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月15日 · 第5版

王琢

国力制约建设规模的理论和方法，是在国民经济部门比例基本平衡的条件下组织全局的综合平衡，用农业的发展速度制约工业的发展速度，用财政、信贷、外汇的统一平衡制约国民收入分配总价值量的平衡，用商品物资供应总量制约社会购买力提高的程度，实现商品物资供需平衡。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新课题。

1957年，陈云同志提出的国力制约建设规模的理论和方法，为我们从计划工作方面探索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奥秘，寻求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途径，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

国民经济平衡理论包括部门平衡和综合平衡。我国30年的计划调节的经验表明：综合平衡是全局的平衡，是保持国民经济比例协调的基本条件。如果破坏了全局的综合平衡，必然导致国民经济部门比例的严重失调。陈云同志概括的建设规模同国力平衡理论，是在国民经济部门比例基本平衡的条件下，组织全局的综合平衡理论，也就是在合理的生产结构条件下（即以农轻重为代表的国民经济部门比例关系的协调平衡），组织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协调平衡的理论，其中最主要的是组织生产同消费

（包括生产性的消费）平衡的理论。这种全局的综合平衡，不仅要求年度的平衡，还要预测今后几年的持续平衡，实行滚动式的5年或1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重要的是，陈云同志概括建设同国力平衡理论的同时，还提出了制约国力同建设平衡的方法。这种制约方法，包括战略性的制约方法和战役性的制约方法。

所谓战略性的制约方法，就是农业的发展速度制约工业的发展速度。在我国，农业的发展，制约着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制约着外汇收入的增长速度，制约着国家财力的增长速度，制约着包括轻工业和重工业在内的整个工业人口和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

所谓战役性的制约方法，就是以分配和流通环节的平衡，制约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的协调平衡，主要是制约生产同消费（包括生产性的消费）的平衡。也就是以分配环节的国民收入的生产同分配的平衡和流通环节的商品物资的供应同需求的平衡，来制约生产同消费的平衡，达到建设同国力的平衡。

在国民收入再分配环节上制约建设同国力（财力）的平衡的主要方法，是组织国家财政的预算收支和银行的信贷收支以及外汇收支的统一平衡，制约国民收入分配总价值量的平衡。

全国的工业、交通企业和基建单位、农业中的国营农场和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是收支自求平衡的。也就是说，这些单位没有货币发行权，不能在本单位内部财务收支上打赤字。当然，这些单位也会发生收不抵支的亏损现象。但是，这种亏损最后都集中到各级财政收支中去。所以，从这些单位来说，不能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出现赤字问题。但是，这些单位要同国家银行发生借贷关系，出现债权和债务的差额，即有的单位负债，向银行贷了款；有的单位资金有余，在银行里有存款。各个单位存款和贷款汇总起来，通常不是存贷平衡，而是贷大于存。为什么会贷大于存呢？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银行承担了供应国营企业流动资金的任务，企业超过了国家规定的定额流动资金外所需要的流动资金要向银行贷款。当银行自有资金不能满足这部分资金需要的时候，就要由财政拨付。国家银行有了国家拨付的信贷基金（包括留给它的利息收入），才能保持信贷收支平衡。基于银行贷大于存的差额超过银行自有资金时要由财政拨款补充，因此，组织银行的信贷收支平衡是国家预算不出赤字的一个重要条件。

另一方面，国民收入的生产同分配之间是否平衡，决定于国家财政的预算收支计划执行情况。国家预算收支计划执行结果，通常的情况不是结余就是赤字。收支平衡，略有结余，是正常的、必要的。但是，如果国家预算执行结果，出现了赤字，那就表明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环节上，出现了不平衡现象，表明当年分配使用的国民收入总量大于当年可以分配使用的国民收入总量，出现了一个差额。这个差额是空的，没有物资保证，只能靠发行货币，所以，巨额预算赤字必然造成物价上涨。为了保证国民收入分配总价值量的平衡和商品物资供需总量的平衡，必须坚持国家财政的预算收支平衡，同时在安排好信贷资金的需要量的基础上，组织好预算收支和信贷收支的统一平衡。

