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月19日 · 第5版

冯　牧

有的作品使人笑，有的作品使人哭；有的作品使人愉悦，使人产生对生活的爱；有的作品使人产生激愤之情，召唤人们去同那些黑暗的、不合理的现象进行战斗；也有的作品使人思考，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使人思考，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生活的作品，所起到的作用可能会超过那些使人哭和笑的作品。

文学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有审美作用，有教育作用，有认识作用，等等。长篇小说《改革者》，就是一部充满生活朝气，发人深思，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正在进行变革的现实生活的作品。它充满了作者发自内心的对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国家的未来发展的强烈关注和责任感。如果说，这部小说有别的作品所不及的长处的话，那么这就是它的一个长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改革者》是一部应当加以推荐的作品，是一部显示了我们当前文学创作新趋向的作品。

最近，文艺界许多同志都正在议论这个问题：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努力开创新局面，文艺创作怎样才能适应这个新形势？怎样才能更好地开创出一个崭新的局面？应当看到，一些有才华的作家，在过去的六年当中，用他们的笔，他们的作品，为我们的文学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要使文学事业向前推进一步，提高文艺创作的质量，使其能够适应党和亿万人民的要求，我们当前应该主要解决什么问题：是形式问题还是内容问题？是生活问题还是技巧问题？是思想感情问题还是艺术手法问题？我认为：一个有志向的作家，如果对于古今中外的艺术珍品，不愿意认真学习，对于世界上出现的各种流派的艺术手法、形式、技巧，采取断然拒绝的态度，不愿意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是不可能有很大成就的。但是，从我国文学创作的现状而言，我认为首先要解决的矛盾，还是作家对当前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思想、新趋向、新人物的感情和态度问题，是如何提高对生活的认识，如何加强对于一个作家来讲必不可少的生活积累以及如何不断开辟作家的生活视野的问题。如果不是首先着重解决这些问题，而是背向现实，面向内心，一味盲目地去追求其他东西，就会本末倒置，即使是很有才华的作家，也会在自己的作品中，逐渐出现思想贫乏、生活枯槁、捉襟见肘的现象。

我们需要踏踏实实、真正来自生活、对我们的生活有真情实感和深刻理解的作品。这种作品，不是《水浒传》里洪教头的绣花拳，不是只注意形式上的精雕细刻，只对外国的各种流派的艺术技巧进行盲目模仿的艺术赝品，而是能够迅速地、敏锐地抓住我们生活中的矛盾，准确地反映我们生活的某些本质，对推动和促进现实生活起到良好作用的作品。现在很多作者都在进行这种努力，并且已经做出了可喜的成绩。新近出现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燕儿窝之夜》，以及长篇小说《改革者》等，都属于这一类作品。我对这一类作品表示支持，它们的主要倾向是应当加以肯定的，尽管在艺术上各自都还有着这样和那样的不足。

文学史上有一个著名的例子。1905年，高尔基的《母亲》出版之后，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评价。作为当时理论界的领袖人物，被称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他认为这部作品在艺术上很粗糙，不过是把一些政治主张通过主要人物的嘴表达了出来，因而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列宁却是热情地、无保留地支持《母亲》这部作品，称它是“一部适合时宜的书”。这个例子，对我们今天仍有启发意义。我在这里引用这个例子，并非想把我们的一些可能还不是无懈可击的作品同高尔基的作品相比拟，而是想借此引起我们一些思考。

