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月18日 · 第8版

副刊文选

林　放

胡耀邦同志在中青年干部会上提出读书问题，具体指标是两亿字。两亿字的书有多少本呢？《读书》上有人估计：按每本十万字统计，实计二千本。按一般阅读速度，每日读一小时，每星期可读完一本，一年读完五十本，四十年就可读满两亿字。

这是两亿字的一个简单的概念。那么就照此一本一本地读起来吧，事情却又没有这么简单。为了消化两亿字的书，必得先弄清几个与书有关的问题。首先，为什么读？我看不外三种答案。其一是工作业务上的需要；其次是为了扩大知识面，提高文化修养；其三是为满足个人的兴趣和爱好。一个读书人可以同时怀有这三个目的，也可以仅有其中的一、二个目的。

按照这三种需要就可以解决读什么书的问题了。第一类是跟自己的专业工作有关的书。第二类是虽非本人专业，但是作为社会主义文明的修养所必须具备的各方面的基本知识的书。最后第三类就是所谓随便看看、任意泛览的书，说它是杂书也可以，说它是闲书也可以。

三类书构成了两亿字，性急的明友可能要同时并进，来个全面开花。但是我以为最好还是由专而博，先精而后广。假定一位青年同志准备以四十年读两亿字，我以为最关键的是第一个十年。在这十年里应该是采取少而精的读书法，把各个学科的基础打好。也就是把上面说的第一类和第二类的名著佳作先读好；然后再不断向扩展知识面和提高文化修养的方向进军，做到博览群书而又有所专攻，一卷在握而深得左右逢源之乐。

两亿是个大数目。消化两亿字的书，也如同打仗一样，战略上要藐视它，战术上要重视它，要讲究一点读书规划和方法。方向对头，方法合理，才能开卷有益。否则，书海茫茫，也会溺死人的。读了一辈子的书而一无成果的“两脚书橱”和教条主义者难道还少吗？　〔选自《新民晚报·夜光杯》〕

晨光短笛

王宗仁

我们勘察小组一行五人，十分艰难地行进在柴达木盆地南沿的大沙漠里。那火球似的烈日仿佛就背在我们的背上，烤得人嘴干舌燥，身上象爬进了刺猬一样难受。

水，水，多么需要水！

可是我们的水壶全都空了！尽管在进沙漠的前一天，我们把所有能盛水的家什都装满了水，谁知现在还是闹了水荒。这也难怪，本来我们昨晚应当返回大本营；可是为了跟踪追击新发现的矿苗，大家又连轴转，星夜便向沙漠深处跋涉了。唉——送水的骆驼怎么还不来呢！？

脚步越迈越小，气儿越喘越粗，实在走不动了，我们便躺在沙丘上休息。我拿出了刚在沙沟里挖来的野麻根，一人分了一棵。大家含在嘴里，翻来倒去地嚼着。别看这玩艺儿平时谁都不屑看它一眼，可这会儿放在嘴里却象冰糖一样有滋有味。嚼了一会儿，舌根下渗出了一点液汁，身上不那么难受了，大家便天南海北地谈笑起来……

就在这时候，我们几乎同时发现，就在我们休息的地方，竖着一块青石板。因为长年风吹，日晒，雨打，石板变得缺角少边，坑坑洼洼，但仍隐约可见上面刻写着三个字：一碗水。

“一碗水？”我们谁也猜不透为什么要写这三个字。

“金雕来了要找窝，客人来了要水喝！叔叔们，请到泉边去喝水！”好象从天上掉下来似的，一个哈萨克族少年猛然出现在我们面前。

“泉水？在哪？”我们又惊又喜。

“就在前面。不远。”少年又指指那个青石板说：“那个泉就叫‘一碗水’”。

“干吗叫这么个奇怪的名字？”我问。少年没有回答，他笑了笑，“到时候你们就会明白的。”

我们跟随他刚走出十来步，就透过飞扬的沙尘，看到不远处的沙滩上有一顶褪了色的帐篷。因为风沙太大，再加上帐篷又旧，跟这黄沙的颜色差不离，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发现。

我们进了帐篷，立刻，一股凉嗖嗖、湿漉漉的清风迎面扑来，使人感到五脏六腑都说不出的舒坦。帐篷中间有个小脸盆大的水池，形状恰象个碗。碗里的水清亮极了，池底铺的一层光滑的鹅卵石，都看得清清楚楚。

哈萨克少年笑嘻嘻地说：“这就是‘一碗水’，你们请敞开肚皮喝吧！”

