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月24日 · 第2版

本报讯 新华社记者虞云达报道：近几年来，浙江嘉兴市委、市政府坚持“依靠全社会多方集资，多路进财，增加农业投入，增添农业后劲”的原则，把乡村集体和农民群众作为农业投入的主体。

目前嘉兴市已经建立起农业发展基金制度、合作基金会制度、承包上交积累制度和农民劳动积累工制度等４项积累制度，从而形成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投资积累调节新机制。去年全市由此共筹集资金１亿多元，相当于全市财政支农资金的２．８２倍。

嘉兴市建立农业发展基金起自１９８６年，两年多来，经历了一个从以工补农到建立发展基金制度，从乡、村两级筹建到县、乡、村三级共建，从只向乡镇企业集资到向全社会集资的过程。

嘉兴市县、乡、村三级农业发展基金的筹集渠道，大致有４条：

——乡镇企业集资部分，包括：计税工资提高部分全额列入；按企业实现利润总额１０％在税前列支的社会性开支和企业税后上交的利润中，各提取一定的比例。

——国家和地方财力集资部分，包括：上级下拨支持农业发展的专项资金；列入县财政预算的农业投资；国家从征收乡镇企业所得税和工商税每年增长的地方留存中，提取一定的比例，造地费和耕地占用税的留存部分；生猪稳定基金的留存部分；粮食定购任务中内扣差价的结余部分。

——城镇企业及有关部门集资部分，包括：使用农民工的国营、二轻、大集体企业、按农民工人数和每人每月３—５元的标准列入企业成本作为农业发展基金；粮食、供销、外贸、食品、丝绸等经营农副产品及其加工品的部门，从扶持生产出发，确保完成国家税收的前提下，每年从经营的利润中返回一定比例作为农业发展基金。

——农民集资部分，包括：农村个体工商户，运输户及“五匠”，每人每月缴纳的贴农金；户办、联户办企业按人数缴纳的贴农金；经营多年生经济作物、内塘养鱼取得经济效益后，上交集体的贴粮金；无故弃耕抛荒粮田，应向集体缴纳的资源补偿费；无故不履行合同应向集体缴纳的违约金；不能按规定提供劳动积累的代金等。

为了管好用好农业发展基金，嘉兴市具体抓了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突出重点，把农业发展基金设的专项资金，使用主要用于农田基本建设；引进和开发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扶持经济薄弱的村发展村级经济；支持发展为农业提供服务的项目；扶持种粮、养猪等专业生产大户发展规模经营。重点是支持农业扩大再生产，而不是为维持简单再生产。去年，嘉兴市乡村两级用于农田水利建设的有１１２０万元，占投放的总额一半多。

二是坚持三个结合，即有偿使用与无偿扶持相结合，以有偿使用为主；补农与建农相结合，以建农为主；当年使用与逐年适当积累相结合，以当年使用为主。海盐县去年借出有偿使用的农业发展基金８５．５万元，占县级已筹基金总额的２８．４％，支持生猪、水产、水果、蔬菜等商品基地建设。

三是加强基金管理。嘉兴市各地各级都普遍健全了对基金管理组织和管理制度。实行分级筹集、分级使用、专户存储、专款专用。（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来信

谨防“三资”企业患上“传染病”

福建泉州市外经委一位负责人最近向记者介绍这个市“三资”企业经营管理情况时说：“三资”企业要真正按国际惯例办事，就必须克服国内企业现行管理体制的弊端，谨防患上“传染病”。

他的忧虑并非没有道理。前不久，我们在福建沿海地区采访“三资”企业时，就发现国营企业的一些弊病已经蔓延到了“三资”企业。

“任人唯亲，关系学盛行”。一位华侨同闽南某县合资兴办了一家瓷器公司，委托一位村干部管理。而这个干部就趁机把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安插到厂里。由于这些人只拿工资不干活，造成管理混乱。结果，这家公司投产一年多就亏损１６０万元，被迫停产。

“国情，新鞋，老路”。在一些由原国营企业车间组建的“三资”企业中，碰到问题，有的人便习惯于用“铁饭碗”、“大锅饭”等老一套做法去处理。厦门一家合营企业的外方总经理辞退了一名工人，老厂的领导却“从国情出发”，把这个工人调回老厂另行安排了工作。这家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在向记者谈到中层干部聘任时说：“我不担心被解聘，解聘后可以回老厂照样工作。”老厂竟成了保护落后的“庇护所”。

