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月21日 · 第5版

本报评论员

在具有历史意义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向文艺工作者提出：“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

去年，当我们刚刚迈入八十年代第一个春天的时候，胡耀邦同志又一次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应该反映全国各民族的工人、农民、战士、知识分子、干部、青年、妇女，加上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为四个现代化英勇献身的情景和场面，以及他们的内心世界的活动。”“反映当前全国各族人民如何同心同德搞‘四化’，这是最值得大写特写的题材”。

这是历史和时代的号令。这是生活的要求。这是人民的呼声。这是时代、生活和它的主人——人民赋予我们这一代文艺工作者的光荣历史职责。

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根本的事实，就是经过了十年的大动乱，经过粉碎“四人帮”以后的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我们这个拥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国，终于在共产党领导下真正迈开步子，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轨道。实现四化，已经成了十亿人民的共同战斗口号和一致的实际行动，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生活的主流。每一个阶层、每一种行业、每一个人，包括文艺工作者在内，都不可避免地卷到这个新生活的巨大洪流中来。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因此，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成了我们整个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这个斗争的目标是宏伟的，它不仅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它不仅会带来生产的提高和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而且将带来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大改革和人们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这场斗争又是困难而艰巨的。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林彪、江青一伙给我们留下的严重内伤，成堆成山的问题所带来的麻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设置了重重障碍。有的同志把这种情况，形象地称之为“艰难的起飞”。但是，不管怎么艰难，我们毕竟开始“起飞”了。越来越多的人，从这一斗争中，看到了祖国的前途、希望，增强了信心。

如果我们承认文艺是生活的反映，难道能够面对这构成我们生活主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不予热情反映吗？如果我们承认文艺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难道能够不去为关系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吗？作为社会主义的文艺工作者，是有责任努力表现党和人民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业绩的。我们有责任用自己的艺术创作，去鼓舞人民群众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还要在建设我们民族的高度精神文明中，发挥文学艺术的独特作用和威力，帮助人们树立共产主义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同志式的关系等等，成为名副其实的“灵魂工程师”。

“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这是邓小平同志正式宣布过的党中央的坚定政策。这与党中央一再向我们提出的上述号召是不是矛盾呢？不。写什么和怎样写，是作家自己的事，他们应当享有充分的创作自由。但是，这决不意味作家能够离开时代和生活，把创作过程当作一种不受任何制约的、随心所欲的过程。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生活内容，也就产生什么样的文学和艺术。人们的审美观点和审美要求，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变化。每一个时代的作家和艺术家，都离不开产生他自己的那个时代、生活、人民的土壤，都免不了这样或那样地受到时代、生活、阶级和与此相联系的作家本人的立场、世界观、视野、才能等等的制约。而历史上的进步作家和艺术家，则几乎没有例外地，都自觉地站在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前列，同时代跳着同一个脉搏，和人民共着命运，听命于历史，听命于人民，在无限广阔而丰富的生活中，吸取创作的灵感，选取他所认为最有意义的东西加以表现，参与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工程。党中央号召我们努力表现党和人民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业绩，并不是对作家的创作过程的干预或对创作自由的限制，而是要求我们的作家更自觉地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和职责，使我们的文学创作跟上历史前进的步伐。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也是符合文学艺术本身发展的规律的。