我们不赞成“题材决定”论，也不赞成“题材无差别”论。题材是有差别的。但是，决定一部作品的水平高低，却又不仅仅是题材，还在于作家在掌握题材、塑造艺术形象当中开掘的主题思想的深刻程度，在于它通过艺术手段塑造的人物成功与否。对于艺术容量比较大的长篇小说，更要看作家是否成功地写出了所反映的时代的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和典型的生活细节。《改革者》在艺术上还不能说是很完美的，作者的艺术表现能力还赶不上他对生活的认识能力的高度。这些，都有待作者在今后的创作实践中继续努力，逐步提高。但是，这部作品没有回避矛盾，没有简单地理解政策，没有公式化的缺点。作者是在占有了大量生活素材之后，根据他对生活的比较广阔的理解进行创作的。作品所展现的现实生活的画面，所写的那些盘根错节、错综复杂的矛盾，相当生动可信。小说里的一些重要人物，也都是放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进行塑造的。其中有几个人物，写得较为深刻，很能够引人深思。例如：省委书记陈春柱，就并不是一个高大全式的人物，写得合情合理，有血有肉，具有丰富而又复杂的精神世界。另一个写得较好的人物是市委书记魏振国，作品没有丑化他，没有漫画化，写出了一定的深度。还有个人物钮根宝，也是写得成功的，从这个人物身上，读者可以思考很多问题。陈颖这个人，虽然还不够完整，她的思想前后变化的逻辑性描述得还不够完善，但这个人物还是可信的。使人感到不足的是：作品里的主要人物之一市委副书记徐枫，却还不够丰满。这可能和作品的艺术结构有关，他的英雄行为大多是作者通过别人的嘴从侧面告诉读者的，不是通过本人的行动和生动的细节塑造出来的，这就使人觉得缺乏深度和厚度。还有个沈平，有点落套。尽管在这个作品里，他也许是个不可缺少的人物，但人物的来龙去脉，有点不够自然。这部作品的结尾也处理得很好，许多矛盾都提了出来，能否解决还埋下了伏笔，这就有了些余味，使人有进一步思考的余地。

有人说：这部小说很象报告文学。我在开始读时，也有这个印象。后来想想，为什么就不能有很象报告文学的小说呢！《铁流》就是这类艺术形式的作品。只要是艺术地、真实地反映了生活，又对我们的生活起到了好的作用，就应当承认它，支持它的存在和发展。也许还会有人指责这部作品由作者直接叙述和讲道理的地方多了一点。但，所有这些，都不影响它成为一部好的作品，不影响它给我们的文学创作增添了新的东西。要求一部作品十全十美是不可能的。象《改革者》这种反映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中的重大矛盾，又具有一定思想深度和较为准确的分寸感的作品，现在还很缺乏，唯其缺乏，也就更显得宝贵。

时代在发展，在前进，我们的作家应该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对正在进行的蓬蓬勃勃的斗争生活，不断加深认识，加深理解，并且努力把这些新的趋向、新的思想、新的人物，化为艺术形象表现在作品里，又反过来教育人民，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生活，做改革的促进派。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是文学工作者对社会应尽的职责。长篇小说《改革者》，在这方面做出了可贵的探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我们赞成、支持这部作品，正是希望在我们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百花园中，有更多这类作品出现。我们也相信；一定还会有更多、更好、具有更高水平的这类作品出现，从而使我们的文学和时代的需要、和现实生活结合得更为紧密。

陈仰民 何渊耀

文艺历来被称为时代的“镜子”。表现时代是文艺家的历史责任。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主张文艺家要积极反映时代，而不要回避时代的矛盾；要和时代结合，而不要脱离时代。在无产阶级文学的幼芽萌动时，马克思、恩格斯就以十分喜悦的心情，把那些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情绪、体现了时代精神和历史发展趋势的作品誉之为“时代的旗帜”；把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某些本质方面的优秀作品（比如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等）赞之为“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文艺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他指出，时代变了，读者“不需要从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听那些早已听厌了的老故事，他们希望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告诉他们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文艺作为人们认识世界、掌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其基本特性就在于它以形象反映时代生活的本质、特点和发展趋势。因此，反映时代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无疑是衡量作品的价值的尺度之一。

今天，社会主义文艺理所当然地要表现我们时代的精神风貌，真实地反映亿万人民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所作的英勇斗争和奋发昂扬的民族精神，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这是社会主义文艺家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当然，我们绝“不是赞成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而是主张将作品的生动性、丰富性同思想深度和历史内容完美地结合起来。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广大文艺工作者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创作出了许多洋溢着时代精神的好作品。去年以来，又有一批优秀小说问世，如《高山下的花环》、《射天狼》、《燕儿窝之夜》、《改革者》等，这些作品，从实际生活出发，以高昂有力的时代旋律，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意愿和感情，动人心魄，催人奋进，展示了文艺创作的光明前景。

党的十二大号召文艺工作者坚持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这是党和人民的要求，也是时代的要求。我们应该立足现实，面对生活，努力表现亿万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伟大斗争，鼓舞和教育人民同心同德搞四化。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要“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

