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月27日 · 第4版

水利部和农业部就联合培养水产技术人才达成了协议，签订了《关于农业部部属华中农学院为水利部长期培养淡水渔业专业高级技术人才的协议书》。国家农委批转了这一协议书，认为这种联合办学的做法值得推广。

华中农学院是农业部所属的多科性农业大学，设有水产系淡水渔业专业。但过去水产系的教学、科研潜力得不到充分发挥。现在，水利部和农业部签订了这个联合办学的协议书，既有利于发挥学校的潜力，也有利于解决今后对淡水渔业人才的急需。协议书规定：华中农学院水产系淡水渔业专业为水利部长期举办一个本科教学班，面向全国招生，从1981年起，每年招收40名学生，毕业后由水利部分配工作。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都纳入国家计划。华中农学院根据教学任务和师资力量，积极承担水利部下达的淡水渔业方面的科研任务，并创造条件，在近期内开始招收研究生。协议书规定，水利部对华中农学院淡水渔业专业的教学、科研加强指导，提出要求，为专业教学人员提供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和进修的机会；对华中农学院有关专业的教学设备、教学基地、基建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投资和支持，在今明两年集中投资100万元，以后每年在教学设备和基地建设方面投资五万元；今后随着专业发展的需要，如需增设新的专业，再协商决定。

刘佑庭

短评

看了水利部和农业部签订联合办学协议书的消息，想起其它的一些事例。上海市属的上海第二医学院口腔和儿科专业，教学基础比较好，除满足上海市的需要以外，还有潜力可挖；福建省很需要这方面的人才，就跟上海二医订合同，供给二医一些经费，委托二医为福建培养学生。上海交通大学是国务院一个部主管的，该校的起重运输机专业基础好，但主管部不大需要这个专业，只得收缩，有力量也发挥不出来；而交通部很需要这个专业的人才，于是在交通部所属的上海海运学院新设立起重运输机专业。这些事例，说明一个问题：我国现在一些高等学校，由某个主管部门或某个地方领导，但它们却是多科性的，具有培养多种专业人才的能力。主管的部门或地方，对有些专业的人才不需要，或需要量很少，就不愿意或不可能多投资，多花力量，致使这些专业的潜力发挥不出来，而其它部门和地方却又需要这些专业人才。这是一个相当普遍存在的问题。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一种办法是：主管的部门或地方收缩或砍掉所属院校中自己不需要的专业；而需要这种专业的部门和地方则另起炉灶，从头创办。这样做，既会造成浪费，也会延误对人才的培养。另一种办法是象水利部和农业部那样，部门与部门之间联合办学；象上海第二医学院和福建省那样，地区与地区之间联合办学。这样做，可以扬长避短，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既能挖掘现有院校原有专业的潜力，又能满足某些部门、地方对人才的需要。从目前来看，这是比较可行的办法。至于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有关方面继续进行探讨。

群言堂

安徽省科委调研室 张晓苍

去年，安徽省科委为了充实和加强几个直属单位业务技术领导力量，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公开招聘学有专长的人才。现在，虽然整个招聘工作已经结束，但公开招聘人才所引起的“冲击波”，那“毛遂”盈门应接不暇的景况，却深深印在工作人员的心里。人们经常思考着这个问题：为什么公开招聘十来个人才，竟能产生一呼众应的效果？为什么238名应聘者中，“自荐”者就有227人，占总人数的95．4％？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出现“毛遂”盈门的现象，是因为人才过剩吗？不是。目前安徽省自然科学技术人员仅占全省人口总数3．3％，低于全国平均数4．7％。就是省、地、市专业科研单位，科技人员也很少，平均每个科研单位只有13．6人；县级科研所的技术骨干平均只有3．5人；副研究员以上的全省只有23人。这些情况说明，不是人才过剩，而是人才奇缺。那末，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学有专长的人前来应聘？是因为想捞个“一官半职”吗？也不是。据了解，在应聘人员中，本人提出来可以担任副所长、副主任或副经理的只有40人，提出来担任所长的只有一人。所有这些同志都敢于立下“军令状”，并主动提出要给正副所长规定二至三年的任期。他们说：“没有任期的干部制度就谈不上效率”，“本人如在任期内干不出成绩，就下来做具体业务工作，并愿意接受组织上的处分”。许多人在应聘信中还谈了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有的说，他不善于做人的工作，不善于团结人，因此当不了所长或主任，就专业水平来说，只能胜任某个课题组长。有的说，他来应聘，先不要安排领导职务，可以先做一般具体业务工作，如果确实胜任，经过民主选举，得到群众的信任，才担任领导工作。可见，他们的注意力不在于个人的职权，而在于事业的成败和工作效率的高低。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多难兴邦，求才心切，“毛遂”盈门，实在难得。安徽这227个自荐者敢于站出来，不仅是因为他们都有一定的技术专长，而更主要的是由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倡导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强烈地鼓舞着他们。自荐这一行动也体现了勇敢的进取的精神，这是很可宝贵的。

