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月25日 · 第5版

叶笃初

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整党的决定，对于整党的基本方针、基本任务、基本政策和基本方法，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欢迎。这个决定是在充分调查研究及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党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同时也反映了邓小平同志关于整党的许多重要思想。在《邓小平文选》中，小平同志对于如何加强党的建设，如何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有深刻的系统的论述。认真学习整党文件和《邓小平文选》，是我们搞好整党的重要的思想基础。

从根本上而不是从枝节上解决问题

早在1975年，小平同志就提出整党问题。他在一系列有关整顿的讲话中，意味深长地几次重提延安整风的宝贵经验及伟大功绩。用整风的办法来纯洁自己的队伍，这是我们党的伟大创造。小平同志这时所以重提延安整风，就是为了用党的历史经验来教育党员、干部，把延安整风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用新的整党整风来加强党的建设，扭转“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严重局面，反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

党的整顿和建设，总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着的。如果说，1975年小平同志提出整党以及其它各项整顿措施，是适应当时的特殊政治环境，针锋相对地同“四人帮”展开斗争；那末，在1977年再次提出整风整党，则是有计划地清除“四人帮”的流毒，在各方面进行拨乱反正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结论。小平同志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以比较多的篇幅阐述了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阐述了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作风。他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中建立了完整的建党学说，并且用这个学说来教育我们全党、全军和人民，使我们建立了这么一个好的党，所以才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第41页）他在具体剖析“四人帮”对党的严重破坏之后指出，只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和党的一整套作风恢复和发扬起来，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那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的良好的政治局面就一定会达到，我们就能经受住任何艰难风险，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就会兴旺起来。

当然，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党来说，尤其是在经历了十年内乱之后，积累问题这样多，涉及范围这样广，要开展从思想、组织到作风的全面整顿，使党的状况有一个划阶段的进步，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除了要有比较好的政治环境和经济形势外，还必须在党内作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包括思想教育、党内立法、健全机构等等。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还不具备这个条件，甚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一段时间，也还不能进行对党的系统、全面整顿。那时候，我们党必须以主要精力认真清理“左”的影响，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解决面临的十分繁重的经济调整任务。然而这段时间，经邓小平同志提议、倡导和决策，党中央对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也采取了一些重大步骤，例如，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调整各级领导班子，结合贯彻《准则》及党章草案讨论进行党性、党风、党纪教育，等等。所有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包含有整党的性质，对于转变党内不正之风，增强党的战斗力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全面整党作了准备。

怎样理解全面整党？按照小平同志的说法，就是要象延安整风那样，学习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用正确的思想去克服错误的思想，把思想教育与组织整顿结合起来，也就是说，要从根本上而不是从枝节上解决问题。1981年3月，他同总政领导同志谈话。对党内、军内和社会上存在的错误思想倾向提出严肃批评，要求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同时又指出：“不搞整风，恐怕解决不了问题”，“在以后一个适当时间，还要进行整风。”（第336页）就在这次重要的谈话中，他又一次回顾了延安整风的历史经验。他说：“现在，有些人发议论，往往只看现象，原因是理论和实践都没有根底。只有打下根底，才能真正纠正错误”。“延安整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就是从根本上而不是从枝节上解决问题。”（第337页）在八年的时间里，小平同志多次提出整党问题，阐述了整党的必要性，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整顿与建设必须遵循的原则和目标，从而为党的十二大及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全面整党决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办法肯定应当不同于过去

新的整党究竟怎么搞？小平同志指出：“办法肯定应当不同于过去”。这里所说的过去，指的是“文化大革命”以及历史上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的过火斗争。说“不同于过去”，就是不要重犯过去那种搞“扩大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做法；从根本思想上说，也就是抛弃一切主观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说“不同于过去”，也就是要依据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从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新条件下的党的建设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办法。

坚持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指导全面整党，这是小平同志有关新时期整党论述的重要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就要重视历史条件变化。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整党经验。我们不但有以思想建设为主加强党的建设的优良传统，而且有自延安整风以来的一整套解决党内矛盾的正确方针、方法。这是党的宝贵财富。在新的历史时期整党，必须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吸取那些实践已经证明了的成功经验与有效办法。同时，又要考虑因为时间不同、条件不同、对象不同，具体办法也应有所不同。只有从指导思想上确认新的历史条件变化并找到与之相应的措施、办法，才能正确解决新时期的整党问题。