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个时期以来，有些同志提出了一些与这个要求不符的理论和主张，创作了一些与我们时代要求不合拍的作品。例如，有些同志提出“表现自我”的创作主张，将表现“自我”与表现时代对立起来；有的作家以“表现自我”为中心，写出了一些有悖于时代精神的、缺乏理想和高尚情操、流露了不健康情绪的作品，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深思。

“表现自我”的主张，把艺术的本质说成是“艺术家心灵的表现”和“主观精神的外射”，把“表现自我”赞之为正在“崛起”的“新的美学原则”。这种“原则”，主张文艺家“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回避去写……英勇的斗争和忘我劳动的场景，……不是直接去赞美生活，而是追求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他们把文艺家的“自我”看成高于一切，认为文艺创作要发现的“新大陆就在我们自身”。

文艺创作表现“我”，本来是无庸置疑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经过物我渗透了的艺术形象必然具有“属人”的性质，不再是纯客观的东西，这种“人化”的对象不能不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显现和新的充实”，以至艺术家可以“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文艺作品中不能不表现文艺家的爱憎、褒贬、抑扬和好恶，它不是对现实的简单摹写，而是体现着文艺家对生活的感受、评价和愿望，其中的艺术形象，乃是文艺家思想政治倾向和道德趣味的形象的显示。艺术虚构在本质上就是艺术家从生活出发，根据自己的美学理想，对现实的再安排。“无我之境”在艺术创作中是从来不存在的。即使自命为对生活作纯客观描绘的自然主义作家，其作品对生活素材的取舍、对各种人物的褒贬，也无不顽强地表现着自己的世界观。

应该说，“表现自我”的主张，强调刻画人物内心世界，是对长期以来文艺创作中把人物性格简单化、类型化，鼓吹“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等左倾思想的惩罚；但是，由于它夸大了文艺的主观性，否认历史和现实对主观的决定和制约作用，否认个人精神因素的社会性，将文艺的本质、源泉和目的统统归之于主观世界，这就不能不陷入主观唯心论和唯意志论的泥淖。

怎样看待艺术与生活、艺术与人民的关系，是一切艺术理论的根本问题，也是区分唯物主义创作理论和唯心主义创作理论的根本点。历来唯心主义的创作理论都主张文艺创作要从主观“自我”出发，把艺术归结为仅仅是精神的产物。克罗齐说：“艺术的特征为心灵的活动”，“艺术即直觉即表现”，艺术美即“心灵综合”的结果。黑格尔说：“只有心灵才是真实的，只有心灵才涵盖一切，所以一切美只有涉及这较高境界而且这高境界产生出来时，才真正是真的”。在我国，早在三十年代，也出现过与表现时代、表现人民群众相对立的“表现自我”的理论，鲁迅曾给予有力的批驳。延安时期，也有过少数文艺工作者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倾向。可见，今天出现的“表现自我”的理论并不是什么“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而是我国文艺战线和西方美学史上早已有之并理所当然地受过批评的。

这里，我们想以若干或多或少受了“表现自我”理论影响的小说为例，进一步分析这种创作主张的特征及其社会效果。

有的作品，站在极端个人主义的立场上，宣扬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感情，歪曲社会生活的本质。例如，长篇小说《春天的童话》，把早已平息了的个人的离婚风波，用自传体小说形式来进行“自我表现”。作品自然主义地罗列生活的“阴暗面”，发泄自己对现实生活怨愤的感情。有的作品，不正确地反映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把“个人奋斗狂”当作“强者”来赞扬。例如中篇小说《在同一地平线上》，描写的是一位青年美术工作者和他的妻子在“生存竞争”中的故事。作品把社会主义的竞赛与资本主义的竞争混为一谈，并把一种畸形的思想心理状态，说成是“铺天盖地而来”的“新时代的竞争之风”。作品所讴歌的似乎带有“悲壮”色彩的个人奋斗，但其奋斗目的、奋斗方式，实在与为振兴中华而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南辕北辙。有的作品，描写逃避现实，皈依宗教，实行道德的自我完善的思想和行为。例如长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刻画一个经过生活的种种磨难后，变成了笃信基督耶和华的女青年。她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毫不动情，看破“红尘”，宽容一切，潜心于道德上的自我完善。而令人莫名其妙的是，身为共产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的男主角李淮平，却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在宗教徒面前，李淮平这个共产党员自惭形秽，也情不自禁地崇拜起那个造物主耶和华。“表现自我”的主张沉湎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的小天地，脱离特定历史内容和人民群众的火热的斗争生活。这篇表现与时代精神格格不入，最终从宗教玄学中寻找个人主义的精神寄托的作品，也正是这种主张的反映。

