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月29日 · 第4版

通讯

祖国呵，我不能离开您！

——杨士昭领到出国护照后又决心留下的故事

最近，在贵州省六枝特区机关流传着一件新闻：特区畜牧局副局长杨士昭同志，在领到全家去泰国定居的出国护照和办好出境签证手续之后，却又改变了主意，决心留在祖国，扎根山区。当杨士昭同志把这一决定通知有关部门和转告同志们的时候，有的困惑不解，有的深深惋惜，更多的则是热情的称颂和赞许。

杨士昭出生在广东省的一个华侨家庭，母亲现在泰国曼谷办有一个印染厂；舅舅是泰国华侨界的知名人士；还有两个亲妹妹和众多表弟妹在泰国。三十五年前，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八岁的杨士昭，由于父亲病逝，母亲跟着舅舅去泰国谋生，他领着两岁的弟弟在艰难中长大。解放后，杨士昭上完了初中后，于1956年考上贵阳畜牧学校。两年后，被分配到六枝搞畜牧工作，阳光雨露使他朝气蓬勃地成长。但是，每当他静下来时，他心里总不平静，生我养我的母亲她在哪儿？还活在人间吗？不久，他终于喜出望外地收到了妈妈和舅舅从泰国的来信。以后，书信往返不断，母亲曾多次要他出国团聚。1975年春，母亲从泰国回国探亲，杨士昭夫妇带着子女去广州会见亲人。母亲再次恳切希望儿子回到自己身边。杨士昭的心动了。1978年，他又先后收到母亲四、五封来信，其中一封寄自香港玛丽医院，他才知道，母亲的病犯了。杨士昭同志经过反复思考，终于向上级递送了出国申请。

1980年春天，他的出国申请得到批准，并领到了出境签证。当他准备打点行装时，却夜不能眠。他几乎不能相信，自己——被伟大祖国养育了整整43年之后，竟突然就要离开她，去到异国他乡，这难道是梦吗？他想起了许多书本上说的：祖国，伟大的母亲。现在的一切行动，不就是要离开伟大母亲去做一只离群孤雁吗？他的心，有如撕裂般地痛苦。多少交织着欢乐与痛苦，幸福与辛酸的往事一幕幕出现在眼前。生活的洪流滚滚向前，眼前“四人帮”已被抛进了历史垃圾堆，祖国重又沐浴在春天的阳光下，党的政策在一项项落实，千家万户重又出现了往日的欢声笑语。从杨士昭1978年底提出出国申请到得到批准的一年多时间里，伟大祖国在实现四化的进程中又有了新的突变。杨士昭深深感到了自己与整个社会，与祖国的四化建设再也不能分开了。沸腾的生活使他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能离开祖国，祖国更需要自己，需要人才。经过几个不眠之夜的斗争，他终于决定留下来了。

杨士昭却被另一个问题困扰了：怎么向母亲说明这一切呢？就在这时，他的舅舅率领一个华侨贸易代表团从曼谷来到广州参加广交会，杨士昭立即请假去广州，向舅舅讲述了自己的心事，舅舅用完全信任的眼光听完外甥的讲述，不住地点着头说：“舅舅完全赞同你的看法。说实话，国外这碗饭并不是好吃的，你就好好为祖国的进步出力吧，你妈妈的工作我负责去做。”

1980年8月，杨士昭同志接到母亲的一封长信，信中说：“……听了你舅父的转述，母亲理解昭儿对国家的一片诚心，我再三考虑，同意你留在祖国，望全家保重……”杨士昭同志看完信，流下了无比激动的泪水。

杨士昭同志在提出申请出国到批准出国前前后后一年多时间里，时刻在想着全特区畜牧事业的发展。他带领的畜牧资源普查队，在半年时间里，跋山涉水，跑遍了全特区近三分之二的荒山野岭，掌握了第一手草原资料，为今后在山区大力发展畜牧事业提供了可靠数据。1980年，全特区开展的耕牛品改工作获得初步成果。在新的一年里，他和全体畜牧工作者又提出了新的设想，加快了山区农牧事业的前进步伐。

（载1月20日《贵州日报》）

据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中共中央统战部今天上午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座谈会，邀请出席中国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联召开的为四化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的代表，座谈两会成员如何献计献策，在贯彻党中央关于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在政治上实现进一步安定的方针中做出新贡献。

座谈会气氛热烈，许多代表争相发言。他们认为，党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进一步调整，是清醒的、实事求是的，因而这是一个健康的、积极的方针，完全符合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坚决贯彻这一方针，我国的四化事业才能稳步前进。他们表示，一定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主人翁的强烈责任感，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调整贡献自己的心力，为国家进一步安定团结多做工作，以保证国民经济调整的顺利进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在座谈会上讲话，热烈祝贺两会为四化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的召开，祝贺两会成员为国家建设做出的新成绩。