提倡表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斗争，会不会带来题材的单一化和狭隘化呢？当然不会。第一，党中央历来主张百花齐放，提倡题材的多样化。现在提倡表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只是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对这方面的题材给予足够的重视，并没有排斥其他题材，也没有硬性规定每一个作家、每一个作品，都必须以四化为内容；第二，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斗争，也绝不是提倡什么“生产小说”、“田头文学”、“车间文学”，要作家去写工人和农民的生产过程，也没有为这种作品硬性规定一成不变的模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十亿人民的伟大斗争，作为一次新长征，它本身就是十分广阔而丰富多采的。从工厂到农村，从干部到群众，从中央到地方，党政军民学、男女老幼青，不同行业、不同人物、不同生活，这是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这里有文艺工作者大显身手、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英雄的事业，它需要英雄，也一定会产生英雄。对于那些四化的创业者，对于各条战线的新人新事，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去歌颂；对于人们中间的消极、悲观、颓废、无所作为、涣散人心的落后思想，我们应当满腔热情地去说服；对于阻碍四化的官僚主义、专制主义、特权思想、不正之风，则应当敢于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和鞭挞。我们要反映的是四化斗争中的人的命运、人的精神面貌，塑造各种各样人物的典型，只要真正从生活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进行艰苦的艺术创造，就不会产生单一化和狭隘化的倾向。

我们高兴地注意到，1980年以来我国文艺创作中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斗争的作品，有着明显增长的趋势。中短篇小说、话剧，特别是报告文学出现了许多优秀作品，它们直接地、迅速地热烈歌颂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斗争的工人、战士、科学家、医生、运动员、干部、艺术家等等的生动形象。电视剧也出现了一批反映四化斗争的作品。令人高兴的是，我们有一批中青年作家，长期深入农村，写出了一批反映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斗争的农村新人形象的作品。农民是占我国人口80％以上的一支强大力量，他们应当在我们的文艺作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当然，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的文艺创作，还赶不上生活本身的飞速发展。我们的创作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的艺术门类，至今还没有产生出较好地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斗争的作品。有的作者错误地认为不再提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也就不应当提为我们的革命事业服务。有的同志把“自我表现”提到了“最高美学原则”的地位，不考虑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有些作品存在着某些不健康的倾向和情绪。有些作品脱离生活编造情节，远离了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这虽然并不是创作的主流，但却是应当引起注意和在艺术实践中加以解决的。

为了深刻地反映四化斗争，我们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能够深入到四化斗争的生活中去，熟悉各种各样的人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分析四化斗争中出现的新事物、新思想、新矛盾、新问题、新人物。作家要写自己所熟悉的，这是不成问题的。但任何一个作家对任何一种生活，都有一个从不熟悉到熟悉的过程，如果自己不熟悉的就不努力去熟悉、去反映，那么世界上一切新的事物、新的生活就都不会进入作家的创作领域了。因为新的事物、新的生活刚出现时，总是人们所不熟悉的。我们不能因为“不熟悉”而不去反映四化斗争，我们不能当一个四化的旁观者。我们期望在今后，有更多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作品问世，它们不但在思想内容上应该是深刻的，而且在艺术水平上也要不断提高。我们要以自己最好的作品，贡献给为四化而斗争的人民，给他们以精神食粮，在人民中注入凝聚力和向心力，振奋民族精神，促进安定团结，同心同德、万众一心，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而奋斗。

陈伟远

自从报上开展“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讨论以来，地方党委分管文艺的宣传部门也极为关心。我们宣传部门的同志，主观上都是想把工作做好，使社会主义文艺尽快繁荣起来，这个愿望与广大文艺工作者是共同的。在讨论中，许多文艺工作者发表了很好的意见，讲出了自己积在心里的话。其实，宣传部门的同志也有自己的苦衷。三十年来的历史表明，抓文艺工作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破坏以及我们党的工作中的失误，建国以来较长时间里，文艺界一直是多事之地，是社会上一条最敏感的神经。宣传部门的很多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挨了批，打倒“四人帮”以后又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随着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深感文艺体制要改革、党对文艺的领导要改善的同志越来越多，但是究竟怎样改，心里并不是十分有数，不仅一些认识问题要统一，而且有些问题还要通过实践去解决。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些同志感到对文艺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处于两难的境地。有的认为，既然过去干涉太多，今后少问为好；有的认为既然以前管得太具体，那现在就来个“原则领导”；有的听到文艺要“无为而治”，就认为宣传部门无所作为，无事可做了。因此，一方面，横加干涉的现象尚未绝迹，另一方面，任其自流的情况也在冒头。这在历史的转折关头虽说是难免的，但也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这里，需要划清一些界限。文艺领域中“左”的影响必须继续坚决清除，横加干涉必须取消，但是由此把党对文艺的领导简单地归为“无为而治”是不妥当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文艺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不仅要具备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且要创造高度的精神文明，这正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显著标志。社会主义文艺作为人们的精神食粮，在陶冶人们的思想情操，改造社会的道德风貌，用共产主义精神培育一代新人等方面具有重大的作用，这项任务只能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广大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共同努力才能完成，这是一个起码的常识。至于对文艺干涉太多和管得太具体的问题，也要作分析。如果是横加干涉，多了当然不好，少了干涉也有害。如果这种“管理”是瞎指挥，那就不论是具体的管还是原则的管都是要不得的。