我们指出上述这几篇作品的问题，只想说明，一个作者，那怕是有才华的作者，如果脱离时代，脱离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创作思想陷入“表现自我”的迷津，其作品就难免会在文艺与现实、作家和人民、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等相互关系问题上，在社会效果方面出现这样那样的偏颇。

我们不赞成“表现自我”的创作主张，并非想否定创作个性；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必须大力提倡保护和发展文艺家的创作个性。作家志趣爱好、性格气质不同，必然有不同的创作个性，只有尊重和保护创作个性，才能保证文艺百花园出现越来越多的、互不重复的艺术典型。“表现自我”与创作个性在内涵和本质上是互不相及的。

时代召唤文艺家，时代造就艺术佳品。跳出“自我”的小圈子，投入时代的大洪流，社会主义文艺的道路无比宽广！

方顺景

在北京的中青年作家中，母国政是比较活跃的一个。他开始写作至今，已发表作品三十多篇。其中，《我们家的炊事员》和《傍晚，我们别离的时刻》、《中年人》曾分别获全国和《北京文学》、《十月》优秀短篇小说奖。一个文学新人，在几年的时间里便取得这样的成绩，应该说是令人欣喜的。

母国政短篇小说的特点，概括地说，是朴素、自然、真实和那带点辛酸的希望。

母国政提起笔来从事创作的1977年，正是“四人帮”被粉碎不久，春暖中还有余寒的时候。在这新旧交替的时刻，一个作家的责任是什么？他如何用他的笔来推动现实向前发展？母国政把探寻的目光收束起来，投向日常生活中，投向自己与之朝夕相处的亲人、朋友、邻居和同事身上。终于，他不无感慨地发现，就在这些无声无息、踏踏实实地在艰难境遇中生活和工作的平凡人身上，有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在辉耀；而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更有一种足以使我们的民族延续和发展，使我们的国家山河重光的希望在燃烧。这种希望，就是对生活、对事业、对祖国未来坚强的信念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于是，经过思想的沉淀以后，他便把它们写进了自己的小说中。由于他感情真切，象谈心，象叙家常，作品就给人以一种朴素、自然的美感；又由于他严格忠实于生活，不粉饰，不夸张，因而，他的作品使我们感到非常真实，虽不免含有一点辛酸，但充满信心和希望。这种含着辛酸的希望，犹如一条红线贯穿在母国政这几年的创作中。现在，我们就顺着母国政打开的窗口了望一下吧。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一对中年知识分子夫妻严峰和湘竹（《中年人》），在生活和工作中所遇到的困扰和彼此不同的态度。他们一家四口，住房拥挤；经济上绝不富裕；工作上也不顺心，常常遇到人为的阻力。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严峰牢骚满腹，情绪消沉。湘竹不同。她体质单薄，家务繁重，还有高血压，但她任劳任怨，乐观、倔强，心志甚高，既以“拚命三郎”的劲头搞好自己的教学工作，又尽力为严峰创造工作条件，并且积极准备报考研究生。湘竹哪来这样的毅力和勇气呢？请听她勉励严峰的一番话：“我们国家，十年没培养出合格的大学毕业生了。老的老，小的小。时代，把重担撂到咱们中年人身上。咱们要挑得重，还要挑得远……”正是这种对生活、对祖国坚定不移的信念，正是这种强烈的事业心和清醒的历史使命感，激励着她，使她能够突破重重困难和阻力，勇往直前。湘竹如此，《傍晚，我们别离的时刻》中的于佩雅也是这样。佩雅有才华、有理想，然而，生活和工作的重担，终于使她不得不改变主意，放弃自己的事业，全力搞好后勤，让丈夫去“拚”。表面看来，佩雅在人生的道路上退却了，实际上，她的信念并没有动摇，只不过是更加冷静地对待现实，以另一种方式前进。因为，与其两个人同时奋斗而得不到保证，不如集中力量争取一个人成功。于佩雅事业心极强而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事业，她的境遇确实使人感到鼻子有点发酸；但她那种为国分忧而甘愿牺牲自我的精神，又极大地唤起人们的热情和希望。除此之外，《我们家的炊事员》中的高级知识分子韩冠芳，《天涯芳草》中的归侨老吴，《窒闷的夏夜》里的年轻工程师上官伯良……他们年龄不同，经历各异，然而从他们身上，我们同样强烈地感受到那种带点辛酸的希望。鲁迅说过：“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母国政笔下的人物，虽然生活艰难，遭际不平，但他们热爱祖国，对未来充满信心，并且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才智奉献给人民。这，正是我们事业的希望。

