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月19日 · 第5版

江国钦

在《指示信》中，周恩来同志向红四军明确提出要“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指示信》为开好古田会议起了直接的、重要的指导作用。当前，学习《指示信》，深刻领会关于肃清非无产阶级意识、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这一无产阶级建党思想的原则，对于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贯彻执行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毛泽东同志在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所说的“中央九月来信”。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同志，在上海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期间，听取了红四军前委代表陈毅同志对部队情况的汇报以后，作了详细的指示。这封信是陈毅按照周恩来多次谈话和中央会议的精神代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指示信》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明确地提出当时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批判了怀疑红军存在及其伟大作用的取消观念。《指示信》把红四军的革命斗争置于全国革命斗争的全局之中，特别指出红四军的存在和斗争，“在全国政治局势中有极大影响”，“继续努力下去，将必然要成为全国革命高潮的动力之一”。《指示信》鲜明地体现了军事斗争必须服务于政治斗争的正确思想，指示红四军要“集中力量去实现党的政治口号以发动群众斗争”。一再强调依靠群众，团结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发动群众斗争，这是红军克服一切困难和本身顺利发展的根本条件。后来的中国革命斗争实践证明，《指示信》关于当时形势的分析、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战略策略的主张、关于红军基本任务的确定、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以及红四军发展前途的预见等，都是正确的。这封信是指导建党建军的重要历史文献，它统一了红四军全体指战员的思想，增强了斗争信心。

在我军初创时期，周恩来非常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强调要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党员，教育部队，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

“使全党的同志团结在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之下一致奋斗”。

肃清非无产阶级意识问题，在我们党内是周恩来最早提出来的。1928年6、7月间，我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周恩来作了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组织问题决议案提纲》。这个提纲指出，由于党员成分的变化，“农民的意识将影响到党的组织路线上来”，并具体分析了十种“错误倾向和方法”，明确指出：“这些错误的倾向和方法，有许多都是加强了党与群众关系脱离的危险”。1928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为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发布了《告全体同志书》，其中第四部分（见《周恩来选集》第8—13页）是周恩来起草的，专门讲了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的问题，列举了“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个人的意气之争”、“小组织的倾向”、“雇佣革命的观念”、“消极怠工”等十种表现。并指出：“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意识，的确还时时在破坏党的组织，妨碍党的工作。全党的同志，应坚决地起来奋斗，肃清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根据党的“六大”的精神，在《指示信》中，周恩来又向红四军明确提出要“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

周恩来关于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建军学说的重要贡献。在中央指示信以前，红四军经历了三湾改编和两年多革命战争的考验，虽然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人民军队的基础，但是，由于当时红四军建立不久，来源复杂，所以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来，如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残余和极端民主化等。这些倾向曾一度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部队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情况。这对于当时红四军执行党的政治任务十分不利。1929年6月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时，毛泽东想总结经验，加以纠正，但当时会上对怎样建立人民的军队有些不同的看法，认识不统一，未能达到预期的结果。毛泽东没有当选为前委书记，以后即去闽西养病。周恩来在听取陈毅的汇报后，指出了红四军“七大”存在的极端民主化倾向等缺点，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进行了分析，找出了产生的根源，指明了危害，提出了纠正的办法。《指示信》中的这些内容，为加强红四军中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周恩来深刻地阐明了党内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的根源。首先，这同我们党当时所处的阶级斗争环境和党员成分有密切联系。由于旧中国是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长期受小资产阶级的包围，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思想和小生产的习惯势力不断地侵蚀和影响着党的队伍。同时党员的大多数也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有的还来自旧军队。以红四军为例，据1929年5月统计，全军约4，000人，党员1，329人，其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70％。《指示信》指出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的表现，大多是来源于小农经济的自私、狭隘、保守意识和小资产阶级的散漫性、动摇性、狂热性，它们与无产阶级的革命原则性和组织纪律性是完全不相容的。《指示信》还指出，党内存在非无产阶级意识的另一个原因是“同志理论水平低，党的教育缺乏”。当时由于高度分散的农村游击环境，部队久居深山穷谷之中，几与外界隔绝，书籍、报纸极为缺乏，行军作战频繁不断，很少有学习和训练的条件，再加上主观上抓得也不紧，因而党员的理论水平低，缺乏鉴别能力。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红四军党内外存在着非无产阶级意识，是客观环境的反映，是有一定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的。问题在于怎样正确认识它，解决它。《指示信》指出：“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这里所说的斗争态度，绝不是象后来各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采取的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无限上纲，乱批乱斗的方法，而是“教育的方法”，“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的方法，通过政治教育，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发动他们自觉向上”，“使之减少农民意识”。在这里，周恩来提出了进行思想教育、开展党内斗争的正确的方针和原则，这一思想的运用和发展，后来逐步形成了我们党的政治生活中的优良传统。