在商品物资流通环节上制约建设同国力（物力）平衡的主要方法，是以商品物资供应总量制约社会购买力提高的程度，在这个基础上组织商品物资供需平衡。

我国现行商品流通体制，有两种商品和两种流通渠道。一种是生活资料商品，它的流通渠道是市场；一种是生产资料商品，人们习惯称它为物资，以示同生活资料商品有所区别。生产资料商品的主要流通渠道是计划调拨，一小部分直接进入市场。制约生活资料商品供需平衡和制约生产资料商品供需平衡，有两种不同的方法。

怎样从总量上制约生活资料商品的供需平衡？陈云同志提出的制约方法，就是以商品供应总量制约社会购买力提高的程度，而不是先让社会购买力提得很高，然后再去组织商品的供需平衡。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人民生活应当逐步有所提高。这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决定的，是政治稳定的需要，也是调动群众积极性的需要。但是，就某一个年度来说，人民生活有无条件提高，以及提高多少，决定于当年可以供应市场的消费品多少，以及消费品的吃、穿、用结构的状况。

我国目前社会购买力每年的增加额，主要是由两个主要部分构成的，即职工工资总额的增加和农村产品提价而形成的社会购买力的增加。这是两个大头，每年要控制其增长速度。至于农业丰收增加了农副产品出售量而增加的社会购买力，这并不可怕。因为，农副产品增产了，就为轻纺工业提供大量原料，经过加工过程，可以提供大量消费品供应市场。所以，我们不用控制那种因增加收购农副产品而增加的社会购买力。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要控制社会购买力的提高呢？社会购买力的提高，不是意味着消费品工业的市场容量扩大吗？市场容量扩大不是对发展轻纺工业有利吗？现在不是讲市场调节吗？让市场调节轻纺工业的生产，促进轻纺工业的加快发展，岂不是一件大好事吗？如果控制社会购买力的提高，不会反过来束缚轻纺工业的发展吗？

他们不了解，根据我国的情况，消费品能不能增产，以及能够增产多少，并不决定于社会购买力提高多少，而主要决定于消费品生产的原材料供应状况。消费品工业的增产要受原材料来源的限制。消费品工业原材料来源，主要是农副产品、重工业中的一部分产品和从国外进口一部分材料。在现有条件下，这三个方面的来源都有一定的限度。

怎样从总量上制约生产资料商品的供需平衡呢？形成对生产资料商品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最主要的部分是基本建设投资。生产资料商品供需失平主要是基本建设投资增加过猛造成的。因此，制约生产资料商品供需平衡的方法，就是以生产资料商品供应总量制约基本建设投资总额。每年安排多少基本建设投资，当然要考虑国家财力状况，财政上能拿出多少资金用于基本建设投资。但是，光有资金来源还不行，必须考虑到物资来源。有了资金没有相应的物资，是不能安排那笔基本建设投资的。

以生产资料商品供应总量制约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可以使物资供需在总量上大体平衡。但是，从具体的品种来讲，有些紧缺的商品仍会供应不足，这就容易发生物资互相挤用的情况。多数情况是基本建设单位挤占了生产企业的原材料，挤占了市场供应的商品。为了解决生产企业和市场供应方面不挤不让的问题，在物资供应上要有制约的方法。这个制约方法就是在物资供应上规定一个次序：首先保证满足生产生活必需品的部门的必不可少的需要；其次保证供应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的需要；在保证供应以上两方面的需要之后，剩余多少再用于供应基本建设单位。供应基本建设单位的原材料和设备，要优先供应主要的方面，有余力再供应次要的方面。

陈云同志总结的国力制约建设的理论和方法，是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社会再生产规律为依据，以生产的甲、乙两大部类结构基本合理为条件，利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关系，组织分配环节和流通环节的内部平衡，以制约生产同消费之间的平衡，保持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避免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新课题。