从生活中撷取什么，从哪个角度反映生活，这是每一个作家在落笔之前都必须认真考虑的。母国政从日常生活中取材，甚至通过家庭这个“窗口”了望社会，不失为一条可行的途径。当然，描写家庭生活，如果把握不好，容易写得琐碎繁杂，缠绵悱恻。母国政的作品里显然没有这种弊病。他把家庭当作社会的一个细胞，用心灵的显微镜仔细地加以观察，寻找出它和整个社会肌体的内在联系；同时，他注意写人，写人的思想，尤其致力于展示人物美好的心灵。这就使他的作品具有积极的意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大干部和群众以极大的热情和勇气，投入了振兴中华的伟大斗争。但是，不必讳言，我们还有不少困难。作为一个富于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无疑应当正视这个现实，勇敢地、真实地把它反映出来。当然，我们揭示生活中的困难和缺陷，不是为了发泄个人的不满和牢骚，而是为了使人民看到我们的任务还很艰巨，需要振奋精神，奋发图强。因此，在揭示生活中的缺陷时，应该看到我们生活中的主流，看到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希望，尤其应当热情歌颂那些理想崇高，信念坚定，在艰难环境中不折不挠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斗争的社会主义新人，以鼓舞人民奋发向上。由于母国政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关系把握得比较准确，因而较好地反映了生活的本质。母国政描写家庭生活的小说，集中地体现了作者创作上的思想特色和艺术特色。

现实主义的作家，总是致力于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母国政在人物塑造上，总的说来也是成功的。他的不少作品里的人物都给人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不过，我以为刻画得最生动的要数《他们相聚在初冬》里的车间技术员李仲原。这篇作品写的是十几个普通的中年知识分子的一次聚会。李仲原是作品的主人公。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弊病、自身遇到的一些不公平的事，使他心中愤慨，甚至发点牢骚。但是，对工作他全力以赴，废寝忘食，只要一想到祖国、民族和车间的机器，他那些牢骚和怨懑，不由自主地就不翼而飞，“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把工作做好……”。作品在刻画李仲原这个人物时，采用欲扬先抑的手法，同时挥动两把刻刀，一方面，通过石双林的眼睛和心理活动描写他，一方面让他自己直接说话和行动。由于石双林是一个“仕途”顺利、只顾自己的卑微人物，因此，李仲原在他眼里成了哈哈镜中的怪物；又由于作者在描写李仲原时，生动地写出了他那尖刻甚至有点桀骜不驯的言行，因而直到作品临近结尾之前，人们对他的印象，几乎有点象石双林所说的，是个“满腹牢骚”和“工作热情不高”的人。然而，正当石双林作出自己的判断，其他同学也颇为狐疑时，作者笔锋一转，通过他和青工艾复的对话，把他从朦胧中推了出来，在强烈的聚光灯下展示了他的真实面貌。这是出人意外的，然而又在情理之中。这样，当我们读到他为了修理厂里的西德磨床而不得不离席而去时，一个血肉丰满、真实感人的人物形象，就在我们面前栩栩如生地活动起来了。母国政的作品，多用叙述的笔法。使人感到平易，娓娓动听。不足之处是有时显得不够含蓄、蕴藉，人物的动作性和立体感不够强。这篇小说不同，作者同时拿起两把刻刀，使人物的性格在强烈的对比中显得格外鲜明。

母国政写“身边琐事”，而描写对象又基本上是知识分子，这在题材上似乎不够宽阔。努力开拓生活面，对于母国政来说恐怕是必要的。我们不反对作家去写自己熟悉的、有一定社会意义的“身边琐事”，但我们也提倡作家要扩大视野，开拓题材的新生面，努力反映出我们伟大的时代！

