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月12日 · 第5版

夏 衍××同志：

你一再要我写一篇关于报告文学的文章，我本来很想写的，但因为近来健康状况不佳，又住进了医院。看来无法应命，请原谅。

也许是由于做过多年的报纸编辑和记者，我对报告文学一直很有感情，如同我对电影、戏剧和报纸有感情一样。我对一些好的报告文学作品，比较注意，也关心有关报告文学的一些讨论。关于这方面，我一直在想一个老问题，即报告文学的真实性问题。

我始终认为，报告文学的真实性的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如果说真实是艺术的生命，那么在报告文学领域中尤其如此。这个问题，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期都有过些争论，但后来在总的原则上都趋于一致了。十年动乱期间，林彪、江青一伙的吹鼓手们最擅长的伎俩之一就是制造假、大、空的文艺作品，报告文学和当时的新闻报道一样，弄虚作假的东西连篇累牍，使人气愤。那种恶劣文风流毒之深，直到今天还能从某些新闻、通讯和报告文学中看到明显的痕迹。

报告文学失去了真实，就不成其为报告文学。求真，就必须亲自去采访、调查、研究。有人喜欢开座谈会，座谈会当然是一个好办法，但现在似乎和过去有点不一样了，找了一桌人，假如是一个派，那只能听到讲一种话，结果只是“偏听”。报告文学作者，不仅仅要耳闻目睹，而且要正反两方面都听一听，第三方面也听听，这样才能得到比较真实的材料。采访和调查的所得也未必相同，采访容易听一面，调查必须听多方面，拥护的要听，反对的也要听，不肯表态的也可以观察到一点迹象。因此，“走马观花”自然不行，单听“诉苦”、“告状”也不行，因为十年动乱后，党风和民风尚未根本好转，虚假现象不少，连过去的老实人现在也学会了说假话，作者容易上当。

四十多年前我写过一篇《包身工》，有些同志常爱提到它，使我感到惭愧。当时哪有能如今天的报告文学作者们拥有的条件！但是《包身工》所写到的，则完全是真实。那篇报告文学虽然1936年才发表（《光明》创刊号），但对包身工这个罪恶制度的情况的了解，却在八九年前我在沪西做工会工作就已开始了。到1935年，上海党组织遭到又一次大的破坏，组织上要我暂时隐蔽一下，我就利用这个时间，认真搜集有关包身工的材料，并且写了出来。这里的人和事都是真实的，没有一点虚构和夸张。那个“芦柴棒”也是确有其人的，只不过因为别人都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只能那么叫。我注意过她，看到过几次，虽不可能同她直接谈话，但这个人物，并不是我虚构的。

当然，报告文学对大量素材有所取舍，进行一番剪裁和必要的说明、解释，是必要的，但这种整理、取舍和说明，决不应成为夸大、矫饰，回避，乃至无中生有。为了细致地刻画人物，对某些细节进行艺术加工，也是必要的，但这种“加工”也决不能违反真实，张冠李戴。为了突出某种“主题”，作者自由地发挥主观创造性，随意地驰骋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加到真实的人物和事件上面，我认为对报告文学是不应有的。那只能证明作者采访不深入，或不愿去深入，对他要写的人和事不熟悉，就率尔下笔，想借助于自己一枝妙笔，写出一鸣惊人的作品。这种作品，也许一时会博得某些廉价的喝彩，但终久站不住脚，没有多少生命力。有的同志认为，报告文学是“报告加文学”，别人注重报告性，而他注意文学性。这至少是对报告文学的一种误解。“报告文学”是一个完整的词汇，有完整的含义，怎么可以分成两部分呢？又有同志说，报告文学可以小说化。报告文学的特点就是真人真事，怎么可以写成小说呢？