我们轮流爬下去，将嘴贴在水面上，“吱——吱——”地喝着……才喝了三个人，水就干了，只剩下了一池鹅卵石。

我们有点为难了。那少年却说：“不要紧，稍歇一会儿，水又会渗满的。”他比划着说：“要不干吗叫它一碗水，意思就是说它的泉眼小，一次只能渗一碗水。”

果然，一会儿水池里的水又满满的了……

这舀不完的“一碗水”，不但把我们的肚子装饱了，还把我们的水壶、水袋也灌得满满的。这还不算，哈萨克少年又让我们每人从头到脚美滋滋地冲洗了一遍，多痛快啊！

少年叫塔塔尔汗，今年14岁。学校放假了，他跟着阿爷拦羊。这“一碗水”是他们的放牧点。白天，阿爷赶着羊群到远处出牧，他就守着帐篷，一面照管一伙小羊羔，一面为过沙漠的叔叔、阿姨送去“一碗水”解渴，洗尘……

离开“一碗水”，我们继续向沙漠深处行进。已经走出好远了，我们回头看时，塔塔尔汗还站在帐篷前，向我们招手、微笑。

（连载）　东　生

八、信心倍增

朗朗的笑声，不时从隔壁窑洞里传来，小罗奇怪地问：“这几天，主席老是笑，为啥？”老炊事员说：“高兴呗。”小罗寻根究底：

“为啥事高兴呢？”老炊事员皱起眉头：“是呵，主席为啥这么高兴呢？”他想起“一喜一惧”的忧虑战争能不能打赢的谈话，猜测毛主席的心里可能发生了变化。果然，他猜中了！

当内战爆发，黑暗降临时，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仰望延安时，毛主席及时地为党中央起草了指示：“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他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研究各个战场的情况，草拟电报指挥作战。尤其是，他制定了我军的作战方针和方法，指出：抗日时期，我军以游击战为主，以运动战为辅，现在情况变了，应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党中央的指示能不能实现呢？实践的结果会怎样呢？他把战胜蒋介石的希望，寄托于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振奋人心的消息接踵而至——

在安徽来安到江苏南通800里战线上，国民党50万大军气势汹汹地向我进攻。粟裕、谭震林等同志在苏中解放区指挥18个团，44天内连续作战七次，歼灭敌军6个旅。“七战七捷”的故事，顿时传为佳话。毛主席深受鼓舞，赞不绝口，经常把它作为歼灭战的范例向人宣传。

国民党30万大军疯狂进犯我晋冀鲁豫解放区。刘伯承、邓小平等同志指挥5万人马，短短6天歼敌4个旅。“定陶战役”的捷报传来，毛主席兴奋得难以自制。他把马兰纸铺在桌上，卷起袖子，大写特写：“庆祝大胜利！增强我信心！凡能歼敌有生力量者，均应奖励之！”毛笔字越写越大，好似龙飞凤舞。想到什么写什么，激情如大海奔腾。

王震同志率领359旅，从中原突围后，又翻山涉水，历尽艰险，终于在兄弟部队接应下，胜利返回陕甘宁边区。那些天，毛主席总是面带微笑，一见老炊事员就说：“王胡子回来了，要准备点好吃的啊！”当王震同志庄严地举手敬礼时，毛主席激动不已，他紧紧握着王震将军的手，千言万语涌上心头……

从解放区到蒋管区，人民斗争的每一个胜利，都使毛主席减少一分忧虑，增添一分欢乐。胜仗打得越多，他的信心越足。1946年10月1日，他写完了《三个月总结》，走出窑洞，眺望远方，天还没有破晓，他仿佛已透过夜幕看见了曙光。一年来，他从未象今天这样乐观，因为在他心里已经有了一本帐：蒋介石进攻解放区的正规军193个旅，经过7、8、9三个月作战，在关内已被我消灭25个旅。照这样打下去，每月平均歼敌8个旅，那么，要不了三年，蒋介石的全部正规军248个旅，就要统统被我消灭。当然，斗争是曲折的。但是，只要不犯错误，战争必能打赢，和平之日也许不会太渺茫吧？

于　刚

四十五周岁，风云几变迁。新华铭战迹，群众谱新篇。清露润天下，狂飙若等闲。虎头崖上月，千古照人间。

域外文谈

申奥

澳大利亚小说家帕垂克·怀特历来是讨厌新闻记者和评论家的，但去年他却破例地接见了一次记者。这位身材高大、温文尔雅、满头白发的老人饶有风趣地谈到他自己的身世和作品，并激动地谈到了对当今现实的看法：

“现在世风江河日下，道德败坏，生活腐化，我要把这些写进剧本《信号启动机》中去。我厌恶公共生活中的不诚实和欺骗行为。在私人生活中到处都是巧取豪夺——他们正在掠夺能够得到的一切：汽车，游艇，衣服和消费品。”

