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月11日 · 第5版

周　扬

现在的年青人，知道羊枣名字的，大概不很多，因为羊枣同志死于当年国民党反动派的毒手已经三十七年了！但是，老一辈的进步文化工作者对羊枣这个名字是很熟悉的。他们中有不少人曾和他同事过，熟悉他的为人和作品，都知道他是个革命活动家、著名的国际问题评论家和新闻记者，也是一位热心于科学普及宣传的作家。他中年早逝，为革命而死；他的英名和业绩将永远为人们所纪念。

羊枣同志，原名杨潮，1900年出生于湖北。他和革命作家也是评论家的杨刚同志是兄妹。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中国革命的暴风雨，就把羊枣这位从封建地主家庭出身的进步青年卷进了革命漩涡中来。兄妹两人一生都和中国革命同呼吸、共命运。三十年代我在上海先认识了杨刚，她和我初次见面就给了我一个非常深刻的良好印象，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女性，坦率、热情、好学又刚强。她引荐羊枣和我认识后，羊枣也同样给了我良好的印象。我先后介绍羊枣同志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共产党。羊枣在“左联”工作积极，不遗余力地为革命奔走。他当时是一个高级铁路职员，把自己的住处提供我们开会和掩护的方便，在经济上资助我们。他曾为“左联”所办的书刊撰稿，并给陈望道同志主编的《太白》等杂志和其他进步报刊，以潮水、洋潮等笔名写了不少宣传科学普及的文章。抗日战争前夜，他著文响应党的号召，要求全国组成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停止内战，成立抗日联合政府。他在上海塔斯社工作期间，开始撰写国际问题和军事评论文章。抗战爆发后，他加入了由胡愈之同志等发起的“文化界救亡协会”，主编抗日丛书和“新青年百科丛书”。上海沦陷后，在党的领导下，他留在“孤岛”坚持抗日文化工作，后因形势所迫，才离开上海去香港，用羊枣笔名写了大量立场鲜明的军事评论；“皖南事变”发生后，为党在香港办的《华商报》写了不少国际问题和军事评论，并积极援助著名作家邹韬奋等同志，从而受到迫害。1942年不得已撤退到桂林，根据当时战争形势，撰写了《太平洋的暴风雨》等书。

1944年6月，羊枣同志到福建临时省会永安，参加以王亚南同志为首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在此期间，他编辑的《国际时事研究周刊》为东南沿海最受读者欢迎的刊物。他当时写了《方兴未艾的欧洲战争》、《从莫斯科看欧洲》等著名国际评论文章，指出反法西斯战争必然胜利。文章富有远见，文笔犀利。自从他到永安，死水般的东南文化界为之一振，出现了蓬蓬勃勃的进步活跃局面。因此反动派把他看做眼中钉。1945年7月他被反动派哄骗逮捕。敌人从此并掀起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永安大狱”，当时被囚捕入狱者达数十人。羊枣同志在狱中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拒绝写“悔过书”，拒绝“加入国民党”，同敌人始终进行了面对面的坚决斗争。

我在1937年“八一三”以后，即离开上海，到了延安，从此音信隔绝，许多情况都是后来听说的，但我却始终关怀他的行踪。当我听到他遇害的消息时，是深感悲痛的。全国解放后，我也曾见到过羊枣同志的夫人沈强同志，当年的青春少妇，这时已白发满头。我避免引起她哀伤，对羊枣之死未便多所询问，现在听说她也不在人世了，真是不胜遗憾。羊枣同志被害正值国共谈判释放政治犯的前夕，消息传开后，全国新闻文化界激起了极大愤慨。1946年1月，上海新闻记者56人公开在报上发表《为羊枣之死向国民党政府的抗议书》，要求国民党当局调查羊枣在狱中受虐待情形和致死原因，下令严惩非法逮捕他的祸首。同年5月19日，上海各界召开羊枣追悼大会，由郭沫若主持，马叙伦在会上讲话，再次抗议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进步文化人的迫害。当时，陆定一同志正参加筹办旧政协，送了一副挽联：“新闻巨子、国际专家，落落长才惊海宇；缧绁蒙冤、囹圄殒命，重重惨痛绝人寰。”以表达我党对羊枣同志的哀悼和对反动派的抗议。解放区的许多报刊也都对杀害羊枣的这种倒行逆施进行了正义的声讨。

羊枣同志被害时，杨刚同志作为记者正在美国采访，得悉这个噩耗，曾写信给国民党当局，严词抗议！她写了《哭四哥》充满血泪的悼诗，诗中写道：“不信分离就是最后，不信死亡能把你消灭。”她把羊枣看作是：“在大时代门前奠下了自己鲜血的人。”杨刚同志回国后，曾任周恩来总理的秘书，我党《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羊枣同志的死，不过是被反动派残杀的成千上万进步文化工作者中的一个。在“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残酷的年代，继闻一多、李公朴被害之后，羊枣又死在敌人狱中。

