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月19日 · 第3版

共产党员徐景明，因交友不慎而被错判徒刑。无论在服刑期间，还是在刑满释放以及彻底平反后，他始终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责任心

本报讯 上海《支部生活》杂志1980年第五期刊登了长篇通讯《信念》，报道了上海有线电厂供应科科长、共产党员徐景明在政治上遭到不幸以后，始终保持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责任心，表现了共产党人对党的坚强信念和宽广胸怀。《支部生活》为此发表了短评《珍贵的信念》。

1963年4月的一天，当时是车间党支部副书记的徐景明，以“反革命”罪被公安机关拘留了。拘留的原因是：他有个同学叛国投敌，在准备偷渡国境时被捕。那个民族败类为了取得投靠外国主子的资本，收集了一些国内情报。据罪犯招供，有些情报是徐景明提供的。

一个二十八岁的年轻人、一个共产党员，由于交友不慎，无意中谈了一些情况，突然变为“反革命”，被迫离开了党，离开了群众，离开了温暖的家。一个严峻的、无法回避的问题摆在面前：我应当怎样来认识当前的现实，理解党的政策，决定自己的行动？我决不能因为被错判而反党，我要相信党，要用实际行动证明，我不是反革命，我是个共产党员，我要接受党对我的这个特殊的严峻考验！

在青海劳动机床厂劳改期间，在没有老师、缺乏资料，还要从事繁重的劳动和忍受旁人的白眼和讽刺中，徐景明利用夜晚犯人住的房间通宵不熄灯这个条件，抓紧学习从家里寄来的技术书，开始了技术上的攀登。到刑满释放、留场工作时，他这个原来仅有初中文化的人，技术水平已相当于六级工，能单独设计电路，完成复杂的技术革新项目。

青海劳动机床厂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试制一台后桥壳专用机床，其中一只大齿轮需要高频淬火，功率要求达到327瓩。厂里生产队长找到徐景明，要他参加攻关。徐景明当时虽已经刑满释放，可是还戴着“反革命”帽子，这种属于“要害部门”的工作，他能干吗？徐景明心想，在工作上决不能消沉，便欣然允诺了。到了热处理车间，他一边参加劳动，一边整理资料，分析、计算、设计，经常干到深夜两三点钟，终于想出了一个分级连续淬火的办法。这个主意得到领导的赞同后，他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连续奋战，就把这难关攻下了，为我国的汽车工业立了大功。

1977年秋，徐景明回到了上海。徐景明案件的平反，既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又因为“四人帮”倒台不久，有些错误观念还牢固地影响着一些人，有的人还是把他看成是劳改过的。徐景明想：处于这样的历史条件，我不能苛求这些同志，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想，我是个党员，问题是自己够不够一个党员的标准。一个人的名誉不是靠别人宣布出来的，而是靠自己的行动干出来的。因此，他继续用自己的行动向大家剖白一颗共产党员的红心。

他回到上海有线电厂，开始在工具车间齐套库做转移工，三个月后调到机动科做电工，和同志们一起很好地完成了各项任务，解决了一些技术难题。他事事是那么舍得使劲，干得那么愉快。他从来不向人们谈在青海的时候怎么样。连他爱人问他，他也笑笑说：“过去的事情，还提它做啥！”

1979年3月，徐景明担任了供应科长。担任供应科长以后，业务不熟，没有经验怎么办？他虚心向老同志求教，刻苦钻研，亲身实践，什么事都去干一干。吊扇任务下来了，他两个半天坐着不挪窝，把四十几只零件一只一只地分析。他深入市场，调查研究，摸清行情，反复比较，很快就把供应科的一套业务掌握了，而且得到了“徐精明”的雅名。

徐景明当了一年供应科长，他废寝忘食，和全科同志一起，在生产任务多变的情况下，改变了供应科被动的局面，成为全厂公认的先进部门。最近，徐景明已被任命为该厂副厂长，担起了更重的担子。

《支部生活》在短评《珍贵的信念》中指出：尽管我们党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也错怪过自己一些忠诚的儿女。可是，单单看我们党培育出一大批有高度觉悟的共产党员，包括董存瑞、黄继光那样的战斗英雄，张志新、史云峰那样的无畏战士，也包括徐景明这样的能够忍辱负重的普通党员，就会觉得我们的党好，我们的党值得深深地爱。

在向四化进军的今天，不是有人“看破红尘”吗？不是有人稍不如意就哇啦哇啦大骂社会主义吗？不是有人伸手要这要那，总怪党亏待了他吗？如此等等，说明这些同志头脑里缺少一样珍贵的东西——信念。信念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具体地体现在我们每个共产党员的行动上。