令人欣慰的是，福建省一些“三资”企业已开始意识到这些“传染病”的危害性并采取了防治措施。中美合资长泰县侨泰塑料厂，合资前中方是县塑料厂，全厂１８０名职工，脱产的管理人员就有２２人之多。工人素质差，劳动纪律松弛，经济效益很低。合资经营后，企业裁减了素质差的工人，将管理人员砍掉一半，并实行工资与产量、质量、原材料消耗指标挂钩的分配制度，调动了职工生产积极性，企业面貌大为改观，人均产值和利润分别比合资前提高２倍和１２倍。

一些中外企业家认为，借鉴国际上通行的用工方式，改革现行的劳动人事制度，制定“三资”企业人事管理法规，确保“三资”企业的用工自主权，是防止这种“传染病”的一条根本途径。他们建议有关部门在制定劳动人事法规时，应允许“三资”企业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自行设置机构、编制和用人计划。允许“三资”企业直接向社会公开招聘人员，择优使用等。

新华社记者　石玉生　肖辉家

据新华社电（记者李新彦、陈光明）一位携带着上万元人民币的江西旅客，在北京登上开往丹东的２９７次列车后，请求业务员于惠敏为他解决一张卧铺。为了这位旅客的安全，在卧铺票已售完的情况下，车上临时安排他到预留应急的铺位上休息。这位旅客感激万分，掏出３０元钱要塞给于惠敏，并说：“这是我外出办事的规矩。”小于却告诉他：“为旅客排忧解难是我们人民列车的规矩，你那规矩在这趟车上不适用了。”

坚决杜绝以车谋私，是丹东列车段２９８／２９７次列车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这趟列车经辽西、承德线开往北京，往返需５０个小时，旅客超员经常在５０％以上。旅客上车后，想办卧铺的多，有的甚至不惜用钱财换取席位。针对有些列车利用办卧铺收受钱物的问题，丹东列车段明确规定，办理卧铺不准索要和接受钱物，哪怕收一盒烟，也要予以撤职处分。去年以来，类似于惠敏这样拒收旅客财物的事情，在２９８／２９７次列车的１２位车长和一些列车员身上都发生过，共拒收钱物近百次。

２９８／２９７次列车坚持服务第一的方针，决不允许多种经营冲击为旅客服务的方向。前一段时间，不少列车不送开水，专卖饮料、食品赚钱。２９８／２９７次车队经过讨论作出规定，列车在不影响正常服务，尤其是在保证供足开水、清理好卫生的前提下，可指定专人售货，价格决不高于地方商店。服务员不为蝇头小利分心，为旅客服务就专心。盛夏时节，车厢内拥挤，乘务人员就下车从窗下为旅客送水，使大汗淋淋的旅客能喝上既解渴又消热的凉开水。

本报讯 我国从１９７９年开始发展起来的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去年又取得了显著成绩。１９８８年我国公司对外共签订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合同１６５０项，合同金额为１８．３２亿美元，比上年增长５．７２％；营业额为１２亿美元，与上年基本持平。去年底在外劳务人数总数约６８０００人。去年我国公司已在１１８个国家开展业务。除中东、非洲、亚洲市场外，在美洲市场的业务也有了发展；同苏联、东欧国家的劳务合作已经开始。对外承包工程同成套设备和技术出口相结合，综合经济效益正在提高。

本报讯 记者李安达报道：吉林省榆树县保寿乡种田能手、共产党员王成智，丰收想着国家，不为高价重利所动，宁愿自己少收入十几万元，把１８０吨水稻全部卖给国家。

王成智是保寿乡远近闻名的种田能手。１９８５年，他承包了亏损多年的乡农场，三年交售水稻数百吨。去年他承包３０公顷土地，规定每公顷向国家交售水稻５００公斤。为了夺取丰收，王成智投资１１万多元购买了电力排灌机械，增添了耕作运输机械，从插秧、灌溉到收割、运输，基本上实现机械化；从省农科院购回良种，花钱买高价化肥和柴油。秋收下来一算，每公顷产水稻６２５０公斤。

王成智丰收了，一些单位带着现金找上门来，要以每公斤１．４元的高价购买定购合同以外的大米。王成智留足种子、口粮等自用粮后，将余下的１８０吨水稻全部卖给国家粮库。

经济漫笔

叶稼

“单位经济”这个名词恐怕在任何一本经济学著作中都没有出现过。笔者甘冒杜撰新名词的“风险”而用出这个词，是有感于岁尾年头各个“单位”发放或以优惠价出售“年货”的现象有增无减而发。

