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月21日 · 第3版

本报评论员

一个时期以来，我们陆续收到许多满怀激情和敬意的表扬信或调查访问材料，称颂那些在端正党风中涌现出来的好人好事，其中有一些已在报上发表。与此同时，我们也发表了一些有普遍教育意义的批评稿件。人民群众来信或来稿表扬党员干部的好思想好作风，这是一种十分可喜的现象，说明在我们党内确有一大批时刻为党为人民着想、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做好工作的好同志。他们的模范行为，在周围群众中起着移风易俗的好作用，使遭到十年浩劫破坏的党的光辉形象又发出新的光彩，增强了人们对党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因此，我们认为，在端正党风中，在报纸刊物上充分发挥表扬的作用，是一条十分重要的经验。各级党组织认真提倡一下发现和支持积极因素的工作，把表扬好的同批评坏的结合起来，将会在端正党风方面取得更大的成效。

端正党风，我们已经有一个很好的法规可以遵循，这就是《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为了保证《准则》和有关规定真正得到全面贯彻执行，需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做许多工作，概括起来，就是“彰善黜恶”、“扶正去邪”。“彰善”、“扶正”，就要表扬和支持好的；“黜恶”、“去邪”，就要批评和处理坏的。这两方面工作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严重破坏，也由于有些同志对消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流毒缺乏自觉，我们的党风确实不如“文化大革命”以前，看不到这一点是不对的。但是，党内的积极因素仍是主要的和大量存在的，并且在不断增长，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忽视这一点同样是不对的。我们抓端正党风，要同时看到这两方面的情况，既要做好“黜恶”、“去邪”的工作，更要做好“彰善”、“扶正”的工作。可是，有些同志却往往只注意前者而忽略了后者，因而对争取党风的根本转变产生了某种失望情绪。我们党历来是一个善于除弊兴利、破旧立新的党。多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不破不立，但破并不等于立，如果在破的过程中不下功夫做好立的工作，该立的还是立不起来。应当坚持以表扬为主，有破有立，边破边立。为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而表扬和支持好人好事，就是一种立，是一种生动的、具体的、形象的立。当前，要着重表扬那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贯彻执行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上同党和人民一条心，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勇于克服各种困难，具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创业精神和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风格的好同志。这方面的工作做好了，就可以进一步巩固和发扬普遍存在于广大党员中的积极因素，促使党风进一步好转，使广大干部和群众看到我们党医治创伤的力量，增强大家在党领导下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信心。要加强党的领导，就要改善党的领导。在端正党风中掌握和运用破与立的艺术，大力发扬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就是当前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不可忽视的一项重要工作。

要运用好批评与表扬相结合的方法，就要坚持党性，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注意调查研究，克服思想认识上的片面性。党组织或同志们表扬一个同志工作有成绩，并不就意味着他的工作没有缺点和错误；同样，批评某个同志有缺点和错误，也并不是全部否定他的工作成绩。如果该表扬的不能表扬，该批评的不能批评，就不可能做到功过分明、是非分明、赏罚分明，那怎么能把我们的党风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和解放初期的水平呢？因此，很有必要在党内外提倡正确运用表扬与批评的方法，使表扬和批评真正成为我们端正党风的一种推动力量。当然，无论批评或表扬，要运用得好不容易，最重要的是要有严格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事前认真核实，褒贬注意分寸，方法力求得当，切忌冒冒失失，说过头话。

能不能端正党风，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也是一个关系到“四化”成败的大问题。三十多年来，尽管我们党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国家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和提高。因此，人民群众是拥护党的。他们清楚地知道，在当今的中国，除了中国共产党，是没有任何别的政治力量能够担当起领导“四化”建设的重任，因而对我们党寄予极大的希望。我们应当用端正党风的实际行动，来证明我们党是不会辜负人民群众的希望的。

人民解放军辽宁省军区某部离休干部邓昶今年七十五岁，会三门外语，对日文造诣尤深。1978年，他离休回到家乡辽阳，看到许多人迫切需要掌握外语，就主动担任了辽阳市文圣区工会和医院日语学习班义务教师。他教授和辅导的学生共一百二十多人，其中年龄最小的八岁，最大的五十二岁。为使学员更好地掌握日语知识，他自费买了二百五十多册有关书籍，送给大家。每次上课，他几乎都是最早一个来，上课结束，还留下来个别解答问题，经常忙到深夜。