对于现时党内思想、政治和组织状况的正确估量，是制定整党方针、政策和步骤的重要前提。小平同志强调对于党内状况应作科学分析，分清主流和支流。“不要把个别的现象当作普遍的现象，不要把局部的东西夸大为整体。决不是所有党员或多数党员都有不正之风，决不是所有领导干部或多数领导干部都搞特殊化。”他特别强调说：“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所谓的‘官僚主义者阶级’。”（第325页）这就有力地驳斥了借口党内不正之风，怀疑和否定党的领导，否定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错误观点。同时，他又指出：党内不正之风很突出，有相当一部分党员不合格，“确实还有一批帮派人物”（第245页）。这就打破了党内一部分人对于党内存在的危险因素、腐败因素掉以轻心、漠然视之的精神状态。

正是在充分研究历史条件变化，正确估量党内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小平同志对于新时期整党的办法，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意见。

从上面整起，自上而下，先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后党员群众。

先立法，后整顿。要有一定规章，不能无章可循。

要积极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不要搞围攻、搞运动。

批判和反对各种腐朽思想，下决心解决不正之风的问题。

认真清理“三种人”。对“四人帮”的组织上、思想上的残余不可低估。

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要把整顿与建设结合起来，使党内教育、民主生活等经常化、制度化。

任何时候都不要干扰四个现代化。

仅从以上这些，就充分说明小平同志有关新时期如何整党的思想是很丰富的，也是十分宝贵的。

提得更高一点　看得更深一点

对于全面整党应当提到怎样一个高度来看，这是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认真思索和正确解决的问题。小平同志在谈到包括整党在内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四项基本保证时指出“应该提得更高一点，看得更深一点”（第358页）。他在谈到高级干部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时曾经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我们不想远一点，看远一点，不从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来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就得不出正确结论，好多问题就下不了决心，处理不下去”（第199页）；谈到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指出不能“当作一般性质的问题来对待”，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第358页）提高一点，看深一点，小平同志这个指示为我们认识整党提供了一把钥匙。

提高一点，看深一点，就要从党的领导地位和所承担的历史责任来看问题，从我国亿万人民对党的深切信赖与希望来看问题。作为一个已经领导全国政权三十余年的党，现在计划以三年时间对自己进行全面的思想整顿与组织整顿，这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夺取现代化建设伟大胜利所采取的重大步骤，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根本保证，它对我们国家和各民族的未来发展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整党要解决党内存在的“三个不纯”问题，同时还要解决全党同志思想水平、工作水平同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的问题。小平同志早就提出：“在目前的历史转变时期，问题堆积成山，工作百端待举，加强党的领导，端正党的作风，具有决定的意义。”（第164页）又说：“只要坚持并且改善党的领导，由此带动其他工作，我们的任务就能够完成。”（第230页）改善党的领导包括改善党的思想状况、组织状况，改善党的领导工作状况以及改善党的领导制度。整党要使全党状况有新的更大的进步；要克服领导的涣散软弱状态；要把坚持反对党、危害党的分子特别是“三种人”清理出来，开除出党，消除党内的隐患；要对大多数党员加强思想教育，提高觉悟，增强党性。所有这些都会大大提高党的战斗力，进一步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从而为夺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胜利，创造最重要的条件。

党风好与不好，对于社会风气影响很大。党风好人民群众就会竞相仿效；党风不大好甚至有一些党员违法乱纪，就必定在人民群众中留下不良影响。小平同志多次严厉批评一些干部、党员作风恶劣，把风气带坏了。小平同志还尖锐地指出：“现在的许多问题正出在我们党内。”（第347页）“干部搞特殊化必然脱离群众。”“我们的同志如果对个人的、家庭的利益关心得太多了，就没有多大的心思和精力去关心群众了”。（第190页）整党要下决心解决不正之风问题，纠正各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为，反对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党风有了根本好转，就会增强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就会进一步鼓舞和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四十年前，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要达到整风的目的，“非有集体的行动，整齐的步调，不能成功”。现在，整党已经开始，为了实现党中央所规定的整党任务，我们每个党员都要积极行动起来，认真学好中央规定的有关文件和《邓小平文选》的有关论述，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消除对整党的各种疑虑、误解和错误认识。

学点革命史

上海大学是二十年代初期，以共产党人为骨干，国共两党共同创办的一所革命学校。

上海大学的前身是私立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创办于1922年春。该校以“提倡新文化”为号召，实则师资缺乏，办校无方，因此，学生极为不满。他们组织起来，宣布驱逐校长，改组学校，恳请较有声望的国民党人于右任来校担任校长，于同年10月23日改名为上海大学。学校开办之初，百废待兴，而于右任本人无办学经验。正在这时，国共两党酝酿合作的春风，给上海大学带来了希望。1923年4月，于右任得知李大钊来上海，便邀李商量学校教务问题。李大钊当即推荐邓中夏出任上海大学总务长，并建议开设社会学系。这次商谈，成为国共两党合作办学的开端。

