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月25日 · 第3版

迎新春，集市“三多”

在我们这里，一进腊月，从初一起，再逢集日就是年集了。初一这天，正逢兴济镇集日。今年的年集上出现了往年少见的“三多”。

望不到头的肉摊

在肉市上，一口口肥猪，有的还在冒热气，分明是刚宰的；一头头红白分明的整羊，在被娴熟地剔割、分开；各种香肠、腊肠、肥肠、杂碎等，排成两大溜。一位老大娘指着一块瘦猪肉说：“给我称二斤瘦的。”卖肉的问为什么不愿要肥肉。大娘笑了笑说，队里分了芝麻油，自己还有花生油，再也用不着拿肥肉炼油吃了。老人说，买了肉也不是留着过年；等过年买肉，就不是几斤的事了。

买不尽的金丝枣

当人们在春节里吃起香甜的年糕时，一定会想到驰名中外的沧县金丝小枣。前些年，老百姓过年吃不上年糕。因为地里不准种粘粮食，树上很少挂红枣。党的农村政策的春风，吹来了枣市上的繁荣景象。红玛瑙一样的金丝枣又点缀在集市上。有个天津客人抓起一把枣感慨地说：四年前我来买过一次枣，价钱贵不说，整个集市上就两份。卖枣姑娘说：今年不是两份，而是二百多份了。同志，您要买多少？

挑不过来的家具

瞧，那个小伙子正围着大衣柜左看右摸呢。有一群群的姑娘，正在挑选哪一件家具适合做“陪送”。今年春节，将有不少对姑娘小伙结成夫妻。他们有的自己做，有的拿着钱到集市上挑选。今年的家具上市量是空前的。橱柜、大衣柜、衣箱、炕桌、各种桌椅，颜色不同，式样不同，称得上琳琅满目。

春节市场上何止这三多！各种禽、蛋、鱼、干粉、佐料应有尽有。这真是新年快乐，人民生活大提高。

河北沧县兴济镇 杨耀峰

我的家乡湖南新化县白塘公社星星大队十四生产队，地少人多。前些年，在极左路线影响下，处处“割尾巴”，社员们经济一直困难，年复一年，江山依旧，破破烂烂的房屋，无一更新。

党中央两个有关农村政策的文件给农民添上了金翅膀。两年来，家乡大变样，全队已有16户盖起了砖瓦房。

我们在农村的工人家属也同样插上了金翅膀。我家有四口人，爱人基本丧失劳动能力。前些年，虽然每人平均口粮有五百多斤，但全靠我一个人挣钱负担，经济比较困难。后来，我爱人搞起了家庭副业，为社队企业加工鞭炮引线，一年可收入二百多元。尽管生产队实行按劳分配加照顾以按劳为主的政策，我家一年要少分配粮食六百多斤，但是我爱人一年的副业收入可以购进近千斤议价粮，生活比过去宽裕了。我在矿上也越干越安心，越干越起劲。个人也增加了工资。所以我这个在农村无劳力的工属户，也盖起了六十多平方米的新砖瓦房。

湖南金竹山煤矿 任彦平

早几年，为父亲进城来的事，我爱人亚芝和我经常干架。

我父母年近六旬，都住在乡下。前些年，每年做的工分钱，只能买回一点基本口粮。自留地不准搞，鸡鸭也不敢多喂，老人家要买点肉呀、油呀，添两件衣服呀，都没钱，只好月月进城向我要几元钱。次数多了，我那口子脾气就来了，进门没个好颜色，出门没个好看相。常常是父亲前脚刚出门，她后脚就跟我吵起来。一头是父亲，一头是爱人，两边都不敢得罪，您说我心里好受不？