中央统战部第一副部长刘澜涛主持了座谈会，中央统战部、全国总工会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和民建、工商联的负责人胡厥文、胡子昂等出席了座谈会。

据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今年邮电工作的任务是以加强通信为中心，进一步搞好邮电系统的调整。全国邮电管理局长会议已于26日结束。

会议提出，为了进一步搞好调整，今年邮电部门必须把各种基建资金集中起来使用，保证重点工程的建设。对在建项目，要认真地全面进行清理审查，该停建缓建的项目坚决停和缓，确保当前通信、生产所急需的项目能很快收尾投产。要千方百计广开门路，发展联合，把地方投资、用户集资、更新改造资金、电话初装费和国家投资等各种资金组织起来，加快城市内电话的建设。要争取多开电路，要组织好国内的国际用户电报网，加强国际通信的网路组织，提高国际通信的效率和质量。在邮政和长途电信方面，要大力推动联合，充分组织和运用社会力量，促进通信能力的增长和服务工作的改善。

据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教育部去年以来采取措施，认真改进和加强中学政治课教学工作。

去年下半年，教育部所发的文件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切实加强对政治课教学的领导，还要求专人和专门机构负责，了解情况，介绍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发挥政治课应有的作用。

与此同时，教育部根据三十年来中学政治课教育的实践经验，结合当前中学生的实际情况，改进课程设置，积极进行教材建设。他们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提出了初中一年级开设《青少年修养》、二年级开设《法律常识》、三年级开设《社会发展简史》、高中一年级开设《政治经济学常识》、二年级开设《辩证唯物主义》的政治课课程设置方案，并组织力量编写教学大纲和教学参考资料。到目前为止，以上五本政治课教材已委托华东师大、东北师大、北京师大、上海市教育局和北京市教育局编写完成，将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供今年秋季开学使用。教学大纲和教学参考资料的初稿也已编出，待征求意见、修改后，将正式出版。

春节前夕的贵州省贵定县沿山农村集市，各种肉类供应充足，价格便宜。

新华社记者 龙启云摄

四川省什邡县食品公司肉食制品厂工人正在赶制川味香肠，供应春节市场。川味香肠，是当地城乡人民喜爱的传统年货之一。

新华社记者 陈捷摄

据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在《电影艺术》、《大众电影》编辑部最近举办的电影创作、理论座谈会上，一些电影工作者强调指出，电影剧作家、艺术家们应站在时代前列，努力反映时代精神，他们呼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批评，积极引导我国电影事业进一步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健康发展。

参加座谈会的电影编剧、导演、电影评论家观摩了一些国产影片，一边进行艺术总结、交流创作经验，一边就当前电影创作、生产中存在的问题交换看法。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在回顾去年电影生产形势时，许多同志说，经过电影工作者的辛勤劳动，1980年电影生产在1979年的基础上，又获得了新的成绩。

与此同时，许多同志认为，当前电影创作、生产中也存在一些很值得注意的问题。他们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成为亿万人民群众的共同奋斗目标和实际行动，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主流，随之而来的是各个方面都在发生着巨大变化。但站在时代前列、反映这个时代精神、塑造四化建设者形象的作品却很少。近年来，以农业为题材的影片有一些，但质量好的较少，以工业为题材的影片则更少了。这和时代对电影剧作家、艺术家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很不相称。他们提出，应大力支持和鼓励站在时代前列，反映时代精神，在艺术上富有新意的电影创作和生产。

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从观摩新影片中看到，在一些影片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片面追求票房价值的倾向。有的电影脱离实际，不尊重生活、不尊重历史，生编硬造，使人感到虚假、不真实；有的电影单纯追求“离奇”“刺激”；有的电影格调、情趣不高，比较庸俗，迎合某些观众的低级趣味。另外，电影创作、生产出现了看行情、赶浪头的“一窝蜂”现象，又产生了新的概念化、公式化、雷同化。

座谈会上不少同志在发言中指出，电影创作、生产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利于促进四化建设，有利于陶冶人们性情，培养人们有更高的精神境界，更高的理想，更高的革命品质和风格，推动我们的历史前进，而不是相反。有的同志说，我们并不排斥学习和借鉴外国电影，但不能学习那些资产阶级的腐朽的东西，不能搞庸俗的低级趣味。社会主义的电影应当有一种强大的思想动力，给人以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给人以健康的艺术享受。

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希望继续加强和改善党对电影工作的领导，要敢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贯彻“双百”方针，依靠专家和群众，加强电影评论工作，推动电影创作、生产沿着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正确方向前进。他们呼吁同行们深入生活，加强自身的政治修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修养、艺术修养，不断向人民输送最好的精神食粮。

