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月15日 · 第8版

１９８８年１２月３１日《信息日报》报道：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在全国乡镇企业技术进步工作会议闭幕式上指出，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经济现代化，最重要的是引导农村人民走以科技为支柱的工业化商品生产的道路。

宋健主任指出，“小土群”或“土法上马”是拚体力。历史已经证明，这种“蛮干”不会成功，也不可能引导人民走向富裕。我们的方针是发展以科技为支柱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他强调，要引导人民学会“干活”，即在单位时间内，生产比现在高十倍、几十倍的优质产品，而且要卖出去，取得货币收入，或换回自己短缺或需要的物资。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两条件，一是要有规模经济，二是要依靠科技，这两者缺一不可，是相互联系的。

宋健说，农业部实施的“丰收计划”和“菜篮子工程”，国家科委正在执行的“星火计划”，都是为发展农村经济服务的全国规模的科技工作计划，长期坚持下去，一定会取得巨大的成就。

目前，我国的私营企业数量不多，绝大部分分布在农村。而农村私营企业又表现区域集中化的趋势——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益和工作效益，分散在各个村庄的私营企业将逐步向中心集镇或县城集中。中心集镇和县城，是农村社区经济、政治、文化和各种社会活动的中心，同村庄比较，这里生活方便，交通便利，信息灵通，基础设施较好，有利于开展购销业务和各种经济活动，同时，这里的居民文明程度较高，社会经济管理要规范化一些，有更多的安全感、稳定感。私营企业向中心集镇集中有两条途径：一是经营者直接集资雇工兴办企业务工经商，如全国闻名的纽扣交易中心——温州市桥头镇，它是荟萃１２大类１４００多个品种的专业市场，之所以买卖兴隆、经久不衰，根本原因是它集中了４５０多家私营企业和家庭工厂；二是经营者积累了一定资金后，为了进一步发展，而集资兴建新的集镇，如占地４．２６平方公里的温州市龙港镇，就是由众多的私营企业经营者集资２．４亿元于前两年兴建的。私营企业的发展，促进了集镇的兴起、繁荣，而集镇的繁荣，又将聚积更多的劳力、资金，发展新的产业。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那些公有经济基础薄弱，商品经济发展以后能工善贾者多，人口众多、资源匮乏，“小气候”比较适宜的地区，私营企业也比较集中，甚至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如广东省吴川县，雇工企业有４２１０家，其中雇工１１人以上的私营企业有１２９３家，据不完全统计，１９８７年产值达２．３亿元。

（《中国农村经济》１９８８年１２期）

最近，阅读了自１９４３年至１９６０年８８位自然科学家小传。发现良好的家庭教育，是这些科学巨匠成才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８８份科学家小传中，介绍父母职业，家庭情况的有６８份。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科学家占一半以上，说明了家庭的文化背景、父母的科学文化修养，对孩子成才尤其是科技人才的成长，有着一定的影响。最能说明父亲的职业对子女的影响的，是生理学及医学奖获得者。在有家庭情况介绍的２９份小传中，父亲是生理学者或医生的竟有９人之多，占３１％。

不重视家庭教育或以长辈的愿望去限制孩子发展的，在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家庭中，均占少数。绝大多数父母均重视对孩子实施家庭教育。获奖者的家长为我们提供哪些具体的教育经验呢？

一、鼓励孩子立志。杨振宁教授的父母嘱咐儿子万万不可以升官发财为目的，使杨振宁从小成为一个奋发上进于科学事业的孩子。

二、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特迪士·莱希斯坦的母亲为了让孩子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先将孩子迁居柏林，感到不满足，又再迁居瑞士。

三、培养学习兴趣，满足孩子的求知欲。

四、对孩子提出严格的要求。塞西尔·弗兰克·鲍威尔的父亲教育他“决不走捷径”。他从小学习非常刻苦，干什么事都很认真，后来因太空研究的成绩于１９５０年获物理奖。

五、指导孩子观察。瓦尔特·鲁道夫·赫斯的父亲是一位物理教师，注意耐心地指点孩子进行细心观察，从大自然中学习知识。

六、启发孩子积极思考。珀西·威廉斯·布里奇曼的父亲对他说：“为了增进智慧，一定要经常把‘为什么’挂在嘴边上，直到没有‘为什么’再追问时，那你对那个问题才算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七、培养孩子动手实验的能力。

八、把孩子作为启蒙教育或教育实验的对象。

（《父母必读》１９８８年第１２期　孙耕民文）

自１９８４年以来，短短几年中，民意调查已渗入我国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从改革和发展的社会心理，到知识分子收入水平，从物价改革、副食品“明补”、住房问题、家用电器消费到公园收费、报纸杂志调价……