邓昶教学质量较高，许多同志纷纷到他家请求辅导。他不论对什么人，都热情接待，满口答应，并说：“时间由你们定，只要你们方便就行。”在邓昶家访问，我们看到他写字台上有一张日程表，从早5点多到晚9点，每隔一两个小时，都有人前来学习。邓昶特意在自己家腾出了一间房子，做了黑板，买了粉笔和板擦。学员随来随教，不论春夏秋冬，刮风下雨，从没间断。有一次，文圣区医院检验士杨玉振看到天下了大雪，心想邓老大概不能上早课了。可他5点多钟来到邓昶家门口一看，只见老人已把门前屋后的雪打扫得干干净净，正静坐在屋里等候。这次他给杨玉振一人上了一堂课。市环境保护办公室技术员赵玉芳拜邓昶为师，学习刻苦，很少缺课。

当地报纸刊登了邓昶的先进事迹后，有四位外地青年给他来信，拜他为师。他马上回信，高兴地收下了这些学生，又开始了函授教学。他了解了他们的日语程度，就根据不同情况，制定了教学计划，用八开纸复写辅导材料，通过书信，解答疑难问题，布置学习作业，定期进行考核。

老师关心学生，学生爱戴老师。邓昶的学生、辽宁省昌图县两家子农场会计王新入党后，想到的第一件事是给邓老师写信，报告这个喜讯。他说：“您不仅是我文化知识的老师，更是我思想的老师，我一定以您为榜样，努力学习再学习。”

嵇然 司忠来 宫魁斌 杨民清

本报讯 通讯员张偶良、鲁守平报道：最近，人民解放军某部给所属某师防化连荣记二等功，并授予一面“光荣传统代代传，拥政爱民谱新篇”的锦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兵一到连队，防化连党支部就请本连的老首长回连讲群众工作传统，请驻地的先进人物到连作报告；还利用星期天、节假日，组织战士们到驻地社队去同社员群众一起谈形势，说生产，问冷暖，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全连同志为人民群众做好事的自觉性。连队附近有个煤矿，干部战士碰到群众拉煤，总是跑去帮助他们一辆一辆地推上三百多米的斜坡；夏秋多雨季节，邻村上学的孩子经常到防化连来避雨，干部战士每次都带上雨具，把孩子们送到村口。去年11月5日，这个连正在施工的四排战士听到吴庄大队场院失火的消息，立即赶赴现场，奋勇扑火，保住了集体财产。

防化连为人民群众做好事，从来不搞“忙时不沾边，闲时去聊天”的形式主义，而是尽量“雪中送炭”。去春小麦返青时节，野河大队为了抢时间浇小麦，要挖一条水渠，连队调整训练时间，去帮助干了两天。去年夏天，驻地天旱无雨，水井干涸，社员吃水非常困难。防化连发动全连同志人挑车拉为群众送水，后又报请上级批准，在训练返营的途中，每天用喷洒车为群众送水。三个多月里，他们共送水一千多担，喷洒车拉水二百一十多车，合五百三十多吨，满足了全村的吃用。（附图片）

济南市东郊公社七里河大队“三八”拥军队，把缝纫机抬到部队驻地，帮助子弟兵缝补衣服

新华社记者 陶俊峰 摄

张家口市煤球厂 周兰英

1968年，我初中毕业后，到蔚县南岭庄公社杨庄大队插队。在劳动中，我与社员高俊杰相互产生了爱情。1970年底，我们结了婚。婚后几年，我们互敬互爱，生活得很好。

1975年，父亲肺气肿复发，母亲又患心脏病、高血压，无人照料，我被批准返城。这对我们的爱情是一场考验。对于我的返城，爱人既表示同意，又顾虑重重。就在我要进城的前几天，有人背地对我爱人说：“小高呀！结婚这几年别看你俩挺好，这回人家调回城市，就要远走高飞了。”为了解除他精神上的苦恼，我对他说：“你不要听信别人的闲言乱语，我绝不会变心，调回城市工作，经济条件比现在要好，我只能对你更好，你就放心吧！”经过耐心的说服，总算解开了他思想上的疙瘩。返回城市，我在煤球厂当上了工人。没料到回城后，社会上的种种冷嘲热讽都向我扑来。同学们见了面，就对我说：“咱们好多同学找的丈夫，不是军官、干部，就是个有技术的工人，你怎么偏偏找个农民呢？”甚至有的同学对我说：“回城市还愁找不上一个好对象，干脆跟他吹了！”听了这些话，我心里一团乱麻。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复去地想：一个人应该确立什么样的爱情标准？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想通了：只有真挚的爱情，才能给生活带来幸福。如果一味地追求对方的地位、金钱，那还叫什么爱情？