在治理、整顿经济的“大气候”下，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明目张胆地“公费过年”的做法受到遏制，但据笔者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之所及，各种类型、大大小小的“单位”用合法的手段为本单位职工办一点多少带有优惠价的年货，几乎成为一种“常规”。城市中一户如有两、三个人在工作单位（包括已离退休的），家里各种形式的“冷库”挂满或塞满鸡鸭鱼肉的，恐怕不是个别现象。

笔者毫无指责“单位”用正当手段为职工谋福利之意。它至少可以减少职工上街购物之劳，冲淡一点因物价上涨而实际收入下降之苦，对社会来说，也有助于减轻市场压力。这些好处都不能抹煞。

而且，这种现象也表明，尽管去年粮油有所减产，我们的食品还是比过去丰富多了。试想，在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的困难时期，“单位”即使想尽办法，恐怕也搞不到今天所能提供“年货”的几分之一吧？

但是，值得研究的是，在市场总的还是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产品不流向市场而流向“单位”？不通过市场渠道而通过“单位经济”的渠道进入消费者手中？这就涉及“单位”怎样与市场“争夺”产品的问题。

这里不谈那些“邪门歪道”，只讲一般被认为正当的手段，比较常见的有：

“单位”拿出一笔钱，向附近的某农村“投资”。作为回报，某农村以固定价格向“单位”提供定量的农副产品，一定几年不变（实际是把利用单位资金的费用——利息转为职工消费）。

“单位”用自备的交通工具，直接从产地以当地价格购运农副产品售给职工，运输和管理费用进入“单位”成本或行政、事业费。

“单位”之间挂钩，相互提供各自手中的“优惠”条件（实物或其它“方便”），转为职工福利。

如此等等。

这里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单位”的生产费用（指企业）或行政、事业费用（指机关）中的一部分“转化”为职工工资奖金以外的个人消费。这个“转化”的部分在本“单位”开支中所占比例不大，但如果有人能对全社会作个统计的话，总数也可能是相当可观的。而且这可能是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居民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１９８４年的５９．９％上升到１９８８年的６２．６％”之外的又一笔用于个人消费的基金。这意味着，“单位经济”越“发达”，全社会用于个人消费的金额就比正式统计数字更大，直接用于生产和业务费用的金额就比正式统计数字更小，这也意味着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矛盾比我们从统计表上看到的更加严重。归根到底，这也不利于消费者自己，只是一时不易感觉到而已。

如果市场机制发育更健全，通过“单位经济”流入消费者的产品本应进入市场，使市场可能以更合理的价格和较好的服务使消费者得益（现在这种按人头“分”的办法，既容易造成浪费，人们又缺少选择余地），而“单位”给职工的报酬和福利应该更多直接体现于职工工资、奖金的货币收入，或加上为解决职工一些特殊需要和困难所作的补贴，而不应采取把生产和业务费用“转移”为职工个人消费的办法，也不必为职工采购本应由市场供应的一般商品。本来作为市场不发达的补充手段的“单位经济”，从这一面看又会成为阻碍市场发育的对立物，这也是人们一时不易感觉出来的。

但是，“单位”自身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单位”负责人直接感受到来自职工和左邻右舍的双重压力，“人家都在发（卖）什么什么了，咱单位领导干什么去了？”这类议论常常迫使“单位”领导挖空心思谋求“单位经济”的“发展”。

从总体上看，在健全市场的形成不能一蹴而就的情况下，“单位经济”也是有利有弊的，不宜也不可能用“一刀切”的办法来解决。但要避免因眼前、局部之利而加剧长远、整体之弊，并把后者逐步压缩到可能的最低限度，则有赖于得力的宏观调控措施和市场的进一步发育。

在新旧体制并存条件下，经济生活中这类“微观是喜、宏观有忧”的现象比比皆是。既值得担当经济领导工作的人去思考，也值得消费者去思考。不同的社会群体互相理解对方处境，社会对改革的心理承受能力有可能逐步提高。