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经济越来越活了，我父亲进城的日子也越来越多了，我们两口子反而没有干架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去年七八月间，长江水位上涨，不少地方被淹。我父亲所在的那个生产队二百四十多亩水稻，淹了八十多亩。可一百多口人拧成一股绳抗灾，奋斗几天几夜，硬是把积水全排出去了，水稻一点没受损失。秋后一算账，比风调雨顺的上一年还增产了十一万多斤。全队38户社员，户户都进钱，上千元的足足有一打。就连我父母亲那么个“老弱劳力”，也进了二百多元钱。加上卖的肥猪钱、自留地上的蔬菜钱，存折上端端正正写着500元。我父亲心里畅快，月月进城来。一进门，他就把大包小包的农村土特产往桌上堆，把在街上买的花花绿绿的衣料朝孙子的身上塞。然后带着两个孙子到大街上看热闹去了。看到他们爷孙快快乐乐的样子，我那口子喜得嘴巴半天都合不拢。您说，怎么还会干架呢！

湖南岳阳县卫生局 蔡晓华

当你沿着蜿蜒曲折的公路来到江西奉新县的一座群山环抱的偏僻山镇——罗坊公社所在地罗坊的时候，一座长方形的楼房映入眼帘，只见一批批社员和社办企业职工，进进出出，好不热闹。这里，就是最近由群众自愿集资兴办起来的罗坊公社文化站。

这个文化站办得如何？我陪同正在这个公社检查工作的县委领导同志来这里一看，正如群众所说，好着哩！这个楼上楼下近两百平方米的山镇文化站，有图书室、阅览室、文娱活动室，还有一间可以容纳一二百人的电视放映室。当我们进入各室参观的时候，碰巧遇上收工后的社员和刚刚下班的职工，三三两两地涌进阅览室翻阅各种书刊、报纸；更有那天真烂漫的青少年们聚在文娱室内，有的下象棋，有的打扑克，还有的在讲故事，……这叫人看了，怎不心花怒放！

当我们转到电视放映室的时候，公社领导同志兴奋地说：“自从购买了电视机，这里每天晚上都是座无虚席。”据说，电视放映室实行购票入场，每张票只卖二分钱，既经济，又能维持公共秩序，很受群众赞赏。文化站从放映电视节目至今，已经收入二、三百元，为继续办好文化站开辟了新的资金来源。

我们向群众了解他们自己拿钱办站的原因，他们都高高兴兴地向我们讲了这样两条：一条是比较偏僻的山区，群众生活改善了，迫切需要活跃文化生活，所以大家能够自觉自愿筹集资金兴办文化站；一条是公社领导关心和重视社员群众的文化生活。据说，公社党委书记每次出外开会，都要为文化站代买一批新书，人们都把他称作“义务采购员”。

夜幕已经降临罗坊镇，电视节目又要开始了！我们依依不舍地结束了这次访问。大家都从内心祝愿山区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

江西奉新县委宣传部 宗德生

建议与要求

严冬，辽阔的洞庭湖洲刚刚进入收获季节。迎着凛冽寒风，人们在收割芦苇、捕捞鱼虾和猎获野鸭。这里得天独厚，大自然慷慨地献出大量财宝。但是，从整个湖洲来看，丰厚的自然资源，并没有为人们所充分认识，特别是由于种种原因的限制，没有得到合理的开发利用。

湖洲经济价值最高的要算芦苇。据说一亩芦苇稍加培育，可产芦苇一吨，如能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产值可达千元。湖南岳阳县所属芦苇场产量占全国芦苇总产的7％，二十年来，他们为国家提供造纸原料近一百万吨，相当于200万吨木材。然而这个芦苇产量居全国首位的县，30万亩可种苇的湖洲中，还有十多万亩白白空在那里。有芦苇的地方，由于管理跟不上，产量也很低。1980年，岳阳地、县科委在大湾芦苇场进行100亩科学种苇实验，亩产高达1．3吨，而大面积生产还不到0．7吨。据说，其他一些县的产量更低。

其次，湖洲地形复杂，捕鱼养鱼潜力很大。据岳阳县湖管局统计，该县湖洲的内湖和湖汊水面有六万多亩，已经利用的只有四万亩，产鱼一万担。如果全部利用，可产一万五千担，再搞点流水网养等科学养鱼，产量就更可观了。