中国共产党对办好上海大学十分重视。1923年4月下旬，首先派邓中夏来校任总务长；7月，又派瞿秋白到校任学务长。在此前后，蔡和森、安体诚、恽代英、张太雷等著名共产党人也先后来校任教。大批共产党人到校任职任教，为上海大学的发展，开辟了光明的前景。

当时，校长于右任主要从事国民党的政治活动，并不经常到校视事。邓中夏、瞿秋白等到校后，即与在校的国民党人及其他人士一起，对学校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首先是确定办学宗旨。瞿秋白明确指出：办学的目的是为了认识社会、改造社会，因此，上海大学应当具有时代性、革命性，才能担负时代所赋予的使命和革命的责任。根据这个办学宗旨，学校改革了学科设置，将原来的文学与美术两科和普通班，改设为中国文学系、英国文学系、美术科和中学部，并增设社会学系。社会学系与社会关系最密切，因此，中国共产党也特别重视这个系的开办。除瞿秋白调任系主任外，共产党人到上海大学任教的多半集中在这个系。其次是聘请组织教师队伍，这是改革校务的重点。先后聘请来各系任教的，有邵力子、陈望道、刘大白、沈雁冰、俞平伯、傅东华、田汉、施存统、肖楚女、周建人、蒋光赤、何世桢、周越然、洪野、丰子恺以及中学部的杨明轩、沈志远、杨贤江等等，大都是有专长的学者，许多教师思想进步。有这样一支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有真才实学而又有革命抱负的教师队伍，这是学校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与此同时，学校的体制也进行了改革。至1924年春季开学，学生人数已由成立时的160人增加到近400人，校舍也从闸北青云路青云里搬至公共租界西摩路（今陕西北路）。这所一向不著名的“弄堂大学”，一变而崭露头角，被社会人士认为是“新文化运动指导者”。

上海大学的教学活动是富有创造性的。围绕着培养革命人才这个总目标，学校课程设置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其一是注重基础知识的训练，尽量扩大学生的知识面。要求学生比较广泛地掌握社会科学的一般原理、中外历史知识以及研究现状。其二是注重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尤其是社会学系。这在当时的大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在课堂教学方面，最突出的是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当前社会各阶级的动向，中国政治经济现状，对于现实社会问题的研究，都在课堂教学中占有重要位置。此外，课外学术活动也很活跃，如开设特别讲座、举办讲学会、组织社团、创办刊物等等。丰富多采的教学活动，保证了办学方针的实现，并以自己创造性的工作，为新的教育事业开拓了一代新风，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上海大学不仅认真从事校内教学活动，而且积极参加社会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1924年1月，国共两党正式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上海大学师生以改造社会为职志，踊跃走上社会政治舞台。

这年春，学校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进步师生，分别在上海工人区办工人补习学校、工人夜校，宣传革命，发动群众，组织工会，培养工运骨干，为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反帝高潮准备了条件。次年2月，上海日商纱厂4万多工人举行大罢工，学校师生在共产党人邓中夏、刘华、杨之华、郭伯和等人带领下，积极支持工人的斗争。5月15日，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租界当局不许上海各报刊登有关消息。中共中央决定发动群众，于30日上街演说，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这天，上海大学组织了约400人参加的38个组的学生演讲团，到南京路一带进行反帝宣传。当天下午，英国巡捕开枪屠杀群众，学生何秉彝当场牺牲，并有13人受伤，130人被关进了老闸捕房。第二天，上海大学学生会发表通电，宣布从“6月1日起实行罢课，誓达惩凶雪耻之目的”。（《民国日报》1925年6月3日）他们投入轰轰烈烈的“三罢”斗争，“沪上各报都竞载该校消息，上大威名遂震全国”。（《于右任与上海大学》）有人把上大与北大并论，称北有五四的北大，南有五卅的上大，实非无因。帝国主义者则惊呼：“鼓动此次引起扰乱之学生或学童，皆来自过激主义之大学——西摩路之上海大学。”（《东方杂志》五卅事件临时增刊，1925年7月发行。）于是，他们先派租界巡捕搜查学校，继之，美国海军陆战队即强行占领了校舍。

由于帝国主义的镇压，上海大学搬回华界闸北青云路师寿坊，再次成为“弄堂大学”。但是，上大在五卅中的声名，却吸引了各地进步青年前来求学。这年秋季开学，学生人数增至600多人。这时，学校代理校长邵力子已去广州，学校由行政委员会主任陈望道主持。学校许多著名共产党员教师和进步学生，也相继离校，或奔赴广东革命根据地，或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或参加其他革命工作。但上海大学还是革命力量占优势，上海各种文化运动，各种革命集会，以及一切反军阀反帝斗争，无不以上海大学学生为台柱。1927年3月，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起义，这个大学有100多个学生参加了攻打北火车站等最激烈的战斗，牺牲了20多人。4月，正当学校刚搬至江湾自建的校舍，决心为中国革命造就更多的有用之才的时候，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上海大学师生目睹打着革命旗号的蒋介石，忽然掉转枪口，屠杀革命群众，莫不义愤填膺。他们参加反对蒋介石屠杀工人的群众大会，高呼“打倒新军阀”的口号。5月1日，学校集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并举行示威游行。第二天，白崇禧派兵进驻上海大学，用刺刀封闭了这所革命的学校。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近千名上海大学师生，不少人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曾任上海大学中学部主任、著名共产党人侯绍裘，是最早的牺牲者之一。师生们以自己的鲜血，写下了上海大学历史的最后篇章。