本报讯 湖北毛涤纶厂大胆使用合同制工人，使他们享有同固定工人一样的权利，合同制工人已成为企业生产的主力军。

湖北毛涤纶厂是一个利用外资的引进企业，拥有８０年代世界先进水平的现代化设备。该厂从１９８３年开始招收合同制工人，目前，全厂现有职工５１１人，其中合同制工人３９９人，占全厂职工总数的７８％多。厂领导把合同制工人与固定工人一样看待，尊重他们的主人翁地位。职代会代表中有５０％多是合同制工人，厂里研究重大事情都请合同制工人代表参加。全厂１７个工段、３０多个班组都是合同制工人担任工段长、班组长。合同制工人进厂分配工作，尽量考虑各人的专长，使其各得其所。在劳动报酬上，这个厂实行经济责任制，打破“大锅饭”，多劳多得，调动了合同制工人的积极性。

合同制工人看到工厂这样关心自己，都严格要求自己，刻苦地学技术，学管理，以厂为家，与企业共命运。建厂５年来，该厂多种产品在评比中获奖。１９８８年该厂完成工业总产值６３００万元，全员劳动生产率达１０．７３２５万元，在全国同行业中居于领先地位，被湖北省授予“省级先进企业”称号。

本报讯 河南省项城县粮食局在整顿中，堵住了城镇粮食供应中的“跑冒滴漏”，一年为国家节约商品粮６万多公斤。

去年，该县粮食局长韩炳炎发现，在粮食局口粮供应名册上，吃高工种补助粮的人数远远大于县劳动局掌握的数字，其中显然有假。于是，他们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于去年９月开始对全县１８个企事业单位逐册、逐户调查摸底。他们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县机床厂７６人享受重体力劳动的口粮标准，而其中２０人实际上是轻工、勤杂工和管理人员，他们责成有关当事人立即更改，平均每人每年为国家节约商品粮５４公斤。

在调查中，他们还发现有的人虽然死亡，家里仍冒领商品粮。水寨镇一老人已死亡２年半，他的家人买通干部，一直隐瞒不报，经这次调查后，才注销户口，停止粮食供应。对冒名顶替，多报出生婴儿的居民除立即更改外，还根据情节给予一定的处分、刹住了歪风。

（赵明　吴宪领　建华）

本报讯 四川巴中罐头食品厂把原料基地作为企业第一车间来抓，主动投资扶持农业，在１５个县（市）的１２万多农户中建立了牢固的原料基地，确保了出口罐头原料的需要，大大提高了企业出口创汇能力，去年出口创汇１３００万美元，荣获了轻工业部、国家科委等单位颁发的“讲理想比贡献先进企业”、“金龙腾飞”、“星火计划成果”等３个金奖。

生产罐头食品的主要原料来源于农村，这个厂为搞好基地建设，坚持做到“六个保证”：保证选育、更新优良品种；保证技术指导和技术培训；保证化肥农药供给；保证全部收购合格原料；保证原料价格高于市场价格；保证农民收入、不压级压价，并协助农民解决生产资金。近年来，他们累计拿出２５０多万元，集结１２０多名农业技术员常年到农村传授技术，指导生产。他们以贴息或低息贷款方式，给农户提供年均２６０万元左右的资金，用以发展原料基地，供给农民优质平价化肥、农药５０００余吨。对那些生产周期长、见效慢、投资大的品种，他们在生产前期给予农民无偿补贴达２１０多万元。去年，农民种植的青刀豆因种子发生变异减产，该厂主动给农民补贴损失款５７万元。他们还根据市场行情，适时提高原料收购价格，不让农民吃亏，仅１９８７、１９８８年就向农民让利３３０多万元。

通过这些行之有效的支农、扶农措施，这个厂如今在农村建立了黄桃、猕猴桃、无核桔果园３３０个，面积达１１５００亩，发展芦笋、蕃茄、青刀豆等种植面积１９５００亩，磨菇１０００多万平方米。原料基地平均每年为厂里提供各种罐头原料近２万吨，确保了工厂原料的需要。　　　　（肖健、杨贵华）

三言两语

万兴

先有水果、蔬菜，然后才有水果、蔬菜罐头；对那些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企业来讲，水果、蔬菜就是他们每天不可缺少的“粮食”。从巴中罐头食品厂的实践看，下本钱保自己的“粮食”基地，是件很值得切实抓好的事情。

可惜，有相当一部分企业至今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在他们看来，敲锣卖糖，各干一行。农民搞生产，企业管加工。你生产的东西多了，我可以压级压价；你生产的东西少了，我再抬价抢收。原料、加工“两张皮”，必然是“少了鞭子赶，多了刀子砍”，造成经济的起伏动荡，甚至使生产滑坡。