问题在于弄清楚党对文艺怎样进行正确有效的领导。党对文艺事业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有所作为，当然，这个作为不是领导人凭个人兴趣、意志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也不是包揽一切，无所不为。而是：一，路线要正确；二，职责要明确。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性的。职责是否明确，权限是否适度也很重要，超越这个界限，正确的东西也会成为谬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在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的同时，明确规定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这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样，给作为社会主义精神生产的文艺确定了总的指导原则。“二为”准确鲜明地阐述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和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需要，是服务于社会主义这个伟大事业的。“二百”则是实现“二为”所必须遵循的正确途径，它表明社会主义时代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内容是丰富多采的，它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文艺这种特殊的精神产品必须在鼓励创造、互相竞赛的环境中才能得到发展和提高，才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生活不断增长的需要。当前我们就是要遵循党中央对文艺的方针，总结过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明确党在领导文艺问题上，哪些是应该做的，哪些是不应该做的，进一步明确从哪些方面进行领导和通过什么方式实施这种领导。过去就党的宣传部门来说，一方面，确有许多属于文化行政部门和文艺单位本身的职责给包揽了，另一方面，又有不少应该做的重要的工作没有去做，或者做得很少很粗。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只有摆脱那些不应包揽的行政事务，真正集中精力扎扎实实去从事党应该做的工作，才能真正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从而加强党对文艺的领导。现在看来，在实行了党政分工以后，地方党委的宣传部门仍有大量工作要做，我认为，至少要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一、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是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党对文艺的方针政策，既受党的政治路线的制约，又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我们要自觉地而不是盲目地执行党对文艺的方针政策，就必须努力理解和掌握文艺的理论基础。同时，对文艺领域中一些问题的探讨，需要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加以分析，才能实事求是，揭示真理，发展真理。过去的问题往往是就事论事，或者无限上纲，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文艺事业是创造性的精神劳动，“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可是，任何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活动都不能不受到自己世界观和艺术观的影响。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来影响他们，指导创作，使他们能够用科学的世界观和艺术观来观察世界，塑造典型。过去，较多地忙于具体事务，忽视文艺理论的学习。因此，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就要改变文艺理论薄弱的状况，要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同志的有关论述，结合总结我党成立以来特别是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包括粉碎“四人帮”以来文艺创作新的实践，努力掌握社会主义精神生产的规律。

二、加强调查研究，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过去往往习惯于给作者下达硬任务，指定作者写什么甚至怎么写，这是违反艺术生产规律的。但是，根据时代的要求，形势的发展，群众的需要，提出一个时期创作的要求是必要的。为此，要经常进行社会调查，考察各种文艺作品对人们的影响和社会效果，总结新的经验，发现新的问题，提出新的要求。为了尽可能得出正确认识，在调查中既要选择若干典型作品作微观的分析，又要对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进行宏观的综合研究。

