若干未刊的重要佚文，将湮没不彰的林纾早年诗作及其散见于书刊的词章搜辑成册；而且钩沉索隐，在考订注释方面纠正了前人的多处讹误，如对“福州三狂生”作出了新的解释，订正了流传甚广的《答蔡鹤卿太史书》一文的讹误，并解决了过去注疏中存疑的某些难点。

其次，编者在《小说卷》、《文诗词卷》的“前言”及卷末的《林纾传》中，对林纾一生及其思想、著译作了历史科学的、富有学术个性的评价。林纾是近代古文大师。“林译小说”于清末民初，风靡一时，开启了中国人面向西方文学的道路。林纾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贡献，是不可抹煞的。然而，林纾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新文化运动中，固守古文营垒，成为那时思想文化阵线守旧势力的代表人物，被冠以“桐城谬种”之称。建国以来，在文学教条主义影响下，对林纾有一概抹煞的倾向。

在掌握许多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编者对林纾的功过得失进行了再认识、再评价，认为林纾古诗文之佳作，视方苞、姚鼐洵无愧色，“两千多年来，一直居于文学正宗地位的中国古典散文，发展至于林纾，画了一个句号”。林纾早年诗作，大胆突破了旧诗格律的束缚，以自由活泼的歌谣形式，倾吐心声，鞭挞社会痼疾，锐意革新。更重要的是，林纾在文学史上是“开一代文学新风的人”。林薇认为，“林译小说”的贡献，不仅在于“第一次引进了与数千年的旧传统迥然不同的新的文学模式、文学观念”，而且在其序跋中“最早地、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文学的创作方法、风格和流派等，第一次用西方文学作为参照系，对于中国传统的民族心理、民族文化进行了审视反思，从而刷新了中国小说理论的格局”。如对于国民性的批判，张扬为人生，鼓吹平民文学、写实文学等，都留下拓荒者文学观念蜕旧变新的辙痕。所以编者把林纾小说理论的建树，视为“‘五四’新文学之滥觞”。

由壮族作家创作促进会举办的首届壮族文学奖最近在南宁颁奖。

获奖作品有长篇小说４部、长篇传记１部、中短篇小说集５部、散文报告文学集５部、诗歌集６部。获奖作家有韦其麟、王云高、韦一凡、蓝阳春、韦纬组、苏长仙、凌渡、韦编联、黎国璞、邓永隆、潘荣才、何培嵩、岑献青、瑙尼等２３人。６位优秀编辑和获奖作品的责任编辑也得到了奖励。　　　　　（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