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月28日 · 第8版

周谷城春节正来临，欢娱启颂声：或云形势好，或云收获丰。老安而少怀，近悦而远亲。教授登讲席，志士气恢宏。科学日益进，艺术日益精。祖国文化美，去伪要存真。世界知识广，引进喜有容。重视现代化，莫作守旧人。放眼全世界，同奔共产主义远大之前程。

张勇　孙佑天

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彩色故事片《咱们的牛百岁》正式上映了。农民群众看了这部电影高兴地说：这电影可把俺村的新事演活了，看了真开心！

《咱们的牛百岁》的导演是赵焕章（曾导演过影片《喜盈门》），而剧本作者是山东农民袁学强。他们是怎样合作把小说改编成电影的呢？

袁学强从小就爱好电影。他务农之余，曾多次尝试写电影剧本，但都失败了。后来，他又迷上了写小说。1975年以来，他先后在《海鸥》、《柳泉》等文学刊物上发表过九个短篇小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把胶东大地吹得生机勃勃，联产承包过程中涌现出来的许多感人的新人新事，使袁学强久久不能平静。经过许许多多的不眠之夜，1981年，他终于写出了中篇小说《庄稼人的脚步》。

1982年春天，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编辑刘福年向赵焕章推荐了《庄稼人的脚步》这篇小说。这位来自山东农村的导演，一连读了两遍，深深地被那胶东泥土的芳香感染了，打动了。但他知道，这块宝玉还很粗糙，要使它发光，改编成为电影，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

10月的一天上午，袁学强带了第三次修改稿来到上影厂文学部。责任编辑刘福年借来了四五十部电影名作给袁学强看。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袁学强读完了那些名作，并完成了第四稿的修改任务。

这时，导演赵焕章刚参加过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他一回到上海即投入了改编工作。他把剧中的100多场戏，密密麻麻地排写在两块大黑板上，同袁学强一场一场地讨论，一个情节一个情节地琢磨修改，常常通宵达旦。直到大年三十的早晨，他们才赶完了第五稿。当袁学强躺在开往家乡客轮上呼呼入睡的时候，赵焕章和刘福年又带着剧本，跨上自行车，分头赶往厂领导的家。他们推开厂领导的家门，第一句话就是：“厂长，我给你送年礼来啦！”“年礼？”“对，是山东省荣成县的土特产品。”厂长接过剧本一看，会意地笑了起来。

就这样，剧本七易其稿，终于达到了摄制水平。赵焕章特别珍惜剧本的“土”味，一开始就提出不搞故事情节的曲折玄乎或生硬噱头，要在挖掘人物的内心感情和开掘共产党员牛百岁如何发挥党员模范作用上下功夫，他要让观众自然地发笑，在笑中受到教育。

根据《庄稼人的脚步》改编的影片《咱们的牛百岁》果然不负有心人，思想上艺术上都取得了很大成功。在影片尚未完成之前，袁学强曾几次对导演提出：“在编剧处署上我们两人的名字吧。”但赵焕章总是说：“什么你的名字我的名字，中国十亿人口，农民就有八亿，愿我们一起为农民创作一辈子戏，这就是我的夙愿。”

在影片回山东走“娘家”之日，赵焕章又在鼓励袁学强创作新的剧本。有了导演的支持，37岁的袁学强充满了信心。他说：三年以后再见！（附图片）

赵焕章（左）、袁学强（中）和刘福年（右）在拍摄现场。　姜同川摄

游欣蓓文 苗地画

台湾女作家陈平是人们所熟悉、喜爱的歌曲《橄榄树》的词作者，笔名叫“三毛”。三毛？莫不是和张乐平画的三毛有什么联系吧？果然，我后来在一本刊物上看到陈平和一位朋友的通信，她感谢朋友送她一本《三毛流浪记》，并说：“《三毛流浪记》真是好书，许多地方都有我的影子，只是我们现在的社会比那时已好了许多。我的笔名就是为了爱这个小人物三毛才取的。”（香港《开卷》一九七九年第一期）

我很喜爱这位三毛女士的作品。她的作品豁达、自然、健康，好似一匹奔腾的野马，把你带入一个瑰丽奇特的境界。虽然没有见过三毛女士本人，但我深信，她的性格一定就是这样的。据说，她三岁时即对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着了迷，大学毕业后，离开富裕的家庭，跑到大沙漠去过流浪生活，有过传奇式的经历。她的这段独特往事，表现了她对现实的不满，但采取这种方式，恐怕更多的，还是为她那洒脱不羁的性格所驱使。

恰巧，不久前，我又见到了张乐平同志。这位昔日的“三毛之父”，今天我们当称他是三毛的爷爷了。他的头发已经花白，精神却蛮好，讲起话来还是一口浓重的乡音。我问起他陈平女士的事，他操着地道的家乡话答道：“晓得，晓得，三毛么！我送她《三毛流浪记》的”。张乐平同志告诉我，前一段，他曾托人带给陈平女士一本《三毛流浪记》，并在书页上留言： “送给远在海外的三毛女士留念。”很快，便收到陈女士的回音：她现在在台湾文化大学中文系，专门教授小说研究和散文习作，她很敬重张老先生，谢谢他并问候他！

两代“三毛”，又相隔海峡两岸，他们的联系、友谊，看来应归功于小三毛。然而，又不能完全说是它的功绩。不是吗，看看周围的生活中，这种联系和友谊还少吗？小三毛过的那种饥寒交迫、流离街头的日子已经结束了，但是还有些人不能和家人团圆，总不能不说是件憾事。我想，不管是哪一代“三毛”，第三代、第四代的“三毛”，他们总是盼望大家平平安安、幸幸福福团聚在一起的，人心所趋嘛！（附图片）