那么，我们应当怎样发挥科技人才“自荐”的积极性呢？

（1）对“自荐”，要鼓励不要阻拦，更不要嘲笑、打击和压制。不少自荐的同志要求招聘单位对他们应聘的情况给予保密，以免被扣帽子、穿“小鞋”、招来麻烦，影响调资晋级，同领导关系搞僵。有的单位不让应聘人员接受考核，有的责备应聘的同志没有组织观念，“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错误”。在报纸上，我们也看到了“毛遂”上任以后又被迫辞职的报道。所以应当造成一个良好的社会风气，积极支持“毛遂自荐”。

（2）对自荐者要热情接待，不要求全责备。只要确有专业特长，现实表现也好，可以胜任工作，就应当委以重任。对于落选的“毛遂”，也要关心帮助，给他们建立人才档案，主动向有关专业对口单位或组织、人事部门介绍他们的情况，为他们提供施展才能的机会。

（3）科技管理部门和组织、人事部门要及时了解各种人才的思想动向，特别要重视研究那些不安于现状的“毛遂”的进取精神，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更好地开发人才资源。

固原县为啥要请科学家参加县委？

编者按：这是一件值得各级领导和科技人员认真想一想的事情。作为党政领导，要尊重科学，就得尊重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渴望科学，就要渴望科技人才。作为科学家和科技人员，要受到尊重和支持，一定要坚持科技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正确方针，急人民群众之所急，脚踏实地，开展工作，力争做出于国于民有利的成绩。

1980年11月，在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现代化基地办公室主任苏继德等，带着自治区党委书记申效曾的托付和固原县委的请求，来到西安，与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副院长、宁夏基地领导小组副组长崔哲同志，西北水保所党委副书记蔡俊卿同志，共同总结了宁夏及固原综合治理工作，并恳切提出：希望尽快选派水保所科学家兼任固原县委副书记。对于这种“特殊”的请求，崔哲、蔡俊卿经过酝酿后，表示热烈的支持。最近，西北水保所正式讨论，同意推荐该所具有组织管理才能，又有丰富水土学识的副所长、副研究员山仑同志兼任固原县委副书记。

宁夏的同志为啥要奔赴陕西，“请科学家”去兼任固原县委副书记呢？

长期以来，位于黄土高原西北部的固原县，片面强调粮食生产，滥砍乱伐，靠大量开荒、广种薄收来增加粮食总产量，农林牧比例严重失调，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植被资源被破坏，水土流失相当严重。春来苦于干旱，夏日暴雨成灾，秋冬风沙弥漫，冰雹霜冻频繁。正如民谣所说的：“无风一片黄沙丘，有风黄尘遮日头，风沙进门逼人走，不堪回首沙自流。”成了黄土高原有名的穷县。可是，面对这种严重的情况，还要“越穷越垦”，结果“越垦越穷”，1949年，人均粮食达828斤，而到了丰收年的1979年，人均粮食只有530斤，歉年甚至下降到二百多斤。