文艺争鸣

殷德其　张晓文

话剧《彭大将军》通过彭总在抗美援朝战争初期两个月的生活，表现了战火临门时彭总勇挑重担的英雄气魄，歌颂了他的卓著战功和高尚品德。塑造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形象，是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重要课题，《彭大将军》在这方面作了积极的探索。但是，我们认为，在彭总形象塑造方面，该剧仍存在着不足之处和有待探讨的问题。

文艺批评必须真切。我们认为，胡世宗同志的《舞台上一个活的彭老总》（载《人民日报》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五日第五版）一文，对话剧《彭大将军》中彭德怀形象塑造的评价，有不够真切之处。

这篇评论写道：“大家都称道剧中彭总翻跟头的动作”。我们不知道作者了解了哪些观众，他们是如何“称道”的？而我们所了解的，却是另外一种情形。当人们看到舞台上头发灰白，身体发胖的“彭老总”随着侄伢子们“也来了一个‘鲤鱼打挺’”的时候——小孩子，为之大笑；中年人，目瞪口呆；老年人，尤其是与彭总共同战斗过、生活过的老战士，都连连摇头表示遗憾。其理由很简单，因为彭总生前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动作，也不可能做出这一类的动作。这并不是从彭总的身份来挑剔编导者的“大胆设计”，而是因为这个细节不真实，不符合彭总生活的本来面目。剧中的彭总已经五十二岁了，他确实非常喜欢孩子，然而，他绝不会随着孩子们一起就地“鲤鱼打挺”。

在彭总的性格塑造方面，胡世宗同志和该剧的编导者似乎存有一些误解。剧中反复地表现彭总的发火、骂人，甚至在研究作战方案的重要会议上竟可以一怒之下即刻宣布散会，拂袖离场。为此，胡世宗同志还引用了一句台词，说这是彭总的“老毛病”，这就使我们产生了疑问：这是我们的彭总吗？

彭总在向往真理、追求光明上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这造就了他卓越的才智和独特的性格。彭总绝不是一个鲁莽暴躁、随便发火骂人的指挥员。因而，有些老同志看了剧中的那些表演，认为：“这哪里象我们的彭老总？”“形不似，神也不似。”还有些老同志回忆说：彭总是一位善于思索，顾全大局，朴实豪爽，耿直果断的高级指挥员。在一九三○年十二月的一个深夜，突然有人交给彭总一封毛泽东同志的“亲笔”信，诬陷彭总，企图分裂一、三军团，破坏总前委粉碎白军进攻的计划。尽管此信的笔迹很象毛泽东同志的字体，但彭总非常冷静，坚信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政治家气度和品质。他从信中日期的写法上看出了破绽，断定是伪造的。为了防止意外事变，彭总就召开了紧急会议，揭穿了伪造信的险恶用心，并当即写了简短的宣言，公开声明：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总前委的领导，从而维护了红军的团结。这一事例，也完全证实了彭总并不是剧中和评论中所说的那样动辄发火、骂人。这种对彭总性格的误解，以及缺乏调查研究的主观想象，也许就是当前一些描写彭总的文艺作品简单化和不真实的弊端由来之一。

喜、笑、怒、骂，人皆有之。在实际生活中，彭总也有时发火、骂人，在艺术概括的过程中，这是完全可以表现的。但是，必须选材得当，要有生活依据，要入情入理。生活中的彭总既不是“点火就着的性格”，也没有任意发火、骂人的“老毛病”，那么，在文艺作品中就不应当随意“设计”和虚构。事实上，彭总每一次研究作战方案时，都很注意发扬民主作风，很注意听取和尊重别人的意见，他特别鼓励别人反对以至推翻他的方案。而他对每一个作战方案的产生，都要经过反复思考，权衡利弊得失。当然，一旦形成决议，在执行过程中就不容含糊。如果某个指挥员擅自违背命令，改变原方案，打了败仗，对这种错误行为进行批评时，彭总确实是很严厉的。但这种严厉同粗暴、蛮横却有本质的区别。在实际生活中，彭总从来不曾有过象剧中表现的那样，在会议进行中一怒之下就宣布散会。看来胡世宗同志过多地称赞了编导者的“泼辣大胆”， 却忽视现实主义传记作品应有的真实了。

文艺批评应当真切，应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认真对作品及其有关各种实际生活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因为，文艺批评也和文艺作品一样要经受社会实践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