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月18日 · 第5版

薄一波

统计是一门重要的科学。统计是制定国民经济计划的基础。紫阳同志最近说，没有统计，就没有计划。这个话讲得很对，是我国几十年来计划和统计工作的经验之谈。搞计划，搞经济建设，如果离开科学的、能正确反映经济活动的统计，那将会迷失方向，不知从何做起。统计工作绝不是简单的加加减减，而是思想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它在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是不可缺少和不可忽视的。现在我们国家已经进入新的发展时期，随着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这一伟大事业的展开，要求包括统计工作在内的经济工作越做越细。因此，统计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更加重要了，统计部门和全体统计工作人员的责任也就更加重大了。

最近中央发了个文件，是讲省、市、自治区机构改革的。文件明确指出的今后必须大力加强和完善的部门中，就突出地提到统计监督部门。文件的精神表明，各级统计部门的机构，不仅不能削弱，而且必须大力加强。加强统计机构的目的是要进一步树立统计工作求实的新作风，提高统计工作的效率和准确性，提高综合分析的水平，开创统计工作的新局面，使之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这就要求统计部门和全体统计工作人员不断改进自己的工作。在这方面，我想提出几点意见和同志们商量。

第一，要改革统计制度和方法。我们的统计制度和方法，要同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相适应，要同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相适应，使之日臻完善。一是尽快地建立起一套能全面反映在改革过程中不断发展的国民经济活动的统计指标体系。要反映出发展趋势，反映出经济效益。提高经济效益是当前经济建设的中心要求和制定计划的重要原则。统计报表中既要反映出数量，更要反映出效益，而目前在后一方面注意得还不够。比如某些产品虽然“完成或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指标”，但因质次价高或超过了市场的需求，造成积压，对类似情况就反映得较少，这是应当加以改进的。二是大力改进农业的统计。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的推行，农村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关系八亿农民和全国人民的大事。统计工作要跟上这种形势，要看到老的统计办法有的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必须抓紧研究和采用新的办法。当然也要注意到其他部门的变化，相应地改进这些方面的统计工作。三是研究和运用多种多样的调查方法。收集统计资料，有的必须用全面报表；而经常的大量的经济活动，有些则要靠抽样调查、典型调查和重点调查，在这方面要多下些功夫，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第二，要加强综合分析研究。统计部门要收集详尽的统计资料，对这些资料进行分析研究，从中发现新情况、新问题；还要帮助计划机关和其他部门进行有根据的经济预测，以指导实践。有关全局性的问题，如实现翻两番与提高经济效益的关系，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与国力的关系，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固定资产投资中重点建设与技术改造的比例关系，国民收入中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以及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分配的比例关系，等等，应当尽可能地运用统计资料进行总体分析，为领导机关的决策提供必要的依据。

第三，要灵敏地反映经济信息。这个工作长期间未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统计部门是个重要的经济情报机构，既要全面占有数字，又要及时地掌握经济动向。这就要求统计人员不仅搞好统计报表，而且要走出办公室，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到实践中去，进行调查研究，善于发现新情况、新问题，经常向各级领导机关反映新的准确的经济信息，更好地发挥“耳目”作用。

第四，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提高业务水平。统计工作者一定要有较高的政治思想水平，一切从实际出发，又以实际为归宿。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统计的客观性，如实反映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当领导者的主观愿望同客观的正确统计发生矛盾的时候，前者理所当然地要服从后者，切不可以后者服从前者。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坚持党性，尊重科学，力戒浮夸。要努力掌握理论，掌握经济和统计专业的知识，并且要懂得电子计算技术的运用。这就要求新老统计干部不断地用先进的思想和科学的知识武装自己，创造性地富有成效地进行工作。

1983年已经到来了。在这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第一年里，希望广大统计工作者发扬成绩，克服困难，迈出新步伐，作出新贡献。

（这是作者为《统计》月刊写的文章）

冯　悦

写下这个题目，又有点踌躇。这几年，报刊上不止一次发表过类似的文章，何必再炒这个冷饭？不过，转念一想，这个问题确实重要，而在一些同志当中并没有很好解决，似乎还有必要说几句。

世界上没有什么全知全能、永远正确的人，连最伟大的人物也不例外。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即使是马克思主义水平很高、工作经验很丰富的领导者，考虑问题仍然不免有疏忽、失算甚至判断错误的时候。因此，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多听听不同的声音，确实大有好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听听不同的意见，可以使你的正确意见得到多方面的论证，不完全的意见得到补充，错误的意见得到修正。更重要的是，领导干部注意倾听不同的声音，可以鼓励人们敢于讲话，使更多的人敢于发表不同的意见。而这一点正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保证。

