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月11日 · 第4版

文安县委严肃处理“假知青招工案”

知青办负责人张春林被留党察看两年、撤销行政职务；分管招工的张瑞明被开除党籍、送交司法机关法办

本报讯 记者张岩报道：中共河北省文安县委严肃处理了一起伪造“知青”、非法招工的重大案件，将县知青办已经转工的69名假“知青”和其它农业人口，全部退回农村；县知青办等单位的违法乱纪干部分别受到惩处。县委的这一决定公布后，全县轰动，人心大快。

文安县知青办负责人张春林及知青办分管招工工作的干部张瑞明、李庆荣等人，目无党纪国法，利用职权，借“知青”招工之机，大搞不正之风。他们以给对方安排亲属为条件，串通了县计委、公社、大队的一些干部以及粮食、户口管理人员，伪制假户口、假粮食关系、假档案，编造假年龄、假学历、假经历，甚至公开骗取“知青”证件，偷梁换柱、冒名顶替，把他们在农村的妻子、子女、儿媳、亲友以及“关系户”的亲属招了工。张瑞明的妻子是两个孩子的农村社员，张为其伪造学历、假年龄、假档案，变成杨柳青的未婚插队知识青年，招收为正式工人。张春林将其农村户口的儿媳用同样的方法转为知青，招工到石油管道局工作。张瑞明的一个“关系户”王××夫妻是高阳县赵堡公社社员，1979年“知青”招工时，他亲自为这对夫妻填写招工表，伪造了五年下乡历史，称其为河间县下乡青年，并搞来了假户口、假证明，先后招工，并直接享受一级工的工资待遇。就这样，他们在1979年、1980年两年里，用种种非法手段，把几十名农村社员作为“知青”转成工人。其中仅张瑞明一人就安排了14名假“知青”。文安县知青办负责人张春林等人的胡作非为，严重地破坏了党的“知青”政策、户口政策、粮食政策和招工政策，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

去年，中共文安县委接到群众的揭发信件后，由一名县委副书记带头，由县纪委、县公安局、县人事局抽调干部组成联合调查组，进行了7个多月的深入调查。河北省廊坊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派人指导和协助。调查组在县委的支持下，冲破重重阻力和干扰，先后走访了7个市、县，18个公社，基本查清了这起严重的假知青招工案。为了严明法纪，中共文安县委对此案进行了严肃处理：给予县知青办党支部副书记、副主任张春林留党察看两年、撤销行政职务的处分；开除张瑞明党籍，送交司法机关法办；给予李庆荣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给予知青办副主任李树香党内警告处分；其他与此案有关人员，由各部门分别给予党内或行政处分。

通讯

“山口大队由乞丐村变成幸福村了！”

1981年底，记者在福建省东山县采访，这一消息象一块磁铁把我们吸引去了。

走近村庄，只见一片绿色林海，步入林海深处，才发现一座座白墙红瓦的新房屋；在村旁和一排排护田林带中，是一方方棋盘似的甘蔗林、地瓜园、花生地。一进村，我们就看到一幢雕墙刻壁的新楼房。我们以为是一家阔气的华侨住宅，进去一问才知道，原来是远近出名的“老乞丐”林秀娥家。

62岁的林秀娥兴高采烈地对我们说，她一家12口人，老大、老二在县里工作，三小子驾驶手扶拖拉机，她和女儿种地、养猪。1981年收入8，000多元，给老二娶了媳妇，买了一台“手扶”。这座楼房是去年完工的。近年来还添置了二台缝纫机、一辆自行车，家里人都戴上了手表，跟过去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旧社会她丈夫当乞丐十多年，家里主要靠野菜充饥。现在家中有2，000多斤余粮。眼下的日子比吃花生还香、比吃甘蔗还甜！

大队干部告诉我们，由5个自然村组成的山口大队，解放前是一片白茫茫的沙滩，每年秋冬风沙狂起，总要吞噬一些房屋和农田。这里人们“谈沙色变”，称凶恶的风沙为“沙虎”。那时候，全大队有一半人家逃荒讨饭当乞丐，或者飘洋过海卖苦力。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党领导山口人民在茫茫沙滩上大力种植木麻黄，在沿海造起防风林带，里面造起护田林带，制服了风沙，逐渐形成了生态平衡。近年来又落实了生产责任制，大伙干活的劲头越来越大，生产和生活水平似东海波涛，一浪高一浪，人民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全大队352户中有92％以上的人家住上了新房。山口的变化，使去南洋谋生的游子也纷纷回到了故乡，单赤山村就已经回来了5人，林春楼就是游子回故乡的代表。