报告文学一是要真实，二是要有正确的立场，就是站在维护党和人民利益的立场。要真实，就要反复调查，越细越好。要有立场，就要有点胆量和拚劲，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即使“打官司”也不怕。报告文学作家要敢于揭露矛盾，热情歌颂推动历史前进的新人新事，批评和鞭挞阻碍生活潮流的旧事物。我看现在有些作品，有不敢直接去碰矛盾、避开矛盾走的倾向。要做到十二大报告中的三个根本好转，随处都会出现矛盾。比如，不仅某些主管部门有所谓“电老虎”、“水老虎”、“房老虎”，而且各行各业都有一些大霸和小霸。这些“虎”和“霸”，就是我们建设两个文明的拦路石，要敢去碰，不要怕。党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号召文艺工作者多写鼓舞人心的作品，这也是我们的职责。足以鼓舞人心、振奋精神的人和事，可以说很多很多，但也都不是一帆风顺，没有一点矛盾的。那么，为什么不去表现克服矛盾的艰苦性和必胜性呢？《新观察》登过一篇文章，写福建一个小厂厂长当了副省长，人物是杰出的，文章也写得很好，但我个人总感觉到有点不“真”，也可以说“真而不真”。因为作者将这位厂长被“伯乐”发现后，被提拔过程中所遇到的矛盾、阻碍、派性干扰……都避开了，“讳言”了，绕着矛盾走。这就成了“无冲突论”，而“无冲突论”正是报告文学的大忌之一。

我总觉得目前的报告文学作者，似乎多数对写人物有兴趣，总是在通过种种渠道，千方百计地寻觅一个理想的对象。报纸刊物编辑部也在这方面动脑筋。在当前举国上下为建设四化、振兴中华而群策群力的历史新时期，各条战线英雄辈出，给报告文学开辟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这自然是过去所未有的。但我更以为，报告文学作者既应该去写事件，写那些为千百万人关心注目，又代表着历史进程的新的事件，新的事物，新的社会风气，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要忘记去写那些长期存在而又严重束缚着我们的旧势力、旧习惯、旧风气，正如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报告中所说的：“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包含着共产主义，都离不了共产主义。”报告文学并不仅仅着眼于某一个先进人物或先进单位，而要高瞻远瞩，在更广阔的背景前面，向事物的纵深开拓，去掌握、去反映生活进程中本质的东西。例如农业生产责任制，给农村带来巨大的变化，推动了中国大地迈向四化的进程。这些年来，我见到许多反映这个变化的短篇小说，但是那种有气势又有思想深度的报告文学作品，却为数不多。又如广东、福建的某些经济特区，现在逐渐引起文艺工作者的兴趣了，但我看写到作品里的，多数还是只反映了新的、好的一面，对那里出现的新问题、困难以及消极的东西，却很少涉及，而这些是毋需回避，更不应该加以粉饰的。我很希望见到能够真实地反映经济特区这个新生事物的报告文学。

听说有些报告文学家们现在开始感到苦恼了，他们遇到了种种麻烦，挫折，有不少作品发表以后，都有一场不长不短、不大不小的“官司”。这从另一方面来看，未尝不是好的现象，因为报告文学受到了重视，发挥了威力。但是作家们遇到的这些困难，是他们自己难以解决的。有的报刊上开展了关于报告文学的讨论，这种讨论是有益的，尽管未必能解决实际的困难。在我们这个长期缺乏民主空气的社会，表彰一个人、一个单位，会引起上下左右的许多反应：嘲讽、苛求、吹毛求疵，冷言冷语；批评一个人、一个单位，更会遭到种种公开的和不公开的责难、抗拒甚至打击。这是一种积重难返的不正之风。这也是党中央正在花大力气进行的纠正党风和社会风气的组成部分。报告文学作者和报纸编辑记者，一方面要同党中央站在一起，用笔作武器，同这种不正之风坚决斗争到底；另一方面，也要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服从时代的要求，去写那些应该写、可以写的人和事。我仍是那个观点：报告文学的题材无禁区，但报告文学作者心中，应该有一定的禁区。这“禁区”很简单，就是不要损害国家、民族、人民、党和社会主义的利益。

黄宗英同志曾经来看我，谈起报告文学。她现在几乎成为专业的报告文学家了，她也有她的苦恼。我对她说：你的许多报告文学作品，我以为最好的还是六十年代初期的《小丫扛大旗》和《特别的姑娘》。周恩来同志当年也很赞赏的，好些年后，他还提起过。我认为作者同她所写的人物同甘共苦，有很深的感情，因而写得真实可信，也能打动人。说到底，还是那句老话，报告文学最可贵之处就在于真实，在于时代精神，而不在其他。

你问起我自己，我倒是曾经很想再写点。但写报告文学要比写小说、散文花更多的体力，那是非跑、非听、非看不可的。多年来，被许多其他方面的工作缠住，未能动笔，常常引以为憾。如今垂垂老矣，要写也不可能了。拉杂写来，供你参考。即祝笔健