三、加强文艺评论，正确进行引导。作品、节目的审查一般应由出版单位和演出单位自行负责。对有争议的作品，不要由党委来裁决，应当通过恰当的形式展开讨论，充分发扬艺术民主，广泛听取各种意见，让群众去鉴别，由实践作检验。宣传部门同志的意见也可以讲，应当讲，但是不要随意下结论。要加强报刊和其它形式的文艺评论工作，并结合群众推荐和评选，表扬鼓励优秀的作品，批评消极落后的东西，加以引导，这样既能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又能提高人们的鉴别能力和欣赏水平。至于那些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违反社会主义法纪的，则应按照法制处理。

四、加强同文艺工作者的交往，努力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创作条件。文艺工作者是从事创造性的精神生产的，按照恩格斯所说，他们属于脑力劳动的工人阶级，是劳动人民的组成部分，是党的文艺事业的依靠力量。要改变过去存在的对知识分子的偏见、隔阂和不必要的戒备。过去有同志说文艺界人士“亲不得，疏不得，冷不得，热不得，重不得，轻不得，压不得，捧不得，搞不好就会弄得自己哭不得，笑不得”，这种说法是不对的。领导要同文艺工作者推心置腹交谈，了解他们的思想，反映他们的要求，维护他们的权利，解决他们的困难，给他们提供创作的方便。对于一些人身上的弱点、缺点，则要做过细的思想工作，进行同志式的帮助。既要重视文艺工作者中的党员作用，要求他们模范地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同时要求他们团结广大的非党的文艺工作者；既要尊重老一辈的名家，又要培养扶持文坛新秀。这样做，才能激发他们主人翁的责任感，努力造就一支宏大的有高度政治觉悟的有厚实生活基础的有较高艺术修养和技巧的文艺大军。

我想到的几个方面是很不全面的，但是要真正做到和做好也不是容易的。它既是宣传部门在抓文艺方面工作重心的转移，也是从思想、工作到作风、方法的改进。因此，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大有可为。

（注：本文作者是中共江苏省镇江地委宣传部副部长）

新花赞

蒋守谦

柯云路的短篇小说《三千万》在1980年11月号《人民文学》上发表以后，立刻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篇作品及时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塑造了一个力挽狂澜、敢于开创新局面的老干部——丁猛的形象，发人深思，催人奋起。

小说的矛盾冲突，是围绕着某维尼纶厂扫尾竣工的追加投资问题展开的。这的确是一个令人蹙眉扼腕的局面。你看，这个厂子，动工前的总概算是五千万元，“十年来，一而再、再而三地因超支而追加投资，已经花了一亿五千万元了”，现在，还要追加三千万元，简直成了个无底洞。据说，人人都认为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现状”。厂党委书记兼工程总指挥张安邦大搞假预算，“混算帐”，把实际所需一千五百万元的投资，谎报成三千万，用这笔巨款去开后门，拉关系，搞交易。他还振振有词地说：“现状就是这样”，非这样干不可。他知法犯法，软硬兼施，企图迫使前来审查这个追加投资的省轻工业局党委书记兼局长丁猛接受这个“现状”。一旦遭到拒绝，他则撂担子于前，捣乱破坏于后，闹得整个工程陷入一片混乱状态。这是何等艰难、何等复杂的一种局面呵！

然而，“疾风知劲草”。作者从现实生活出发，毫不隐讳地描写了这样一个在许多人看来似乎无法收拾的局面，目的在于为丁猛提供一块“用武之地”，或者说，叫做典型环境。

斯大林说过：“在国家工作和党工作的任何一个部门中，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准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程度愈高，工作本身也愈高，工作的结果也愈有效力；反过来说，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准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程度愈低，工作中的延误和失败也愈多，工作人员本身也会愈加变为鼠目寸光的小人，堕落成为一些只图眼前利益的事务主义者，而他们也就愈易蜕化变节，——这要算是一个定理。”运用这“定理”，我们既可以看清楚张安邦的丑恶灵魂，也可以清楚地懂得丁猛为什么要以那样大的决心、勇气投入到改变“现状”斗争中去。

