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月28日 · 第8版

“甜蜜的事业”

杨际岚

知道《西厢记》故事的人，都忘不了为张君瑞和崔莺莺传书递简、暗中牵线的婢女红娘。红娘既有心计，又有心志，终于成全了张、崔的美好姻缘，传为千古美谈。

八十年代的今天，“红娘”也大批大批地出现了。据报道，在福建省龙岩矿务局，就有这么一个“‘红娘’办公室”，人员由局办公室、工会、团委抽调联合组成，他们专心致志地为矿工们当“红娘”。

“多此一举！”同志，此举断乎少不得。就说那个龙岩矿务局吧，全局有1，000多名婚龄男青年找不到对象，其中30岁以上的占三分之一。有的青年矿工焦灼地说：“我们都成了‘老孩子’，还成不了家，怎能叫我们安心‘以煤为业，以矿为家’？”一位工会干部有感于此，写信呼吁《“红娘”啊，你在哪里？》，在《工人日报》、《福建工人》上发表。短短半年，全国各地有200多位姑娘来信，表示理解矿工的境遇，愿献出自己的纯洁爱情。矿工和姑娘之间，多么需要有人来搭桥牵线啊。

“红娘”好当吗？说难也难。一个人，就是一个纷然杂陈的大千世界。要为那么多的矿工和姑娘引线，牵涉面广，情况复杂，工作量很大，怎么不难！何况，我们还不能说，崔老夫人那类的陈腐思想如今已全然消失。当“红娘”要排难解纷，哪能平平顺顺的呢！然而，说不难也不难。你看，那么多女青年主动找上门来。辽宁省一位青年女工投书剖明“把自己的爱情献给煤矿工人”的心迹：“发出此信，并不是我一时感情冲动，更不是我在此地找不到对象”，“是矿工们不怕苦和脏，奋战煤海的精神感动了我！是瞧不起煤矿工人的话刺痛了我！是一颗同情心在激励我——奋斗在井下的煤矿工人多么需要爱情的抚慰啊！”有这样的思想基础，逐步解决矿工找对象难的问题，难道没有可能吗？

看看我们的周围，找对象难不是个别现象。不仅煤矿工人，其它劳动强度较大、条件较差的行业的青年，找对象也难。有些在机关、大学、科研单位工作的女同志，同样存在这类问题。原因多种多样，或者出于政治、经济条件的考虑，或者出自社会舆论、传统观念的压力，或者由于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的限制。这么一个牵动千家万户的社会性问题，理应引起社会的重视和支持，真正把它当作一项事业来办！有的同志称其为“甜蜜的事业”，多贴切呀。

既然是一项重要的事业，就得象个办事业的样子。福建省委负责同志提出，这“要办得有结果”。这条意见说到了点子上。形式上轰轰烈烈，热热闹闹，不去注重于解决实际问题，雷声大，雨点小，热一阵，冷一阵，再好的事也会化为泡影。反之，操之过急，揠苗助长，违背自愿原则，硬扶着“拜天地”，难免事与愿违。好事就要努力办出好的结果。福建省各有关部门曾专门召开“甜蜜的事业”座谈会，商议解决办这项事业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多一些这样的实际步骤，多一些新时代的“红娘”，“甜蜜的事业”不就可望取得丰美的收获吗？

答读者问

陶钝

问：您八十多岁了，还能工作，请问您有什么养生之道？

答：我虽然年逾八旬，身脑尚健，至于有什么养生之道，我本来没有，只好根据我的日常生活习惯随便谈谈：

我主张交叉使用体力和脑力。我的习惯是，早起盥洗以后，马上拿起笔来写或扳开书来看，脑子清醒，效果良好。一小时到两小时之后，就放下笔，浇花、扫院子或出去买菜。虽然住房离公园不过一里，我从来不去散步。散步，只是两腿走着，脑子顺着刚才笔下的思路还不断地想着。买菜就不同了，什么菜好吃，价格高低，顾客多少，一齐进到眼里，脑子里马上把写作的事丢开，转向买菜。还可以听到售货员和顾客的争议、排队中熟人之间的谈论和了解市场上各项活动。