“四人帮”在十年动乱期间，竟然砸毁了羊枣在上海的墓地，现在闻已修复，这也是拨乱反正所应该做的。

编羊枣文集选的耿青、公盾等同志要我写篇序言，这是义不容辞的。诚如鲁迅为《白莽作“孩儿塔”序》中所形容，这是对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他是在万马齐喑的旧中国发出的声响，是黑暗时代点燃起来不灭的星星火苗，也是在阶级敌人的镣铐和锁链下自强不息地勇猛前进中留下的脚印。单就这一点，就足够说明这部选集的价值了。羊枣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而革命队伍里十分需要这样终身前进、永不后退的革命人。

＊《羊枣政治军事评论选集》即将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余立云

四化建设需要人才，这一点大概不会有多少争议了。目前的情况是，一方面人才缺乏，各行各业都需要学有专长、懂得科学技术的人才；另一方面，很多单位仍然有大批人才在积压、在浪费，一些人用非所学，一些人干脆没有多少事干，有劲使不上。

这种状况同我们的干部制度和人事制度有密切的关系。多年来，各单位需要的干部和各种专业人员，完全采取统一调配的办法解决。这个办法看起来很有计划，很有组织，实际上全国这样多单位，这样多行业，这样多干部和专业人员，依靠统一调配，很难做到完全切合实际需要，再加上十年动乱期间泛滥起来的人事安排上的种种不正之风，结果往往是“乱点鸳鸯”，一些单位需要的人进不来，不需要的人却不断涌进。一个人一旦安排到某个单位，就成了终身职业，不管合适不合适，很难再有什么变动。一些单位自己放着人才不用，别的单位需要，又卡住不放。事实说明，这种单纯依靠统一调配而又不得流动的办法，也许在一定条件下（譬如满足某些地区或单位的特殊需要）是可取的，作为一种普遍采用的制度，从四化建设的长远需要衡量，看来不是一个好办法。

干部制度和人事制度应当如何改革，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需要很好地研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要使得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克服现存的种种弊端，就要给用人单位一点自主权，也要给被用者一点自主权。这就是说，除了统一调配这一条渠道，还要允许一些用人单位，根据自己的需要，采取招聘的办法，选择录用或聘请它们需要的人才；也要允许各方面的专业人员，根据自己的专长和志愿，通过报考或应聘的办法，选择适当的工作岗位。

最近几年，少数地区或单位，采取招聘的办法吸收专业人才，颇有成效。这种办法至少有三大好处。一、用人单位与专业人才直接见面，互相了解，减少了中间环节，那种“乱点鸳鸯”的情况可以减少或避免，人才的使用可以更合理。二、招聘不限部门，不限地区，冲破了干部问题上的“部门所有制”、“单位所有制”，有利于调剂余缺，解决一些地区和单位急需科技人才的问题。三、既然是招聘，用人单位和应聘人员都有一定的自主权，干得不好可以解聘，不愿意干也可以辞职，这既打破了“铁饭碗”，又打破了不准流动的框框，可以更好地发挥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当然，招聘不是唯一的办法。解决人事制度上存在的问题，需要探索各种办法和各种途径。招聘的办法还要同其他方面的改革，特别是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联系起来，才能真正发挥积极的作用，避免可能产生的流弊。但是，无论如何，实行这种办法，总是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为今后全面改革干部制度和人事制度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人们可以从这里打开思路，找到更多更好的办法，使我们的干部和各种专业人才，都能够各得其所，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简讯

▲应中国未来研究会邀请，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弗勒教授最近来华作学术访问旅行，将在京沪等地与我国的未来学研究工作者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　（玉）

▲上海十县编修新志经验交流会议最近在上海召开，与会的修志工作者就县志如何反映时代特点与地方特点，就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就县志如何编写，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与交流。目前上海市已有九个县建立了编纂机构，专业修志队伍已发展到一千余人，史志资料的出版物日益增多。　（尤置）

▲为了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陈先达等同志合作编撰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一书，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综合地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思想。　（智）

学术动态

李连科

三年来，据国内294种报刊的统计，关于“人”的问题的文章，有424篇。其中，有一部分文章专门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人道主义的关系；争论的问题，主要是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下面把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章的主要论点，摘录出来，供关心这个问题的同志参考。

“四人帮”粉碎以后，国内报刊上出现了不少谈“人”的文章。但是，直接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人道主义的关系的文章，直到1980年初才出现。1980年第1期《复旦学报》发表了黄万盛和尹继佐的文章《试论革命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文章不同意“强调了人、人的价值、人的权利、人的解放”“就是历史唯心论”的观点，说“没有人的活动还有什么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可言呢？”“革命人道主义作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之一，同历史唯物论一样，把人的本质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论断，作为自己的最根本的出发点”。该文认为“革命人道主义是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组成部分”。