夏 衍

1982．11．14

〔编者附记：夏衍同志这篇文章由本报和《时代的报告》1983年1月号同时发表。〕

王士菁

鲁迅诞生距今已整整一个世纪，他的逝世也将近半个世纪了。由于情况的变化，鲁迅生活于其间的人民过着屈辱生活的可诅咒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已经变成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阿Q时代”已经真正“死去”，中国人民已经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站起来了；也由于鲁迅著作本身包罗万象，博大精深，带有“百科全书”的性质，因此，现今三四十岁以下的、缺乏必要的历史知识的人要完全了解鲁迅的著作的内容也确非易事。为了帮助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读者解决阅读鲁迅著作的困难，使他们能够比较准确地理解鲁迅著作的思想和艺术，使鲁迅著作这份最可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普及到广大群众中去，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用鲁迅的革命精神教育人民，以提高我们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和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力和自豪感，编写一部内容比较完备并有一定学术水平的《鲁迅大辞典》，就成为学术界、文艺界和出版界的共同心愿。

编写著名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的辞典，在世界各国学术界是一件经常性的工作。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中，编写一部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辞典，这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甚至是带有一定的迫切性的基本建设。

编写这部《鲁迅大辞典》，应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严格遵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对于所列词条，力求做到科学性和知识性相结合，旗帜鲜明，言简意赅，精确无误；力戒模棱两可，含糊其词，不解决问题。

《辞典》的释文，应不同于《鲁迅全集》的注文，也不同于一般辞书的释文，而必须具有这部《辞典》自己的特点：除了一般性的解释之外，还必须考虑到结合鲁迅著作的情况，作出贴切的准确的系统的或带有综合性的解释。

《辞典》的释文，在理论上应有科学的依据，在资料上要有充分可靠的根据，在解释上要避免随意性，更应避免主观武断、臆测、形而上学和庸俗的实用主义之弊，力求做到具有比较长期稳定性和精确的科学性。

《辞典》的释文，不带有“争鸣”的或探讨的性质，应力求比较准确反映当代的和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吸收其中比较公允的为学术界大多数人承认的见解。这些见解按辞书的行文体例，一般不作征引或考释，但对于个别的特殊的见解可酌予引用并标明出处。

《辞典》的释文，应力求明白易懂，避免生造的字句，尽量少用罕见的带有专门性质的词语，如必须使用，也应使读者从上下文看来，了解其含义。“谁也不懂”的僻字、生词，应减少到最低限度。

《辞典》所列条目的范围，应以鲁迅著作为限，非鲁迅著作（如鲁迅著作中征引古人、今人和外国人的著作）不列入条目。《辞典》的条目，大致可作如下分类：

词语：鲁迅著作中经常使用并赋予特别含义的古代汉语、外来语和绍兴方言中的一些词语。这些词语，要选择得精一些，要确实带有“鲁迅的”特色，对于这些词语作解释时，要从鲁迅著作中举出恰当的例证。

人名：鲁迅著作中涉及的古今中外的人物，应作出适当的切合鲁迅著作本文的解释，和一般辞书要有区别。具体地说，即和鲁迅著作本文关系密切者，释文的篇幅可多一些；和本文关系不甚密切者，释文可少一些；和本文无关者，释文可更少些，或从略。和鲁迅著作本文关系特别密切者，可考虑适当地增加一些人物的相片（如刘和珍、毕磊、“左联”五烈士等）。

书名：鲁迅著作和鲁迅著作中涉及的古今中外的书籍、报纸和刊物，都应作出适当的解释。除了解释这些书籍、报纸和刊物的一般情况之外，还要注意鲁迅著作中涉及时的特殊情况，以区别于一般辞书的解释。鲁迅著作的初版本或和鲁迅著作关系密切的著作，也可考虑适当地增加一些图片。

事件：鲁迅著作中涉及古今中外历史上比较重要的事件，也应作出适当的考释，其详略要看和鲁迅著作本文的关系而定。和本文关系密切者，虽是较小的事件，但因其和理解鲁迅著作有关，也应作出较详的解释。一般的众所周知的历史事件，可叙述得简略一些，或者只着重说明和鲁迅及其著作的关系。