聚居在美丽富饶的海南岛上的黎族，在历史上就以高超的棉纺技术著称。早在战国时代，黎族祖先已懂得利用木棉花织成有文采的贡品“织贝”。公元前一世纪汉武帝末年，琼崖产的广幅布成为封建统治者喜爱的征调物品。

棉纺技术是勤劳的黎族人民智慧的结晶。黎族利用木棉纺织历史悠久，独具匠心。在纺、织、染、绣方面均有本民族的特色。他们以织绣、织染、织花为主，刺绣较少。但白沙黎族有一种两面加工的彩绣，其精工堪与苏州“双面绣”媲美。染色多利用一些野生和家种植物作染料。东方、昌江的黎族还创造了一种独具特色的“绞缬染”，先在经纱线上用细线扎成各种花纹，染色后拆开细线，显露出白色花纱，再织进彩色纬线，形成精致的图案花纹。

织物的纹饰，充分表现了黎族织工的丰富想象力。他们运用简单的直线、平行线、方形、三角形、菱形等几何形花纹，把图案化了的人物、动植物表现出来，构思巧妙，丰富多采。常用的图案花纹有青蛙、蛇、马、鹿、斑鸠、孔雀、竹、白藤、稻花、水、云、星等四十多种，其中通什一带的黎族多用动物纹；五指山一带多用人物纹，象征人丁兴旺繁衍；琼中一带多用甘工鸟纹，意为幸福的化身。在色彩配合方面，运用明暗间色处理法，以形成色彩强烈对照的效果。各地的黎锦风格多样，有的古朴大方；有的华贵富丽；有的和谐典雅。保亭南部及陵水西北地区的黎族织造的“满地锦”，为黎族织花的上乘。其织物多以金黄色为主调，缀以粉蓝、紫红、石绿，色泽灿若闪烁繁星，宛如宝石镶嵌，满地簇锦，使人叹为观止。清代程秉钊曾用“黎锦光辉艳若云”的诗句加以赞美。 陈凤贤

内蒙古电视台设立蒙古语组，每星期三晚上播放蒙古语节目，包括用蒙古语配音的故事影片，深受蒙古族电视观众的欢迎。

新华社记者 杨慎和摄

曾文

1946年8月23日，延安《解放日报》登载的《记魏县长》的报道。文字不长，所记魏县长的优良作风，十分感人，至今读起来令人心情难以平静。

当魏县长初到任时，县府所在地宋家川因被敌人破坏，没有办公的房子，他和工人等一起搬砖、抬瓦、扛石头、挑土，建了21孔窑洞。

麦收时，魏县长发现一个战士家属麦子熟在地里，收不回来。他去帮忙，直到把这个战士家的12亩麦子收割完，连饭都不吃一顿。

一次，黄河涨水，从上游冲下来许多石炭。宋家川群众烧炭都得花钱到山西去买，他和一个小同志，下河捞炭，不到中午就捞了一千二百余斤。群众见了纷纷下水捞炭，打捞了几十万斤，足供全县二年烧。

河水继续上涨，魏县长决定把县府米仓搬到安全的地方。他和工作人员，拿口袋背，拿杠子抬。他的身体不大好，但每次扛得很多，累得满头大汗，还不肯休息。人们被感动了。暑期教师讲习班的教员们，都自动来参加。一位小学教员写了一首歌，有这样几句：“街坊人，看见了，无不称赞；当县长，背米包，从来稀罕；如今的，首长们，百姓一般。”

时间过去三十四年多了，魏县长当年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吃苦在前、不图享受的精神和深入群众的作风，实在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在革命战争年代，象魏县长这样的领导干部，在解放区，比比皆是。那时候，我们党处于被压迫、被围剿的地位，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动员人民群众，向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我们党的干部在艰苦的环境里，赤胆忠心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着，战斗着。干部和群众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多少年的斗争实践，形成了一套任何别的政党不可能有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就是当时备受称颂的“延安精神”和“八路作风”。正是依靠这种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党领导人民群众击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人民共和国。

今天，我们党正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要顺利地达到目标，就必须改善党的领导，端正党风，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的许多经过战争考验的老干部，不愧是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体现者。全国解放以来，虽然地位变了，但是他们的革命精神始终没有变，一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为人民工作。我们所有的干部和党员都应该向这些老同志学习，让“延安精神”和“八路作风”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吉林省通化行署公安处副处长张德贵同志，以身作则，依法办事不受礼。

去年8月的一天清晨，因病住院的张德贵同志正在看报，一位中年妇女提着一兜罐头和高级点心走进病房，一进门便说：“听说处长病了，这是俺的一点心意！”张德贵很快就明白了她的来意，便耐心地对她说：“我们从宽处理你儿子是按照法律办事，不要看成是个人的恩惠，要改变送礼的旧习惯。”说完劝她把东西拿回去。这位妇女把东西放在床头柜上，转身下楼了。早饭后，张德贵同志给处里同志打了电话，要工作人员把东西退回去，并且讲明不受礼是公安人员的纪律。第二天，送礼的妇女把东西拿回去了。