新风赞

“如今，好伢们还是不少啊！”

一个星期四的下午，汉阳长途汽车站里，一些年轻人在忙着扫地、倒痰盂、擦门窗，扶老携幼，接送旅客。人们见此情景，连声称赞：“如今，好伢们还是不少啊！”熟悉他们的服务员说：“亏他们哪，都坚持二、三年了！”原来，这些青年人是翠微路中学高二（3）班的团员、青年。他们从一九七八年开始，就坚持利用每周星期四的下午或节假日到汉阳汽车站和火车站学雷锋做好事。

那是一九七九年八月份，团员龚秋梅、刘美珍等几个同学在汽车站做完清洁卫生后，看见一个农村妇女背着一个大包裹，一手牵一个男孩，准备进站上汽车。他们不约而同地跑过去帮助这位旅客提包裹。由于进站时人多拥挤，上车时，那位妇女才发现大孩子没上来，十分着急。同学们一面留人安慰她，一面派人分头去找。刘美珍一出汽车站的大门，就发现那个孩子一动不动地站在面窝摊前。她跑过去，抱起小孩，送到了车上。孩子妈妈接过小孩，连连道谢。小刘说：“不用谢，快把东西、孩子照护好。”

一次，男同学们在汉阳火车站扫地，发现一个旅行包放在椅子下面。他们想到这一定是哪位旅客慌了忘记带走。这时，火车还未开，大家千方百计地找到了失主。

几年来，高二（3）班的同学，扫地时，把拾得的每一分钱、一两票都拣起来，交给车站寻失主。

前不久，汉阳汽车站和火车站的党组织为了感谢他们，向学校赠送了礼品、感谢信，热情称赞他们是“活着的雷锋，新时期的好青年”。

（载一月二十五日《长江日报》）

本报讯 据新华社报道：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林江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的消息传来，辽宁省广大干部和群众拍手称快。他们说，这次大快人心的判决，伸张了正义，为国除了害，为民伸了冤。革命烈士张志新的丈夫曾真激动地说，志新生前曾经预言，倒行逆施的江青一伙一定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台盟总部理事、大连铁路医院副院长黄启章说，这次依法惩办了这伙反革命的主犯，是依法办案的一个范例。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高占祥向记者发表谈话指出，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做出的严正判决，受到全国共青团员和各族青年的坚决拥护。他还说，我们要把对江青一伙的正义判决作为推动力，使广大青少年在向四化进军的征途中，同心同德，朝气蓬勃，争当新长征的突击手，争做安定团结的促进派，争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先锋。

战斗英雄、张春桥一伙当年哀叹“指挥不动”驻守沪宁线那个军的军长、现任南京部队副司令员张明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早预料张春桥得不到好报。他说，我们同张春桥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斗争了十年。现在历史已经做出了公正的判决，张春桥这伙反革命分子终于彻底失败了，我们部队的同志对保持部队的稳定和维护国家安定团结的重要性也看得更清楚了。我们一定要在党中央领导下，倍加珍视这个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局面，为清除十年动乱带来的影响和困难而艰苦奋斗，把我们的军队建设得更好，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好。

曾经遭受江青残酷迫害的作家孙峻青，在接受记者的访问时说，特别法庭对罪恶累累的江青等十名主犯的严正判决，“这是全国人民额手称庆的大快人心事！我和广大人民群众一样欢呼这批反革命元凶末日的来临。”他表示：“在我有生之年，我要用人民重新交给我的这支笔，去为人民民主和法治而战斗，为实现四化而战斗！”

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新华社记者张孟仪报道：在特别法庭宣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之后，记者走访了曾经受被告人委托出庭辩护的几位律师，请他们谈谈对这次审判的看法和感想。

恰当、公允的判决

这次出庭辩护的律师一致认为，特别法庭对江青等十名主犯的判决是恰当的、公允的，法庭兼听了各方意见，吸收了辩护人的正确论点，我们律师很高兴。

北京律师协会副会长张思之（被告人李作鹏的辩护人）说，这次判决是依照现行刑法的规定，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性质、情节（在反革命集团中的地位、作用和实施犯罪的程度）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同时参照了各犯认罪悔罪的态度予以确定的。它运用了我国刑法关于罪责自负、罪罚相当（包括数罪并罚）以及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等原则。张思之认为，判决书体现了我国人民加强民主、健全法制、以法治国的决心，这是饱经忧患的中国人民取得的一次历史性胜利。我们同全国人民一样感到由衷的喜悦。

法庭按照法定诉讼程序进行审理

这次出庭辩护的律师认为，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审理，是按照法定诉讼程序进行的，被告人的辩护权得到了充分的保障。