一次，我爱人因工受伤。我把他接到市内医治，每天给他穿衣喂饭，精心护理，使他很快痊愈，回村参加了劳动。回城几年来，我俩一直相处很好，感情越来越深。（附图片）

上海手套一厂青年女工朱静芳，经过五年自学，已能独自负责全厂七台电子计算机的使用、维修和程序编制工作。

新华社记者 王子瑾 摄

上海通讯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个在六十年代学习王杰烈士高尚品质的活动中提出的口号，曾经激励了成千上万青少年，沿着英雄的业绩，奋发向上。如今，20岁的梁星玉又以自己的英雄事迹，谱写了一曲“两不怕”精神的颂歌。

甘为人民洒尽热血

1980年12月6日晚十一时半左右，两个拦路抢劫犯正在上海普陀区兰凤新村附近作案。被害人高声呼救，罪犯做贼心虚，仓惶逃窜。

这时，刚上床睡觉的上海第一棉纺织厂青年工人梁星玉，听到了呼救声，立即跃身下床。他顾不上穿衣服，穿着短裤，光着双脚，就奔出了家门。梁星玉看见一个罪犯从门前弄堂穿过，便迅速追赶上去堵截。罪犯晃动着手中的匕首，恫吓他说：“让开，不干你的事，不然就叫你吃刀子！”梁星玉毫无惧色，喝道：“老实点，别想跑！”说着，他猛扑上去，与罪犯顽强搏斗。凶残的罪犯趁梁星玉不备，向他胸部猛刺了一刀。梁星玉忍住伤痛，使尽全力，紧紧抱着罪犯不放。亡命之徒又对准梁星玉的胸部猛刺一刀。另一名罪犯也赶上来对他猛击了几拳。梁星玉因心室被刺穿，力不能支，倒在血泊之中，为人民的利益献出了宝贵的青春。

在广大群众的密切配合和支持下，公安部门很快破获此案，把杀害梁星玉的两名凶犯吴新乐、张逵逮捕归案。

梁星玉英勇牺牲的消息传开，人们怀着敬佩的心情赞颂他，怀念他，学习他那雷锋般的高尚品质。

热爱人民，助人为乐

梁星玉出生于工人家庭。他还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就以雷锋精神激励自己，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1977年5月，梁星玉和同学一起到上海嘉定县参加夏收劳动。一天深夜，梁星玉突然被阵阵呼救声惊醒。他来不及穿衣服，拿起手电筒直奔出事地点。原来是一条机帆船着火了。梁星玉立即跳到船上，和大家一起抢救，直到大火被扑灭，他才回宿舍休息。还有一次，第一棉纺织厂清花车间因机器发生故障，冒出的火花烧着了棉花包，火势迅速蔓延。梁星玉拿起消防水桶，就和大家一起灭火。火仍未被扑灭，他又扑到着火的棉包上，来回翻滚，把火苗压了下去。

梁星玉家住中兴村。邻居谁家有什么困难，他都放在心上，热情帮助。王翠珍大妈身体不好，舍不得儿子去参军。梁星玉就对她说：“大妈，一人参军，全家光荣，你家中的事，我会照顾的。”从此，他经常帮助王大妈买煤、提水。一天，王大妈患胆囊炎，疼痛难忍。梁星玉马上用推车把王大妈送到医院看病，一直忙了三个多小时，待王大妈病情稳定了，才把她送回家。事后，梁星玉又自己掏钱买材料，做了一只竹躺椅送给王大妈，让她好好休息。梁星玉家隔壁的王大爷，是个瘫痪病人，两个儿子在外地工作，身边只有两个女儿，平时洗澡很不方便。梁星玉便经常扶王大爷去澡堂。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梁星玉是老大爷的儿子呢！

对人民爱得愈深，对坏人坏事就愈加痛恨。梁星玉常说：“看不惯的事，就是要管！”小偷小摸的事他管，侮辱女青年的流氓行为他管。有一次，他在路上看见几个青年用泥块对着前面的女青年投掷，便冲上去抓住其中的一个，直到这个青年认错，梁星玉才放手。他警告这个青年说：“以后再看到你们干这种事，决不客气！”

为“四化”贡献全部精力

梁星玉进厂后，对工作从不怕苦、怕累，哪里需要，他就到哪里，工作干得很出色。

份内事积极干，份外事梁星玉也抢着干。他到清花车间不久，看见老工人准备登高疏通风筒，就对老工人们说：“你们年岁大了，登高不方便，以后这事喊我好了”，一边说，一边登高去疏通风筒。去年夏天，团支部组织修理棉条筒义务劳动，这个活需要一个人在筒内、一个人在筒外一起拧螺丝。梁星玉便抢先钻进筒里，干得汗流浃背。

梁星玉英勇牺牲了，人们为失去了这样的好青年悲痛不已。上海第一棉纺织厂的职工纷纷举行座谈，回忆他生前助人为乐的先进事迹，决心以他为榜样，为建设“四化”做出更大贡献。