一些企业正是吃了“苦头”之后，才认识到建立“粮食”基地的重要性。像巴中罐头食品厂那样，对基地实行“六个保证”，这是真心拿出过硬的措施保“粮食”基地，保农业丰收，保农民赚钱不亏本。这样，基地巩固了，农副产品适销对路了，加工企业发展何愁没有后劲？

本报讯 新年伊始，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采取增加投资、发动科技人员下乡搞技术承包等措施，抓好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农业生产，力争今年粮食生产在去年创历史最高纪录的基础上做到稳中有增。

１９８８年，宁夏虽有部分地区遭受冰雹等自然灾害，但全区粮食总产量仍比１９８７年增长１８．７％，比历史上最高水平的１９８４年增长６．９％。他们今年决定从４个方面增加农业投入：

——在压缩基建规模的同时，决定通过世界银行增加农业基本建设投资。规定１９８９年，县级财政收入的增长部分，投入农业的份额不得少于３０％；乡财政收入增长部分的５０％以上用于发展粮食生产。

——从今年起，适当提高农业信贷资金的比例，放活农村信用社存贷利率，吸引闲散资金用于农业生产。还决定从老、少、边、穷地区发展经济和地方经济贷款中拿出２０％用于农业建设。

——要求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提取公积金的５０％以上用于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收取的土地承包费全部用于土地建设。

——对新开垦使用３年以上的土地，征收农业税，南部山区逐步恢复农牧业税，并将这两项所得款项全部用于开发性农业建设。自治区财政不因恢复征收农牧业税而减少对各界的财政补贴。

目前，全区农业生产资料的准备工作也抓得比较好：春播用肥基本上有了保证；川区粮食作物基本实现良种化，山区优良品种种植面积也达６０％以上。

（黄翌明、刘长宗）

“十年树木”征文

四川 吴开翔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全国绿化先进县的四川省南部县发生了一桩怪事：前些年曾热情组织帮助农民植树造林的安坝乡党委书记、乡长一反常态，动员全乡大砍竹子，并亲自搞试点，在五村砍竹１０亩，接着要求户户动手，限期验收，超过限期还要罚款。不到半月，全乡毁掉竹林１００亩、１万窝，达１２５万公斤。

无独有偶。闻名全川的绿化先进单位巴中县三合乡也刮起一股砍“荒田树”的歪风。当地干部以田坎地边的树荫蔽太大，影响作物生长为由作出规定，田边４尺内的树木要全部砍掉……

据了解，在其他林业发展快、成效显著的地方也发生了类似的事。

站在一面面“绿化先进县”的锦旗下，我困惑了。然而，真正的困惑应该说是地方领导。下面记述的是他们向我倾诉的心里话：

“林业搞不起来，我们日子不好过；林业起来了，我们的日子也好不了多少。虽然奖状拿了，报上登了，上级领导看了林子，夸奖一番，我们心里热乎乎的，可他们一走，心又凉了。你看，这里有好多竹子，这东西在我们这里贱得很。过去农民盖草房用竹多，还卖得起价，现在大多改成瓦房了，竹子只能卖一角钱一公斤。农民获利少，地方经济上不去。我们当乡长、县长的只有三年任期，不能使农民尽快脱贫致富，下台时也不好向父老乡亲交待。

“粮钱是硬指标，竹木是软指标。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大家都说要好，但是你说得再好，一到考核干部还是一粮二钱。搞林业赔钱赔粮，谁愿老干这种赔本买卖？前些年，省里抓林业抓得紧，地县重视，我们基层干部也有劲，苦点、累点没啥。现在声势小了，我们就想抓一下别的见效快的行当了。话说回来，我们又何曾不想自己的家乡山变青、水变绿呢？栽树要１０年２０年才能成材，如今我们有很多中幼林应该进行间伐抚育，但不敢动。如果间伐，这些材往那里销？如果价卖得太低，要大伤农民元气。”

我从有关方面了解到，四川省已有１０００多万亩中幼林进入抚育间伐期。如何使林业内部结构相应配套，使资源优势变为商品优势、经济优势，增强林业的后劲，已迫在眉睫。假若问题不能很好解决，必然影响基层造林绿化的积极性。

黑龙江省第一个从幼鸡饲养到屠宰加工一条龙的大型百万只肉鸡养殖场——黑龙江青年农场长林养鸡场，于去年10月在哈尔滨市东郊建成。到12月中旬就开始对外出口和向市场供应商品肉鸡，日宰杀量可达万只。截至今年元月10日，他们已加工白条鸡和分割部位鸡35万公斤。图为养鸡场一角。　毕强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