原来，那位妇女的儿子因有盗窃行为，公安处正研究如何处理他时，他的父亲正在办理退休手续，母亲为了让孩子接班，找到张德贵，要求由家长和单位共同进行帮助教育，使其改邪归正，她儿子也再三表示悔改。根据国家法律和他违法程度，张德贵同治安科同志一起研究，决定从宽处理。这位妇女就是为这事，趁张德贵有病之机送礼表示感谢的。

龚正祖

杂谈

谷嘉旺

近读消息二则，不禁情动于中。

其一，1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登了一则题为《宜都县枝城派出所民警工作细致热忱，欲寻短见的庞晓燕绝路逢生》的消息，说的是枝城派出所值勤同志发觉少女庞晓燕有寻短见的迹象，并可能被人拐骗时，立即把庞接到派出所问明情由后，安排到民警同志自己家里住下，象接待亲人一般，热情款待，促膝谈心，终于感化了她，使她重新鼓起了生活的勇气，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

其二，1月10日的中国青年报以《北大学生新风可嘉》为题，报道了北京大学住在四十一楼三○四号房间的七名同学，因房间失火，生活和学习用品全被烧毁。几天里，全校上千名学生和部分教职员工，自发地向受灾同学捐献了大量的钱、粮、物。

在“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之前，助人为乐在社会上蔚为风气。素不相识的人之间相互帮助的事习以为常。可在今天，它确实令人感动。从这两件小事，人们又看到了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同志式的同情和互助的关系。

十年浩劫中，“人情味”、“人性论”横遭鞭挞，“斗争哲学”渗透一切，“打，打，打”、“斗，斗，斗”的吼声，不绝于耳。结果，多少本来是善良、纯洁的心灵，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尘埃，变得难以想象的麻木和冷漠。要消除这种后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在去年这个严寒季节，北京龙潭湖上一学生掉入冰窟窿，竟有人袖手旁观，当解放军同志赶来救援时，甚至有人扯着嗓子怪声喊道：“当兵的，快跑啊，入党的时候到了。”这种事虽然只发生在个别人身上，也实在令人遗憾。《庄子·外物》篇里说了一段“涸辙之鲋”的故事，古人即以涸辙之鲋尚需相濡以沫的道理，规劝有德性的人要同情、援助那些处于困境的人，何况我们今天处在社会主义时代的人们！

然而，健康、崇高的道德情操决不会在一个向上的民族中泯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上述二则消息，即为明证。

如果说，对失去的东西，往往更能使人认识它的价值与可贵；那么，在重新得到它之后，不是应当格外小心地珍惜、保护它么！我因此想到，我们是多么迫切需要在人与人之间精心培植同情、尊重、互助和友爱的新道德、新风尚。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这正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新风赞

一九八○年十二月十三日下午，江苏省邳县三连庄小学的孩子们放学回家。在一座大桥上，九岁的女学生石晓红为了避让来往的车辆，不慎失足掉入河中。桥上的孩子们大声喊叫：“快救人啊！”在这紧急关头，民警聂鲁华骑着自行车路过这里，见此情景，他毫不犹豫，纵身跳进了刺骨的河水中，向落水的孩子游去。聂鲁华将孩子举过头顶，奋力游向对岸，终于将小孩救了起来。小聂见小孩面色苍白，呼吸微弱，当即拦了一辆汽车，将孩子一直送到医院，直到孩子脱险了，小聂才悄悄离去。

十二月十八日上午，为了表示对聂鲁华的感谢，运河公社、三连庄大队、学校的领导和被救孩子的父母亲，专程送来了锦旗。

刘恩启

本报讯 记者张连兴报道：中国民主同盟各级组织，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因扩大化被错划成右派分子的成员，绝大多数已经得到改正。复查改正的成员，欢欣鼓舞，精神振奋，积极投身于四化建设，为人民做出了新的贡献。

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由于领导方面的某些原因，民盟有三分之一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五分之一的成员被划为右派分子，扩大化比较严重，使很大一批同志在政治、经济和生活上受了二十多年的委屈，长期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所长。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项政策逐步落实，错划的盟员经过复查得到改正，工作和生活也都得到了适当的安排。改正后的成员，一般都不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没有任何埋怨情绪，顾大局，向前看，同心同德致力四化建设。他们纷纷表示，党对于错划右派的复查改正，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复查改正后的民盟成员，许多人回到了领导工作岗位。他们工作积极，勇挑重担，发挥了骨干作用。我国有名的药理学专家罗潜，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十年动乱中又受到摧残，被迫退休。1978年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后，他恢复工作，担任了暨南大学医学院院长，后来又复查改正了他的错划右派问题。他心情舒畅，大胆工作。两年多来，积极为医学院的复办准备教材，聘请和培养教师，筹划附属医院，付出了心血，取得了成绩。去年被选为广东省政协常委，晋升为一级教授。