党支书林亚孙领我们来到林春楼家。她十分感慨地对我们说，解放前她一直跟母亲要饭，后来要饭也难以活命，只好忍痛丢下8岁的儿子托母亲照看，含泪去了新加坡，挣几个血汗钱寄回来。粉碎“四人帮”后，她毅然回到了家乡，与朝思暮想的亲人欢聚一堂。她激动地说：“天涯海角，还是社会主义祖国好，还是我的家乡好！”现在她的儿孙们有的种田，有的当了汽车修理工，有的做木工，去年收入2，000多元。正在盖一座新房子。

“去年山口最富的要算陈水生，他是我们大队第一个‘万’字号。”大队干部介绍后领着我们来到陈水生家，他家12口人，6个劳力，去年承包16亩地。他那两层五厅的新楼房里，所有的粮桶、米缸装满了花生、地瓜丝、大米，还有许多地瓜、花生堆放在地上。陈水生高兴地对我们说，他家从来没有收过这么多东西。大队干部递来一张年终收入表，水生名下填着几个数字：1981年向国家交售花生收入1，000元，交售4头肥猪收入1，100元，耙树叶收入1，900元，家中自购的一台拖拉机运输收入6，350元等，合计收入11，000元。陈水生深情地说：“乘凉不忘栽树人，我们的幸福来自党的爱民好政策！”

新华社记者

陈明星

江西省上高县泗溪公社胡家大队第十五生产队卢运摇一家，从1979年实行生产责任制以来，连续三年向国家卖万斤粮，生活富裕起来了。图为卢运摇（左）带着孩子们在供销社选购自行车。 新华社记者 游云谷摄

副司令员的女儿嫁给了农村青年，婚事办得又是那么俭朴，这成为陕西省渭南地区人们传扬的一桩佳话。

人们说的是渭南军分区副司令员贾昆明。他的女儿贾海兰1979年高中毕业后，分配到西安市一家食堂当服务员。工作中，海兰结识了在这里干临时工的灞桥公社歇架寺大队社员于虎芝。虎芝比海兰来的早，能吃苦，肯钻研，有一套炒菜的好手艺。平时，他不但处处体贴照顾新来的海兰，而且耐心向她传技术。时间长了，两人的感情不断加深。

海兰爱上虎芝的消息传开后，一些“好心人”劝海兰：“你爸爸有职有权，哪里找不上一个称心的人，偏偏找个‘土包子！’”还有人多次给海兰另提亲，但海兰的思想一点也不动摇。

海兰把她与虎芝相爱的事告诉家里后，贾昆明喜欢虎芝朴实勤劳、人品好，并不嫌弃他是农村户口。贾昆明对女儿说：“虎芝是农民又咋的？咱家祖祖辈辈也都是农民嘛！爸爸支持你。”海兰的妈也高兴地赞同这门亲事。

海兰愿跟虎芝结婚，可把虎芝的父母乐坏了。两位老人跟儿子商量说，海兰爸是大干部，送彩礼一定得加厚些。风声传到贾昆明耳朵里，他把女儿叫到跟前说：“海兰，你是共产党员的女儿，在要彩礼这个问题上不能随波逐流，做旧风俗的俘虏。彩礼咱一件也不要！”海兰也表示同意。

去年10月下旬，海兰准备结婚了。贾昆明想，孩子结婚，婚礼还是简朴点好。他们全家与虎芝家商定，婚事从简。举行婚礼那天，贾昆明没请客，没设宴，没收一家份子钱。当地有“嫁女父母不相随伴”的旧俗。贾昆明对老伴说：“要是别的孩子结婚，我可以不送；今天，海兰嫁给农民，我无论如何要送一下。”他特意换了身新军装，带着女儿喜气洋洋地向女婿家走去。