北京有多少单位从事民意调查工作？没有完整的统计。但１９８８年中央电视台就收视率情况举行调查招标时，有４０多家单位前去投标。作为市政府调查职能机构的市统计局城市调查大队无疑是其中主要的一家。他们在北京有一个“千户调查网”和深入街道组织的调查员系统，仅１９８８年一年的调查项目即有４０项之多，其内容在不同程度上是社会热点，其立项原因也多在于政府部门的决策需要。

中国社会调查所首次进行了国内的改革发展与心理调查并通过报刊连载将其结果公布于世的时候，它已是一个有７０多专职工作者和一套全国调查网的独立调查机构了。但它基本上是自负盈亏的民办机构。从１９８７年２月至１９８８年３月，有好几项我国民意测验的“第一”出自该所，例如第一次在党的十三大这样重大政治会议后进行北京街头的快速民意调查，并由中央电视台现场拍摄报道。

隶属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中国社会调查系统，其最重要工作就是对社会心理的风向变化进行定期的连续性测量和分析。它们正力求跟踪社会改革的复杂过程，每年两次定期做全国性调查，以期更好地为改革服务。

（１９８８年１２月２０日《北京晚报》　黄一丁文）

Ｈ县人口４０多万，属吉林省中等县。档案记载的情况是：１９４８年（东北解放早一年），该县有县委书记一人，正副县长二人，县直机构２０个，加上１０个区的党委、政府，干部总数３２２人。１９５５年，全县人口由１９４８年的１３万增至１５万，县直机构增加到３２个。连同１１个区，干部总数达到４７９人。但县一级领导干部只增加了一名副书记。

历史跨跃３０余年，Ｈ县的机构发展到１５０个，干部总数超过２０００。

再看地处珠江三角洲的Ｆ县，属广东富县，人口７２．４万，Ｆ县的机构，近十年膨胀速度尤快，１９８７年与１９７８年相比，机构增加４０个，（由４８个增至８８个），干部增加近５００人（由９３６人增至１４３０人）。行政机构与解放初相比估计增长４倍，干部总数则增加７倍左右。

维持不断膨胀的县级机构，一年要花费多少人民币？吉林省Ｈ县，１９８７年仅财政拨付的行政经费就达４０８．６万元，相当于当年财政收入的１／１０。１９８８年预算３８４万元，但到８月底已支出３６７万元。在这些经费中，仅县一级会议的花销，每年就达１５万元。

Ｈ县人大常委会的人士则给记者算了另外几笔帐：

小汽车：县直机关及乡镇共有小汽车９５辆，折旧费加上修理费、油料费和司机的工资、奖金、出车费等，每年需支出２５６万元。吃喝费：每年需１０９万元。建房费：平均每年２００万元。上述三项支出的总和，共计５６５万元。

机构庞大、重叠，不仅造成经费开支过大，而且带来工作效率低下。

（《瞭望》１９８８年４９期　王景和等文）

近来，科学家对感冒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新的见解。

令人吃惊的事实是感冒通过人的手传染。感冒患者的手常因擤鼻涕而带上病毒，并随手传播到手摸过的东西，如电话、门把手、书籍等。病毒通常能在硬物表面生存达７２小时之久。健康人的手接触这些东西时，便带上了病毒。当他们的手摸眼睛或鼻子时，便被感染了病毒，极易发生感冒。因此，专家们建议，预防感冒的最好办法是多用肥皂洗手。

情绪紧张是引起感冒的一个重要因素。研究人员发现，当人们焦虑紧张时，免疫能力会下降。如果接触了感冒病毒，就极易发生感冒。因此，那些性格内向、容易紧张的人往往比豁达开朗、情绪乐观的人更容易感冒。

得了感冒后，也不必懊恼。因为感冒一次后的一段时间内，人会对该种病毒有一定的免疫力。患感冒的次数越多，一般说以后患感冒的可能性越小。因此，一般上了年纪的人不太容易感冒。

（１９８８年１２月１８日《文汇报》　亦文文）

在蔬菜种植业中，一个能保持良种品质的“无性蔬菜时代”已经来临。这种新的无性繁殖育苗法可以保证蔬菜无菌、无病，还可以使蔬菜味道香美，产量大增，这是生物工程的又一大尝试。目前，像龙须菜、红薯、青芋、鬼芋等十几个品种的蔬菜，已由日本一家公司培育出大量“复制苗”并引向菜田付诸实用化。现在“复制苗”价格仍然比较昂贵，大面积推广还需一定的时间，然而，一旦生产成本降低，蔬菜种植业必将发生一场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目前的世界菜市场上，像龙须菜之类的蔬菜很受欢迎，非常走俏，要想满足市场供应，增强竞争力，就必须研究采用新的种植技术。譬如，有雄性雌性之分的龙须菜，由于雄性体粗味美，雌性体细味差，一般都喜欢购买雄性龙须菜。但在最初育苗时又无法分辨雌雄，长成后的雌性菜曾使种植商大伤脑筋。而今，使用这种新的无性繁殖育苗法，便可以大量生产优良雄性龙须菜的“复制苗”，解决了这个难题。

