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页目录（8 篇）
杂感二则
鲁言
一
有人说，“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个提法“不科学”，因为据说“世界上任何人都或多或少地要谋求自我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说，谋求自我利益是‘利他’的一个前提”云云。这可就把问题说透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那么，“大公无私”一类的词儿，难道也该报废吗？
可是，这种说法是否就那么“科学”了呢？我不敢说。我只是不明白，白求恩同志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牺牲在抗日的战场上，“前提”是为了“利己”吗？董存瑞舍身炸碉堡，黄继光肉体堵枪眼，还有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连自己的生命都牺牲了，谋求的又是什么样的“自我利益”呢？难道还能说他们是为了死后留个好名声吗？果如是，那可实在是对烈士的莫大污辱！
二
又有人说，“坏事变好事”的提法，是“类似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思维术”，是“唯心的思维术”。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事物都有它的质的规定性，好事就是好事，坏事就是坏事；如果事情的结局已经成了坏事，那还怎么能变为好事呢？因此，这个命题应该重新审查一下了。
我想，这样的理论如果能够成立，那就不止是“坏事变好事”这个命题应该“重新审查”，就连什么叫辩证法，什么叫形而上学，恐怕也得重新下定义了。难道不承认矛盾着的事物（包括坏事和好事），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向对立面转化，就叫做“唯物的思维术”吗？群众中既有这样那样的看法，很需要哲学家们出来回答这类问题。
我们的联想
文化生活
钟望阳 陈伯吹 何公超 贺宜 包 蕾 任大星 任大霖 鲁兵
我们读了叶圣陶、谢冰心等八位作家合写的文章《孩子们到哪儿去看戏？》（刊去年12月1日《人民日报》副刊），怎么也压抑不住心头的激动。八位同志充满深情的呼吁，使我们感动，也使我们焦虑。我们也忍不住要来说几句心里话。
谁能想到，在我们十亿人民热爱和向往的首都，竟没有一个为儿童演出的剧场。过去，让孩子们坐在岌岌可危的旧建筑物内看戏，现在把它封闭了，封得对！可是二十年前的“现代化儿童剧场”，至今仍停留在沙盘上，孩子们到哪儿去看戏？我们尽管有那么多富有才华又热情横溢的儿童艺术工作者，然而没有舞台，让他们怎么为儿童服务？叶圣陶、谢冰心等同志大声疾呼“让我们每个人都能为实现这个不大的目标献出自己一份微弱的力量。”我们虽然不在首都，但也要在这里大声响应：我们也愿意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有什么需要，有什么打算，请别忘了我们这些远在黄浦江边的儿童文学作者！
联想到上海的情况，虽然早就建立了儿童剧场，但是多年来，为儿童演出的时间少，为成人演出的时间多，“儿童剧场”名不副实的情况始终存在。剧场里的座位、设备虽然都是专为儿童考虑的，但是坐在这些座位上的，都是爷爷、奶奶和叔叔、阿姨们庞大的身躯。
再从儿童剧联想到儿童影片。孩子们多么盼望在银幕上见到“同辈人”的形象啊！但是，儿童故事片一直被视为可有可无。特别是近几年，儿童故事片这个重要的门类，几乎被人们忘记了。美术电影的主要对象是儿童，遗憾的是，电影发行部门对美术电影很不重视，没有儿童电影专场，因而孩子们很少看到。
从电影又联想到电视。自从电视这个强有力的宣传教育工具出现和推广以来，给我们的儿童教育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用不着作广泛的调查统计，只要到每个家庭走一下，便不难发现少年儿童是电视观众中数量最大、热情最高的观众。可是我们的电视工作者至今对这支浩大的小观众队伍还是关心不够的，这两年，摄制了这么多的电视片，其中又有几部是为孩子们制作的？……
今天不是“六一”儿童节，我们却哓哓不休地又谈论这些有关儿童精神食粮的事，似乎有点不合时宜。可是，我们认为必须打破那种只有“六一”才能议论儿童文学、儿童戏剧、儿童电影，一过“六一”马上束之高阁的“习惯”，让有关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真正从思想上重视起来，才能实实在在地解决一些问题。
是的，从实际情况看，只要领导重视，事情就好办得多。前些年，孩子无书可读，闹了“书荒”，后来，从中央到各地，领导一重视，1978年在庐山开了专业会议，1980年又在北京举行全国少儿文艺评奖，各方面都行动起来，现在，儿童读物的出版已初步呈现繁荣局面，仅大中型儿童文学刊物就有十几种，是我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我们坚信，只要大家重视起来，切切实实地行动起来，儿童戏剧、电影、电视，很快也会出现繁荣局面。
