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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的考验
张碧晖
某大学一个小孩玩火，使校园山上一片松树林着火，并且很快蔓延。在附近居住的一位教师赶忙打电话报告保卫科，保卫科值班的同志说他不能离开岗位，要这位教师打电话到总务处。这位教师又赶快接通了总务处的电话，总务处值班的同志说他也没有办法，要这位教师把电话拨到具体负责树林的苗圃。电话又转到了苗圃，苗圃的同志对这位教师说：“我得去组织人，就是人组织好了，走到现场也得二十分钟。”这时，山上的火越来越大，火仗风势，风助火威，有近百棵松树烧着了。幸好，附近的教师，大学附中、附小的同学，闻讯赶来，勇敢地扑灭了大火，才避免了一场大灾祸。事后学校有关部门对这起事故进行了通报，为了引以为戒，还责成肇事小孩的家长承担一部分经济损失。我认为这些都是必要的。但从这个事故应该吸取的教训来说，却不止这一点。
一场山火，把我们某些机构的弊病考验出来了。如果不是周围的群众把火光当作命令，立即自动赶来扑救的话，凭了上述那些机构那样推来转去，岂不误了大事！其实，这种风气在另一些机关、部门同样存在，只是没有遇到这种火灾，矛盾还不这样突出罢了。例如明明开个碰头会，集体办公就可以决定的事，非要主任、副主任一一过目，个个圈阅，拖上很长时间才能解决；明明当面同下级谈上半小时就可以办的事，非要写个文件呈报上来才表示符合手续；明明到基层实地察看一下就可以了解的事情，也要兴师动众，组织调查组、工作组去调查研究一番；更有甚者，某市委几个部门同在一幢大楼办公，近在咫尺，送会议通知却要盖上“邮资总付”通过邮局发出。这种可怕的习惯势力腐蚀着我们的机关，腐蚀着我们的干部，使我们的工作效率极低。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从某种意义来说，也是高效率的社会。我们要把林彪、“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我们要在大有作为的八十年代赶上去，不靠提高效率行吗？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会议不断、文件成灾、不讲效率的习惯势力和四个现代化格格不入，不可等闲视之，非大力克服不可，否则是要误大事的。
忆陈戈同志
心香一瓣
岳野
元旦早晨，我接到陈戈同志的小女儿晓黎的电话，她抽泣着告诉我，她的父亲已于凌晨3时25分在医院去世。我国又一位影剧艺术家永远离开了我们。
去年7月，我给《北京晚报》写了篇《探视陈戈》的文章，稿子寄出时，我给编者附上一信，大意是说，为什么非等到一个人死了才介绍他的生平、歌之颂之呢？为什么在生前不能听到些肯赞之词，从中得到鼓舞，受到教益，以期获得新的力量继续奋斗前进呢？所以我便在陈戈病中写了那篇文章。殊不料不到半年，就在1981年的头一天刚过了3个小时零25分，他就这样匆匆与世长辞了。
尽管旧年已去，新年来临，各条战线喜事重重，但突闻老战友逝去，悲痛又占满胸怀。我热泪难止，步态急促赶到陈家，看见孩子们都哭红了双眼，陈戈同志的老伴丁克同志更是悲痛欲绝。她揩着泪水断断续续向我说着陈戈弥留时那种不甘愿离去的目光和手势，我责怪她不及时让孩子打电话给我，让我再见陈哥最后一面。其实在那时候，她又怎能那么理智清醒呢？
陈戈1916年10月1日出生于四川自贡市，自幼好学贪耍，性格开朗。他在抗日战争初期便参加了四川旅外剧社，同其他老同志一起奔赴延安学习、战斗。后来随八路军转战各地，解放后转入电影战线，最后在广播事业局任职至今。他创作或参加创作了一些话剧，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抓壮丁》，后来在他改编导演下又拍成影片，并如同在话剧舞台上一样，入木三分地创造了脍炙人口的王保长的生动形象。他写了不少电影剧本，其中《飞越天险》由北影拍成为电影。他改编、导演了故事片《黎明河边》，前不久还由电视台播映，至于他做为卓有成就的演员，更在《在前进的道路上》、《南征北战》、《党的女儿》、《停战以后》、《浪涛滚滚》等影片中塑造了铁路局长、将军、政委、省委书记等领导人的感人形象。正因为如此，十年浩劫中反而成了他的大罪。