这家公司是采用了“培养生长点”的方法来复制优良苗的。在显微镜下首先把长０．２至０．３毫米的生长点用锐刀切下，然后放进装有琼脂细菌培养基的试管，再向试管中添加氮磷酸、钾和矿物质等，等到发出新芽时，就把新芽上的生长点切下，使其再长出新芽，２至３个月后，苗就会长到１厘米高，然后，移到盛有琼脂细菌培养基的种植箱里。最后在每一个装有无菌土的孔眼里植上一棵苗就可以上市了。

目前“无性蔬菜”已付诸实用化了，今后的目标是如何降低价格。

（《世界科技译报》１７８期　赵东波文）

日前，记者采访了湖南株洲市“电大、业大、夜大、职大、函大毕业生”人才市场，深感由于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不一致带给人们的苦恼及给社会造成的损失。

“当初盲目追求文凭，如今备尝了苦果。”在人才市场上，二十三岁的电大毕业生小刘这样对记者说。她学的是电大审计专业，今年七月毕业后联系了好几个单位，人家都说不缺这类人才。这次听说市专门为“五大生”开办人才市场，她便满怀希望来登记，可活动了五天，结果失望而归。不独小刘一人，在这个人才市场上，中文、秘书、法律、审计等专业几十名“五大生”，几乎很少单位问津。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机械、化工、建筑等专业的“五大生”则供不应求。八个工业贸易、国际经济专业的大学生，在开业第一天就被录用一空。

如此强烈的反差，不能不引起已毕业的和正在就读的“五大生”的深思：竞争机制引入人才市场之后，自己的专业选择是否得当？

某厂有个车间，五十多个工人就有八个上物价专业的电大生。其实，成千上万人的工厂，管物价的只需要几个人，街道企业和乡镇企业还没有那么精细的分工，物价、财会往往合在一起。因此近几年这个市紧缺的决不会是物价专业人才。这种状况提醒人们：选择如果不与社会需要有机地结合，只会造成无谓的浪费。当然，办学单位也应有针对性地设置专业，使自己培养的人才能够真正派上用场。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三日《中国青年报》）

现时日趋丰足的副食品供应已改变了粮食在人们膳食结构中的主导地位，城镇人口的月定量已由６０年代因副食少而勉强够吃发展到今天的够吃有余，于是以票换物的粮票交易便悄然兴起。目前，全国所有农贸市场都有粮票交易，各城市僻静街道旁都可见由日用工业品组成的交换摊点，走街串巷的“粮倒”更是不计其数。粮票的性质发生逆转，成为人们手中的“第二货币”。

我国是世界上唯一还使用粮票的国家。系国计民生于一脉的粮食是国家十分宝贵的物资，粮食购销一直处于紧张平衡状态。国家为了提高农民产粮积极性，从１９８５年４月在全国实行粮食定购。这表明国家要增加对粮食的议价收购，拉开粮食的平议差价。全国城镇居民每吃０．５公斤大米，就享受了国家０．２４元的价格补贴。仅１９８７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对粮价的补贴就达２０７．７７亿元。粮票贩子就是利用了平、议两种价格形成的巨大落差，用低于国家财政补贴的价格收进粮票，买成平价粮从中渔利。

全国现有２亿城镇人口，如按每人月定量１５公斤计算，全年就是３６０亿公斤。有关部门初步估计，现在每人月食粮数约为定量的８０％至８５％，一年人均富裕粮票３０公斤，全国城镇人口约富余粮票６０亿公斤。如果这批粮票全买成平价大米，则占用国家粮价补贴２８亿多元，约等于总粮价补贴的１／７。日积月累，全国城镇人口手中粮票已很可观。北京居民手中现有粮票不少于三四亿公斤，而上海居民手中粮票现已愈６亿公斤。

另据估计，北京目前有各行业农民工５０余万人，其中有３０％的人靠套购北京粮票吃起了平价粮。百万之众的流动人口也采用同样手段节约自己开销。以上两类人成了粮票黑市上“粮倒”的消费大户，使北京市每年额外流失粮食５０００万公斤。

据了解，“粮倒”们非法套购粮票的最终目的是买平价粮，加价倒卖给个人甚至集体。其次便是倒卖粮票，低价买进，高价抛出。

可以这样说：国家的粮价补贴是粮票价格的物质基础，城镇居民手中的余粮是粮票实现价格的媒介，而农民工及城市流动人口对粮票的大量需求则成为以票易物的最终诱因。

（１９８８年１２月２７日《工人日报》　高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