差不多在这篇文章发表的同时，邢贲思发表了《怎样识别人道主义》（1980年第1期《百科知识》）。该文不同意“把凡是涉及到人的问题，涉及到人性善恶的观点、言论都叫人道主义”，不同意“马克思主义也不过是人道主义发展史这根链条中的一个环节”的观点。作者认为“人道主义有其特定的历史含义和明显的阶级属性，不能把某些貌似相同的思想、观点都放到人道主义的范畴中去。”“人道主义这个概念是在资本主义的等价交换的关系形成之后才产生的。”文章还认为，“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建立了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个历史观按着历史本来面貌来认识历史，把社会的发展看成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它摈弃了那种用人的天性作为最高准绳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从社会历史现象中找到决定历史发展的一个最本质的方面，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

半年多以后，汝信发表了《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的文章（1980年8月15日《人民日报》）。作者说，“二十年来，我们一直把人道主义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大规模讨伐”，“这场批判在理论上并没有为马克思主义增添光辉，反而使它的真实精神遭到了歪曲，在实践上则导致了十分有害的恶果”，“这就不能不提出这样一个严肃问题：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关系？”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把人的解放，当作自己的最高目标。”“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这些划时代的发现不仅没有取消或削弱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反而使它建立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上而得到加强。”另外，不应认为资产阶级经常使用人道主义，我们就不敢用。

汝信的文章引出了不少赞成和反对的文章。周原冰的《人性和人道》（1981年1月14日《解放日报》）就是反对的文章之一。作者说，“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正是从批判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开始的”；“马克思没有否定人性和人道，但他显然是把人性和人道同人的社会关系紧密联系的”；“不能用尚未成熟的青年马克思的片言只语，来非难和否定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文章又反驳道，“还有人说，概念的含义可以扩大、缩小或改变的，机械唯物主义既然可以改造为辩证唯物主义，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赋予人道主义以新的内涵呢？这种说法颇叫人摸不着头脑。难道这是科学吗？科学的概念的确是可以随着科学的实践而扩大或缩小以至改变其内涵的，但那是要以客观的实践为根据，并且为客观的实践所需要的，不能凭人灵机一动，用头脑来指挥，成了可以捏来捏去的塑泥。”

《学习与探索》杂志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研究”专栏里，对人道主义问题进行了比较集中的讨论。刘敏中同志在其《关于人道主义的对话》（1981年第1期《学习与探索》）一文中问道，“把一个概念作广义和狭义两方面理解，难道不是逻辑学中的常识性问题吗？”“就比如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类概念吧，难道就都只有一种理解、一种用法吗？”该文又说，“萨特等人用马克思早期著作否定其成熟时期著作固然不对”，但也不应该“用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来否定马克思早期著作，因为这也是把两者对立起来”；应该“看到两个时期著作中理论、观点的连续性。”

陆梅林的文章《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1981年第3期《文艺研究》）集中谈了一个问题：马克思早期的人道主义思想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该文说，“在一些讨论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文章里，常常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提高到真正的人的问题”、“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三句话确实是马克思讲过的，也确是他当时的思想。但是要看到，这是马克思当时接受了而不久就批判和扬弃了的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想”；后来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早在1845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逐渐接近这些原理，并不等同于完全达到这些原理。”“《手稿》里所说的人道主义实则是和人本主义一个意思。”以后“马克思再也不用‘人道主义’这个词跟自己以及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了。”

1981年第5期《人文杂志》发表的祝大征的《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一文阐述了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本质不同，以及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关于前者，文章说，“马克思所理解的人‘是现实的人’，社会的人，是历史中发展的人”；马克思“从宗教异化进而分析社会异化，这就将反人道行为的根源从宗教领域转向社会领域”；“和费尔巴哈相反，马克思既揭示了私有制、资本主义制度是人性丧失的根源，那么，扬弃人性异化，实现‘人性复归’，就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即实现共产主义。”关于后者，文章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又使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学说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剩余价值学说揭开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揭露了反人道行为之最深刻的根源”；“关于实现人道主义的途径，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表现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1981年12月薛德震和杨昭在《学术月刊》上发表的《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也集中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费尔巴哈人道主义的不同：“第一、马克思批判和改造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出发点”，“费尔巴哈是从‘抽象的人’出发，而马克思则说：‘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他看到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就是物质生活资料，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劳动。”“第二、马克思从深度和广度上加深和开拓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异化’概念”，“以宗教异化为主要内容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认为，人类的异化是历史上的反常和不幸，应当从道德上的观点加以谴责”，马克思的消灭异化则指“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共产主义的实现。“第三、在实现人类解放的条件、力量、步骤、方法、途径和目的等问题上，表现了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立场不同”，“马克思不是空谈全人类的解放”，而是主张“通过无产阶级的解放，进而解放全人类”。