为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肃清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指示信》还肯定了在红四军中行之有效的党委领导制度、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工作制度和民主制度。指出红四军“党的组织系统可保存现在状态”，“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着眼在红军的政治军事经济及群众斗争的领导上”。规定当时政治工作的任务为“对内管理政治教育，对外作政治宣传以至管理地方政务，发动群众斗争，扶助群众组织等”。并且把“巩固军队政治领导”作为政治委员的任务之一，把“厉行士兵政治教育”作为士兵委员会的职责之一，明文规定下来。所有这些制度和思想，对于加强我党我军的建设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历史作用。

《指示信》对开好古田会议起了直接的、重要的指导作用。周恩来当时曾经指示陈毅马上返回闽西，说明中央军委的意见，把毛泽东请回来，召开一次会议，澄清思想，分清是非。并说最好能有一个文字决议，使大家今后有章可循，按规定办事。周恩来还要求红四军指战员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以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作斗争，实现红军所担负的任务。这些指示具体明确，是对毛泽东的巨大支持。《指示信》在红四军传达以后，为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毛泽东正是根据周恩来在《指示信》中提出的基本思想，结合红四军的具体情况，在朱德、陈毅的协助下，起草了古田会议决议。正如这个决议中所指出的：古田会议是“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指出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地加以肃清”。但古田会议决议在很多方面又丰富和发展了《指示信》的内容。因此《指示信》和古田会议决议都是我党历史上建军与建党方面最早、最重要的纲领性文献，对于我党我军的建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学习《指示信》，深刻领会关于肃清非无产阶级意识、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这一无产阶级建党思想的重要原则，对于当前我们贯彻党的政治路线，搞好四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现在，在社会上，特别是在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如封建主义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周恩来当年在分析了红四军存在的错误思想倾向以后，曾经严肃地指出：“这些观念不肃清，于红军前途有极大危险”。我们现在也可以说，对于当前四化建设中存在的消极的、错误的、有害的思想倾向如不认真地去做工作，加以克服，党的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我们应当象周恩来同志所要求的那样，“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从客观实际出发，认真地研究分析存在的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把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得更好，把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提到更高的水平。

岳平

准确的、及时的统计资料，是了解情况、决定政策、制定计划的依据，也是对经济发展趋势作出科学预测的依据。应继续贯彻国务院1979年的有关决定，切实加强统计工作，充实统计人员，帮助解决统计部门的各种困难，在思想、组织、业务等方面加强领导。

加强统计工作，是保证国民经济调整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手段。

当前，在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中，突出的问题仍然是基本建设战线太长。解决这个问题，是国民经济调整的一个中心环节。要作到这一点，国家计划机关必须掌握足够的准确的统计资料，才便于综观哪些项目是符合社会需要而又有条件上的，哪些项目虽是符合社会需要但目前无能为力的，哪些项目是不符合社会需要又超过国家可能条件的。从而作出判断，采取措施，实实在在地把过长的基本建设战线坚决压缩下来。

我们国家，小生产习惯势力很大，缺乏统计传统，不了解统计工作对于管理好现代化大生产的作用，更不习惯、不善于运用统计这一重要手段来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过去我们为什么多次盲目地追求高速度、高指标、高积累？为什么国民经济比例长期严重失调？为什么多次指导失误？这是和不重视统计工作、不运用统计资料分不开的。

在我国当前国民经济的改革中，出现许多新情况：扩大了地方、企业和社队的自主权；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实行两级财政等等，经济搞活了。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加强统计工作，搞好综合平衡，就更显得必要了。陈云同志早在1957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分权以后，平衡工作不是应该削弱，而是应该大大加强。”那么，平衡工作靠什么来加强呢？重要的一条就是靠及时的、准确的、全面的统计，靠发布有关的经济统计情报，去引导经济的发展。国家领导机关，通过统计，对于经济的全貌和发展趋势，了如指掌，在处理生产布局、产业结构的调整、劳动力的分配、劳动政策的制定、生态环境的改造以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安排等等问题时，就能对症下药、有的放矢，提出符合实际的指导性意见，指导国民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减少领导机关的主观主义、瞎指挥，避免国民经济陷入混乱状态。从地方、企业和社队来说，通过统计就能了解整个经济发展的情况，从而准确地把握自己在全局中的地位，恰当地使用自己的资金和生产能力，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果，避免陷入盲目状态。可见，统计工作是指导国民经济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只要统计搞好了，监督就比较容易搞，国家干预就比较好搞。经济管理越灵活，统计工作越需要加强，统计情报越显得重要。