一路上，贾昆明再三叮嘱女儿：“到了婆家，要孝敬公婆；不要耍娇气；家务活尽量多干点；要体贴丈夫，遇事多商量。”海兰不住地点头称是。

婚后，海兰照着爸爸的话去做，小两口生活得甜甜蜜蜜的，公公婆婆也打心眼里满意这个城里来的儿媳妇。

（新华社）

本报讯 据《北京日报》报道：1月10日凌晨，《北京日报》记者在北京市出租汽车公司一场前门车队了解到，9日这天，仅这个车队，一些用户就退掉了16部预订今天结婚用的汽车。

据前门车队值班同志介绍，在这个车队预订10日结婚用的汽车有90部左右，仅9日一天，就退掉了16部。这种情况在过去是没有的。去年五一、十一期间，租结婚用车的要排队，很多人订都订不上，更谈不上退车。现在的情况说明，办婚事的风气正从讲排场转向节俭。当然，还不能排除个别人是借到单位汽车而退掉租车的。这方面仍要抓紧做深入、艰苦的工作。

另据出租汽车公司二场北京站车队同志介绍，今年以来，到这个队订结婚用车的比去年十一期间大约减少一半。而且有的订车后又退了车。有个职工原来订了结婚用车，所在街道的同志对他作了思想工作，并提出帮助操持节俭办婚事后，这个职工就到车队把已订的车退掉了。

这两个车队大力支持婚事新办，对要求退车的都免收手续费。

据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康世恩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挪威国家广播公司总经理、前石油能源大臣耶尔德及其一行。

会见中，宾主对中挪两国友好合作关系表示满意，并就海上石油开发、管理等方面交换了看法。

北京市一年一度的冬泳活动，1月10日在玉渊潭公园进行。628名男女冬泳爱好者分组进行游泳。

本报记者 王东摄

北京密云县发现了一具比较完整的原始牛角化石，为鉴定北京地区的地层、地貌提供了宝贵资料。

这具原始牛角化石是密云县蔡家洼大队砖厂于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制砖取土中发现的。它包括额骨一部分，重约六十斤，双角比较齐全。角长为一百一十五厘米，角的根部直径十一厘米，但向外延伸直径递减很慢。

湖南省文物工作者在汝城县发现一乘明代永乐年间的宫廷花轿，完整无损，距今已有五百六十多年。

这乘花轿轿架系红杉木结构，轿棚四角朝天，铜制轿顶。轿棚与轿墙用质地纤细、坚韧柔软的水竹篾丝织成，并编有祝福寿禄、吉祥如意的图案。据当地的《阮氏族谱》记载，这乘宫廷花轿是阮氏家族世代遗传下来的，是明代永乐皇帝所赐之物。这乘花轿现已保存在汝城县文化馆。

距今一千五百余年的北魏佛寺遗址及大量文物，最近经人民解放军某团协助发掘出土。

北魏佛寺即思远佛寺的遗址位于大同市北郊方山南山沿下的高地上，占地面积九千八百平方米。在这里挖掘出的石雕柱础、砖、瓦较多，有方砖、条砖、筒瓦；有莲花纹、兽面纹瓦当；还有陶制塔脊装饰部件、石雕佛像残块和各种陶制生活用具等。

据考察，这是一座以佛塔为中心的塔院佛寺。它的发掘，为研究北魏时期的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杭州五四中学教师 陈筱慧

我父母生了6个孩子，3个留在祖国大陆，3个在美国。1981年是我父母亲结婚五十周年，两老要求离散三十多年的家人在美国团聚。去年4月，经领导批准，给我和在杭州第二光仪厂的妹妹半年假期，去美国探亲。父母亲也同时从他们居住的台湾到达美国。

离开祖国之前，有些好心人说，你有三个弟妹在美国，这次去了可以留在那里，当汉语教师总可以。当时，我也有点动心。可是，当我耳闻目睹美国社会的种种现象以后，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我利用探亲的机会，游览了纽约、华盛顿、费城等城市。美国给我的印象是科学技术发达，工资水平很高。但是，美国社会并不象有些人心目中的“天堂”。我和妹妹还没有住满半年，感到实在乏味，就提前回来了。