陈戈在迫害中病了，血压高达二百以上，但是他顽强地挺立着。他远离北京下了“干校”接受“劳改”。劳动中他摔倒了，得了严重脑血栓病而失语，这对一个“吃开口饭”的艺术家来说，无异于宣判了死刑。可是陈戈却紧咬牙关与这“死亡”做斗争，他叫孩子们教他大声朗读唐诗，念绕口令，尽管咦咦呀呀如同幼儿学语，他却充满信心，以坚强的毅力，满头大汗地学着、读着。有一回，我到了他家，他便一把抓住我，用他那特有的激动神情和笨拙的语言对我说：“行啦，行啦，我行啦！我可以又上银幕啦！”那种天真，那种向往工作、渴望战斗的急切心情和神态，至今仍如昨日事。从此，我每次去看他，他总催我快写出本子来，他好再演。我劝他不必着急，把话说好了再考虑，他勃然变色说：“我可以演一个不说话或少说话的人嘛！”明星甘愿演配角，反正只要能继续为党工作就成！
陈戈生性好动，四、五十岁的人常常仍象孩子一样，打康乐棋、下象棋、围棋，什么都爱好，干什么又都认真。我常见他和他儿子下围棋为了一颗子争得面红耳赤，完全忘了他是一个父亲。丁克同志细心地护理他，他却常常失之大意，有时还从窗口钻出去给花浇水、施肥。他热爱这个世界，热爱生活，他要充分享受一个人应当享受到的一切。有一阵，他居然上班了，不过开会时他只能坐在一角听别人发言。剧团排戏，他比导演演员们还积极，总是准时到场，想尽一切办法表达出他的建议和意见。做为一位编、导、演全才，当然他是能在各方面发挥他的能量的。只可惜，他的体力、精力都不能从心了。由于劳累，由于未能及时积极治疗，他又倒下了。这一倒便是难熬的几年。可是，陈戈为了活下去，他吃他喝，他在床上也要不停地动；看不了报纸，他听广播、看电视……他关心着现实生活，关心着祖国的四化建设，他就是忘了关心他自己。就是在这种状态下，由丁克同志搀扶着参加了全国第四次文代会，还受到邓颖超同志的亲切接见和慰问。他兴奋难眠，他看到了大有希望的光明前景。当然最使他高兴的事，是万恶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被押上历史审判台，陈戈出了那么长的一口气啊！简直就象火车鸣笛一样。亲人们知道，他心中除了渴望康复、向往工作之外再无别的能牵动他的事了……可是万万没有料到，旧病未去新病又添，终于因肺炎最后又进了医院，未过一周，刚跨进1981年的门槛便悄然而去，永远永远再也不回来了。陈戈临去时所想的是什么呢？丁克同志从他那目光、手势翻译给我们的是：银幕、舞台、纸笔和生活，他多么舍不得啊，因为那曾是他最热爱最熟悉的用武之地！
春雨滴滴〔水彩画〕（图片）
春雨滴滴〔水彩画〕 宫来祥
太阳神——岳阳见闻
白航
下雨了
一片黑伞
遮着天光
霎时间千万朵牡丹
开遍大街小巷
人们的脚步
踏着泥浆
假日里何处寻觅
欢乐的时光
突然
一群活蹦乱跳的孩子
在伞下你追我藏
他们清脆的笑声
如波浪，冲击着
霉雨织成的堤防
哦，我看到
他们幼小的心灵
人人装有一轮
火焰腾腾的太阳
为了明天
晨光短笛
朱卫平
市职工业余学校放学的铃声响了，学员们从各自的教室走出来，涌向街道。
我走在最前面，只身穿街过巷。深秋的夜晚，微风多么清凉，月色多么明净，四围多么宁静啊！可是我的整个身心仍沉浸在一种炽烈的气氛中。
我是“英语起点班”的学员。在我报名的时候，心情是惶惑不安的——一个二十大几的成年人了，还要从头开始学习英语，岂不惹人耻笑！但是，当我怀揣学员证，第一次跨进灯火通明的教室时，我的惶惑不安之感却被一扫而空了。