我想，如果老年人能做些力所能及的劳动，肯定对身体有好处，不一定比上庐山、莫干山或去北戴河效果差。有山有水有树木和草地的地方都是风景，不要只注意挤公园。

我有这样的体会，战争年代凭两条腿一双脚，一夜走百多里路，虽然疲劳，倒下就睡着了。只有脑力劳动，不作体力劳动，就会患高血压之类的病。所以，我主张，汽车无急事可以少坐，能走了去的不要坐公共汽车。走走路，不仅了解一些社会情况，对身体也是个锻炼，你若放弃了走路，就终生不能过这种生活了。

蔡希芹

多灾多难的豫东——生我养我的故乡，无时无刻不在牵扯着我的心。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就不断听到我的家乡发生了变化。不吃国家的返销粮啦，社员们开始打过富日子的算盘啦。百闻不如一见。今年我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作了些走马观花的调查访问。耳闻目睹，感到党的农村政策是深受农民欢迎的。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党的各种“责任制”政策，在勤劳朴实的农民手里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利益。不仅结束了吃返销粮的历史，而且农民手里钱多了，囤里粮多了，心情舒畅了。

这次故乡的所见所闻对我印象最深的是我所见到的一张张笑脸！老人们笑开了满脸皱纹；年轻人也开怀大笑；姑娘媳妇们抿起嘴儿笑；孩子们天真烂漫地欢笑。

农民们这笑脸可来之不易。在我的记忆中，我家乡的农民们笑得这样开怀、真挚、憨厚，只有过三次。

土地改革翻身当了国家的主人。当他们用颤抖的、暴起青筋的手接过盖有“人民政府”大红印的土地证，双手捧起那散发着诱人馨香的泥土时，他们不由自主地伸伸腰，出口长气，用开花的棉袄袖子擦去额头冒出的汗，笑过一回。

合作化时，当他们袒露着紫红色健美的胸膛，赶着大车卖余粮的时候，撩起白洋布衣襟擦着脸上的汗水时，又笑过一次。

以后的岁月里，农民们，我们共和国的主人们，很少开怀畅笑过。

这教训当然是沉痛的。但我们的祖国，终于看到了她的忠诚勤劳的儿女们又一次露出了笑脸，也应当感到欣慰的。

笑是真笑。因为这是农民们把内心深处纯真的感情披露在脸上。他们怎么能不笑呢？去年棉花大丰收，每个包了棉花地的妇女平均得了三百元左右（多者近千元）超产奖。他们怎么能不笑呢？去年光“口粮地”收的粮食超过了前年全年分配的标准。加上“劳力地”、“公粮地”分红，大多数户常年不断白面，少数户常年不吃粗粮，而几乎没有了缺粮户。

回到家里，妻子为了招待我，大碗的鸡肉羊肉猪肉摆满一桌，我不禁对妻子说：“何必这样费事，又没有客人！”她高兴地说：“你就是客人呀！”她笑了，笑得那样甜美，幸福。从她的笑脸上，我忽然记起了前些年我回家过“革命化的春节”的情形。那一年我的家乡提出“一年建成大寨县”的口号，所以社员们三顿饭都在北风凛冽的田野里吃，“大年三十不回家，正月初一接着干”。当妻子愁苦地把饭碗端上桌子时，我发现孩子们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我的饭碗，我用筷子一挑，果然在碗底下挑出一个鸡蛋来。当我把鸡蛋夹到孩子们碗里时，妻子低头轻叹一声。我安慰她说：“以后会好的”，她扭过脸去不看我说：“好什么！都说今年建成大寨县！明年扛着红旗去要饭！”现在从她那幸福的笑容里我想她已不记得这事了。从孩子们挑肥拣瘦的筷子上看出他们更早忘却了往事。然而，农民并不尽是笑，笑声中还含着某种担心。一次，我碰见一个大嫂，她冲口就对我说：“他大哥，我咋听说上边又不叫包产啦？”

这位大嫂的话，在我脑际久久盘绕着，这其实并不仅是一个妇女的担心，我发现我接触到的公社、大队、小队干部，甚至县委一些干部和社员们在他们一张张笑脸背后，似乎都怀着各种各样的担心。

一个老农民对我说：“你回去给中央领导捎个信，就说这政策就不孬！可别三天两头变啦。”有的农村干部虽在干，却有走着瞧的思想。

有一个生产队长在社员大会上讲：“队里规定包产棉花地三年不变，上边啥会儿变，咱啥会儿变……”