东西昂贵租税重

在美国，工资水平很高，纳税的比例也很高，再加上物价高涨，多数人的生活并不富裕。我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已取得博士学位，两个弟弟分别当上了教授和副教授。按理说他们的生活应该很富裕，可谁知他们却都负债。就以二弟来说，他是一个州的工学院教授，年薪3．6万美元，要缴30％的税金。他因建房曾向银行借款，每月要扣还480美元。再加上汽油费、人寿保险费、医药保险费、水电费，剩下的也就不多了。教授尚且如此，年薪数千美元的工人，就更不用说了。一套普通的住宅（只有一间卧房），每月租金为230美元，有两间卧房的就要400多美元。

我在美国住了三个半月，看到人们不停地为生活而奔波。当时正放暑假，在国内，每逢假期，要组织教师旅游；在美国，我的两个弟弟却反而更加紧张。大弟在一家化学公司兼任总经理，因为搞实验，眼睛受伤刚开过刀，仍然要去上班。二弟利用假期为一家公司做顾问，还要兼做房地产经纪人，也忙得不可开交。我感到奇怪，他们告诉我，在美国，年轻时不积攒一点钱，到老了就要受苦。我妹妹是化学博士，因为生孩子有一段时间没有工作。最近她想重新工作，给大专院校发了11封求职信，都没有下文，最后只得放弃自己的专业，到一家公司去当职员。

人与人之间是金钱关系

在美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都是金钱关系。贫穷的老人生活最惨，虽然有老人院，但住在那里仍要自己付钱。子女对父母生活上不赡养，感情上不尊敬。有一件事情，是我亲眼看到的。二弟因患胆囊炎和一位老人住在同一病房。由于护士发错了药，致使老人死亡。后来，老人的子女从外地赶来，草草办理了丧事。一起住院的好些人对他们说，你们的父亲是因为医疗事故而死的，可以向法院控告。他们却说：“反正人已经死了，打官司还要花钱，不合算。”金钱比老人的生命还重要，什么伦理道德，都可以不管，生长在社会主义祖国的我，对这一切实在看不惯。

种族歧视仍然存在

消除种族歧视，在美国不知叫了多少年，但是这个问题仍然存在。在那里找工作，先安排的是白人，二是有色人种，三是东方人。我到美国后，先到东部的二弟家，给住在西部的大弟通了一个电话。我问他过得怎么样，他第一句话就说：“唉，寄人篱下嘛！”短短几个字，不知包含了多少辛酸。我的三个弟妹，都入了美国籍，但由于种族歧视，很多方面就是不公平。二弟是工程力学教授，当他还是副教授的时候，已有很多科研成果，每次晋升教授，都要上报他的材料，但总是批不准。为什么？就因为他是东方人。后来，学院的其他教师为他鸣不平，才晋升他当教授。

中小学教师的惨境

几十年的教书生涯，使我对教师工作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到美国后，我比较注意那里的教师过得怎么样。在二弟的住宅旁，有一位中学教师，我们经常谈天。据他说，中小学教师每年只发九个月工资，三个月寒暑假的生活费用要自己去筹谋。前年暑假，他给人家当公寓管理员；去年暑假，一部分时间给草坪割草，一部分时间当油漆工。我们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弟弟经常告诉我，那些端盘子当服务员的人，有的是小学教师，他们利用假期赚钱，弥补生活费用的不足。

我的侄儿是高中学生，有几天早晨6点钟就到学校去，我问他为什么这么早，他说，美国高中实行学分制，可以选课。校方是否要聘请这位教师，取决于自愿来听课的学生有多少。如果听课的人不到一个班（每班有20至30人），校方就要解雇。侄儿的教师，正面临着失业的危险。出于对教师的同情，他动员了一些同学来听课。由于整个上午的课已排满，只好利用清晨上课。这就说明中小学教师的生活没有保障，失业的厄运随时都会到来。

我们终于提前回来

离开美国的前几天，心情很不平静。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受到党和人民的关怀和尊敬，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虽然我的工资并不高，但基本生活是有保障的。我的爱人在杭州杂技团工作，女儿已进工厂，小儿子在省艺术学校学习，一家人的生活象芝麻开花节节高。父母弟妹和我谈天时，都流露出“叶落归根”的心情。在社会主义祖国成长的我，又怎么能离开它，甘心去过寄人篱下的生活？当时已是8月中旬，想到下一学年的工作要在这时安排，天真活泼的孩子等待我去教育，于是，我和妹妹告别了父母弟妹，提前回到了杭州。 （据《杭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