社团：鲁迅著作中涉及的重要的政治上的党派和文学艺术上的流派及其主张，或和鲁迅有关的其他政治性或非政治性的团体或机构，也应从理解鲁迅著作本文着眼，作出适当的解释，而不是对于它们作出政治性的评论或判断。

其他：鲁迅作品中的鲁迅著作涉及的其他文学作品中的重要典型人物、神话传说中人物，以及成语、典故等等，也应按照理解鲁迅著作本文的需要，作出适当的解释。这些解释也应注意到区别于一般的辞书，使之带有“鲁迅的”辞典特色。

《辞典》的释文，当然要用语体文；但为了节约篇幅，也可采用不太违背口语习惯、读起来也能听懂的浅显的文言，作简明扼要的叙述。条目要精炼，文字要简洁，比如说，每条释文的字数，按不同情况，可分为一两百字左右的、四五百字左右的、一千字左右的，最多不超过一千五百字。（这只是设想，究竟如何比较合适，则有待于具体的实践。但必须力求做到简明扼要，和解释本文无关的套语则应减少到最低限度。）

按照一般辞书的惯例，这部《辞典》的前面应该加上：1、音序检字表，2、部首检字表，3、笔画检字表，4、分类检字表等，以便读者查阅。

在这部《辞典》的后面，还应附上：1、鲁迅著译年表，2、鲁迅笔名简释，以及其他的必要的参考资料，以供读者参考。

编写这部《鲁迅大辞典》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也是一个光荣的任务。许多同志为此已经作出了富有成效的和创造性的研究成果，为编写《辞典》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还应很好地组织人力、物力，分工协作，共同努力，争取早日完成《辞典》的编写工作，以适应广大读者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适应鲁迅研究工作的需要和国际上学术交流的需要。中国是鲁迅的故乡，鲁迅是属于世界性的作家，但他首先是诞生在我们祖国的土地上属于我们民族的伟大作家。我想，我国的鲁迅研究工作者应该首先担负起这个义不容辞的责任！

以上这些方面，仅是初步的设想。不妥或错误之处，恐怕难免。考虑不周挂一漏万的地方，行不通的或不符合实际的地方，也可能存在，作为抛砖引玉，敬请同志们指正。

“南国牡丹”

——谈谈广东、闽西的客家汉剧

杜 埃 郭秉箴

被誉为“南国牡丹”的客家汉剧到香港和东南亚演出，引起了轰动，在海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作为中国戏曲百花园里的一个相当奇异的剧种，很值得我们向国内观众作一些介绍。这个剧种，在粤东、闽西流传了二百多年，舞台上唱的是相当纯正的普通话。解放前，人们称它为“外江戏”，客家人又都把它看作家乡戏。实际上，它最先是以潮汕地区为基地，后来才转移到客家地区生根的。还在清朝光绪年间，它就几度出国，演遍了东南亚各地。现在它是广东四大剧种之一，称为“广东汉剧”，在福建却称为“闽西汉剧”。

外江戏班怎样来到粤东的呢？据记载，是外地到粤东做官的人从广州带去的。当时在广州的外江戏，有从湖南、江西、安徽、江浙等地流入的戏班。从现存的外江梨园会馆碑记所刻的外江班班名里，安徽的“春台”、“阳春”都到过广州。

广东汉剧的名字，是1933年大埔县的钱热储编著《汉剧提纲》时，根据当时流行的二黄出自黄陂黄冈的传说，把它定名为汉剧的，解放后为区别于湖北汉剧，又冠以“广东”二字。看来两度命名都考虑不周，这次又把它和福建的同行生硬地分了家。

这个剧种具有一种典雅的风韵，音乐唱腔风格优美大方，雄浑悠扬而不繁杂喧噪，剧目以文戏为主，行当色彩丰富。小生以男声唱全子喉，与旦角的区别只在旋律不同；老生发音宽洪持重，感情内在含蓄，很少耍腔；旦角发声尖细轻盈，行腔基本上没有什么雕凿的棱角；丑角也能唱，运用特殊的顿挫和滑音，一样有声有情；最有特色的是红净，它的唱腔旋律类似京剧的娃娃调，真假嗓结合得异常巧妙，予人以刚健豪爽、悠扬儒雅的独特印象。