在教育界，复查改正的成员多半是年逾古稀的老教授。他们精神矍铄，壮心不已，抓紧时间为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著书立说，培养人才。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友松，已经八十岁，双目失明。复查改正后，他心情非常激动，让人搀扶着去参加复查改正座谈会。现在，他在家里以口述的方式帮助青年教师自修英语。另外，还带研究生做科学研究工作，并从事《英语教育词汇》的翻译。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戴家祥，专长经学、古文字学研究。他八十高龄，带病工作，编写《金文字典》，还带了两个研究生。

著名的北京“六教授”，都是民盟成员，去年，他们全部得到改正。健在的费孝通、黄药眠、钱伟长、陶大镛四教授，正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为四化建设贡献力量。费孝通一生坎坷，所从事的专业几经挫折，但是，他对中国社会学的复兴仍充满热情和信心。近年来，他为重建学科、培训研究人员和创立研究机构做了大量工作。去年，他在美国参加了国际应用人类学年会，宣读了论文《迈向人民的人类学》，获国际应用人类学1980年度马林诺斯基奖。钱伟长教授决心在有生之年做好三件事：办好《应用数学和力学》刊物；做好《应用数学进展》、《国际工程科学》两家有世界影响的外国杂志的编委工作，促进世界科学技术交流；每年写一本书，把多年从事科学工作的经验和成果整理出来，留给后人。1978年，他写完《变分法与有限元》（上册），这部五十一万字的著作现已出版。接着，又完成《奇异摄动理论》、《穿甲力学》、《变分法与有限元》（下册）等书的写作，翻译了三十万字的《张量分析》，还发表了许多论文。近年来，陶大镛教授写了近百万字的世界经济研究方面的论著。最近，由他主编的《经济学集刊》已经出版。黄药眠教授身患重病，仍不辞辛劳，积极为一些报刊撰写文章，为祖国的文艺理论研究工作做出新的贡献。

在错划右派的改正过程中，由民盟中央草拟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和《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体制的建议》（草案初稿）两份文件，也已经有关领导机关同意，恢复了名誉。民盟成员心情舒畅，扬眉吐气。他们在哲学、社会科学、文艺、科技、教育、体育等各条战线上，解放思想，努力工作，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有些人已经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他们的工作得到各地党委的支持，受到人民群众的尊重。很多人被选为各地区或部门的先进工作者。有的成为全国劳动模范，有的人担任了领导工作，还有的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西藏东南部绵延起伏的喜马拉雅山南麓，有一块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森林茂密的地方，名为珞渝，这里居住着一个过去为人们不大熟悉的民族——珞巴族。

珞巴族在旧社会很少与外界接触，他们大多聚居在原始森林覆盖的高山峡谷之中，世代和大自然及野兽搏斗，养成了勇敢强悍、吃苦耐劳的民族性格。

珞巴族过去从事“刀耕火种”的农业，除了农活，几乎人人都擅长狩猎。珞巴族男子，从七八岁开始就跟着大人一起进入丛林，攀藤跳崖，操弓练射，到了成人年龄，便熟悉了狩猎环境，掌握了各种射杀野兽的本领。

珞巴族捕捉野兽的方法很多，最常使用的工具是弓箭和地箭。他们会用当地出产的一种有毒的野生植物制成毒药，涂在箭镞上，射杀野兽可以说是百发百中，就是遇见象熊、豹、野牛等凶猛野物，也跑不出百米即可毙命。珞巴人习惯于集体行猎，全村的壮年男子常常邀集一起进山围猎，猎获的野兽，按着珞巴人古老习俗要平均分配，即使获得最小的猎物，也要全村人分着吃。当猎手们背着猎物走出森林，高高兴兴地回村时，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欢快地跑到村口列队迎接，那种兴高采烈的场面，就象是过节一样。

要是打到猛虎，珞巴人就要举行最隆重的仪式加以庆祝。老人要向最先扑向猛虎的猎手奉献青稞酒和食物，祝福他平安吉祥，然后给他戴上用虎头皮制作的帽子，再插上虎须，作为光荣和勇猛的标记。从此，这个人在部落里就会永远受人尊敬。

索文清

黄海前哨灵山岛上的济南部队某团通信班副班长薛金德，为岛上军民传书送信、服务办事，海上行程万里余，传递邮件过万件，办理汇款超万元，从未出过差错。 新华社记者 段文华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