其实，怀特的这些愤懑在他的作品中早就表达出来了。1973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金，就在这一年，他发表了著名的小说《暴风眼》。这部作品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生活和家庭的分崩离析。小说的主人公伊丽莎白·亨特尔是一个澳大利亚的富孀。她久病不起，临终前把远在欧洲的女儿多洛赛和儿子巴西尔召回到身边。多洛赛和巴西尔在外面的境遇都不佳，他们回来是为了取得一笔可观的遗产。当他们的这个目的达到后，他们连母亲的葬礼也没有参加，就逃回欧洲去了。小说描绘了他们同胞之间以及他们同生身母亲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温情脉脉的面纱撕去了，在这些亲骨肉间，存在的只是冷冰冰的金钱关系。

怀特的小说还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虚伪、欺诈等等弊端。《夭斯》就是这方面的一部力作。德国人夭斯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他有双重野心：既要捞取探险家的美名，又要以上帝的化身自居。他和鸟类学家帕夫雷曼在澳大利亚经常被人看作是基督下凡，还流传着许多关于他们的故事。夭斯貌似谦恭和善，其实狂妄自大，由于他的刚愎自用，在探险途中盲目进入荒原，导致帕夫雷曼的死亡和另一名伙伴弗兰克的自杀。小说勾画了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的丑恶嘴脸。

怀特的一些小说，如《姨母的故事》、《生者和死者》等等，还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精神上极端空虚，普遍感到苦闷，彷徨，孤独，并细腻地刻画了这些人的内心世界。

庐山（外一首）

冠　西这里的岩石上，曾留下第四纪

冰川的痕迹。地质学家们曾在这里，探索地层的秘密，把能源的新路开辟。这里的松径上，曾印下许多的

过客的足迹。历史学家们将在这里，

研究得失的规律，给走过的路刻上标记。一座内涵丰富的山，一座启迪智慧的山，在时刻变幻的

轻云淡雾里，庐山，沉静地

庄严地雄奇地屹立。

锦绣谷石磴千级险，巉岩隐仙窟；山花炫绝壁，松风震幽谷；楚云脚下起，长江天外浮；极目河山壮，放歌展宏图。不览此锦绣，何曾识匡庐。

大地漫笔

“他日相呼”

齐白石画了两只毛绒绒的雏鸡争夺一条蚯蚓，题词曰：“他日相呼”。今日相争由于幼稚不懂事，“他日相呼”则长大懂事了，知道相亲相爱，互相帮助，互相体谅，互相谦让。画的是今日相争，展望的是未来的和睦，画与题词相反，相矛盾，然而又统一，从而谅解了今日之相争。

展望“他日相呼”，只是一种可能。

展望“他日”，还有另一种可能，不仅不“相呼”，反而相斗。若成了两只母鸡，为抢占下蛋窝，为护各自的一窝雏，老母鸡也会变得凶狠。若成为两只大公鸡，那就更不能相容，一出鸡窝，便得斗个高下，那怕斗得头破血流。若成为《红楼梦》中讲的都想吃掉对方的“乌眼鸡”，更可怕。只有成为一公一母，才会“咕咕咕咕”地“相呼”，公呼母随，形影不离，亲热得很。

鸡犹人也，正如神话色彩的小说、戏曲里的老虎、狐狸之通人性。不过人的相争与“相呼”比鸡复杂的多，曲折的多，巧妙的多，高深的多。相争愈多，世风则不纯，因之，还是“相呼”愈来愈多才好——为争取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

齐白石之所以成为大艺术家，正是他通过画面诱导人往未来美好的境界联想。我以为一切艺术都应如此。临风

时常在报纸上看到这样的新闻，某名演员不住宾馆，某名演员送子当清洁工。他们这样做当然是很好的，作为一种“佳话”说说也无妨，但也让人联想到：招待所里住着成千上万的旅客，清洁工人也来自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家庭，为什么没有受到这样的注意呢？

我想，表扬一个人应该首先着眼他们得以知名的行业，也就是他们为人民作出了贡献的具体方面。衡量一个人不能不首先落实到这实处。看不到这一点，只用一般的社会准则来要求，不但会助长“特殊化”，而且也实在贬低了名人。反之，一位优秀的人民艺术家，即使吃得好些住得好些，人民也是赞成的。

蒋筑英和罗健夫两位同志的动人事迹，感人最深的一点就在于他们闪闪发光的高贵品质是融会在为人民服务的具体专业之中的。无论在道德上、事业上他们都是不折不扣的英雄。而在他们生前，即使做出了这样出色的成绩，却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不也正因为他们不是“知名人物”么？

吴　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