上海律师协会律师张中（被告人姚文元的辩护人）说，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人除了自己行使辩护权外，还可以委托律师或委托法庭指定律师为自己的辩护人。本案十名主犯中，姚文元要求法庭指定辩护人；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江腾蛟四名被告人委托律师为自己的辩护人。

张中说，其他五名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但他们的辩护权利同样得到保障。特别法庭审理江青案，举行了两次法庭辩论，江青在法庭上一次就作了长达两个小时的辩护发言。黄永胜的法庭辩论进行了三次，他为自己作了近三个小时的辩护发言，张春桥在法庭上一言不发，审判长一再向他申明他有辩护权，并在辩护结束时，等了二分钟，给他最后陈述权。陈伯达的闽南话不易听懂，法庭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为他找了一名翻译。其次，审判员在审讯被告人时都给予他们回答和辩解的机会，对出庭证人的证言，法庭出示的物证、书证等，都询问被告人有什么辩解。

上海华东政法学院讲师苏惠渔律师（被告人李作鹏的辩护人）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侦查预审作得很细致，罪证材料达八百多份，经过反复核实和特别检察厅审查，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由原来的六十条减少到四十八条。在庭审活动中，又出示了大量证据，传唤了证人。这说明，特别法庭对本案审理完全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进行的。

被告人合法权益得到维护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罪行严重，民愤极大。律师为什么还要替这些罪恶累累的反革命分子辩护呢？

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舜华律师（被告人江腾蛟的辩护人）说：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是宪法规定的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原则。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告人可以为自己辩护，还可以委托律师为他辩护。不管被告人的罪行如何严重，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他说，律师的职责是根据事实和法律为被告人提出证明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是从不同角度协助法院正确认定犯罪，查明犯罪真实情况和犯罪人的刑事责任，使法院审判案件时能够做到事实清楚，定性正确，量刑恰当，避免错判。

北京律师协会负责人周奎正律师（被告人江腾蛟的辩护人）说，律师根据事实和法律对五名被告人应负的刑事罪责进行了分析，并依法提出了辩护意见；对被告人交代罪行早、认罪好的，也作为量刑时考虑从宽的因素向特别法庭提出。这些意见有助于法庭作出公正的判决，也维护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被告人对此是满意的。

苏惠渔律师说，一部分群众之所以不理解律师为何替被告人辩护，这一方面是由于过去我们的法制不健全，群众缺乏法律知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律师为被告辩护就是“立场不稳”。这是不对的。他说，法律所赋予被告的辩护权利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查清事实，分清罪责，准确适用法律，以避免错判的发生。

律师依据事实和法律为被告人辩护

这次出庭为被告人辩护的律师，在接受委托之后，分别会见了被告人。甘雨霈、傅志人律师会见被告人陈伯达八次，认真听取了被告人对起诉书的意见，查阅了大量案卷材料，收集了为被告人辩护的事实根据。他们在法庭上，从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和有利于被告人辩护方面，对被告人或证人进行了13次发问，最后依法为被告人进行了辩护。

武汉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马克昌律师（被告人吴法宪的辩护人）说，我们是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的原则从以下四个方面为被告人进行辩护的：一，查明被告人行为同某一犯罪事实之间有无因果关系；二，被告人对某一犯罪事实有无主观预见；三，被告人在犯罪集团中的地位和作用；四，被告人犯罪后的认罪悔改态度。马克昌说，正是根据事实和上述第二项原则，他为被告人吴法宪作了辩护，指出吴法宪在空军交权，对林立果准备反革命武装政变不应直接承担罪责，因为他并不知道林立果利用他交给的权力进行反革命活动。

上海律师协会副会长韩学章律师（被告人姚文元的辩护人）说，我们根据被告人的行为与犯罪事实有无因果关系的原则，为被告人姚文元作了不应对上海武装叛乱承担刑事责任的辩护。她说，经过反复查阅材料和法庭调查证明，起诉书指控姚文元1976年5月所说的“文化大革命是暴力，天安门事件是暴力，将来还是暴力解决问题”这段话，同五个多月以后发生的上海武装叛乱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因而不应承担罪责。

张思之律师说，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律师从有利于被告人方面依法进行了辩护，有助于法庭作出公正的判决。但是在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情况下，律师不能强辩，更不能颠倒事实，混淆是非。律师必须严格依法办事，既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又要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严肃性。他认为，这次律师出庭辩护将会促进全国律师制度的恢复和发展，从而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

据记者了解，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律师们收到了二百多封群众来信，信中表达了群众对律师工作的热情鼓励和支持。律师们认为，这是经过了十年浩劫之后，人心思治，人心思法的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