越是工作顺利，成就卓著，越需要注意听不同的声音。胜利的形势常常掩盖着潜在的问题，工作的成就又容易冲昏人们的头脑，而错误往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这样的教训是很多很多的。在胜利的形势下，少听一点颂扬之词，对我们的工作不会有什么损失，多听一点不同的声音，却能够使我们保持清醒，保持警惕，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保持不断前进的势头，把工作做得更好。

一般来说，人们在领导面前讲相同的意见，不会有什么顾忌。要讲不同的意见，甚至唱一点反调，那就很需要一些勇气。而领导者呢，相同的意见听着自然舒服，不同的声音听着就不免刺耳。事实上，能够做到“闻过则喜”的人并不太多。弄得不好，轻者给你一副脸色，重者给你一双小鞋，这就更使得许多人宁可守口如瓶，不愿意发表什么不同的意见。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人们不愿讲话，不讲真话，倒是非常危险的。

能不能听不同的声音，反映着一个干部的领导水平。善于使大家没有顾虑而敢于讲话的领导，才是高明的领导。要做到这一条，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般的号召上，还要尽力创造一种环境、一种气氛，鼓励人们讲话，支持人们发表各种意见。有人发表了不同意见，领导上要能够虚心地听，耐心地听，而且热情欢迎。讲一次欢迎，讲两次欢迎，讲三次还是欢迎。这样，人们的顾虑就会逐渐消除，敢于讲话的人就会越来越多，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才能真正形成，我们的党和我们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

王思治

清朝第三代皇帝雍正，过去对他的评价多持否定的看法，原因是论者往往从其个人品质着眼，或认为他“夺嫡”而立，为人阴险狠毒，并由此论及其人之为政。

雍正上承康熙，下启乾隆，是所谓“康乾盛世”的承前启后者。他继承了康熙统一的伟大事业，发展和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又雷厉风行地整顿康熙晚年的种种时弊，改革某些制度，为乾隆时期清王朝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在康雍乾三朝的一百多年间，清代社会由恢复发展到顶点。当时，中国曾经是国力强盛、经济繁荣的亚洲头等强大的封建国家。在这一过程中，雍正起了重要的作用，他的历史地位无疑是应该肯定的。

雍正在位十三年，时间不算长，但却做了大量的事情，以解决清王朝在其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康熙虽然统一了全国，但在国内还存在着一些不安定的因素。雍正在位期间，平定了青海和硕特蒙古罗卜藏丹津的叛乱，在西宁设置办事大臣；在西藏设置驻藏办事大臣；在湖广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改土归流”，废除土司制度，改用政府任命的流官，建立府州县地方政权机构，这对于加强清中央政府对西藏、青海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巩固和促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雍正认为，官吏的操守如何，是国家行政的根本。如果官吏贪酷苛暴，“即使尧舜之仁，皆成苛政”。这是针对康熙晚年官场的种种时弊而发的。康熙是一位杰出的封建君主，但在其晚年，吏治废弛，文武官吏委靡成风，他的孙子乾隆说他“多有宽纵之弊”。因而封建官僚的痼疾日益严重，尤其是贪污纳贿成风，有谚语说：“署印如行劫”。（《熙朝政要》卷3《纪会计》）当时，督抚等文武大员，向下属索取节礼陋规，是贪污纳贿的公开秘密；州县官则横征私派于民，并从中肥己。各省亏欠钱粮少则数十万，多则以百万计，国家财政拮据。面对官场积弊，雍正即位伊始，即严申“整纲饬纪”。雍正元年正月，他接连颁发十一道诏令，“训饬督、抚、提、镇，文吏至于守、令，武将至于参、游”，要他们勤于职守。“圣祖（康熙）政尚宽仁，世宗（雍正）以严明继之”。（《清史稿·世宗本纪》）雍正宣布：凡康熙宽宥者，他都决不宽恕。对各级官吏旷误职守，只知沽名钓誉，肥家为私的不法行为，定然言出法随，从重惩处。许多官员被罢革。雍正二年，浙江巡抚黄叔琳以身试法。在他奉命到湖北查盐时，有人密奏黄叔琳受盐商吴雨山之贿，“关说派充总商”。雍正立即下令说：“事虽屑小，黄叔琳初任即如此肆志，将来纵放，何事而不忍为也，大负朕之任用”。（蒋良骐《东华录》第425页）于是将黄叔琳解任严审。户部尚书彭维新变更定例，私借户部银1，800两，雍正命刑部审讯，结果按“斩监候”治罪，封疆大吏人人震惕。湖广总督杨宗仁、云南巡抚杨名时、河南巡抚石文焯等纷纷上疏，请将督抚司道衙门一切陋规节礼“尽行革除”，或保证“臣一无所收”，以表白自己。他们说革除节礼陋规，“以杜州县借口之端，以塞上司勒索之路”，这就不啻自认上司勒索下属，州县官借口剥民。对八旗贵族“习尚骄慢”，“任意贪纵”，雍正同样严加禁抑，“故诸王皆凛然奉法，罔敢为矩外之行”。（《啸亭杂录》第12—13页）对各省驻防旗丁，恃势抢夺，甚至杀伤人命者，雍正命令该省督抚奏闻，即于当地正法，决不宽贷。所有这些严厉的措施，使得当时封建官僚的痼疾有所收敛，史称“人怀畏惧，罔敢肆意为也。”（同前，第11页）因而雍正朝的吏治较为清明。