许刚

调整国民经济要退够。退够才能站稳脚跟，继续前进。退够从根本上说来，就是把我们的思想、政策、计划、措施调整到符合中国的国情国力。退，不能理解为一切都退。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要退够，重工业中的长线产品、轻工业中盲目发展的部分要退。但总的说来，农业要上，轻工业要上。

调整国民经济，有一个退够的问题。怎样理解退够？为什么要退够？概括说来，只有退够，才能站稳脚跟，继续前进。

六十年代我们对国民经济进行过一次大调整。那次调整就提出过退够。在调整过程中，停缓建了一大批工程项目，缩小了建设规模，关停了一大批工业企业，特别是那些消耗高、效率低的小型企业，一些重要的比例关系基本上回复到大体相当于“一五”的水平，重新出现了比较平衡、比较协调的局面，经济效果有了较大的提高，重工业下降了37．2％，轻工业增长了27．8％，农业增长了42．2％。市场商品供应充足，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城乡处处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全国普遍享受到了调整的硕果。

“大跃进”的历史教训和第一次调整的经验极为宝贵。可惜那次没有很好地从思想上弄清问题，以致急于求成的思想很快又冒了出来。从1970年起，积累率一直保持在30％以上，基建战线越拉越长，除大搞三线建设外，还大量发展小钢铁、小化肥、小农机等五小企业。1976年比1965年工业企业增加了14万个。能源和原材料都有很大缺口，不少企业开工不足。重工业比重由1965年的50．3％上升到1976年的59．6％。管理制度遭到破坏，管理水平降低，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经济效果大大下降。许多产品、许多企业的质量、消耗、成本、利润率等指标都比1965年或1957年差得多，大量不适销对路的产品积压在仓库里。十年动乱期间浪费损失惊人。

粉碎“四人帮”以后，三中全会以前的两年中，急于求成的思想没有转变，继续保持了高积累、高指标。1978年积累率高达36．6％，还从国外大量引进设备，基建摊子铺得更大，工业生产战线也拉得更长。1978年底工业企业单位数达到了34．8万个，比1976年又增加了5．4万个，重工业的比重竟然上升到61．7％。比例失调的状况更加剧了。

针对这一情况，三中全会以后，提出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在这两年中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尤其是农村，形势极为喜人，但是应该说，工业方面却没有抓紧调整。因此，主要矛盾没有解决，还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集中表现在连续两年出现巨额财政赤字（根子主要是十多年来的高积累、高投资）。这种情况充分说明现在非狠抓调整不可。否则，就不能站稳脚跟，继续前进。国民经济各部分的关系，无论是宏观方面，或者是微观方面，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既相互促进对方不断地发展，也相互制约着对方只能在一定程度、一定限度的范围内发展。超出了这个范围，就会破坏协调，破坏平衡，使发展滞缓、停止，甚至倒退。当前，国民经济中一部分发展过快过多，超越了客观的需要和可能，挤了另一部分，形成了比例严重失调。在宏观经济方面，积累率过高，生产性积累过多，挤了消费；重工业发展过快过多，挤了轻工业、农业的发展；加工工业发展过快过多，与能源和原料的发展不相适应，等等。在微观经济方面，钢铁冶炼能力大于矿石采掘能力，采煤快于掘进（剥离），等等。这些比例关系的失调，都必须加以调整，才能恢复协调，恢复平衡，使国民经济持续不断地向前发展。

目前不讲经济核算，无视经济效果，浪费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现象十分严重。从宏观经济看，基建战线和工业战线长，本身就是社会劳动的极大浪费。现在一方面有相当一部分固定资产经常处于闲置状态，设备开工不足，生产能力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另一方面又不顾能源和其他各种原材料能否平衡，客观是否需要，继续盲目建厂、重复建厂。从微观经济来看，许多建设项目和工业企业，管理松散，制度不全，质量无检验，用料无定额，不讲成本，品种又不对路，造成产品大量积压，大部分企业的利润率还远远低于历史最好水平。这就需要在基建方面，大大压缩投资，停缓建一大批建设项目，集中人力、物力，加快继续施工项目的建设，降低消耗，提高施工质量，提高投资效果。在工业方面，关停一大批企业，使继续开工的企业，真正做到任务饱满，能源和原材料供应正常，从而能进一步加强经营管理，挖掘潜力，尽可能多地增产节约和增加利润。