《台湾同胞爱国怀乡诗意画选集》最近由友谊出版公司出版。它是在廖承志同志生前关怀和倡议下出版的，他并亲自题了书名。这本画集取材于1982年在北京举办的“台湾同胞爱国怀乡诗意画展览会”，其中的诗作，是台湾诗人们发自肺腑的心声。如于右任先生《国殇》一诗，质朴无华，充溢着深厚的怀念故乡的情思。全部绘画都由济南画院的画家们执笔。他们不仅致力于花鸟、山水画创作，还擅长诗情画意的探索。正象汪锋同志所撰序言所说：“和平统一祖国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这本画集如果能在这方面起些促进作用，那将是编者和作者们的最大愿望。”（于速荣）

随笔

邵燕祥

酉年，画一只昂首阔步的金鸡高唱，赞曰“一声天下白”；亥年，画一头大腹便便的肥猪拱门，赞曰“一身能聚宝”；借您吉言，皆大欢喜。

六十年一转轮，干支又逢甲子。一过春节，鼠年就到了，我等着看从老鼠身上能找出多少吉利话儿说。“鼠目寸光”，“鼠肚鸡肠”，“鼠窃狗偷”，以至“抱头鼠窜”，都不吉利，也不好听，人们避之犹恐不及；倘以入画，则“獐头鼠目”，几根“鼠须”，无论怎么涂脂抹粉，大概也塑造不出比娄阿鼠还端庄英武的形象。美化老鼠唱赞歌，这个文章不好作！

然而未必不能作。蝙蝠比老鼠漂亮到哪儿去呢？不是借一个“福”字的谐音，千百年间画影图形，浮雕作像，居然成为福气的象征么！

可见，自古以来，人们对于吉言，有同好焉；巧言令色，盖源于此。口吐莲花，投人所好，不知道有多少人挖空了心思。浮词溢美，生硬拔高，今天指蝠为福，明天指鹿为马，自然也是流风之所及了。

我这样说，丝毫无意于否定画家、诗人从一点生发开去，玄思妙想，借题发挥，甚至异想天开，夸张变形，点石成金，化“丑”为美。快春节了，如果有“老鼠嫁女”题材的年画出来，群众喜闻乐见，我也是喜见乐闻的。

正瞩望间，一位做美术工作的朋友寄来自制的贺年片：一猫一鼠，鼠处猫腹，那只公允平正之状可掬的老猫，一眼睁一眼闭，且不去管它；那只老鼠一边叉腰，一边指指划划，耸着小尖嘴，仿佛还振振有词，倒煞是有趣。

猫吃老鼠，这符合生态平衡的规律；老鼠吱吱吱，这也是它的本性天生。作者取此两端，合成一幅，若论什么主义，大致不离现实主义的谱——画家没有因为到了鼠年，就要么用笔来说老鼠一番好话，要么借老鼠硬编些悦耳动听的吉利话儿来；而仍然实事求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勾勒写真，美丑妍媸，一任欣赏。

这使我想起一句老话：“修辞立其诚。”

忽得歪诗一联，结束这篇闲话：

未有吉言托老鼠，

敢将套话贺新春！？（附图片）

傅靖生木刻

刘大年两个文明同建设　无分甲乙四项原则共坚持　永传子孙雪花献瑞　玉龙鳞甲飞大地绿酒添欢　家人父子舞丰年海宇尘嚣　坚甲牧马　立国之道人寰春暖　孺子为牛　尽我所能岁月峥嵘　应知花甲易屈指　珍惜少壮江山锦绣　乐与赤子同存心　服务人民

用传统国画创作的年画、年历正在吸引更多的读者。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1984年年画、年历已由1983年的63种，增加到108种，印数从1，300万张增至1，700多万张。为了满足广大城乡新房布置的需要，该社增加了横披屏条近20种，如《墨竹四屏》，横长对开工笔花鸟《瑞鹤图》，以及对开《百寿图》、《花果山》、《骏马奔腾》、《醒狮》、《梅兰竹菊四屏》等，均以设色浓艳，构图新颖，寓意吉祥，受到了农民的欢迎。

（锦标）

为了使孩子们受到音乐熏陶，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乐队举办寒假儿童音乐会。演奏员们用生动活泼的语言，向北京市城郊中小学生们介绍西洋乐器，简单分析乐曲，演唱儿童熟悉的歌曲和童谣，并指挥他们集体合唱。　（谷水）

在欢庆一九八四年春节之际，北京盲人聋哑人协会于本月二十五日举办了市盲人聋哑人文艺联欢会。来自工厂、农村、街道以及各福利组织的一百多名文艺爱好者演出了三十多个节目。其中有哑剧、京剧、歌舞、器乐等。有的节目是演员自己编写的，北京橡胶五金厂的盲人黄安一人创作了《掀起读书的热浪》和《党为我们带来幸福的时光》两首歌参加演出。　（边）

金克浚

画家白逸如的年画新作《分桃图》（见左图），看来多少受到《孔融让梨》的启发，而注入了新的内容，使它不仅仅表现了尊敬长辈这一我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而且还体现了只生一个孩子的优越性，使传统年画题材胖娃娃的思想境界大大提高了一步。

《分桃图》继承了民间木板年画的传统，又有新的创造，画面形象美，色彩鲜，符合节日气氛。画面上那四句歌谣，点出了分桃，至于如何分？分给谁？有什么情节，却是通过形象来表现的：画面中心一格，画了一个娇态可掬、聪明伶俐的孩子，从他凝眸微笑的脸上，可以看出面对四大一小五个桃子的处理，他已经打算好了。周围四格，则是孩子送桃的具体情景。通过人物生动、细腻又富有生活气息的描绘，反映出农民的幸福生活，耐人寻味。（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