统计工作，是管理社会化大生产所必不可少的。准确的、及时的统计资料，是了解情况，决定政策，制定和检查计划的依据，也是对经济发展趋势作出科学预测的依据。它能对各种经济手段的效果进行科学的检验，对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变化作出灵敏的反映。当今世界经济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统计工作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它们有一套统计机构、统计制度、统计法规和科学的统计方法，经常发布各种经济统计资料。这是经济管理工作比较科学、经济效果较好的一个重要原因。

目前，我国统计工作的基础太差，主要是有些重要统计数字不准和统计内容不全。例如，1979年各地上报的耕地为14．9亿亩，比1957年的16．8亿亩减少1．9亿亩。根据北京一个县和吉林一个县的实地航测结果，航测数分别比统计数多7．8％和25．8％。如按7．8％计算，全国就多出1亿多亩。这个数字比英国全国的耕地面积还多。又如，有些地区和单位，上报工农业产品产量有虚报、瞒报现象；反映基本建设成果，夸大新增生产能力；填报物价指数，少报涨价商品的销售额和价格；统计物资库存，以多报少，等等。在统计内容方面，还有很大一块是空白。就已建立的统计指标中，也不完善。偏重于生产进度与总产值的统计，对经济效果和净产值的统计重视不够；反映生产建设的多，反映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少；反映实物量变化的多，反映价值量变化的少；反映全民所有制情况的多，反映集体所有制和其他经济类型情况的少。这样，就拿不出反映国民经济全貌的准确统计材料来。我们的经济情况现在有三个不大清楚。第一，钱怎么样用得更好，不太清楚。如何用有限的投资，取得最好的经济效果？怎样不花冤枉钱，不做赔本买卖？第二，怎样广开门路，不大清楚。农业、工业、商业各有多少门路？我们的国家、各个地方、部门和企业有什么优势？有什么劣势？哪个门路有前途？哪个门路没有前途？第三，严重浪费的情况，也不清楚。在基建中，在生产中，在流通中，在引进中，究竟都有哪些浪费？浪费到何等程度？由于情况不清，就给指导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带来了困难。

造成统计工作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十年动乱使统计机构被撤销，统计队伍遭解散，统计制度受破坏，大批统计资料失毁外，从思想上来说，主要是对统计工作存在错误认识。这里仅指出两点。

一是“统计无用论”。多年来，我们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是左倾的，作计划、定指标，常常是凭主观意志，不顾客观条件，很少以统计资料为依据，统计工作被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有的认为，统计工作不过是加加减减的简单工作，或者认为是一种事务工作，有的甚至公开说，我就不看那个统计表。领导经济工作不看统计资料，就如同指挥打仗不看军事地图一样，那就非搞瞎指挥不可。现代化生产的国民经济是错综复杂的，要有各种精确的统计数字，才能把宏观经济的活动全貌反映出来。因此，不仅要靠全面统计报表，而且必须采取抽样调查、典型调查、重点调查等方法，以取得全面的、系统的、准确的统计资料。

二是“留有余地论”。有人认为，作计划要留有余地，搞统计也要留有余地。这是把计划与统计混为一谈了。计划是对未来发展情况的预计，统计是现实情况的数字反映，作计划要留有余地，是为了使计划得以实现，不致落空，陷于被动；搞统计不存在这些问题，不容许留有余地。如果统计工作搞起“留有余地”来，无异于说统计的数字可以“打埋伏”、搞瞒报，这就为弄虚作假开了绿灯。此外，有的人随意修改统计数字，甚至不顾党纪国法，对如实统计或揭发他们弄虚作假的统计人员进行打击报复。这些，都影响统计数字的真实性，影响统计工作发挥它的作用。统计工作之所以对国家领导机关能起耳目作用，就在于它如实地反映国民经济的实际情况，是成绩不虚张，是问题不隐瞒，一是一，二是二。这才能使领导机关制定决策、采取措施符合实际。如果统计数字失实，不仅没有用，而且会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危害。