周围是一张张陌生而又热情洋溢的脸庞，有年轻光洁的，有被时间刻下丝丝皱纹的，个别的则已披着满头华发了！在老师的指点下，大家全都带着认真专注的神情，一齐朗读着Ａ、Ｂ、Ｃ ……
是的，这些都是小学生或中学生应该学的东西；可有什么办法呢？十年“革命”，一场浩劫，耽误了整整一代人啊！可是，这一代人没有在长吁短叹中虚度年华。他们崛起于灰烬中，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的使命。为了祖国的四化大业，为了民族的灿烂明天，他们忘掉了工作的疲劳，抛弃了短暂的休息时间，来到这里。不！远远不止一代人，是两代人，三代人走到一起来，在知识的百花园里贪婪地、忘我地吮吸着玉露琼浆……
出了小巷，便是条笔直的大马路。我一面走，一面继续着自己的思绪。蓦地，一阵软绵绵的歌声和放浪的笑声随风飘来，我下意识抬起头，只见迎面走来几个奇装异服的青年男女。许是酒精起了作用吧，他们走起路来步履踉跄，东歪西倒。畸形发展的历史造成了一些应运而生的畸形儿，这不足为怪；可是，当历史重新回到正轨，我们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年轻人啊，应该好好想一想。
突然，身后响起了一阵爽朗的笑声和雄壮的歌声。回头看去，一群人从巷口涌出。那是我的同学，是我们的队伍，浩浩荡荡的队伍。他们在宽阔的马路上散开，兴冲冲地大步朝前走着。
我走过去和他们并肩前进，心里感到说不出的快慰和满足。
啊，幼芽在滋长！力量在凝聚！此时此刻，广袤天地之间，万物似乎都怀着一个信念——为了明天！
《茶馆》在西欧
连载
（连载）〔西德〕乌韦·克劳特
一耳听台词，一耳听翻译
也许读者会感到奇怪，话剧演出时是用的汉语，外国观众怎么能听得懂呢？最初我们决定只在每一幕开幕前作点介绍，再发给每个观众一张印有简缩了的剧本的节目单就够了。但是，还必须有通过耳机的同声翻译。因为我熟悉这个剧，看了不下二十遍，于是决定让我承担这一任务。吴世良原来是演员，现在是曹禺的助手，曾在外宾观看演出时担任过翻译。她建议我不要逐字逐句的翻译台词，应加一些必要的解释。一天晚上电视台转播《茶馆》时，我就坐在房间里练习自己给自己翻译。《茶馆》剧组在启程前六天进行了最后一次排练，这也是我的最后一次排练。
当然，肩负如此重大的责任使我感到有点紧张，因为我明白观众欢不欢迎这个剧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我解说和翻译的质量。我的声音是沟通中国演员和外国观众的必不可少的渠道。每次演出开始前，按照舞台监督李绪文发出的信号，漂亮的女演员尚丽娟和我（不怎么漂亮）总要走到幕前，由她向观众表示问候，然后由我介绍剧情内容和作者老舍以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情况。讲完之后，我还要给观众示范如何使用耳机，建议他们一只耳朵听我的翻译，另一只耳朵听汉语对白，这样就能更清楚地理解人物的对话。大多数观众都照这样做了。事后，有的观众告诉我们，使他们颇为惊讶的是汉语并不是完全听不懂的，而是能够辨别的词句。他们喜欢模仿蓝天野在第三幕中述说他的工厂被国民党政府拆除了时那样大声喊叫：“拆了！拆了！”每当我作完介绍后都要急急忙忙跑回设在观众席后面靠近灯光厢的翻译室，途中要穿过长长的、曲折的走廊和一道道门，还要爬楼梯或乘电梯。我常常担心会迷路，因为每个剧院的布局都不同。但是，谢天谢地，这种事情一次也没发生过。透过窗户，我可以看到舞台。陪同我们巡回演出的两个西德技术员在舞台附近安了两个麦克风，因此，我能通过耳机听到台上的对话。在每一幕前做完介绍后，我就开始进行同声传译，我面前的桌上摆着德文版的剧本和我自己写的评论。老舍的女儿舒雨是一位德语教师。她这次也陪《茶馆》剧组出访，担任德语翻译。每场演出时她都坐在我身旁，在必要时帮帮我的忙。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