上海大学是在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旗帜下发展起来的，它也随着统一战线的破裂而结束。上海大学前后仅有五年的历史，但由于共产党人的培育，革命思想的熏陶，造就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黄美真）

学术动态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探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召开了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关于爱国主义的内涵和我国历史上的爱国主义；关于我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及其与共产主义的结合；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爱国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统一以及社会主义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思想等。

关于爱国主义的内涵和我国历史上的爱国主义。究竟什么是爱国主义？与会者从不同角度作了多种概括：有的认为，爱国主义就是“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民族感情和民族精神的凝聚，以及由此产生的促进民族发展、维护民族利益的崇高思想”；有的认为，“爱国主义就是人们对自己祖国的各族人民、国家政权、历史文化、大好河山的一种深厚的感情和态度，以及为它的前途所抱的献身精神”；还有的则把爱国主义归结为“调节个人利益和祖国整体利益的道德规范”，等等。从爱国主义的定义，又引出了历史上爱国主义的阶级性和民族性问题。对此，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爱国主义的基本内容具有阶级性。因为国家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爱国”不能只是热爱祖国的山川风物，还必然包含对祖国的政治制度的态度。对于后者，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级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剥削阶级与劳动人民在爱国上具有明显的阶级分野，前者的爱国主义往往与维护反动的政治上层建筑联系在一起，而后者的爱国主义往往包括改革或推翻反动的政治上层建筑。与此相联系，在对待祖国的文化传统、领土和主权的完整的态度上，也就不能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第二种意见认为，爱国主义固然包含阶级内容，但它的基本方面与其说具有阶级性，毋宁说具有民族性或共同性。因为祖国是一个多层次概念，首先，从自然方面讲，它是人们劳动、生息、繁衍的地理场所，是养育人们成长的摇篮。人们世世代代劳动、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就自然会产生对它的眷恋之情。其次，从社会方面讲，一个国家的所有公民都毫无例外地生活在一个社会共同体内，对于这个社会共同体内长期形成的共同语言、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自然也会有深厚的感情。其三，对于剥削阶级的国家权力，一方面要看到它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本质，另方面还要看到它在抵御外敌入侵时，客观上也能代表民族利益的一面。所以，尽管不同阶级对爱国主义有不尽一致的理解和解释，但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民族精神，主要表现为对祖国大好河山和传统文化的热爱，表现为反对国家分裂、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意向，以及在外敌入侵面前所表现的团结对外、共赴国难的精神。正是这些内容，形成了我们民族世代相承的爱国主义传统。

有的同志提出，我国历史上，国与国之间的斗争，大多是汉民族和少数民族的斗争，其间一个民族反对另一个民族入侵的斗争，能不能叫做爱国主义？对此，一些同志认为，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历史上常常出现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并立；或者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这两种情况同历史上汉族地主阶级多次分裂为几个“国家”一样，都属于中华民族内部的民族关系。但是，即使如此，它们彼此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仍然有侵略与反侵略、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对于被侵略、被骚扰的一方，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其反侵略、反骚扰的斗争，仍然应当历史地看作“爱国主义”。这种精神已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界限，而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是我们应当继承的爱国主义传统。

关于我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及其与共产主义的结合。一致的看法是，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到了近代，爱国主义增加了新的内容和特点。它主要表现为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捍卫祖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对内反对同列强相勾结出卖祖国利益的反动统治阶级，要求改变造成祖国贫弱、阻碍祖国振兴的封建专制制度，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融为一体。简言之，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爱国主义就是救国主义。但是，近代中国的无数爱国志士虽披肝沥胆，前仆后继，却未能拯救中华于水火，变法者饮恨殉法，起义者惨遭镇压，种种救国方案一个接一个地失败了。经过长期的探索，中国的先进人物才找到拯救中国的真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是历史作出的结论。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爱国主义与共产主义必然地统一起来了。它与历史上的爱国主义既有继承性又有本质区别。

与会者认为，加强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振兴中华，实现四化，将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与会者还就如何进一步加强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的问题提出了建议。（姜汉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