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月14日 · 第8版

燕舞散文征文

陆文夫

苏北的盐城，本来在国内并不太有名，这些年突然名闻遐迩，原因倒不是因为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而是因为它是丹顶鹤的家乡，同时出产燕舞牌的收录机。丹顶鹤漫步在芦草没膝的海滩上，燕舞牌的收录机每晚出现在电视台的广告节目里，于是，大凡注意一下传播媒介的人，便都知道了盐城。一个地方的出名和一个人的出名相同，总要有点特色，光靠身体健壮是不行的。

对于江苏省的人来讲，盐城原先就是很有名的，所以有名也是因为有两个特点，一是革命的老根据地；二是穷得有名气。在“文革”期间它被称为江苏省的西伯利亚，大批苏州和无锡的干部、居民都被流放到那里，即所谓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最艰苦者即最贫穷之意也。

我对盐城的了解是从后两个特点开始的，当年唱着歌到盐城去参加革命，看到了那惊人的贫困，可那贫困却激励着每个热血青年，准备用生命去拯救劳苦大众于水深火热。在行军的途中，我们借一户贫农的锅灶烧饭，揭开锅来一看，农民的食物是一锅榆树叶。几个知识分子相对无言，抢着把一锅树叶吃光了，烧一锅米饭留在贫农的家里。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用树叶充饥，吃的时候不知其味，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压倒了一切：等到革命在全国胜利之后，这家农民的锅子里肯定会有大米饭或白馒头。

一晃过了２０年，命运又驱使我回到盐城地区去，这一次要靠劳苦大众来拯救我了，我是带着全家来接受再教育的。回到盐城地区一看，差点儿要流下眼泪，２０年过去了，特别是临近海边的几个县，那农村的景象几乎没有什么改变。黄土坡，盐碱地，泥土垒成的小茅屋散布在田野里。我不知道那户贫农的锅子里是否还有榆树叶，可我知道我要去的生产队工分值不到两毛钱，低的只有八分，最差的做一工要倒贴两分钱，实在是按劳分配史上的一个奇迹。一个人如果自己入地狱而使其他的人都能升入天堂的话，那还会有一种自我牺牲的正义感，还会得到一点安慰。如果自己入地狱还会使其他的人更在地狱的下面，那也就只能是欲哭无泪。

忽忽又过了１８年，那似水的年华有时候付诸东流，有时候也能浇灌贫瘠的土地。就在我第二次离开盐城９年之后，盐城市的市长广招天下文客，在盐城召开了丹顶鹤笔会。许多人都赶到海边去看丹顶鹤，到市内去参观燕舞牌收录机，我却忙着去寻访亲朋故友，参加各种无人组织、无人强制的忆苦思甜。“看见了吧，我们的小日子也过得可以了，吃得不比苏州差，住的也有了改善；现在再也不会让你喝那种‘大头瘟’了，我们能用好酒把你泡三天！”如果不是想健康长寿的话，我倒也乐意把自己浸泡在酒缸里，在瞑目之前总算看到那些用泥土垒成的小茅屋从盐城的大地上消失殆尽，代之而起的是一幢幢的红瓦房，在湛蓝的天空下简直有点辉煌。如果用欧洲的眼光来看当然显得简陋，可那些世世代代住在泥土小屋里的人从此可以不愁风雨，用不着在大风刮起的时候拚命地向屋上压东西，用不着在大雨瓢泼的时候反而奔到屋外去护山墙，免遭墙倒壁塌的危险。我不反对农村里的建房热，那一半是富裕的象征，一半是穷怕了、苦够了的表现。那户贫农的锅子里再也不会有榆树叶了吧，那新砌的灶台也许会用瓷砖贴面。惊人的贫困终于过去了，虽然花掉了３８年，慢啊，可是慢进比不进、倒退总要好一点，何况我们用于消灭灾难的时间也只有八九年，其余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制造灾难的。

盐城人终于有闲情来保护珍禽异兽了，还能够制造燕舞牌收录机。保护野生动物，听听音乐戏曲都是文明高尚的行为，但也只有在吃饱了以后才玩得起。如果饿得要吞榆树叶的话，那丹顶鹤除掉鹤顶不能吃，其余的也可拿来充饥。

（作者单位：中国作家协会）

心香一瓣

荒煤

王家乙同志去世（去年１１月２７日）已经过了很多天，但我的确感到，他还在我心头徘徊，我还不能把他送走。

１９６５年５月文化部整风后，我离开北京去重庆那一天，王逸、王家乙两兄弟匆匆赶来送我。我记得，当时我心里还有些嘀咕，他们是长影的，不该来……家乙什么也没有讲，只是一脸惶惑的笑容。