广东汉剧的乐器和乐曲，已经超越伴奏的职能而成为一个独立的乐种，即使一段唱腔的引子过门也具有较高的听觉欣赏价值，绝无随便凑合的单调之感。其中保留了大量古乐曲，如《出水莲》、《崖山哀》、《二进宫》、《蕉窗夜雨》等，东南亚各地都在流传，现今农村不少业余汉剧乐队都能演奏。

潮汕地区和梅县地区，原来都是汉剧的流行地区。潮汕地区原来已有从南戏派生的潮剧，兴梅地区则一直没有土生土长的剧种（解放后梅县才开始创立了山歌剧，以客话演唱），外江班的基地后来就逐渐从潮汕转移到兴梅，久而久之，竟成了客家人的家乡戏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汉剧常在闽西老苏区演出。

到了三十年代后期，因为战乱频繁，民生凋敝，很多戏班维持不下去，例如著名的大头旦（大埔人）就因饥饿而死。艺人流离失所。至解放前夕，只有大埔县还剩一两个半农半艺、时演时辍的班子，几乎成了广陵绝响！睽隔了半个世纪，今天的广东汉剧无论哪一方面都比以前的外江戏好看得多了。

梅兰芳先生于1956年访问日本路经广州时，曾看过汉剧《百里奚认妻》。在他次年写的《赣湘鄂旅行演出手记》中，特地补述扮百里奚的黄粦传（十年动乱时被迫害致死，因他主演过历史剧《齐王求将》，据说与《海瑞罢官》、《海瑞回朝》遥相呼应，被诬为“反党戏”）“咬字清楚，喷口有劲”，“行腔简练而有味，表情身段稳重而含有一种抑郁的意态”；扮杜氏的黄桂珠“清亮圆润的嗓音，婉转凄凉的声调，感动了观众的心。她不用花巧的行腔来吸引观众，而是着重在表达剧中人千里寻夫的哀怨心情”。他对演出的评价是“深刻而耐人寻味”，并且提议：“我希望这个具有传统历史的广东汉剧也能够出来转一下，我想一定会引起大家注意的。”1957年，广东的汉剧和潮剧、琼剧联合到北京参加会演，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赏了他们的演出。在接见演员的时候，周恩来总理说：“想不到在广东还有这样一个讲普通话的剧种！”田汉同志在题赠剧团的诗句中，称该剧种为“南国牡丹”。

这个剧种古老，演员却大部分都很年轻，很少老艺人，这是它的传统几乎中断，幸亏抢救及时的一种标志。去年到香港演出的阵容是“四代同堂”：解放前成名的老艺人是第一代，五十年代初登台的是第二代，六十年代成长的是第三代，七十年代后期的戏校毕业生是第四代，他们象传递接力棒一样将艺术传统一代一代传下来了。

广东汉剧的队伍，在广东四大剧种中是比较小的，但现代剧目的创作和传统剧目的整理，成绩却很突出。他们早在1958年就创作和演出了《转唐山》，以后又创作和演出了《一袋麦种》、《激战三河坝》等优秀剧目。传统剧目《百里奚认妻》、《齐王求将》也是远近知名的，后者还拍成了电影；《秦香莲》曾在1962年去江南八省市巡回公演，去年又受到香港的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他们还曾以二十年不断修改提高的韧力，从广东民间故事改编了一个幽默抒情的喜剧《花灯案》，获得成功，已拍了电视片；还有象《时迁偷鸡》、《打洞结拜》这样古老的冷门戏，他们也演得有声有色！

从全国范围看，虽然很多人对客家汉剧还很陌生，但是，由于它用普通话演唱，艺术上又确有特色，在语言复杂的南方，它的活动范围和发展潜力，却是不可小看的。尤其是粤东、闽西的客家人观众，对它都寄以很大的期望，希望它更加扎扎实实地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锐意革新，紧紧跟上新的历史前进的步伐！