雍正整顿吏治的目的在于排击官吏的因循贪婪、不以国事为意的颓风，对此，他说得十分明白。雍正朝的名督抚、深得雍正信任的田文镜、李卫等人，皆以严猛著称。李卫恃能粗暴，不苟同于官场积习，勇于任事，无少瞻顾，不徇私情，不避权贵，得罪了不少大吏，他们向雍正告状，雍正却说，李卫“粗率狂纵，人所共知”，但他却是“刚正之人”，“朕取其操守廉洁，勇于任事，以挽回瞻顾因循，视国政为膜外之颓风耳！”

雍正即位之后又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国家财政困难。为了理财足用，他继续奖励垦荒，发展生产，垦田面积达到八亿多亩，为清代官书记载的最高额。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雍正已看到“数十年来，户口日繁，而田地止有此数”，即人口增长造成的压力，因而采取了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多种经营政策。他谕令各省官吏，“其可种五谷之处，当视之如宝，勤加垦殖”；其他“舍旁田畔荒山旷野，度量土宜，种植树木。桑柘可以饲蚕，枣栗可以佐食，桕桐可以资用，即榛枯黄杂木亦足供炊灶。其令有司督率指画，课令种植”。同时，鼓励畜牧业，“如北之羊，南方之彘，牧养如法，乳字以时，于生计诚有裨益。”他要求各级官吏，务使“人力无遗，地利始尽”。（《清世宗实录》卷16）

在赋税制度方面，雍正在以往个别地区试行的基础上，进行了一项重大的改革，实行“丁随地起”，即将丁银摊入地亩征收，故又称“摊丁入地”，以保证税收。这是因为官僚地主的舞弊，“有田少丁重，田多丁轻者；有弃产而丁银未除，得产而丁银未纳者”，不仅负担不均，而且贫民无产，丁银的征收也就无保障。摊丁入地后，田地多者多交，少者少交，无地者不交，减轻了贫苦农民的负担。丁银是封建社会的人口税，存在了几千年，从此不再单独征收，因而国家对农民人身的控制也相对松弛。这样做适应了历史的发展趋势，对社会经济生活起了积极的作用。

针对各省钱粮亏空严重、国家财政拮据的状况，雍正雷厉风行地清查钱粮，勒令官员限期追还。如果亏空实系官吏侵吞，“定行正法不赦”，许多人被抄家或查封家产追补，雍正因而有好抄人家的恶名。经过一系列的整顿改革，加上发展生产等措施，财政状况大为好转。礼亲王昭梿说：康熙年间，“库帑亏绌，日不暇给”。雍正整肃吏治，综核名实，封桩库所存，“至末年至三千余万（两），国用充足”；“仓庾亦皆充实，积贮可供二十余年之用，真善为政理也”。（《啸亭杂录》第9页）

雍正是在清王朝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问题的时刻登上历史舞台的，他力挽颓风，使清王朝得以进一步发展。因此，有人认为，如果没有雍正的整顿，清朝的衰落将会更早地到来，这是不无道理的。当然，雍正可以非议之处也不少，但都不足以否定其历史业绩。

出版消息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的《孙中山全集》第二卷，已由中华书局出版，即将在全国发行。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收录的是孙中山一九一二年的文章、演说、谈话、誓词、宣言、文告、命令、批示、书信、电文和题词等。它比以往出版的各种孙中山文集所收同年的资料都丰富，与黄季陆编的《总理全集》相比多出几倍，也比资料较充实的台北版《国父全集》多百余件。

该卷收录的资料，除了利用已经刊载的孙中山著作外，还有许多是从各地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和个人征集来的新资料，也有是从不引人注意的报刊上搜集到的。其中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提供的《南京临时政府档案》和《蔡元培个人档案》中的有关材料，有录自北京图书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孙中山手稿，有章太炎后人保存的孙中山手札。该卷也从近年台湾省方面刊行的图书中吸收了一些孙中山的著述，同时还翻译利用了国外的有关材料。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收录的资料，记录着孙中山创建中华民国、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期的光辉业绩，反映了他同袁世凯的阴谋活动所进行的曲折斗争。