1982年初马泽民在《人的哲学剖析》（1982年第1期《学习与研究》）中提出了三个否定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主要论点：一、“提出恢复‘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的同志”“所要恢复的，不是作为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现实的人，只能是他们自己所说的带引号的‘人’”；二、“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的命题，并不是马克思提出来的，而是费尔巴哈在批判宗教神学时提出来的”；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内部存在着种种矛盾，如果每个人都坚持自己是‘至高无上的’、‘最尊贵的’，那还能组织成一个社会吗？还会有安定团结的局面吗？”“抽象地谈论‘人’的尊严、自由、权利、幸福，那只能给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开方便之门。”

冯宪光在否定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时（1982年第1期《社会科学研究》：《论马克思对“人”的类概念的使用》），提出：“不能因为马克思在著作中运用过‘人的本性’之类的概念，就认定他是个人道主义者”，“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这些概念的使用，有根本不同于早期著作的特点，它不再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术语的借用，而是对政治经济学科学研究方法的一种探索”，“综观《资本论》中所使用‘人’、‘人性’这些概念的地方，马克思都是在撇开社会关系之外而谈论人类一般劳动时使用的，不能认为这些就是证明马克思肯定人性的依据”，“马克思在这里仅仅把‘人类’当作抽象的类概念来使用，并不等于说他真的认为有一种统一、抽象的人类存在于世上”，“这种抽象的思维规定，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找不到它们的踪影的”。

王复三在1982年第3期《文史哲》上发表的《我们的科学信仰和人道主义》一文中，认为“人道主义是私有制的理论表现，它同以消灭私有制为核心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根本不同的世界观”。马克思在他早期著作中沿用人道主义的表述，“把他们自己的理论叫做‘现实的人道主义’或‘真正的人道主义’。”“这说明他在发现唯物史观之前所不能避免的思想局限。”作者同时还认为，“人道主义所主张的个性解放，必然要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原则发生抵触。”“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制的国家里，不能允许那种不受限制的‘个性自由’任意发展”；“在坚持以国家的需要和人民的需要为第一志愿的社会主义大学里”，不“可以助长那种只讲自己的前途和价值而不顾国家和人民的需要的行为。”

从1981年11月起，上海《文汇报》结合小说《人啊，人》的讨论，对人道主义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争鸣。其中，林京耀提出了一个同两种对立意见似乎都不同的看法（见1982年2月8日《文汇报》：《我对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看法》）。他说，“有的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同人性论、人道主义风马牛不相及，马克思主义完全排斥人性论、人道主义，这种意见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史来看，还是从现实来看，都是不可取的”；“马克思主义包含了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的人性论、人道主义，但人性论、人道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最高原则，也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人性论、人道主义体系”；“此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般都是以批判的口吻提到人道主义的。怎么来解释这种现象呢？我认为，这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了更好的概念、范畴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理论了，而不需要再象以前那样用人性、人道主义来指明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

丁学良在《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是一致的》（1982年4月12日《文汇报》）一文中说，“人的全面发展是人道主义历来追求的目标，因而成为它的基本标志。”马克思在《手稿》中，“把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同共产主义人道主义的实现视为一体”；“在《资本论》中，他认为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态’”；马克思主义批判“人道派”，是因为达到“人的全面发展”的途径不同，“人道派”靠的是“理性的力量”、“良心发展”、“泛爱”，而马克思主义靠的是消灭私有制；为同那些“人道派”划清界限，马克思放弃了“人道主义”一词，“但是被马克思恩格斯放弃的，只是‘人道主义’的称号，而不是它的实质。”

王锐生不同意丁学良的观点，他在《人的研究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地位》（1982年5月3日《文汇报》）中，提出了一个新的论点：“历史唯物主义同作为历史观的人道主义的区别，不在于是否重视人，而在于怎样对待人同历史规律的关系。”

蔡仪在1982年8月出版的《文艺研究》上发表《论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和“自然人化”说》一文。文中说：人道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是资产阶级的社会意识”，“它在思想实质上和马克思主义是根本矛盾而不相容的。首先因为它的理论根据的共同人性论，基本上是以人的自然属性作为人的本质，忽视人的社会本质，……这就根本上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完全矛盾的。其次，人道主义又是强调人的共同性的，也是忽视人的阶级性的；人和人都是兄弟，还讲什么阶级斗争呢？这种理论又显然是和科学的共产主义完全矛盾的。”

看来，关于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问题，还有继续讨论下去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