什么叫退够？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做到一切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什么是中国的实际情况呢？最主要的是，有近十亿人口，其中八亿多是农民。这么多人要吃要穿要用要住要学习要劳动，不首先把近十亿人口的生活安排好，就不容易安定团结，更谈不上建设。

这几年，国家为改善人民生活办了许多事，如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调整职工工资，实行奖励制度，城市还修建了不少住宅。但是，我们国家还很穷，要使十亿人口的生活，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改善，还必须经过全国人民共同艰苦的努力。这就决定了积累率不能提高，重工业太重的经济结构应该改变。这是调整的重要内容。

要把国民经济调整好，有些部分必须要退，退要退够。当前的主要问题是积累率过高，基建战线过长；企业单位增加过快，重工业过多，加工工业过多；财政支出大。只有把过高、过长、过多的往下压缩，压缩个够，才能把比例关系调整得比较协调，使国民经济站稳脚跟。退够，在目前条件下，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方针。

退够不能理解为一切都退。积累率过高，基建战线过长，这必须退，要退够。但消费不能退，不能降低人民消费水平。整个工业战线要缩短，必须关停并转一批工厂。重工业要退，轻工业中盲目发展起来的、生产重复的工厂也应关停一部分。但总的来讲，轻工业生产要上，工业的总生产水平要保持一定的速度，农业生产要上。重工业产品中也有长线与短线之分。长线的，应该压产或停产。短线的，应该努力增产。不能认为要退就什么都退。该退的退，也是为了提供条件使该上的能上。该上而不努力上，这是对调整的方针、对退的方针的误解。该上的产品，应首先依靠原有企业加强专业化协作，改进管理，提高劳动效率，降低单耗来增产。如果原有企业生产能力的发挥确已达饱和程度，仍然不能满足市场需要的，也应首先通过组织其他行业生产任务不足的企业转产来解决。目前需要上的产品，基本上不需要靠基建，靠新增生产能力来增产。当然，原油、水电等能源产品不能用转产办法解决。解决能源不足的问题，近几年内完全可以通过节约来实现。现在能源的浪费非常严重，而节约能源最有效的途径在于关停能源消耗过高的、技术落后的中小型企业。同时也要逐步改变分散供能（由每个企业自行供能）为集中供能（如由热电站统一供能），以及改进经营管理，降低能源消耗水平。

消耗高、质量差、货不对路和客观上暂时需要量不大的产品退下来，腾出一部分能源和原材料用于消耗低、质量好、适销对路、客观上需要量较大的产品的增产，这正是社会劳动的巨大节约，使有限的能源和原材料可以更加合理地利用，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同时，使那些调低了生产任务的部门和企业更能集中精力把产品质量和品种规格促上去。特别是把国内短缺的品种促上去，填补空白，减少进口。这样，虽然一部分产品的数量减少了，但减少的正是多余的无用的东西；而有用的短缺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更高的产品却会增加上去，因而总的生产水平和利润不仅不会下降，反而会有较多的增长。所有产品还有个高、中、低档的结构问题。这个结构的不同，对经济效果也有不小的影响。低档产品适当地退一些，促进高、中档的比重上升，也是提高经济效果的一个重要途径。

退，还有利于提高劳动力的素质。现在与六十年代初期不同，农业、轻工业和能源的生产都比六十年代初期好得多，国家的经济实力也比那时强得多，对关停企业的处理办法可以有所不同。现在可以采取把关停企业改办成职工文化技术学校的办法。这样可以使广大职工努力学习，学出一身本领。实际上这是一笔智力投资，它必将在四化建设中结出丰硕的美果。