如何加强我国的统计工作？目前统计部门正在研究，他们设想总的方向是：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情况出发，在思想上继续肃清左倾的影响，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业务上，统计部门要积极开展国民经济综合分析工作，对国民经济发展中一些重大问题和当前国民经济调整中的一些迫切问题，要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以建立国民经济平衡体系为中心，改革统计制度，改革计算技术，准确地、及时地、全面地向各级领导机关和社会各方面提供统计资料，并充分发挥统计的检查和监督作用；在组织上切实加强统计机构，充实统计人员，迅速建立起一个集中统一的强有力的统计系统，使统计工作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实现上述设想，需要从两方面着手。

第一，加强对统计工作的领导。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的工作重点一直没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领导工作的日程上，统计工作自然排不上号。现在，各级领导都在抓经济工作，当然应对统计工作予以关心，给予支持。各地普遍反映，现在统计工作量比“文化大革命”前成倍增加，但人员却比过去减少四分之一，基层统计力量显得更薄弱，统计任务与力量的矛盾相当突出。因此，应继续贯彻国务院1979年的有关决定，切实加强统计工作，充实统计人员，帮助解决统计部门自身难以解决的各种困难，在思想、组织、业务等方面加强领导。现在，有些地区、部门已经开始这样做了，统计部门的工作人员的积极性调动了起来，统计工作有了新起色。他们充分运用各种统计资料，作为指导国民经济调整改革的工具，经济工作就搞得比较好。目前，就全国来看，象这种情况还是少数。我们希望这种情况逐渐多起来。

第二，统计部门要加强自身建设，建立起一个科学的、完备的统计系统。为此，需要改进统计体制，调整统计干部结构，加强统计干部培训，积极开展统计科研和统计教育工作，拟定统计法规，等等。要做这些工作，特别需要加强统计部门的思想建设。在我们的统计队伍中，绝大多数同志热爱统计工作，认真负责，勤勤恳恳。但也有少数同志，由于各种原因，存在一些思想问题。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搞计划的香，抓物资的甜，管物价的讨人嫌，作统计的求人难”。“计划摇头，会计点头，统计磕头。”说明统计人员有求人家要数字报表的难处。同时也反映了一些消极、畏难情绪。这需要加以克服。我们应该有做好统计工作的自豪感。只要有经济工作，就缺少不了统计，统计工作具有广阔的前途。我们应该为统计工作能在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中作出贡献而感到莫大的光荣。

来信

也谈“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如何看待“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个提法？《人民日报》1980年10月30日发表的文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提法是否科学？》持否定态度。这个意见值得商榷。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谈论民主和集中的关系的时候，虽然没有讲过“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样的话，但是，从来没有否认过民主要有集中指导。马克思、恩格斯参加改组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既是民主的组织，又是集中统一的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的民主并没有脱离集中的指导。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指出过：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是荒谬的。所以，不能说“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提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民主集中制作为组织原则，要求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既体现集中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又体现民主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承认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而不同时承认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集中制就不完整。

在我们党和国家的活动中，要实现正确的领导，不可以没有民主。没有民主，就不能有正确的集中，也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领导。所以，“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这一条，我们一定要坚持。但是，在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中，也不可以没有集中。没有集中的指导，也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我们要的民主，是在党领导下的民主。拿选举来说，选谁不选谁，当然要由选举人决定，谁当选谁不当选，当然要按得票的多少。但是，要使选举得以正常进行，就要制定选举法，要进行选民登记，酝酿候选人，具体组织选举。近年来，我们把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扩大到县级，把等额选举改进为差额选举，以及为了搞好这次选举，各地首先进行广泛的宣传，并且先搞试点，取得经验，然后全面推开。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解决，都是对民主的集中指导，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

在过去的一个时期里，确实发生过民主集中制被破坏和歪曲的情况。所以发生这种情况，问题不在于“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个提法本身，而在于根本无视民主。我们应该对它作出科学的解释，赋予它确定的含义，而不应当废弃它。

“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有区别的，但不能说二者没有联系。前者有个少数服从多数的问题，后者也有个少数服从多数的问题。从群众中来本身就意味着多数人的意见一般比较正确，把集中起来的意见贯彻到群众中去，也要照顾到多数人的意见，即使集中的意见是正确的意见，但是群众的多数一时还不愿意那样做，就要做必要的耐心的等待，不能简单地按少数人的愿望去办，这里也要求有集中的指导。

所以，我认为“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提法不应否定。

赵 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