那天送我的五人中，海默、田方、崔嵬、王逸同志都已走了，我都来不及作一次最后的告别。真没想到，比我还小几岁的家乙——在文代会开幕式上见到，还高高兴兴和我热烈握手，就见了这一面，他也走了。

我那时之所以觉得家乙不该来送我，是因为我刚刚被指控为长影一批创作人员的黑后台。其中不少问题都牵扯到家乙。

最明显的例子是《达吉和她的父亲》。正好在影片拍摄期间我到长影去了，导演、主要演员都正在为一场戏苦恼，就是达吉听到生父来了要接她走，要离开少数民族那位义父的时候，义父和女儿二人都痛哭了，这是不是宣扬“人性论”？我肯定了家乙导演的处理。而后影片在１９６１年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放映，家乙的一个发言引起了震动。他说他在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始终感到是在人性论的“边缘上跑马，从头到尾直出汗，唯恐坠入修正主义深渊”。

直到周总理亲自看了小说和电影，才充分肯定了这部影片。总理还说，他看到达吉和她义父痛哭的那场戏，他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可是导演不敢让人哭，让演员用两手蒙着脸……

这次会议后，家乙找我谈了一次心，说自从反右派、反右倾运动之后，他看到长影一批批创作人员倒下去——分别受到批判、斗争、开除、劝告退党的处分的有四十多人，十分痛苦。他还热泪盈眶地叙述了自己被批判为“阶级异己分子”的心情。最后他沉痛地讲了一段话，他认为自己一直是听党的话的，可是他心里产生了怀疑：“延安整风后期搞‘抢救’运动扩大之后，毛主席讲过，如果那么多的党员、知识分子都成了特务，只能说明是我们党失败了。那么，这些年来长影许多党内的干部都倒下去了，可不可以说，我们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失败了呢？”

当时，我还不能够、也不敢回答这个大胆的疑问。更没有想到１９６２年８月间，在吉林省委召集长影主要党员干部座谈会上，家乙的发言居然把这个大胆的疑问提出来了，记录在案，在劫难逃，到了“文革”期间，当然成了一个骇人听闻，“胆大包天的诬蔑领袖的反党言论”！

大概我们两个人都还有点知识分子的良心，形成了一个默契，没有互相揭发这个议论。

回忆这一段往事，真不免感慨万千。２０多年前的这一段荒诞的历史终于过去了，家乙现在也悄悄走了。听说他在走前昏迷之中还喃喃自语，要回长影拍影片。

他参加演出和导演的影片《桥》、《风筝》、《五朵金花》、《金玉姬》、《达吉和她的父亲》、《小字辈》等，不仅是长影，也是建国以来全国的优秀影片，这才是他真正的历史面目。

倘若他能真正抛弃了在刀刃上跑马，生怕掉进人性论、修正主义万丈深渊的顾虑，倘若他不经过“文革”这场灾难，以家乙的才能和表现新事物的热情，难道他不能给我们留下更多真挚感人的诗篇么？

在感慨万千之中，我还想趁此机会说几句真心话：

第一，我希望那些老是责备别人而自以为始终正确的人，面对这些走了的人们的经历和作品，想想自己给人民留下了什么！

第二，我也希望年轻一代的电影工作者多想想老一辈电影艺术家的坎坷经历，想想自己面对改革开放，面对１０亿人民，有前所未有的创作自由，要给人民留下些什么！

艺术终究是艺术，而不是什么“玩意儿”。“玩”艺术的人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也不可能真正给历史写下感人的诗篇。

家乙同志走前念念不忘拍摄的影片，究竟是什么呢？他又给我留下一个疑问。但我肯定，他恋恋不舍的是真正的艺术，而绝不会是庸俗的商品！

剧谭

钮骠

京剧《膏药章》是湖北省京剧团继《一包蜜》、《徐九经升官记》、《药王庙传奇》之后，推出的又一台新戏。不久前在天津参加京剧新剧目汇演，该剧荣获优秀京剧新剧目奖，为行内外众所首肯。