一、市区商业网点已超过1965年水平

1965年，市区共有商业网点2，532个，人员33，280人，营业额24，932万元。1979年底共有网点4，257个，人员42，067人，营业额64，533万元。与1965年相比，网点数增加68．13％，每千人有网点由2．53个上升到3．55个；商业人员增加26．4％，每千人有商业人员由33人上升到35人；营业额增长158％，每个商业人员年销售额由7，492元上升到15，341元。

二、采取的措施

（1）统一规划。在新建居民区，城建部门在规划时把商业网点规划进去，修建房屋时即修建网点。

（2）拆点还点。目前羊市街、人民南路、金花街、后子门等地，采取这种办法，基本把原点维持下来，有的街道还有所增加。

（3）大力发展集体商业，适当发展个体商户。1978年以来，市区内发展了大批集体企业，仅饮食行业就新增集体网点171个，1，924人。百货行业新增网点119个，其中60％以上是集体企业。新发展了一千多个体户。城区还开放了30个农副产品交易市场。

（4）依靠有关单位办店。如工厂、学校、科研等单位，凡是缺少商业网点的地方，由他们提供房屋，自办代售、代营店，也可以由商业部门去设点。

（5）恢复老点。原有的老商业网点，被改为办公室或商业物资库房的，尽可能调整出来恢复营业。如西玉龙街的郭汤园分店、青年路的彩云理发厅、红照壁街的春兰茶社以及梨花街的猪肉店、红星路口的副食品商店等，都已陆续恢复营业。

（6）增设简易网点。城市建设临街两边，遗留下来不少边角空地，在不影响城市规划、不妨碍市容卫生的前提下，增设售货亭。不少商业服务企业，采取“一店多摊”、“一店多点”的办法，摆摊设点。

三、当前商业网点中存在的问题

布局不合理。网点设置必须统一规划，近年来虽然注意了这个问题，但因投资渠道、管理部门不同，新增设的网点，有的地区过于集中，有的地区仍然不足。行业之间发展不平衡。饮食、糖果糕点、烟酒及日用百货行业发展快，修理服务行业发展慢，远不适应需要。日用五金交电网点不足，水产全市只有两个网点。猪杂五十年代四十多个网点，现在没有。豆制品五十年代五十多家，多是后厂前店，现在不到十个加工坊。

（成都市一商局、二商局）

出版消息

我国著名史学家郑天挺教授著《探微集》一书，已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本书收集了作者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七八年的著作、以清史论文为主兼及其他方面的文史论著共四十余篇，主要有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中国古代史籍的分类等论文多种。

郑天挺经半个多世纪的史学研究，对满族的兴起、满族入关前的社会性质、清代制度的变迁和汉满民族文化的调溶等都提出了独特的看法。郑天挺是我国研究清史的老专家。早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就主张建州女真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大家庭的成员，应当民族平等，不能歧视。

《探微集》对于清史的研究与教学，是有参考价值的。（刘光胜）

出版消息

邵传烈著《孙中山》，最近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书中论述了他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思想；肯定了他在推翻封建专制皇帝、建立民主共和国中的丰功伟绩；高度赞扬了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革命思想。（闻言）

出版消息

为了适应中国近现代史的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的需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就馆藏中具有一定史料价值的档案，编辑成一套《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1911—1949年）。这一套历史档案资料，篇幅巨大，涉及面广，估计有三千多万字，绝大多数是第一次发表，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第一辑《辛亥革命》已于1979年出版。第二辑《南京临时政府》，约35万字，共选档案资料439件，其中法规29件，孙中山先生签署的命令52件，文电33件。全书分政治、军事、财经金融、文化教育等四部分，详细介绍了南京临时政府的产生、南北和议以及孙中山先生辞去大总统职务、南京临时政府宣告结束的经过；介绍了南京临时政府的政治纲领及军事、外交、财政金融、文化教育方面的具体实施政策和各项规定。《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舒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