文艺动态

本报讯 中国戏剧家协会最近在北京召开全国戏剧评论与戏剧期刊工作座谈会。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在党的十二大精神的指引下，进一步解放思想，面向实际，活跃戏剧评论，提高期刊质量，以促进社会主义戏剧事业的更大繁荣。与会同志交流了当前戏剧评论和期刊工作的情况、经验、问题，强调戏剧评论工作者和编辑要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包括美学水平、文艺理论水平，旗帜鲜明地、理直气壮地支持好的作品和正确的舆论，同时要有勇气批评有不良倾向的作品和理论。评论工作要提高质量，卓有成效地总结戏剧实践的经验教训，推动实际工作的发展，才能真正树立起威信；还要研究随着生活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广大观众对戏剧提出的新要求，要适应群众的需要并提高他们的欣赏水平，引导他们的欣赏趣味。由此，必须对戏剧的现状及读者和观众的意见作一系列分门别类的调查研究。评论工作还要注意实事求是，进一步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对有不同意见的问题和作品进行深入的讨论和争鸣，并有意识地加以引导。会议还建议今后经常交流、研究全国戏剧评论和期刊工作的情况。

在会议进行期间，周扬、夏衍、曹禺等同志同全体代表见面并讲了话，赵寻、冯牧、张庚、张颖、江晓天、俞琳、郭汉城等同志作了专题发言。

（沈 毅）

文艺动态

本报讯 一九八二年度的全国美协工作会议，最近在湖南长沙举行。会议根据党的十二大关于建设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着重讨论了美术战线开创新局面的问题。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华君武谈了美协书记处一九八三年工作的几点设想：要注意为八亿农民服务；主动为少年儿童进行理想道德教育做些工作；抓紧城市雕塑规划和创作；提倡革命历史画和加强美术评论工作等。他说，美术工作者应当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继续解放思想，振奋精神，根据新情况新问题，制订措施，有所改革，打开局面，使工作有较大改进和突破。

与会同志认为，美协书记处提出的几个方面的工作，是当前应该首先考虑安排的，也是切实可行的。各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扬长避短，因地制宜地进行安排，并以勇于创新的精神，在工作中开辟新的领域和新的途径。

会上还研究了今后举行全国美展和评奖活动的改革问题。大家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美术战线形势很好，各类画种相继恢复，各种类型的美术展览很多，人才辈出，也涌现了一批优秀美术作品。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对社会主义美术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为此，我们要提倡美术家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文化理论；认真组织和支持美术家深入生活，鼓励他们开阔眼界，磨砺艺术技巧，创作出闪烁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能够给人以鼓舞和美的享受的美术作品。

（雷正民）

本报讯 以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委会主任孔罗荪为首的中国现代文学馆考察团，应日中文化交流协会邀请，于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中旬访日两周。考察团对日本近代文学馆、井上靖文学馆、川端康成纪念馆以及大佛次郎纪念馆等进行了较全面的考察访问，向拥有大量、多种书刊资料及丰富办馆经验的日本文学馆界人士，学习建馆和收藏、保管、使用文学珍贵书籍资料的经验。考察团还访晤了日本井上靖等许多著名作家和诗人。（邵 刚）

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文化艺术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杨柄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和美学》一书。

这本书的编辑以分期为原则，将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革命生涯分为六个时期（即六编），各时期的论述分别归入本时期。采用这种体例的编辑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是从唯物辩证法世界观的全局，从革命实践和革命理论的全局提出文艺问题和美学问题，不是就文艺谈文艺，就美学谈美学。按时期编辑可以使读者看出两位导师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提出哪些文艺和美学问题，问题是怎样提法，又是怎样论述的。同时可以看出两位革命导师的文艺和美学思想的发展。

书末附有马克思、恩格斯评论和引证过的各国文艺家名单，计五百余人。（扁 山）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张天翼论创作》最近问世。此书包括作者从三十年代初期到全国解放后写的部分论创作问题的文章四十一篇，分一、二辑。

作者从一个作家的角度谈创作问题，饱含自己的创作经验体会；谈自己创作经验的文章，反映了文艺创作的一般规律，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有些文章虽是三四十年代写的，但对当前的创作者仍有借鉴作用。虽是理论文章，但象作者的创作一样，充满艺术的感染力和幽默感，使广大读者易懂和喜读。（慕之）

湖南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文心雕龙诠释》（作者张长青、张会恩），是一本有特点的书。作者从这部巨著中，汰选了三十七篇，撰成本书，联系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学的实际，从总体上把握刘勰的世界观、文学观，比较实事求是地诠释了各篇的主要观点，品评其得失，在诠文释义、斟酌取舍各家之论时，也有作者自己的见解。（陈仿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