第三是狩猎。冬季的湖洲是野鸭、野雁等多种野禽栖息的场所，可是现在捕猎者寥寥无几，岳阳县年产量不上百担，有的技术已经失传。

第四是柳条资源丰富。岳阳县湖洲有柳树两万多亩，每年可产柳条万吨。柳条可作矿帽、柳条篮、椅和其他日用品。由于芦苇场无力建厂加工柳条，外面收购又不及时，绝大部分柳条没有采集，或采集后没有利用。去年岳阳县老港芦苇场一次就烧掉一千多吨柳条。

第五，湖洲有不少地方可作牧场。据有关部门介绍，一头牛最多只要五亩湖草，还可养湖羊、草食鹅等。新洲芦苇场职工个人养了400只鹅，以湖草为主食，长得很好。另外，湖洲上的苇泡，可以加工芦席，篱蒿可以作猪饲料，有的地方还可以养蚌育珍珠。从一定意义来说，湖洲开发利用的潜力比某些山区、丘陵区要大得多。

充分开发利用湖洲资源，当前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首先是在生产方针上，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再也不要搞那种片面“向湖洲要粮”，毁芦苇开荒的蠢事了。同时，希望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重视和支持开发湖洲，建设湖洲，让这个绿色宝库为四化贡献出更多的财富。

湖南岳阳 陈荣昌 敬怡 南生

读者来信

从阳曲县近两年的药材收购中可以看出：有的地方的群众采集药材不受限制，滥挖滥刨，严重破坏了野生药源的衍续繁生，药源面积逐渐缩小，有些药材有枯竭断种的危险。

1979年，这个县收购药材达180，246斤，而1980年却只收购了30，380斤。除去一些药材因库存量太大，去年未予收购外，问题就在于药源少了。1979年，国家下达黄芩收购指标是一万斤，收购了30，583斤；知母收购的指标是2．8万斤，收购了29，450斤。1980年，黄芩指标为二万斤，只收购到6，224斤；知母收购指标是2．6万斤，仅收购到6，554斤。卖药材的群众说，村子附近的黄芩、知母已经挖光了，采药要去偏僻的山林。因为采药的人多，山上的黄芩、知母也不多了。

基层收购人员看到药源遭到破坏，有时向群众强调一下要注意保护；可是一看到国家下达的指标，为了完成任务，还是说“多多益善”。这就助长了滥采滥刨。所以上级有关部门在下达收购指标时，既应考虑市场销售情况，更要掌握各地药源情况，从全盘、长远着眼，统筹安排。

山西太原市阳曲县医药公司 牛荣先

读者论坛

由于工作的关系，近年来接触了大量的文稿。从阅稿中发现一些问题，突出的是有些文章层次不清，语言混乱，错别字很多，标点符号滥用。象我们这样的科研单位，平时全靠文件开展工作，问题如此严重，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现在还是从“空纸一文”谈起吧！拟稿人是位理工科大学毕业的技术员，他起草的一个通知中有一段话，是为了说明计划、要求虽然写在了纸上，但没有兑现，等于一张白纸。显然，用“一纸空文”这个成语来表达较为妥贴，可是他却用了“空纸一文”来形容。这样就闹了笑话：既然是“空纸”，何有“一文”？有“一文”，何为“空纸”？然而，这并不是个别现象。

再以比例关系而论，语言混乱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前些日子，参观计划生育和人口理论展览，当讲解员介绍各国按人口平均生活水平时，竟说我国比一些先进国家要低几百倍。1980年7月10日《健康报》第四版《黄瓜》一文说：“黄瓜虽有种种好处，也有不足，胡萝卜素的含量比西红柿少十倍，维生素的含量也比西红柿少五至六倍”。1980年《红旗》杂志第24期的一篇文章中说：