新华社记者 万文毓

（本报有删节）

本报讯 通讯员方成志，记者黄智敏、吴恒权报道：1月19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遇罗锦、蔡钟培离婚上诉案，裁定撤销朝阳区法院作出的离婚判决，发回重新审理。

遇罗锦、蔡钟培于1977年7月经人介绍，自愿结婚。1979年5月遇罗锦向朝阳区法院起诉离婚，朝阳区法院于去年9月25日判决遇罗锦与蔡钟培离婚。蔡钟培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遇罗锦与蔡钟培婚前有一定感情基础，婚后也建立了夫妻感情。遇罗锦所以提出离婚，是由于她自身条件的变化而引起的。法庭根据调查事实指出：遇罗锦在处理婚姻问题上的态度是不够严肃的，作风是不够检点的。同时，法庭批评了蔡钟培在与遇罗锦结婚前的错误。

法庭指出：朝阳区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一些需要查清的事实、对当事人提出离婚和不同意离婚的理由，甚至连结婚时间都没有查清，是非也没有分清，就作出了离婚判决。为了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使案件得以正确妥善处理，决定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

姜正高

某单位有两个职工，工龄一般长，工资一样多，贡献差不离，只有一个区别：一个是党员，一个不是党员。调资正在僵持时，那位党员开言道：“我是共产党员……”，大家一听，以为他要主动谦让了。谁知，他接下去说：“我的政治条件比他好些，要比，这一条也该比进去”。

“我是共产党员”这句话，我们并不生疏。在艰难困苦的岁月，炮火纷飞的年代，在长征路上，难关面前，在敌人监狱里、刑场上，多少党的忠诚儿女说过这句话。然而，跟着这句话而来的，是冲锋在前的英姿，是舍生忘死的雄风，是笑洒热血的壮举，

“志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但是，在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后，特别是经过十年浩劫，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加，确实有些人忘记了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或者在入党时就不那么合格。

现在，我们党已经把整顿党风作为事关党的存亡的大事来抓了。我们每个同志都应当珍惜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用共产党员的标准对照自己，下决心把那些玷污共产党员称号的污斑清理一番。

符如堂 陈运昌

贯彻《准则》，纠正不正之风，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从各级领导干部做起，为民表率，当然是十分重要的。

但最近一段时间，“上梁不正下梁歪”这句口头禅，却成了某些党员干部搞不正之风的挡箭牌和遮羞布。因为上不“正”，所以下必“歪”；他们之歪，责任全在上面，似乎与己无关。其实，“上梁”与“下梁”是相对而言的，作为一个党员干部、特别是负有一定责任的领导干部，对群众来说都是“上梁”，都应该做群众的表率与楷模。而那些搞不正之风的人，却往往只以“下梁”自居，不以“上梁”律己。难道这不是为个人搞不正之风找借口，立歪论吗？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搞好党风建设，是每个党员，包括领导干部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不正之风非一人之力而起，亦非一人之力而能止。要纠正不正之风，仅靠上层少数领导干部来抓和纪检部门来管，那是不够的，必须靠全党同志共同努力。我们党有三千八百多万党员，人人都按照《准则》办事，就会汇成一股改造党风的滚滚洪流，什么污泥浊水都会被冲洗干净。

粉碎“四人帮”后，我们的党风虽然还比不上解放初期，但已有了相当大的进步。有许多领导干部有功不特殊，有权不谋私，严格要求自己，带头执行《准则》，在人民群众中传为佳话。很显然，某些人的

“下梁”所以“歪”，并非均由

“上梁”“不正”所致。那些热衷于搞不正之风的同志，还是赶快拿起《准则》这面镜子照照自己，且莫甘居“下梁”歪，而要决心做到“上梁”正，以实际行动“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每件事做起”，使我们的党风真正来个根本的转变。

永和

有一些同志，看到不正之风便表示愤慨，这是好事。但在愤慨之后，人们的表现却各异：一是以此为戒，严格要求自己，坚决向不正之风进行斗争；二是摇头感叹，满腹牢骚，对纠正不正之风缺乏信心；三是认为“不搞白不搞”，自己也去搞不正之风了。

我认为，第一种态度是值得赞扬的，因为它积极向上，反映了我们共产党员应有的觉悟和品德。第二种态度消极悲观，当然不可取。第三种态度是明知故犯，显然是为自己捞一把找借口而已，否则，为什么不向作风正派的同志学习呢？

搞好党风，纠正不正之风，单单愤慨一阵子是不行的，需要全党齐动手，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锐利的武器，进行坚决的斗争。只要大家对不正之风都敢言、敢顶，不正之风就无藏身之处，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就会恢复和发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