《膏药章》以辛亥革命为历史背景，着力塑造了一个处于这场社会大变革中的普通小人物，在枪声血泊中终于警醒的生动形象。在形象完成的过程中，展示了旧时代我们民族意识中曾经有过的那些因循、懦弱、唤而不起的劣根性。全剧以喜剧风格揭示了人物的悲剧命运，使观者于含着辛酸的笑声中，受到启迪。题旨既严肃、深刻，又明白晓畅；格调既清新、隽永，又雅俗共赏。从创作者们对京剧艺术的继承和创新的成就中，颇见其独具匠心的求索与开拓。

曾以饰徐九经而饮誉剧坛的中年名丑朱世慧扮演膏药章，精心地雕琢了这个在封建意识桎梏下，心地善良、老实正直，而又愚顽固执、胆小怕事的小人物形象。这个被扭曲了性格的善良人，窝囊一世，软弱成性，怒而不起，怨而不争，确有其可悲甚或可恶的一面，然而留给人们印象更深的则是其令人可悯甚或可爱的另一面。戏曲舞台上的丑角，素以刻画社会生活中各种各类的小人物见长，然而往往是为人作配，起些铺垫、陪衬的功用，像膏药章这样，在一出大戏中始终站于正场的确乎不多。

世慧已过不惑之年，随着生活阅历和舞台经验的增长，使他在理解角色的深度上、驾驭技艺的熟练上，都有显著提高。他的表演不欠劲、不过火，分寸感与节奏感融于无意之中，达到了自然、松弛而顺畅的地步。

作为丑行扮演的角色，自然少不了诙谐、风趣。这出戏在话白中安排的许多“哏”，都不生硬、不牵强，水到渠成。在死囚牢里，大师兄让他为革命党治病时说：“老子把你请来不容易呀！”他以冷言回之：“老子进来的也太容易了！”这种“冷哏”，耐人寻味，剧中还有多处。在绑赴法场途中，两个刽子手对他讲，要死得舒服点就“咔嚓”，不然就“嗞咕”，问他要什么？他说自然是要“咔嚓”，于是刽子手要他拿钱来。他感叹地说：“如今要钱的花样儿怎么这么多呢！”这不禁使人联想到现今生活中的不正之风，引起台下的共鸣而报以哄堂大笑。这种一语双关的“现哏”，既在戏中，又对戏外，是讽世讥俗、针砭时弊的匕首，历来为舞台上的丑角所用，在戏曲史中有悠久传统，但有段时日却被视作“禁区”，无人敢于问津。《膏药章》剧中，恢复了这一传统，值得叫好。

世慧在剧中的大段“报药名”，８０多味中药名连缀成篇，一气呵成，铿然动听；尤其是唱的‘京梆调’和大段‘窝囊曲’，逸趣横生，别致脱俗，唱得情声交胜，丰富了京剧丑行的唱工。

（附图片）

京剧《膏药章》剧照，朱世慧饰膏药章（右）。 刘金初摄

董寿平

《王成喜画梅集》和大家见面了，这本画册的问世，使我由衷地感到高兴。

这些年，成喜的书画作品，尤其是梅花，越来越受到国内外人士的瞩目和喜爱。去年夏天，我在日本众议院看到成喜的新作——巨幅《红梅香远图》，悬挂在议长官邸贵宾厅。我和一同前往的黎雄才先生，乍一看到这幅画，都不禁兴奋和激动，惊为当代中年画家的杰作！从画面看那苍劲的老干，刚健的新枝，充满活力的花朵以及技法的熟练和意境的深邃等，在他的创作中都迈入了一个新的高度。我作为亲眼看着成喜一步一步脚踏实地走过来的人，感到十分欣慰。

成喜的画，有厚实的书法功底，在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努力把西画的透视、明暗、空间、质感等表现方法融于中国画的笔墨趣味中，以追求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形成了他鲜明生动、雅俗共赏的艺术风格。尽管梅花这个题材，是古今成百上千的名家所经常画的，然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些作品，却是与众迥异，别开生面，洋溢着时代气息，给人一种生机盎然的美感享受，在我国画梅史上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和成喜相识二十年了，我喜欢他的为人诚恳朴实，他那种水滴石穿的学习毅力和绳锯木断的钻研精神，是很感动人的。为了一朵花、一只鸟、一个构图，他常常在灯下几十遍、上百遍地揣磨练习，还到处求教，从不满足。他很喜欢陆放翁的“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两句诗，经常题于画面，挂在室内，作为座右铭。的确，他从一个农家子弟开始，在艺术的苗圃里辛勤耕耘，从而得到今天的收获，凝结着多少执著的追求和艰辛啊！

神仙冰雪〔中国画〕 王成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