有些大队干部张嘴就是：“弄到啥会儿算啥会儿！”

经过长期痛苦摸索出来的正确道路，制定出的正确政策，是不会轻易改变的！我坚信历尽沧桑的农民们脸上初绽的第三次笑容，能够长久笑下去。

春雏〔年画〕 邹典佐

黄裳

《得意缘》是传统京剧名作，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一个青年书生，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在一座山上人家里入赘。在美好的新婚生活中发现这个家庭原来是个“强盗窝”，小夫妻决定“逃出虎口”，运用了种种亲族感情的关系与手段，最后终于达到了目的。整个戏运用的是喜剧的手法，但实质上则是一出大悲剧。新结婚的女儿在家族与丈夫之间痛苦选择的结果，最后是选取了一条“背叛”的道路。

如果她背叛的是非正义的、邪恶的对象，那么她的行为就是勇敢的，值得同情的。可惜所谓“强盗窝”到底属于怎样一种性质，演员和观众一直都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

《得意缘》的写作经验是值得研究的。先是用饱满的笔墨尽力渲染了新婚的欢快，从“说破”开始急转直下，出现了一连串险恶的情节，不过用以解决矛盾的方法还是喜剧的。作者尽量运用了亲族之间情感的连系，层次分明地写出了人物之间的关系。两种对立的立场、思想的交锋，也全是通过“人情”表现出来的。

这是手段，是无可厚非的，也许还是唯一有效的手段，决定事物本质的要看作者使用这手段维护什么，反对什么。在过去的两年里曾经涌现了大量优秀的作品，反映十年动乱的，反映当前现实的，歌颂新人新事的，反对消极事物的，都不能离开对纷纭复杂的社会关系的研究、梳理、提炼与再现。这中间当然存在大量的也许还是主要的亲族关系。“大义灭亲”之类的情节是曾经反复出现的，似乎也都具有较强的震撼读者感情的力量。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反对种种不正之风的时候，情形也并不两样。在艺术家手下，“人情味”是一把锋利的武器。不应该责怪武器，应该要求的是艺术家如何正确熟练地运用它。

听说最近有的剧团在重新排演《得意缘》，也记起了自己很久以前曾经称赞过这出戏，但只看到了它在艺术上的成就，也就是只看到了武器的锋利，却没有多想武器的使用。

旧体《得意缘》应该怎样修改的问题是很复杂的，只将“强盗窝”正名为为害民众的不逞之徒，使之与“农民起义”划清界线，使小夫妻的背离具有“正义性”的方法可能比较简单了些。这方法在对待“八大拿”一类戏时，也有人主张采用过，似乎还不是最理想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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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赞美“新星”，但更想了解他们是怎样成为“新星”的。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自学轨道上的新星》，以大量生动的事实，向读者介绍了从青工到副教授的青年数学家李慰萱，无臂书法家刘京生，青年养蜂专家李紫贤，从农民到精神病大夫的医师王栋桥，太阳能“迷”陈喜德，以及青年作家等人刻苦学习，勤奋不怠，在通向高峰的崎岖而又漫长的自学道路上，奋力攀登的事迹。

如今，能进大学深造的青年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青年都要走自学成才之路。因此，这本《自学轨道上的新星》，对有志于自学的青年一定会有所启示。

（牛素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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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纪录郭沫若同志早年在日本从事甲骨文和金文研究的书信集《郭沫若书简（致容庚）》，最近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郭沫若同志早年旅居日本，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着手进行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他在日本期间，曾与当时在燕京大学、后在中山大学任教的金文学家容庚作了多年的通信，对殷墟甲骨文和殷周青铜器铭文进行了反复的探讨。

郭沫若同志从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五年在日本，以及在全国解放后的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二年在北京，先后给容庚写了六十多封亲笔信。这批书信绝大部分是第一次发表的，是郭沫若同志当年孜孜不倦，致力古文字研究，并在这一领域内不断开拓，作出重要贡献的真实纪录。它提供的史料，对研究郭沫若同志的治学态度和方法也是很可贵的。

本书卷首有容庚写的序言《怀念郭沫若同志》。卷末附有曾宪通、陈炜湛写的《试论郭沫若同志的早期古文字研究》一文，以及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七年《郭老海外十年古文字著作系年》。（紫 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