从这种沉重的教训里，固原县委认识到：如果不依靠科学来指导农业生产，要想改变固原县的贫困落后的面貌，是不可能的。

再者，固原县委从近年来尊重科学，按照科学家意见办事所取得的显著成效，看到了科学家的作用。固原县，是我国16个农业现代化基地和14个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的科学实验基地之一，科学家们十分关注黄土高原的治理，在固原县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石山，西安分院副院长崔哲，西北水保所党委副书记蔡俊卿等，先后前往考察、指导和帮助该县的治理工作。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西北水保所等有关单位的科研工作者，则把综合治理黄土高原，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从1979年以来，他们在过去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等单位综合考察和科研工作的基础上，又多次组织人员深入固原山区进行考察，发现和总结了固原农业建设的主要问题，分析了这个地区的有利条件，指出固原西部属中温带半湿润区，北部属中温带半干旱区。而全县山、川、原、台、沟、坡、壕、掌类型多样，大部分为黄土分布，土层深厚，土性良好，利于多种经营。同时，他们还查阅了历史资料，发现历史上这儿曾是“水甘草丰”、“森林茂密”之地，秦汉前是以“游牧为主”，明清还是“农牧并重”，有发展牧业的条件和经验。又据西北水保所对于这个地区的泥沙冲刷量和降雨量的测验，这里现在的自然条件最宜于发展林、牧业，而粮食生产是极不稳定的。因此，科学工作者通过大量的科学分析，向县委提出建议，固原县应该向“以牧为主”的方向逐步过渡；要完成这个过渡，又必须是“草、灌先行”。固原县委听取了科学家的这些宝贵意见，从1979年起，首先在八个不同类型的基点上开始实验，先走一步，以便取得经验。目前，这些基点共造林三万六千多亩，种草二万八千多亩；繁殖大牲畜六百六十多头，养羊三万三千多只。还营造了乔、灌结合的防风林带，试种的油松、落叶松等23个品种都获得了成功。由于大搞了造林种草，1979年雨水也略为分散，多年来第一次没有出现地表径流。有的基点重现了草木丛生，被人们称为“干旱山区的阴湿地”；有的基点过去干燥剧烈，现在使人有了潮湿清爽的感觉。这八个试验基地的集体和个人收入都有了较大的增加，农林牧业都取得了初步成效。同时，固原县委又根据科学家的建议，向全县人民提出了“大力造林种草，逐步向以牧为主过渡，兴牧促农，农林牧全面发展”的生产建设方针，1980年油料作物达一千万斤，获得了好收成；林业一季完成造林七万八千多亩；种草十三万九千多亩；羊、猪、大牲畜都比1979年同期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这些活生生的事例，进一步使固原县委体会到了科学的威力和科学工作者的作用。他们觉得：要想把农业搞上去，必须有科学家参加县委领导班子。于是，他们作出决定，并派同志奔赴西安分院，请调科学家兼任县委副书记，以便全面进行科学规划，用科学的方法把固原县治理好，使之变成农业现代化的一个基地。

现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已正式任命山仑同志兼任固原县委副书记。

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 赵武

本报记者 何黄彪

据23个省、市、自治区的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至去年12月中旬，闲散在社会上的专业技术人员已被录用的达34，370人，其中科技人员30，575人，外语人员3，795人。

各地人事部门认真贯彻有关文件的精神，解放思想，广开才路，采取多种形式，录用闲散在社会上的专业技术人员。这批被录用的专业技术人员安排到教学、科研、外事、旅游单位和重点项目工作后，大多数同志工作积极肯干，认真负责，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四化建设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安徽一名被录用的闲散科技人员得到同志们的信任，被选为一个区的人民代表；天津市外语学院录用的一位日语教师已成了日语教学中的骨干；广东省闲散的外语人员自愿办学，经有关部门批准备案，他们开办了岭南外语翻译补习学校，已招收日、英、法、西班牙等语种的学员近千名，为国家培养翻译人才。

为了进一步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挖掘人才潜力，去年，国家人事局在安徽召开的部分省市闲散专业技术人员安排使用工作座谈会上，各地人事部门交流了经验。与会同志认为，闲散在社会上的专业技术人员，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人才来源。他们中确有不少有用之才。人事部门有责任通过各种形式，进一步把他们挖掘出来，输送到适当的工作岗位上，为四化作贡献。