（陈铮）

出版消息

马洪同志的第二本经济论文集——《中国经济调整改革与发展》一书，最近已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本经济论文集，收集了作者关于经济结构和国民经济调整、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经济发展战略和前景、经济管理科学四个方面的论文共三十一篇。其中有二十四篇是一九八一年——一九八二年上半年的新作。

（陈宇华）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常识读本

第一节　发展生产的关键问题是提高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的概念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家、集体（各企业单位、事业单位、行政单位、社会团体等）、劳动者个人，每做一件工作都会产生某种结果，这种结果就是工作的效果。如果这种效果对我们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利益，我们就把它称之为效益。经济效益就是在实际上取得的属于经济方面的效益。

一切经济活动，首先是生产活动，都是以取得直接的经济效益为目标的。特定的经济活动就会取得特定的经济效益。我们在经济工作中要做到的就是取得最好的最大的经济效益。当然可能有这样的情况：某一经济活动完全没有取得经济效益，或者某一经济活动不但没有取得经济效益反而造成浪费，使社会在经济上蒙受损失。在后一种情况下，活动中取得的经济效益就不是正的而是负的。这种情况虽然很少，但也不是不可能的。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某一经济活动是否取得了经济效益，决定于它能否满足社会需要。这就是说，只有生产出来的产品是符合社会需要的，我们的生产活动才不致成为无效劳动。如果我们的产品不是社会所需要的，即平常所说的货不对路，因而积压在仓库里，即使在统计表上有产量也有产值，但实际上并没有取得什么经济效益。这里所说的社会需要，还是现实的需要，是适合现实购买力水平和投资水平的需要。某种产品虽然受到消费者欢迎，但是消费者的购买力不足，有很大一部分卖不出去，仍旧只能积压在仓库里，实际上也没有取得经济效益。如果产品不符合这种现实的社会需要，生产越多，浪费反而越大。现实的社会需要是不断变化的，生产发展了，社会经济和技术水平提高了，各项建设事业前进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现实的社会需要也就相应发生变化，原先没有取得经济效益的生产情况可以发生变化。

产品能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是经济效益有无的问题。这是经济效益概念的基础。还有一个经济效益大小的问题，它也是应该包括在经济效益的概念之中的。我们可以说在适销对路的前提下，能够用来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的数量决定经济效益的大小。生产活动中经济效益的大小，可以用符合社会需要的程度，即能够用来满足社会需要的、适销对路的实物形态产品的数量来衡量。这种产品的数量的大小，取决于整个社会投入生产的劳动力，使用社会所拥有的生产资料，能够生产出多少这种产品。这里就包括劳动生产率和所占用的资金的生产率问题。这两个生产率越高，投入生产中的劳动力相同，或者占用的资金相同，生产出的产品越多，取得的经济效益就越大。

我们还要注意到生产出某种数量的产品，并不意味着就有这么多数量的产品能够用来满足社会需要。因为只有在生产出来的产品扣除了生产中消耗掉的产品之后的余额才能用作满足社会需要之用。经济效益的大小就取决于这个余额的大小。这是在经济效益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的具有量的规定性的经济效益的概念。因此，在讨论到经济效益大小的时候，劳动生产率、利润额、资金利润率等等都被看作是表示经济效益大小的标志。

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生产中的关键问题的重要意义

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发展生产中的关键问题，是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针对着今天我国经济工作中有时仍旧出现的造成严重浪费的决策失误情况而强调提出来的。我国曾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着“左”的错误，再加上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严重地妨碍了经济效益的提高。长期以来我们在计划工作和日常生产工作中，对产品是否符合社会需要，不予重视，为生产而生产，片面追求产值，结果造成国民经济不能按比例地协调地发展，使我国经济建设受到严重损失。在1958年以后的几年，在“文化大革命”中，产值的“水分”相当大，浪费十分严重，这方面的历史教训是很深刻的。粉碎“四人帮”以后，也还存在这个问题，库存超储积压仍未完全解决。因此，注意经济效益是各项经济工作的十分重要的原则，应该把我们的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努力在提高经济效益上走出一条新路子来。

不从各方面努力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就谈不上做好提高经济效益的工作。同时，还要很好地了解，生产出来的东西，究竟是否符合社会需要。这不是一下子就能看得很清楚的，特别是不容易在事先就看得很清楚。因此，就要对社会需要作仔细的调查研究工作，要掌握关于了解社会需要的科学知识，牢固地树立为社会需要而生产的思想，排除与此相背离的想法，在制度和管理上也要保证这一点，促进这一点。有些产品，明明同社会需要对不上号，却照常生产，工厂可以照常取得利润，地方可以多得分成，商业部门、物资部门收购起来积压在仓库里不着急，因为到最后由财政包起来，产值中的虚假现象却由此长期得不到解决。象这样的问题就要认真研究解决，才能真正做到提高经济效益。

本章执笔：许庆斌

（原载《经济学周报》1982年第37期）（三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