“这种现象在我们这里并不是没有了，还是有，而且还可能滋长。但是，同资本主义国家比，少得不知多少倍。”以上这些说法，都是不科学、不恰当的。作为同类事物，在进行数量比较时，大数可以是小数的若干倍，而小数只能是大数的几分之几，绝对不会出现少几倍、几十倍、几百倍等情况，因为少一倍就等于零了。

在我国历史上，产生过许多善于使用语言的巨匠。他们很重视语言的选择和使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这一工作，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重要社论。解放后的17年，培养了大批人才。但是，在十年浩劫中，广大知识分子被戴上“臭老九”的帽子，很多有才华的人遭迫害、受摧残，并贻害了年轻的一代。在文化教育事业上的后遗症，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这种语言混乱现象的继续存在，在政治上是对于人民利益的损害，对于祖国的语言也是一种不可容忍的破坏。每一个人都有责任纠正这种现象，以建立正确地运用语言的严肃的文风。”（引自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社论）鉴于这种考虑，我以为，还是把问题提出来，以引起人们的重视，采取措施，在使用语言方面改变这种不能容忍的混乱状况为好。

希望党和政府加强对文化教育事业的领导，从中、小学就打好基础，理工科大学也应重视语言文字基本功的训练。

建议党、政机关各部门加强语言文字工作。记得1980年初，有的部门曾连发三个通知，对所发的文件进行更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恐怕是与审查、把关不严分不开的。这里我想引《论语·宪问》中的一段话：“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孔子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郑国的外交文书，是由大夫裨谌起草的，经大夫世叔研究评改，外交官公孙子羽修饰，最后由大夫子产润色加工而成。由此可见，古人是很重视语言文字工作的。我们应该引为借鉴。

北京 王文滇

广东紫金县中坝公社，有上千人出外卖虎胶。这班人，三五结伙，穿州过省，北至山东，西至云贵，迹遍十数省。不明真相的人，认为紫金县中坝公社一定有很多老虎。谁知道这个上千人卖虎胶的地方，一只老虎也没有，他们卖的都是假虎胶。

他们摊上摆出的“虎爪”、“虎鞭”、“虎胎”等虎体标本，都是用牛、猫的机体炙制而成。此地有一二百年制做这种

“标本”的历史，工艺精巧，能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

这班人出外卖假虎胶，有伪造的江西、广西及广东等省、区部分地区的单位证明、证章及介绍信，故得以在国内通行无阻。

最近，紫金县公安局虽然对此事作了严肃处理，缴获了四百多斤假虎胶药品，拘留或教育了一批虎胶客，但仍有数百个卖假虎胶的人，流散在国内16个省、区的城市和农村，继续骗人。因此，呼吁各界人士注意，遇到卖假虎胶的，切莫受骗上当。

斌勇

我因事外出，碰到不少采购员，发现他们中的一些人，除持有本身证件外，还有一个乃至几个单位的介绍信或空白介绍信，有的证件上的单位和本人所在单位并不一致。据说，有的采购员是因为“有本事”，被外单位高薪高补贴聘请的；有的证明信是找关系弄来的；而空白介绍信则是为了“以应急需”。我觉得目前社会上滥采购、滥贩卖、合伙投机倒把之风，恐怕与乱开证明信不无关系。希望各级管公章的同志注意。

湖北潜江县浩口公社樊场大队 李祥荣

读者来信

去年秋天，我们来到河北沙河县城关公社九家铺大队，一下车就看见白茫茫的地块连成了片，干部和群众喜笑颜开，共享棉花丰收之欢乐。老支书张军同志笑咪咪地对我们说，去年他们大队种的150亩棉花可算是历史上最好的一年，现已采摘交售棉花二万多斤，超额81．8％完成了任务。加上地里没有摘的棉花，总产可达到2．5万斤，平均亩产皮棉达到166斤，比亩产最高的1973年多32斤。全大队棉花劳动日值四元九角，除去化肥、农药、电费、粗肥等开支外，一个植棉劳动日纯收入是四元一角三分。