郑一民 李宝芝（附图片）

安徽省建筑设计院由李业单位改为试行自负盈亏后，工作效卒和设计质量有明显提高。这是设计人员在精心推敲一座大型剧场的设计方案。

新华社记者 傅振欣 摄

首都知识分子现状的调查说明：

还要继续纠正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偏见

首都北京是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也是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对于落实党中央关于首都工作方针的四点建议，把首都建设成为第一流的现代化城市，具有重要意义。最近，记者对首都知识分子的现状作了一些调查。各方面提供的情况表明：粉碎“四人帮”以来，经过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推翻“两个估计”，平反冤假错案等大量工作，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工作有劲了，敢于讲话了。但是，许多单位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还不能说已经充分地调动起来，他们蕴含着的智力也还不能说已经充分地挖掘出来。影响他们发挥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些部门和单位的领导对知识分子仍然抱有不同程度的政治偏见，总认为他们政治上不大可靠，思想上问题很多，不把他们当作自己人。

知识分子的实际表现究竟如何？据北京市有关部门的调查，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不仅是人民群众中科学文化水平最高的一部分人，而且觉悟水平也是比较高的。这表现在他们拥护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拥护四项基本原则，思想比一般人更为解放，工作上有责任感和事业心。许多知识分子十分珍惜时间，下班后回到家里，也坚持学习、写作、备课、批改作业，总想为国家多做点事。他们当中搞不正之风的和违法乱纪的也比较少。当然，有些人思想上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党组织有责任热情地帮助他们继续进步。

尽管广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工作上、纪律上的表现是好的，但是，不少单位还是把知识分子看作是“他们”而不是“我们”。有个大学统战部门的同志提出要切实解决知识分子的实际困难，有的领导同志就斥责他：“你还是站在他们那一边，为什么这样为他们使劲？”有个县在套改农业技术人员的职称时，有的领导干部就说：“这太便宜他们了，又想当农艺师！”还有些单位的领导对知识分子总是百般挑剔。知识分子提点意见，就说他们“翘尾巴”。话说多了，说他们“夸夸其谈”；话说少了，又说他们“阴”。

不把知识分子当作自己人，还表现在一些应由专家作决定的事，不放心让专家去办。市科委一位干部以评定技术职称为例说，按照国务院批准的规定，技术人员的职称应由评定委员会评而定之，而且评委会是党委批准成立的，本该有职有权。但是，实际上不少单位还是党委的一些同志说了算，评委会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由于思想上不把知识分子当作自己人，一些单位提拔知识分子干部的阻力很大。有些工厂大专毕业的技术干部很多，但领导干部中具有大专文化水平的很少。有的职工反映说，我们厂的领导干部只相信和提拔自己的“师兄弟”，不大信得过知识分子。

对待知识分子的政治偏见，不仅领导干部中有，而且在一般行政干部和职工群众中也有。例如，在工厂企业里，后勤人员为生产第一线服务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在学校、医院、科研、出版等单位，一些后勤人员却不愿为第一线服务，认为这是“伺候”知识分子。由于思想认识问题没有解决，工作上也就不能很好地为业务工作着想，许多具体事务只得由教师、医生、科研人员自己干。有个大学修理温室，要教授自己骑自行车去买玻璃。有的大学的教师编出教材后，要自刻蜡版，自己油印。这实际上分散了知识分子从事专业工作的时间和精力。

由于对知识分子仍然抱有政治偏见，许多单位不注意在可能范围内照顾知识分子的利益，解决他们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到了一些基层单位，也往往打了折扣，影响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北京市一些从事知识分子工作的同志指出，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偏见，说明长期以来对待知识分子的左倾思想的影响至今仍相当严重。他们说，多年来，我们许多同志不把知识分子当作国家的主人，仅仅看成是“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许多知识分子实际上成了打击对象。粉碎“四人帮”以后，虽然党中央一再强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一些领导干部仍然没有破除左倾思想的影响，对知识分子在四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不认为知识分子是四化建设的依靠力量。因此，要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不仅要从理论上，而且要从实际工作上继续肃清左倾思想的影响，消除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偏见。

本报记者 邵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