丁猛同张安邦的差别，集中地表现在对待“现状”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上，由此而形成了尖锐复杂的斗争。“现状”并不可怕。共产党人的使命，就是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按照事物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经过自己的艰苦努力，改变各种不合理的“现状”，使之向革命的、美好的方面转化。可怕的和必须反对的，是那种安于“现状”，甚至参与制造不合理“现状”的行为。丁猛异常愤慨地说：“现状是不美妙，我也没有把你看成在共产主义社会工作。可是，你在这个‘现状’中又添了你的一份私货！……你一份，我一份，现在中国才有这样一种‘现——状——’！”一针见血，入骨三分。这就是丁猛的觉悟。这也就是丁猛之所以要那样严厉地责问自称“被现状难怕了”的厂长聂润德“为什么不退党”的依据。这同样也是丁猛为什么要那样心情沉重地告诫前来为工程队“讨高价”的谭处长“总不能连个党味也没有吧”的缘故。在今天，丁猛这样牢牢地记住被某些人抛到脑后去的“党味”和共产党人的责任，这正是他很高的政治水准和马列主义觉悟程度的活生生的表现。没有这种觉悟，怎能搞好社会主义四化建设？！

丁猛对于迅速改变“现状”，打开局面，有着坚强的信念和决心。这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而是因为改变张安邦所津津乐道的那种“现状”，是全国亿万人民的迫切心愿。这种“现状”不改变，后果就是误国害民。作品对这方面的描写是相当深刻的。你看张安邦的所作所为，全部都是玩弄权术、拉帮结伙的勾当，国家的兴亡、人民的死活，统统都被他置之度外。原来，这是一个灵魂早已被林彪、江青一伙“改造”了的人物。在十年动乱时期吃尽苦头的亿万中国人民，包括丁猛本人在内，当然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四化事业断送在这种人手里。理解人民的心愿，代表人民的利益，和人民群众紧紧地站在一起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我们就一定能够扫荡一切乌烟瘴气，开创出一个光辉灿烂的新局面。老干部丁猛深懂这个革命的辩证法。所以他满怀信心地说：“改变这一切，不过是需要一点东西，那就是：工作！”

同张安邦相反，丁猛十分注重人的政治思想工作。他作风泼辣，铁面无私，知人善任，粗中有细，往往一下子就能抓住问题的要害和与之交往者的思想症结。但是作者又没有把他写成一个神机妙算、包打天下的“高、大、全”式的“英雄”，而只是着重写他的政治觉悟、政策观念，写他如何秉公执法，依靠党的政策去做人的思想工作。他相信群众，注意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坚信只要把工作做到家，我们党的事业就一定能够调动绝大多数干部、群众去为它奋斗。因此，在他所面临的那种特定情况下，他的那些不讲情面、一针见血的直率言词，非但没有伤害对方，反而更加使人感到他的真诚和友善，更能打动人，更能温暖和唤起他所要说服的人们的良智。当他根据预算专家钱维丛的科学预算，断然砍掉三千万元追加投资的一半，张安邦进行疯狂反对，整个工程一度处于瘫痪状态的时候，他周围的人相继起来揭露张安邦的诡计，冲破张安邦那张充满了铜臭味和封建行帮色彩的所谓“关系学”的“网”，站到了党的正确路线上来。究竟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关系学”厉害，还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工作厉害？事实做了最好的回答。

当前，我国人民正在总结近几年来四化建设的经验教训，调整前进步伐，排除艰难险阻，开创新的局面。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一批批忠于党的事业、有抱负、有能力的干部正在不断涌现。文学作品中的丁猛形象，正是这些干部精神面貌的真实写照。这也是以反映人民群众心声、鼓舞人民群众斗志为主要特色的我国新时期文学创作上的一个可喜收获。