童年是美好的，但也是短促的。一个人童年时代所得到的印象，往往是终身难忘的。因而给孩子们以丰富多样的精神营养，是关系到多出人才、早出人才的一件大事，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强大的后备军的一件大事，真有远见，就要看到未来。象鲁迅这样伟大的文学家，也终身难忘童年时代和小伙伴们月夜驾舟欣赏“社戏”的情景，那仙境般的水上舞台，那幽默风趣的剧情，那飘渺悠扬的横笛声……永远镂刻在这位文学巨人的心中，增添了他对乡土的眷恋，对人民的热爱。而今天，在将近一个世纪以后的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难道忍心让孩子们在幼小心灵中留下一片空白？
希望——有感于北京正义路一号
刘滨
是戏剧性的安排，
还是必然的“巧遇”？
真理，终于在这儿主持正义。
历史，搀扶着
扬眉吐气的共和国，
走过了冬季；
在正义大街与真理相逢，
悲愤与欢欣
却化作无声的饮泣……
被告席上，
押进来了——
阴险、残忍、诬陷、阿谀！
耻辱柱下，
钉上去了——
贪婪、疯狂、虚伪、卑鄙！
看被告席上
十张死灰一般的脸吧：
我的祖国十年漫长的记忆。
终于，历史庄严地捧起了起诉
书——
捧起我的祖国
十年血泪浸泡的大地。
让过去和未来都来旁听：
当专制和愚昧通奸，
怎样把灾难孕育；
而当正义从封建桎梏中解脱，
真理便会告诉人民：
只有你，才能推动历史！
病人只好住旅馆
闻者足戒
洁冰
医生：你该出院了！上午就办手续。
病人：不行啊！医生，我昨天刚住院，病还没有好呀！
医生：你今天出院明天还可以进嘛！现在不比过去——住院难，现在搞人次赛，……
病人：这……今天出明天入，不给你们添麻烦了吗？我家离这几十里……，能不能再商量商量？
医生：不行：没商量的！你出不出院关系到病房周转率问题，周转率又牵扯到……
病人：啊！我明白了。原来这关系到奖金的事，出就出吧！看来今晚只好住旅店了。
都怨老天爷
闻者足戒
柳志清
乌云翻滚，雷声大作，大雨将要来临。车间主任忙搬梯子，上到工房，将门窗关好。下梯时，脚没蹬稳，不慎摔了下来，顿时鲜血直流。人们闻声赶到，急忙救起，都为车间主任舍己为公的行为而感动。
这时，几个青年看着地上留下的血迹，一个说：这下完了，这月的奖金给摔没了。另一个说：“这个月数我出的工多，白干了。”第三个直埋怨：“咱们主任太那个了，干嘛非赶在月底出事！真是……”
一位老工人听到这里，说道：“怨谁？都怨老天爷，不通人情，不晓事理！”
新居〔木刻〕
新居〔木刻〕 傅勇
《茶馆》在西欧
（连载） 〔西德〕乌韦·克劳特
观众高兴地发现了相似之处
对大多数欧洲人来说，中国是个比月球还要遥远的地方。因而很少人能花钱访问中国，到这里亲眼看看。实际上，除了一些专家或中国的朋友，普通老百姓对中国的情况知道得很少。由于中国近几年政策上的变化，外国人才对中国的现状和问题有了较多的了解。因此，演员们身负重责，要以老舍的《茶馆》突破隔绝的障碍，促进外界对中国的了解。在出访的准备阶段，大家最不放心的是：外国观众能否理解剧情和人物所反映的思想？当然，我们知道，作为来自中国的话剧，肯定会吸引各阶层的观众。但是，演出效果会不会只流于对异国情调的好奇——也许观众只欣赏舞台上动人的姿态、动作和美丽的服装、布景；能否使观众超出这种范围而领略到其中更深的寓意？如果这次巡回演出的效果仅仅停留在前一种水平，那么就谈不上成功。现代话剧要求观众理解更多的东西，他们必须被舞台上发生的事件所感动。
《茶馆》是很道地的中国话剧，但却反映了人类共同的东西。演出过程中，观众发自内心的欢笑和经久不息的掌声充分证明，他们高兴地看到了他们的生活经历同剧中人的相似之处。弗赖堡一家报纸的标题《中国近在咫尺》简练地表明了这一点。一些戏剧批评家甚至评论说：尽管舞台上是一群中国人，但是，并不象许多西方人想象的那样，人物都是千人一面。而恰恰相反，观众发现剧中的人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实际上很逗人喜爱。④
《外国列女传》中的《斯多传》
书林一叶
枕书
早年在我国最受欢迎的美国小说，当然是斯陀（即“斯土活”）夫人的《黑奴吁天录》。这书，当年在美国也很有号召力。据说，南北战争结束后，一次，林肯总统举行招待会，斯陀夫人应邀出席，总统一看见斯陀夫人，立刻伸出手来对她说：您就是写那本引起这次大战的小说的小妇人么？
当林纾这个译本风靡全国时，我国读者的注意力，都集中于这书本身，关于原书作者的生平，似乎很少专门的介绍。
我国史乘中，有专收妇女传记的《列女传》。《黑奴吁天录》出版于1901年，1904年（光绪三十年），金陵（南京）“江楚编译官书总局”用当时尚属新鲜的石印法，出版了一部《外国列女传》。全书共八卷，卷前题陈寿彭译、薛绍徽编，内容是约两百名外国妇女的传记，体例一如《列女传》。这书卷四《文苑列传》共收67人，其中有篇《斯多传》（“斯多”下注明其国籍为“美”），摘录如下：
“斯多，名‘婢栖’，专门师婢栖女。1812年6月15日，生于‘坚尼的洽’（即康涅的克，原注：‘美国一部’）。15岁，应其姐加他邻聘，充‘夏得和’（即哈特福特）女学堂教习，1836年，归专门师斯多，得其陶铸，文彩乃昭，刊故事一卷，曰《五月花》。足资少年人学堂课本也，于是斯多之文名，著于新英兰全部矣。1851年，刊《国疆界说》于华盛顿，又著一说部《叔父舱房》（即《黑奴吁天录》的英文原名《汤姆叔叔的小屋》）1852年刊于‘博斯唐’（即波士顿）。人心大悦，翻本四次，售至40万部，英国亦翻印50万部，欧亚各埠，又各以其语译之，至有演于梨园、加以注解者。1853年之欧洲，又刊《叔父舱房解钥说》，品望于是益隆……”
这里的“斯多”，显然是斯陀无疑，这篇传记虽不长（全文共约四百余字），对《黑奴吁天录》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受欢迎，作了颇为生动而具体的描绘。
《外国列女传》中的《斯多传》，很可能是最早的斯陀夫人的中文传记，是我国文学、翻译以及中美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很有价值的史料。