棉花大增产不但壮大了集体经济，社员们也宽裕得多了。全大队平均每户能得棉花超额奖120元，薛自明、孙士华、韩学灵等户得奖都在300元以上。

为什么今年棉花收成这样好？老支书介绍了两条经验：

其一，实行了“联产到劳、以产记工、超产奖励（按劳动力包地块，以产量记工分，超产部分50％奖社员）”的生产责任制，群众生产积极性很高，点种、浇水、追肥、打杈、治虫等，做得及时、细致。大家为了多做贡献多得奖，都把全部心血用在了集体生产上，关心集体生产胜于关心自留地。

其二，吸取教训，因地制宜，不照搬外地经验。老支书感慨地说，这些年来，我们吃了照搬外地经验的亏，搞了七、八年棉麦间作，结果棉花成熟晚、质量低，种麦时不能机耕，底肥不足，棉麦都减产。去年实行棉麦分种，棉花产量可比搞间作套种时的1978年提高一倍多，粮食增产也在二成以上。

河北沙河县供销社 路克英 薛顺达

读者来信

编者按：《也谈记者的苦恼》一信已发表九个月了，但信中反映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现在张文直同志再次来信，要求尽快妥善解决鸭口煤矿的问题。我们也希望有关部门引起注意，实事求是地解决这个问题。

1980年4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写的《也谈记者的苦恼》一信后，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仅我个人收到的干部和群众的来信，就有50件之多。他们勉励我丢掉苦恼，继续同官僚主义作风作斗争。

可是，这封信在我们陕西省却没有起到它应有的作用。我是《陕西日报》驻铜川市的记者，经常在百里矿区采访。这里的许多同志问我：“王福顺有这么严重的问题，为什么得不到处理？”当地的一些负责人提出：“《人民日报》登了你的稿件，你们《陕西日报》为什么不转载？王福顺的问题，难道就这样不了了之？”去年5月6日，西北五省、区在兰州市举行新闻讨论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一位同志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当然，《人民日报》刊登了，省报转载不转载都无关紧要，关键是要解决问题。

如果说我们省里不愿意解决鸭口煤矿党委书记王福顺的问题，恐怕也不是这样。去年《人民日报》刊出我的信之前，寄清样给我们陕西省委征求意见时，省委、省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中，就有六位作了批示。省经委主任张铁民在3月17日批道：“王福顺同志‘三不下楼’事，清查中搞逼供信事，以及不处理卡罐事故，而后去看戏，这些都是实在的。我了解核实后都曾给上级作过报告。”副省长何承华3月19日批示：“按铁民同志所说，王福顺的几个主要问题均属实，如此，就不光是发表这篇稿子的问题了，而应该将王的问题交纪委处理，借以整顿党风党纪。”主管省纪委工作的省委书记严克伦在3月23日批示：“同意公开发表此信。请以铜川市委为主，省煤炭局党组、省委纪委派人参加，彻底查处王福顺同志的问题。”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在报纸刊出文章的第二天，批示：“这件事，省委纪检委和铜川市委应当查清真相，加以处理。”

然而在报纸刊出《也谈记者的苦恼》一文后，铜川市委纪委曾多次打电话给省有关部门，也没说不解决；可是，却以种种理由推辞。现在，时间已过了八个月，问题仍然不得解决，这在整个铜川市和我省煤炭系统产生了极坏的影响。有人就说：“报纸登了管啥用？你记者苦恼有什么用？”

其实，就我个人来说，有什么苦恼可言？我把鸭口煤矿的问题实事求是地报道出去了，解决不解决问题，那是省里的事，与我个人的关系并不大。可是，听了干部和群众的呼声，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应该向党和人民负责，不把这件事报道彻底就是失职。为此，我再次向你们反映。希望借助贵报，能使鸭口煤矿的问题尽快得到妥善解决。搞四个现代化，时间是实在耽误不起啊！

《陕西日报》记者 张文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