程士荣 姚运焕

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涉及问题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是调动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并把这种积极性引向正确的方向。但怎样调动和引导这种积极性呢？这就有一个党和文艺工作者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这样讲过：“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从这态度出发，于是有各种的政策、方法、方式。离了这态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错的，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便决然弄不好。”（《论持久战》）这虽然是就军队的政治工作而言，但就文艺工作来讲，也是一样的。

文艺创作是一种复杂的个体性劳动。作者需要领导的信任和放手。这样，他才能在“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里”让想象的翅膀自由地翱翔。没有尊重和信任，就无积极性可言。

首先，在写什么的问题上，我们甘肃省的领导比较尊重作家的爱好。比如在深入生活和时间安排上，领导是放手的。可以这样说，作家愿意到哪里深入生活就到哪里深入生活。我们甘肃省话剧团陈工一同志写《彭大将军》，就曾去广东、江西等地采访；武玉笑同志长期去新疆深入生活，他愿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愿意在那里生活多长时间就生活多长时间。对作家是这样，对初学写作的同志也是这样。这是不是放弃领导，任作者自流呢？不是的。恰恰相反，这正是明智的领导给作家提供了“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天山脚下》、《远方青年》的产生就是证明。

只有信任才能放手，这在《西安事变》一剧的排练演出中，表现的更为突出。1977年12月，话剧《西安事变》完稿了，演职人员要求立即排练。没有审查能排演吗？我们拿着本子请示省委宣传部领导，领导当即表示：“你们就先排吧，排出来再看。”戏，很快排出来了，剧团又请示领导，是否可以先登报？领导回答说：“登吧”；我们说：“还没审查”，宣传部领导对作者说：“我相信你们作者。”就这样，没有审查就登报了，公演了。“我相信你们作者！”只有7个字，但它却包含了领导对创作人员的深厚感情，渗透了领导对作者的理解、信任和支持。

当然，信任和放手不等于撒手不管，对任何问题都不置一问。该说的还是要说的，否则，所谓引导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即便是比较专门的创作问题，领导者也未尝不能发表意见。这里，问题在于要以平等的、同志式的态度参加讨论，不搞“人显言贵”、“唯余马首是瞻”，动不动就行使“裁判权”和“否决权”。如果这样，效果是不会好的。

话剧《西安事变》完全是在一种新的关系和气氛下诞生的。在创作这个作品的全过程中，领导同志和作者同甘共苦，一块讨论，一块研究，充满了同志的感情，充满了朋友之间的温暖。你是领导，我是创作员，我的意见你可以不听，你的意见我也可以否认。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大家都以实践为标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丝毫没有什么“人显言贵”和“人微言轻”之分别。这里的关系是平等的、融洽的、友好的。不论是领导和被领导、部长和创作员，都得服从真理，都要在创作实践中，共同探索，共同提高。有时，为一个情节安排，吵得红脖子涨脸，也得争。因为这是正常的，符合创作规律的。不论是领导还是创作员，都已从这种关系中尝到了甜头，因此也就习惯了。正因为如此，在我省创作活动中，大家感到精神舒畅，思想活跃，关系正常。

甘肃省委领导同志关于文艺创作曾经讲过这样几点意见：第一，对于文艺创作，领导要支持，要鼓励，不断从政治上为文艺工作者指出方向，帮助他们领会党的文艺方针，解放思想，敢于创作；第二，对具体创作和演出，省委不审查，有意见同作者一起商讨，不强加于人；第三，如果出了一点问题，也不要打棍子，由领导负责，帮助总结经验教训，达到改进提高的目的。这三点意见是对甘肃省委近几年如何领导文艺创作的一个总结。在这样的领导下面从事创作，我们是无所畏惧的。

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协调起来吧。生产关系改善了，何愁生产力不能进一步解放呢。这就是我们的一点主要感受。

（注：本文作者是甘肃省话剧团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